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生于1975年 （豆瓣网友）

1968年，我在牛津大学求学。记得当时我参加了一个名为"牛津革命社会主义学生会"的组织，一个现在看来饱含滑稽模仿意味的名字，而当时却觉得那样单纯朴实。当我完成学业时，我想把在经济学上的所学用于非洲。非洲新成立的国家百废待兴，几乎没有哪个非洲人受过我刚刚完成的那种教育。当时许多牛津学子的家人都有过非洲的经历，比如父亲曾是殖民地的行政官员之类，当然这并不包括我--我父亲只是约克郡的一名屠户。但在那些殖民社会关系当中，必然有一些对我产生影响。我一个朋友的父亲一直担任一个名为尼亚萨兰（Nyasaland）的小国的总督，因此我阅读了不少有关它的书。而我所读到的种种令我决心到那里去。这个后来更名为马拉维的国家，是非洲大陆上最贫困的国家。改变国家的名字容易，改变国家的境况却绝非易事：35年后，马拉维依然如当年一样一贫如洗。我想，再过35年它也不会有所改观，除非……本书就是讨论这个"除非"的。 

在过去的35年间，马拉维没有改变，而我在某种意义上也没有改变。作为一名牛津大学的教授，我仍在致力于与非洲相关的工作。在这35年中，我曾做过哈佛大学的教授，担任过世界银行研究部门的主管，加强了对最贫困国家的关注。实际上，我在世界银行的首次任务，就是和斯蒂格利茨一起奔赴埃塞俄比亚。因为我刚刚成婚，那次旅行便成了我的蜜月之旅，只不过是由斯蒂格利茨代替了我的妻子而已。幸运的是，我的妻子对此十分理解--不知是巧合还是心有灵犀，大学毕业之后她也在马拉维工作。

本书要探讨当今世界许许多多像马拉维和埃塞俄比亚一样正处于全球经济体系最底层的少数发展中国家。一些国家，就像马拉维，始终处于最底层。而另一些，包括塞拉利昂，曾经只比印度或中国贫困一些。现在处于最底层的国家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它们是最贫困的，更在于它们在发展上的失败。它们跟不上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步调；它们犹如浮萍般在风雨中飘摇。由于一度贫困的印度和中国以及其他类似的国家迎头赶上、奋勇向前，全球贫困化的图景便出现了波荡，掩饰住了这些最底层国家的分化趋势。当然，因为一些国家做得相对好些，另一些便必然相对差些。但处于最底层的国家的衰败，却并非是相对的，实际上常常是绝对的。在这些国家当中，有许多国家不仅是在日益落后，而是在日益崩溃。

最近几年，我一直致力于研究内战。我想弄清楚为何收入微薄的非洲战乱不断、战争频仍。渐渐地，我总结出了"战乱陷阱"的概念。它揭示了某种经济状况如何将一个国家引向内战，以及一旦战乱爆发，暴力循环又如何演变成一种难以逃脱的陷阱。我意识到战乱陷阱可以解释那些国家为什么至今还处在世界经济最底层，但它并不能说明全部。马拉维在其过往的整个独立历史当中一直免于战乱，也仍然未见发展。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以及在我著书生涯的不同阶段所见到过的，既不同于马拉维、又彼此各不相同的许多国家，也是如此。我也不认为贫困本身是一个陷阱。这些经济发展上的失败是在有违于全球经济发展成功的大背景（贫困是大多数人都设法去消除的）的情况下出现的。自1980年以来，历史上首次开始出现世界贫困化，这并不仅仅是非洲的问题。其他地方也同样有经济发展上的失败，如海地、老挝、缅甸等国家和中亚国家，中亚国家中的阿富汗尤为令人瞩目。对于发展失败一刀切式的解释，并不适用于这样的多元性。

有关发展失败的单一因素论是如此常见，以至于当今学术界都倾向于对此进行专门研究：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就是炮制一些高深而又无法广泛应用的东西。与他们不同的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写过一些有关农村发展、劳动力市场、整体经济震荡、投资和战乱的书。有段时间我还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工作，他实在是个兴趣广泛的人，并且有一种对任何事都能侃侃而谈一番的天赋。视野宽泛自有其益处，最终我发现了可以解释那些国家之所以处于最底层的四种不同的陷阱。这些国家囊括了大约10亿人口，如果对此袖手旁观，那么，这一群体便会在此后大约20年逐渐与世界经济中的其他群体相脱离，沦落到一个与世隔绝的悲惨世界之中。

这些国家的问题与我们在过去40年中称之为"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除去占据地球人口仅1/6的最发达国家以外的所有国家）的问题大不相同。我们一直将涵盖世界人口5/6（50亿人）的国家都定义成发展中国家，但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那些发展失败的国家所面临的棘手问题，并不见于那些正在走向成功的国家。实际上，我们完成的只是全球发展中较容易的那一部分；想要完成余下的部分如今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可我们还是必须完成全球发展，因为对于一个祥和安逸的世界而言，存在一个有着10亿穷困潦倒人民的隔离地带，将是越来越不能容忍的。

不幸的是，这不仅仅是把我们的钱捐给这些国家的问题。如果真是这样，反倒相对容易了，因为这些国家为数并不多。由于一些重要的特殊情况，援助在这些环境当中并没有起到多大成效，至少在过去一直如此。改变必须主要源自最底层社会的内部；我们不能从外部强加给它们什么。在所有这些社会中，在期待改变的勇敢的人们和与之相对的根深蒂固的利益之间，总是存在着种种斗争。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充其量只是旁观者。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来助改革者们一臂之力。但若是这样做，我们就需要利用那些一直以来都被用做他图的工具（例如军事干预、国际性标准的设定和贸易政策）。控制这些工具的机构对最底层10亿人的问题既没有认识，也没有兴趣。所以他们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了解，而政府也必须学会如何协调使用这一系列涉及面广泛的政策。

这些观念跨越了政治分野，开阔了视野。左派会发现之前所贬斥的方法，比如军事干预、贸易以及对增长进行鼓励，对于达到其长期翘首企盼的目标来说，是关键的手段。右派则会发现，最底层的10亿人这一问题不会像全球减贫那样将随着全球的经济增长迎刃而解，他们会发现若是现在忽视了最底层10亿人的问题，等到了我们子孙时代，它就会变成危及世界安全的可怕梦魇。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确实必须解决它。但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树立一致的目标。

为树立一致的目标，就要改变观念，不仅仅是在发展机构之内改变观念，更要在广大选民当中改变观念，他们的观点将会使一切可能成为现实。没有了见多识广的选民，政治家就会继续将最底层的10亿人的问题当作余兴插曲，而绝不会去倡导真正的变革。本书就是一种改变观念想法的尝试；为了便于阅读，我在写作中没有使用脚注和其他常用的、严格的专业学术规范。我试图写一些你能够乐于阅读的东西，但绝不会让你判定我所说的不过是些无足轻重的废话。本书以大量发表在专业期刊上、并通过了匿名评审的专业论文为支撑，我在本书的末尾列出了其中的一些文献。

研究往往像是一种探险。你从一个听起来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入手：有多少援助流入到军事开销当中？或者，有多少非洲的财富流失到非洲大陆之外？你将如何解答那些问题呢？是去问问每一支第三世界的军队从何处获得军饷？还是去敲开瑞士银行的门，让他们报一下非洲的账目？有一个能获得答案的与众不同的办法，那就是统计。这种方法的立足点不同于粗浅的影像，后者提供给我们的往往是我们对世界自以为是的了解。以起义为例，在其学生时代曾往墙上贴海报的一代人心中，普遍都会想到的影像往往便是切•格瓦拉（Che Guevara），海报替我们进行了思考。我们对于最贫困国家问题的认识也饱含着种种这样的影像：不仅仅有高尚的起义者，还有饥饿的儿童、冷酷无情的交易、老奸巨猾的政客。你由此成了这些影像的俘虏，而因为你成了俘虏，我们的政治家便也成了俘虏，因为他们所做的正是你想要的。所以，在本书中，我将要引领你超越这些影像，有时候我还要打碎它们，而我用以打碎它们的，正是统计上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