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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04 16:52

“网红脸”的小店,我不想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一日曲,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近年来在社交平台上搜索“成都”,除了春熙路、太古里、宽窄巷子这些大热旅游地,不乏这样的推荐——“去玉林来一场Citywalk吧”。


成都玉林街区的“烟火气”被广为称道,其“小街区、密路网”的结构使得这里成了体验地道的成都生活的首选。麻辣烫、剪发铺、中医馆……细而密的小路两边铺满了林林总总的老小店,与新兴的咖啡店、酒屋构成了新旧交融的生活图景。


我与王亥的初次会面,就约在玉洁巷。见面时,这位戴着绿色圆框眼镜的“50后”艺术家正吃着小饼,与快递小哥闲聊。有人骑着单车来收电费,他一边利索地掏出现金交付,一边熟稔地与过路人打招呼。他似乎已与街区融为一体。


王亥是地道的成都人。他的身份有很多,如职业艺术家、建筑设计师,他也曾是在玉林组织并参与公共生活的年轻人之一。


王亥。(图/受访者提供)


1978年,王亥移居香港,正式开启了30多年的“港漂”生涯。在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他第一次见识、体验到一个超级现代化城市的繁荣与国际化,他的事业同样在那里风生水起。他不仅通过画画赚得第一桶金,还当过电台主持人、开过私人餐馆、登上过《时代周刊》,是第一批在香港把“作者餐馆”概念带起来的人之一。


但在王亥的心中,自己仍是个成都的“街娃儿”,街头文化对他有着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吸引力。在重返成都后,王亥不仅亲历了这座城市的30年变迁,也见证了玉林片区的发展。他深度参与了成都城区和社区的改造,着手了崇德里、成都三联韬奋书店等空间设计,也把自己与友人合作运营的四家小店安在玉林。


其中,一间街头办公室作为重要支点,其余的三家小店分别为米店、书店与咖啡艺术空间,作为王亥个人观念对外传播的展示空间。四个铺面临街对望,与邻近的快递驿站、按摩馆、居民楼共同构成一个神奇的丰富空间。


如今的王亥,正以城乡策划设计主持的身份参与不同城市的更新项目。谈起成都的文创社区改造,他是欣慰的,可聊起过去,他仍感到恻然。老建筑拆迁以后,城市里立起新的高楼大厦。当时的王亥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异乡人”。


30年后,成都被称为“文化地标”,年轻人在这里体验“蓉漂”,城市在文化的碰撞中展现着包容、多元与生机勃勃。从重建城市记忆到改造社区,这十几年里,王亥都经历了什么?当他回望成都的街区和人,视角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以下为王亥的自述。


城市被推得太快了


我是个“街娃儿”。在成都话中,“街娃儿”和“街铺”是一对子,“街娃儿”通常指的是在临街店铺出生(当时的临街店铺有居住和商业用途)、在街头长大的孩子,街娃儿和生活在大院里的孩子分别属于两个社会阶层。


过去的成都街头,除了一户接一户的铺子,就是围墙院子,这两种形态构成成都的商业和住宅之别。街铺的人家都做生意,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禁止城市平民个体经商,很多铺面才关上。但它也是个铺面,只是人家不卖东西,纯粹是个居住的地方。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那个年代还没有所谓的“马路”。成都第一条宽阔的大马路,是上世纪60年代后修建的人民南路。此前,街上的路大多是石子路,车非常少,小孩会在街上玩“滚铁环”。水泥、柏油这些“高级货”都是后来才铺上去的。


我童年的最大乐趣,就是蹲守在离家50步路的糖果铺前。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糖需要用糖票兑换,每个人的每月份额大概只有半斤糖。糖票换白糖、红糖都可以,要换糖果来吃也得从里面扣。我经常会向“孃孃”(年纪大的女性)讨糖,如果她愿意给,吃糖就不用票。


王亥走在成都玉林社区的街头,似乎已与街区融为一体。(图/受访者提供)


在我离开成都前,成都大概只有200万人。可想而知,当时的城市单位是很小的,人口密集地生活在一个区域。人们吃饭、漱口、洗面都在外边,天气合适的时候,大家都会上街聊天,这种生活形成了成都特殊的邻里关系。


除此以外,人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体系,叫“社”。“社”不是指社区,而是一种信仰体系,人们拜各种小庙宇,信仰使得他们成了一个共同体。老成都在我的印象中就像台北,像杭州的老区,它没有那么国际化,但充满了人情味。我对成都的记忆凝固在这里。后来去了香港,才进入了一个所谓的“超级城市”。


我觉得城市进展得太“快”了,上世纪90年代初在保护文化意识方面是缺失的。


听过类似的说法,任何一块有用的石头都不会被放过。特别是城市的拆迁,它完全就是国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运作。现在买房子的人少起来了,这是高增长后的去增长,房子终于回到它本身的居住概念,人们不再对它的资产属性大规模“朝拜”。


从国家资本到私人资本,满足于“挣快钱”是不正常的。我觉得街区巷里就是过去的城市主体,它们只是在城市化竞争中被边缘化了。


宽窄巷子是成都的第一次旧区改造,它由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三条小巷组成。改造这片旧建筑时,他们想建一个停车场,需要在地下挖一层空间,因此几乎把所有的房子推掉了,只保留很小的局部。


我曾经去过很多国家和城市,看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虽然一些城市变成了超级国家化、现代化的城市,但是历史荡然无存。这是很令人悲哀的。


我很想把童年记忆保留下来。有一次,我和波兰的一群建筑师做分享。我问他们,经历过激烈的二战,华沙还剩下多少旧建筑,他们说有30%。华沙是二战中最为激烈的争夺地之一,但经历了那么大的战争,它保留下来的历史记忆,依然比成都的要多。


我们没有经历过硝烟,但是巨大的资本推动着城市,使得城市突然“炸”开了。我是成都市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也是“应保尽保派”。我经常争辩,希望保留历史建筑。不留任何痕迹的城市,就好像是个新造的城市。


如何改?


其实我怀念的那个城市,它本质上已经逝去了,但只要留下记忆的痕迹,哪怕城市肌理变了,我也觉得挺好的。


经手旧改项目时,工具理性总会提醒我,“这个改不出来”“要花很多钱,也很耗时”;但是价值理性又会告诉我,“要把它留下来”。两者交战时,我永远会站在价值理性这边,我总觉得应该给以后留下一些东西。


我在香港生活了很久,在国外也生活了很长时间。我是个“应保尽保派”,我知道“保护”指的是“保护现状”,但有一种说法美其名曰“修旧如旧”,那是一个很荒唐的词,“如旧”是指哪个“旧”?


比如一个清代的房子,如果把这个房子的历史都抹掉了,哪怕回到清代,这也一定是个假房子,所以我坚决反对“修旧如旧”。所谓的改造,它无法逆向,所以西方所有的改造都是针对现状,即此时此刻让它“停”下来,只要它不会再毁败、腐蚀,即使是残垣断壁也不能去补。


改造崇德里时,我遵从的理念就是把旧房的功能和审美彻底分开。一个房子从民居到商业空间的转变,需要一个功能上的改变,即从前是给工人住的地方,现在要把里面转换成一个酒店,使其具有商业功能。


功能变了,但在外观上,它依然是过去的民居。在设计崇德里时,我就刻意保留了整栋建筑的外观以及那两根特别重要的柱体,把院子里的房间间隔墙都拆走。审美是属于记忆、历史、文化的功能,是建筑本身固有的属性,如果在旧改时只把目光聚焦在两根柱子上,那就犯了审美的错误。


拆掉墙壁后,人站在里面互相张望,会形成一种特别有趣的互动。老建筑的存在,和人是一种彼此观照、对话的关系。我经常说“给过去以未来”,不是让过去吃掉未来,也不是让未来吞没过去,而是在未来和过去之间,造就一个全新的空间。


我对老建筑的旧改主张,从来都不是“往里面全部摆放红木家具”。所有房子改出来,包括视觉上传达的东西,都是一种当代的反差,是存在于新和旧、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张力。当别人来到这个空间,他们是能感受到这种张力的。


王亥经营的三联思想库。(图/受访者提供)


很多人在谈公共空间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空间不属于任何人,它是一种诞生于个体和个体之间的间隙,一种“in between”的中间状态。汉娜·阿伦特曾把公共生活比喻为一张“平等的圆桌子”,它的功能就是将各自独立的个体联系起来。当人们围桌而坐,彼此交谈,公共空间就诞生于彼此之间;如果桌子被搬走,公共性就消失了。


我觉得过去这个城市的失误就是没有了过去,但是现在,我感觉整个城市的速度开始放缓,特别是经过疫情、大运会后,成都慢慢开始做一些社区营造了,政府也开始关注历史文化的保护,整个城市开始转型。


小店实验:反市场,才能争取市场


我在玉林合作开了四家店,但第一次真正独立经营一家店,是30年前在香港开设的“作者餐馆”。在香港,我主要从事两个职业,一个是职业艺术家,一个是文化人或媒体人。


我以前从没想过开餐馆,直到1997年碰上金融风暴。经济一低迷,艺术市场首先萎缩。我忽然发现没人找我画画了,那不如就开个店吧。开店是偶然,但如今回望,那确实是我人生很重要的阶段,与我后来改造旧城、经营商业都有很大关系。


我把这家店称为“作者餐馆”,因为我在这里输出的是作者性。别人无法和我的餐馆竞争,是因为我这个人是别人复制不了的。


开了十几年店,我悟出了很重要的经验:反市场,才能争取市场。作者餐馆是开在街边的临街小店,它的存在就是很反市场的行为:第一,我不想开;第二,我不靠它挣钱。但一旦开了,我就会很认真。


那时候改良的粤式四川菜很多,但我遵循的就是川菜最重要的麻辣味觉记忆。有一次,一位老外误以为辣椒是枣子,吞下去了,辣得不行。我说“不能吐,这就像初恋,你得把它吞了”。吞了以后,他也觉得这很美好。


餐馆入口很隐秘,门口很小,甚至没有挂招牌。许多人和我吐苦水说位置难找,我说“难找就对了,这样你才不会轻易忘记”。当时的中环是老外的天下,我从不给他们刀叉吃饭,顾客全部持筷子。店里的规则完全按中国的方式,也完全按川菜的方式走。我坚持了这些规则十几年,这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


有人说我在“教人吃饭”,但其实这就像一场行为艺术、一种教化,在某一个具象化的场景中重塑属于地方的文化价值。当时我想,我一定要把川菜文化传出去,让所有人接受川菜,然后去体验味觉里面的另外一套东西。


后来,我没有因为画画登上《时代周刊》,却因为开餐馆被报道了,主题是“super waiter”。现在回望,作者餐馆算是我最初的社区实验了。整个餐馆只有36个餐位,做了十几年才接待了几万人,它维系了一个非常亲切的、微缩的社区关系。我们会交流,同时在这里建立了互相尊重和认同。


英文中有个词“community”,它可以翻译成社群、社区,其实我更看重这个词里面包含了“共同体”的意思。人们有某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状态,才能走到一起。


人的内容是最重要的。社区、街巷、小店都是空间,它们是城市生长的一部分。“生长”不是指我们建了一条公路、一栋高楼、一片商业街区,而是人在生长。空间装下了人,人为空间注入新的内生动力。


成都有包容性,也具有很强的生长性。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干脆开个小店,因为自雇佣最简单。开店比打工挣的钱更少,但幸福感会更强。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必须迎接小店经济,小店经济是我们10年的未来。


我觉得在街头,自然生长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我绝不去界定一个社区的形态。我觉得玉林西路就是一种“界定”,当时政府需要在玉林西路打造一个文化街区,以此来和玉林东路进行“竞争”。规划是一种具有很强目的性的东西,它的存在已经预设了“我们要干嘛”。


玉林东路整条街被细致规划,统一招牌、统一人行道,把所有的东西都规范化,结果就是租金涨了、成本增加了,小店很难生存下去。政府可以把关,但我希望我们不要过分规划化。


关于“自然生长”,我觉得有几个关键词。第一,它是一个社会实践,必须具有社会性;第二,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就像我选择在这边开工作室是因为隔壁是面店,而我每天都要吃面,这都是因人际关系而聚集在一起。


香港社区和内地社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没有太多政治规划的关系,而是产生于人与人之间互利互惠的过程。香港政府是一个小城市政府,不可能包办所有事,换而言之,他们也不需要宣传。


历史学家王笛在《街头文化》里曾提到,过去的城市由三个概念组成——公共空间、下层民众、地方政治。只有这三个概念才能构成一个城市的基底和丰富度,所以地方政治很重要。


在1949年之前,地方基本上是乡绅主持自治,有钱的人就是乡绅、士绅,他们是社会上的名流,也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构成了某些地方自治的组织者和发起者。香港社区很像从前的成都,它是一个公共机构,具有非常强的公共性。


我很反对街道变成清一色的样子。一个好的社区应该是多元的,能为不同群体提供生活需求。玉洁巷有中老年人,也有很多新来成都的年轻人,他们都需要一个公共服务生态。我从不介意玉洁巷里有按摩馆、中医馆的存在,它们构成了生活的多样性。


王亥的街头办公室。(图/受访者提供)


“分离”和“联系”这两个概念很重要。我在玉洁巷街头开了家街头办公室“亥点”,它可以把我的工作状态完全开放给每个路过的人观看。当我敞开大门,我随时可以走上街头与路边的人接触;当我关上门,我又是独立的。


我是那种非常需要跨入公共空间去感受生活的人。我喜欢与人群擦肩而过的感觉,就算喝酒,我也一定要到街上喝。拒绝网络的生活增强了我的具身性,让我以亲历者而非上帝的视角去观察、感受、丈量一个社区的街头生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一日曲,原标题:《给社区多一点野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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