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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17 17:33
“拿着北上广的薪资,过着成都的生活”,是一场梦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半熟财经 (ID:Banshu-Caijing),作者:王雨娟、王莘莘,编辑:余乐,原文标题:《互联网人“卷”成都》,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我来成都的时候,想要的可不是这种生活。”陈徐言刚坐下,气还没喘匀,就先抛出了这句话。


两年前,为了彻底逃离北京的种种不如意,陈徐言决心在成都“过上最好的生活”——在市中心买套130平起步的新房子、找份不用加班的工作、空了就扎进茶馆、“摆摆龙门阵(四川方言、指聊天)”。


两年后,她的大部分愿望都落空了:满意的房子超出预算,几个“次优选项”还没摇中号,她只好一直租房住。


“巴适”的生活更是别想了。我在成都一家创业咖啡馆见到陈徐言时,她因跟投资人谈判而迟到了半个多小时。采访匆匆结束后,她又端着半杯咖啡快步赶回公司加班。


过去十年间,成都展现出对人才的强大吸引力。自2017年实施“人才新政”以来,平均每天约500人落户成都。从2019年起,在新一线城市中,成都人口增量仅次于杭州。去年成都更成为全国最热门迁入地,人口一年净增20万以上。


2020年落户数据显示,除了就近吸纳中西部城市青年,成都对一线城市青年的吸引力逐年增强。在落户来源地中,北京、上海、广东到蓉青年人数分别从2017年第17位、第28位、第6位上升到2020年第6位、第18位和第4位。


这座工于营销的城市,将自己打造成安逸、幸福与文艺的代名词,精准击中了在北上广过着“996”生活的打工人。在“海内外to成都”社群,70%-80%成员来自互联网与金融行业。加班严重、在一线买不起房、无法定居和对生活质量不满意是他们移居成都的主要原因。


作为西南地区的中心,成都确有其优势。除了落户政策与房价友好,成都还承接了互联网的中尾部产业。互联网大厂纷纷在成都设立分部和子公司,多数是人力密集型业务,制造出很大的人才缺口——不仅有庞大的数量,高层次用人需求亦随之涌现。


“本土人才是填不上的”,悟空教育人力资源总监张顺告诉我们。这家海外在线教育公司在成都与北京均设有工区,部分岗位在成都能收到的简历却只有北京的1/5,“履历水平与北上广存在较大差距”,其创始人王玮认为。


然而,迁徙人群到成都的第一课却是如陈徐言一样的落差。“遍地都是小公司,单休是常态,甚至五险一金都不一定有。”一位迁徙人说道。老成都式的生活也很难过上,“除非你不干互联网和金融。”


一、降低期待


很多案例表明,“拿着北上广的薪资,过着成都的生活”在现阶段实现的机会很小。


在众多迁移路径中,先找好工作,再在公司内部调到成都,是最平滑的过渡。这比跨公司、跨行业转到成都都要要容易许多,但薪资很难保持北上广的水平。


一位平调回成都分公司的男士,接受了几乎腰斩的薪资,而且业务量反而加重了——分公司人手更少,项目周期又不能缩短。团队对北京调来的他寄予厚望,结果假期也全用来干工作。他形容那种感觉像“拼命转动的陀螺,精疲力尽又不敢倒下。”


大部分优质岗位是一线大型企业的成都分部,具体岗位上“科技行业以研发、客服类岗位为主,产品、设计类较少。金融行业,则是前台销售、市场类岗位居多。投研分析等岗位基本在总部或一线。” “海内外to成都”社群群主杨夏分析道。


这意味着,在公司内部转岗回成都,能选的岗位有限。张顺告诉我们,互联网公司不会将业务增长型平台放在中部,放在成都的岗位属性“一定是不一样的”——例如中台职能型、支撑型的岗位,或是研发类型里工作环境偏稳定的。从北京迁到成都的梁少其直言:“需要的硬核技术没那么多,很多业务得靠人工堆砌起来。”


即使进入一线大型企业在成都的分部和子公司,工资也很难达到在一线的水准。几位工作2、3年的成都程序员告诉我们,他们的月薪均在8000元-9000元,只有北上同岗位薪资的不到75%。


成都本土企业实力较弱,也开不出太高的工资。根据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国大部分上榜企业位于北上广深。直到2021年,新希望控股集团才以316亿美元的营收位列榜单第390位,成为四川首家本土世界500强企业。


郭容意刚加入成都本土一家创业公司时,在北京、上海常见的学历仿佛变得很厉害,“身边的同事听说是985本硕,会有小声惊讶。”因此涨薪速度会比别人快一点。但是她很快发现,现有岗位难度不大,能积累的项目经验很少。


“一开始就在成都工作,跳去大厂很困难。”她面试的几个大厂岗位,最多只到第二轮。对方看岗位与项目是匹配的,仔细问问就发现实际做的事“是一线大厂几年前的玩法”。


杨念念从上海搬到成都的两年间,一直在几家小创业公司间横跳。她形容成都许多创业者是“土老板”。由于本土投资机构不多,老板拿自己的钱注资,说话分量自然很重。工作“比较看老板个人的喜好”,一言堂的现象并不少见。


她明显感到,职业天花板踮踮脚就能够到。公司人员不多,又极重人情,几个核心的高管职位由老板的亲信把控,职级大上1级-2级的领导已经工作了近10年。上升变得遥不可期,真正想做些事还得拉人另起炉灶。


除了工作,住在哪是最影响打工人幸福感的因素。在买房问题上,字节跳动产品经理亦安也经历了好几轮调低期待的过程。在北京买一个五六十年房龄的老房子,还能凑合,“但回成都,三十年的房都受不了。”


几个月里,他跟着中介看了各种各样的小区,有的太老,有的小区环境差,有的楼层又太高。边看二手边开始参与成都的新房摇号,目标从最想买的核心区域,一直往边缘区调整。


最终,他在天府新区的次核心区买下一套130平方米新房。房子总价260多万,家里给了一半支持,80万首付也就凑齐了。亦安也看过北京的楼盘,同样的总价顶多买套40多平的小房子,光首付就得150万。


遗憾的是,房子距离成都市中心还有一小时左右的地铁,带来的可能是新的糟心。《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显示,成都的通勤距离仅次于北京,排名全国第二。逃离一小时起步的北京通勤,来到成都可能也难以满意。


二、两个成都


“新成都人”不但拿不到北上广的工资,也很难过上老成都人的生活。


从成都内部来看,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哪个区工作。


自小在成都长大的互联网创业者Kevin认为。典型的老成都人靠拆迁和做买卖发财起家,只求一份稳定、不忙的工作,剩下的时间全用来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只在二环里有。”


成都市老城区风貌


迁徙成都的人,基本上在高新区定居。这里不像成都,更像是北上广的复刻版。


“成都分为两座城,高新区和其他区。”在软件园见到成都市移动互联网协会秘书长张正刚的时候,他脱口便是这句话。


成都市高新区于20世纪90年代建立,自2000年获国务院批准在高新区设立四川成都出口加工区起,大型全球高科技企业纷至沓来。2006年又获批成为全国首批“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试点。


高新区的发展与互联网产业的进程密切相关。根据张正刚提供的《2020年成都市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至2020年,成都市规模以上互联网相关企业已有518家,其中35家营收超10亿元。在这块资本本不活跃的土壤,10年前全年投融资事件仅43起。而在2020年,投融资事件发生了113起,主要为天使轮与A轮。2022年仅第一季度,投融资事件就发生了90起,位列全国第8。


成都市高质量科创企业分布,图源:成都市移动互联网协会


在多位采访对象的口中,我听到类似的表述——高新区像是北上广深在成都的一块飞地。张顺出地铁站看到高新区的第一眼,觉得和北京望京没有区别。“成都的高新区其实就是一个深圳”,Kevin说。


仅看一家公司开在二环,还是高新区,即可判断员工的工作时间是传统的“855”还是互联网行业的“996”。在互联网做非技术岗的姚先生新公司在二环,他很少加班,而他在高新区互联网公司供职的朋友,晚上12点下班已经成了习惯。“晚上往高新区那边走,地铁坐到最后两站,就像是在北京天通苑一样,都是刚刚下班的人。”上述平调回成都分公司的男士,正是在高新区办公。


与遍地茶馆、棋牌室和KTV的老城区不同,高新区只有众多钢筋水泥浇筑的大厦。这里遍布着咖啡店、便利店、快餐店,许多餐饮店口味经过改良,变得没那么油和辣,也更适合外带,适应外地打工人需求。晚上9点后仍能见到灯火通明的办公楼,楼下成群结队的网约车在等待乘客。


我在高新区一家咖啡馆坐了一整个下午,那天是工作日,店里几乎坐满。相邻几桌客人分别在谈论新经济模式、Web3和虚拟货币创业,其中两位男士就互联网是否已经是夕阳行业发生了争执。


会计师北川初到成都时,在老城区的东门大桥附近住了三年多。“成都的爷们过日子,走路一步三甩手”,喝素毛峰、掏耳朵的老成都人挤满鹤鸣茶馆。只要不踏足高新区,依然能保持安逸。他的住所楼下就是各种美食店,火锅、串串、钵钵鸡、冒菜、兔头、烧烤应有尽有,价格也不贵,大部分几十块就能吃到。


下班及周末,他经常探访地道的本地美食,望平街、牛王庙、玉双路,逐个找下去。天气好的时候,约上三五好友去公园或者河边喝喝坝坝茶、晒晒太阳。后来,他拿到一个高新区的工作机会,就过上了“跟上海没什么区别”的生活,人也宅了起来。


成都市玉林街


城市变迁的痕迹在高新区亦可看见。去银泰采访时,出租车将我放在一条狭长、曲折的街道。路边随意停放着车辆,两侧均是个体商户,看不到熟知的消费品牌。一家门脸灰扑扑的盲人按摩店,按一小时人均仅60元。一家麻辣串串店的女老板,操着浓重的川音,先是拉着我的胳膊迎进店,后来为了要我多消费,多次从身边走过时念叨着:“拿太少了,浪费底料。”四川人的热情与市井气息扑面而来。


一走到狭路尽头,我碰到的人便以英文名互称,行动举止充满职业气息——讲求效率与规则。他们的文化墙上,写着“坦诚清晰”与“始终创业”。在高新区工作,你多半是他们中的一员。


三、把成都卷起来


北上广人的迁徙潮带动了成都的改变。


我在老城区一家面馆嗦碗杂面的一个多小时里,见到两位中途掏出电脑办公的男士,神色紧张地盯着屏幕。店老板见证了内卷的侵袭:近两三年,越来越多年轻顾客满口都是他听不懂的新潮词汇。


市井气与现代商业的冲突早期很明显。2012年前后,张正刚听到很多企业家抱怨:“成都人不加班,比较散漫。”一些知名的风投机构在考察结束后,还会要求创业者把公司总部迁到北京。总部不迁出成都,对方就拒绝投资的情况时有发生。


为了抵御风险,许多公司设立双总部,将研发或产品总部放在成都,将市场总部放在北上广。


许多人在来成都前,已在北上广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原本的那套工作效率和管理模式已内化于心。迁徙潮发生10年后,成都人的市民文化与职业习惯,逐步向北上广靠拢。张正刚在招聘时“感觉到非常不一样”,职业素养在简历阶段就能看出。


如今,加密货币新贵KuCoin的总部即设在成都。今年5月,这家公司从Jump Crypto牵头的投资者那里筹集了1.5亿美元后,其估值达到100亿美元。“成都也有征服美国人的公司了!”一位科技圈人士惊叹道。


内卷风气也在此地兴盛。“太多人涌入成都了”,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严以宽直言。同样受“安逸”吸引来到成都后,他赶上的却是同事“往死里”加班——许多人还保持着华为的工作习惯。部门收到的简历都是985、211毕业,海外留学归来的应聘者也不少见。“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我根本进不来。”


回流的人才数量迅速增长,成都本土能提供的高端岗位依然有限。一旦有好的工作机会空出,清北毕业、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就会一拥而上。“但这个岗位可能在一线城市只能算一个中等的岗位。”杨夏说。


去年,腾讯在成都注册了一家人工智能客服分公司,用数字机器人技术做客户服务。张正刚直言,“这是我以前没想到的”。以前这类分公司只会注册在本部。依托庞大的客服基础,成都也得以生长出一些新的业态。


在他看来,随着互联网C端用户见顶,由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已成必然。成都的服务业基础能为互联网B端业务提供充足的服务场景。而且,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数字经济,成都有完整的产业链条来承接互联网B端业务。


在张顺看来,2018、2019年,互联网已经开始初见颓势,只是头部公司比中尾部公司受到的冲击小,并不是业绩没有受影响,而是有充足的资本维持发展。那两年,互联网公司的版图仍在外扩,成都成为其布局中的一环,由此获得快速发展。


年轻人去北上广深做互联网,原本是为了追逐梦想,“当他慢慢发现这个行业没有之前那么欣欣向荣,他就会更想要去找一个地方安定下来。”


互联网中部以上公司还有发展潜力的时候,尾部公司在一线已经被淘汰了。2021年,互联网高速发展的红利期结束后,张顺认为成都对部分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已经发生变化——对比高速发展时期,有一定下降。“尤其是高新区。”


张正刚则认为,产业迁移仍非根本,核心是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成都对人才的吸引力还将持续。


“疫情是影响近三年、以及未来5年-10年的最大因素,波及范围极广。”创业的成本在提高,越来越多年轻人宁愿寻找一份安稳的工作,过自己的小日子。北上广留不住,家乡小城市回不去,“彰显了成都的独特价值。”


四、工作与生活皆可期许


“我更想把成都描绘成一种对年轻人来讲,有未来、可期许的城市——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是。”王玮说。


过去10多年,张顺追求的是敲钟、1号位,每次换工作,业务营收要越来越大。30多岁在咨询公司是拼了命地干,33岁就做到了集团副总裁,“我就一直想往上走。”妻子跟随他工作的变动搬来搬去。 


一系列化学反应发生了,他经历了教培业地震。双减政策出台后,他的线下业务再无上市可能,投资人“赔得底裤都掉了。”他不再去热钱公司,“我好像开了个窍,想稳一点。”儿子的出生是催化剂,他的重心开始向家庭倾斜。


决定离开一线城市时,张顺选中了成都,“找个她娘俩喜欢的城市”。他把房子租在二环内,让妻子和儿子过上老成都式的生活,自己在高新区上班。


梁少其是少有的没有经历落差的迁徙人。她来到成都是为了支持公司新基地的搭建,新业务受到集团的重视,工作节奏反而在北京更快。她全身心扑上去,晚上三四点下班不算稀奇,甚至通宵也有过。


无意中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北京时,她常常担心和别人差距特别大,焦虑得周末都在学习。由于行业变动,她不得不从公司离职,最初的那两个月,她焦虑更深,“有太长的空窗期影响职业发展怎么办?”


没多久,她就遇到了男友,并在半年后完婚。结婚生子在北京时看来这样“恐怖”的事,到成都居然毫无抗拒地接受了。


梁少其想做的教育或互联网类岗位,在成都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并不难找到。一家头部教育科技公司已经发出过邀约,希望聘请她做项目负责人。


这次,她没有急着复工,而是打算边筹备婚礼,边思考下一步的职业方向,想清楚再做决定。工作还要做30年,“休息几个月也没什么大不了。”心态从容了许多。


目前,成都地铁总里程已超500公里,加上市域快轨和有轨电车,位列全国第三,打破了多年以来上海、北京、广州维持前三的格局。通勤效率提升了数倍,打工人们有更多机会住在离老城区更近的地方,品尝烟火气。


今年三月份,姚先生刚下飞机就直奔火锅店,狠狠感受了一次四川的辣味火锅。听着火锅店中飘来的四川话,他感觉这就是自己想要的“市井气”。成都连日的阴雨,姚先生感到了久违的轻松。下班后,他会约着两三好友一起去大排档喝酒撸串。“北京没有生活,下班后就只想睡觉”。


下午三点,川西茶廊一座难求,老成都人习惯在此喝盖碗茶、摆龙门阵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成都人可以有车有房有户口,不再是客人,真正融入这个城市。开车出成都两三百公里,即可抵达青藏高原,感受藏区风景。或者直接站到龙泉山,或某栋高楼的楼顶,也可能拍到贡嘎雪山。都市生活与自然风光,相隔并不遥远。


在一次次调低预期后,不少迁徙族们得到的幸福感,依然比北上广深要强。


(应受访者要求,除张正刚、王玮、张顺、杨夏、Kevin外,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半熟财经 (ID:Banshu-Caijing),作者:王雨娟、王莘莘,编辑:余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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