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那一年，我在监狱当医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蓝字计划（ID：NPO2020），原标题《我在监狱当医生的日子》，作者：大道无言，插画：一盐，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19岁那一年，我因为伙同大两岁的浪哥撬保险柜，被一纸判决书送进了监狱。

在那里，父亲转托几层关系，把我塞进了监医学班，我得以免去重体力劳改，也由此知道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当时，和我同时进去的，还有两个老乡：一个叫杨明，父母是城里有名的医生，但他的罪名很奇葩——盗窃牛羊；另一个叫李珲，他一直不肯说自己是怎么进来的，但我多少猜到一些。毕竟他的名声在我们县很响，大家都说他是个厉害人物，打架敢动刀子的那种。

我虽然犯了罪，但骨子里是个胆小的人，倒是这两个狱友的故事，透露出了监狱这个高墙电网合围下的特殊环境，暗流汹涌的一面。

你永远不能轻易相信这里面的任何一个人，直到最后一刻，也很难猜到故事的结局究竟如何。

一

我第一次见到狱医，是从看守所转去监狱的第一天。 

草绿色的大门在我面前缓缓打开，轰鸣惊动了门里的人，一个个穿着洗得发白短袖囚服的光头朝我们投来打量的目光，那眼神里无形的寒意让人浑身泛起鸡皮疙瘩。

按照规矩，新来的需要先去体检，患有重大疾病或传染病的会被退回看守所。

医院在监狱的最里面，门楣上面红漆写成的医院两个字斑驳不堪，漆皮像是一块块结痂，四面翘起。

我和杨明、李珲一齐走了进去。杨明看起来很瘦弱，个子不太高，头发有点自来卷儿，但我在看守所见过他的胸肌，很结实。

李珲也不高，但身材敦实，单手能做二十个俯卧撑和三十个引体向上，除了脸，身上都是纹身，胸前是一尊闭眼关公，背后是一条绝地苍狼。在看守所时，他已然是一条好汉，地位在所有的号子里没人敢动摇。

我是三人里最小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不太懂得如何管教孩子，所以我初中毕业后一直在社会上流浪。后来遇到了比我大两岁的浪哥，他去偷保险柜的时候，我就给他放风。被抓之后，他因为刑期超过十年被送去省城，而我则留在了市监狱里。

我暗地里希望自己能够被检查出某种足以保外就医的疾病，但结果显示，我和李珲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轮到杨明时，他却忽然绊了一下，跌倒在地上，头正好磕到桌子腿，血立马像泉水一样往外冒。杨国抬手捂住伤口，鲜血却仍然从指缝中渗了出来，他浑身哆嗦着说：我之前有过脑血栓，腿脚不灵便。

杨明有病？我和李珲对视了一眼，在看守所的时候没听说过啊。

我们的眉眼官司还没打完，负责押送我们过来的人已经跳了起来，指着杨明的鼻子骂道，你小子别装，你这种情况我们见多了，不就是想逃避劳改吗？你这招不好使。

后来我们才得知，看守所每往监狱押解一个犯人，就能根据岁数以及劳动力和刑期长短，得到监狱500至10000的伙食补贴。

果然最后，医院根本就没理杨明的说辞，直接用一把消炎粉简单粗暴地摁在了伤口上。

二

新入监的犯人，首先得去入监队学习一些基本的行为条例，之后才会分配到各个监区。

如果把半军事化管理的监狱当成部队，那么入监队的定位就是新兵连。新兵每天的日常任务是操练，而我们则是劳改。

有段时间，网上流行一个段子，说年纪大了就去监狱养老。但事实上，我们刚进去没多久，就明白一个道理——监狱不养闲人，我们必须给狱内创造经济价值。

那时，监狱不知道从哪里搞到几吨南瓜子，拿到入监队，要求我们把瓜子仁取出来。于是几十个光头男犯人像绣花一样，拿一把指宽的竹板开始剥南瓜子。

一开始，每人每天的任务是两斤，听起来不多，但实际上从一领到瓜子就得开始一刻不停地忙活，这样才能赶在晚上睡觉前交工。完不成任务的人会受到小组长严厉的惩罚。

在监狱里，大多数时候都是犯人自治，中队干警即便是来，也不会过多介入与干预，日常看管我们的都是来自犯人的小组长。

当小组长的好处也很多，不用劳动，不用出操，而且不用背58条（写着监狱行为规范的小册子）。更重要的是，从伙房打回来的饭菜，他们可以先把干货捞掉。

李珲在进来的第六天，不知道怎么运作的，升成了小组长。那天，他和其他小组长照例给我们一人发了两斤瓜子，但杨明却出了意外。

他看起来精神有点恍惚，手速也很慢。我暗暗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前两天完不成任务的人，都挨了好一顿训。

我偏过头小声问他，今天怎么了，不在状态？

杨明冲我笑笑，摇了摇头，人却从通铺上滑下来，举手喊道，报告，我今天头晕，不舒服。

除了李珲念在老乡的份上，给他倒了一杯水之外，另外三个组长只是白了他一眼，继续在值班台前唠嗑。

杨国只好坐回来，继续剥瓜子。

上午九点半左右，开始放茅。也就是几十个人集体上厕所。

在这期间，有十几分钟的抽烟时间，犯人们圪蹴在厕所外面的墙根处，奢侈地享受着太阳，再美滋滋地抽一支烟。这是一天中三大幸福时刻之一，另外两个是睡觉和吃饭。

一支烟抽完，组长开始张罗着回屋，毕竟瓜子不等人。

就在这时，刚站起来的杨明猛然间“啊”了一声，接着整个人像是一堵坍塌的墙，重重地倒了下去，尘土在他的头接触到地面的那一刻升腾起来。

情况突然，组长一边往上打报告，一边安排我们几个将人抬进了医院。

监狱医院的医生也分两种，一种是干警医生，另一种是表现好的犯人经过培训后升成的医生，平时我们的小毛病都由犯人医生处理。

但因为杨明看起来病情不轻，干警医生也上了手，有的看杨明的舌头，有的用手电照瞳孔，测血压，听心跳，还有人拿着一柄小锤子敲打着他的膝盖下方。

鼓捣了好一阵，也没有一个最终结果，几个干警医生在杨明的入院证明上写了“疑似血栓形成”。

三

就这样，杨明住进了医院。

在监狱里，住院需要人陪护，而陪护人员首先刑期要短，没有越狱的言论，再者最好是老乡，便于沟通。

基本符合条件的我就成了杨明的陪护。

其实陪护也没啥事，就是一天守在病人床前，给他端屎端尿，擦洗身子。按时去伙房领取一些鸡蛋和米面油什么的，在病房里的蜂窝煤炉子上给他开小灶，那叫做病号饭。

但很快，我发现，本该给病人的米面油有一半都被几个犯人医生吃了。

我有些愤然，但另外几个病号却对我嗤之以鼻，说我不谙人情世故——这监狱里虽然都是犯人，但也分三六九等。最高等的就是后勤，包括禁闭室，纠察队，教研室，伙房，医院等。最后才是普通犯人。

因此大多数犯人也格外惜命，一点点头疼脑热就会跑来检查，该吃药的要求扎针，该扎针的想输液，该输液的就想住院。因着这一层关系，和犯人医生搞好关系就成了必要之事，而搞好关系只有一个办法：送礼。

我亲眼见过，一些犯人偷偷在厕所里把香烟、火腿肠、方便面塞进医生的白大褂里。而且犯人医生的油水绝对不止于其他犯人的“孝敬”。

很多事是三床的陪护老田告诉我的。

他年纪很大了，满脸胡子，身材消瘦。说完之后煞有介事地总结：监狱其实就是一个社会，你若连着一个小小的监狱都玩不开，又如何面对四年之后的社会呢？

那时老田即将刑满，光头已经慢慢长成了平头。而杨明依然昏迷不醒，医生们都束手无策。晚上来医院看病的入监队犯人告诉我，每天剥瓜子的任务量已经从两斤涨到了四斤，完不成任务就要吃一顿老拳。李珲已经闯出了威信，所有的犯人见到他就哆嗦。

我很担心杨明哪天忽然醒过来，我又得重新回到入监队。但没想到的是，这点担忧很快就遇到了峰回路转。

那是在老田释放前夕，我把四个原本属于杨明的鸡蛋给老田煮了，算是送行。

老田很感动，说自己在这里两年，还是头一次吃上鸡蛋，为了表达对我的感激，他决定向我透露一件天大的好事。

四

第四个鸡蛋吞进肚子里，老田接过我递的水，看了看另外几个昏昏欲睡的陪床，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监狱医院准备开医学班，第一批招收10个犯人。”

我顿时激动起来，如果能进医院，那么我不仅能够免去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和体罚，还能掌握一门技术，将来出狱后求职也有说头。

老田说完之后又叮嘱我保密，因为他也是无意中听到查房的私下说的。

我忙不迭地点头。但知道好消息之后要怎么运作呢？谁都知道，运作背后的潜台词。

老田想了想，“你要是信得过我，就交给我来办。”他说他再有一周就可以出去了，到时我可以给家里写一封信，他帮我捎回去。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那时，父母已经很久没来看我，即便见面，他们在玻璃窗那头，我在这头，有些话也不好说。

但我到底没有写信，因为父母不识字，看信只能找邻居念，我不愿意让自己的落魄成为邻居们口中的话柄。所以干脆托了老田直接带话。

一周后，老田刑满。就在他离开的第三天，杨明被看守所的干警接了回去。他临走时，依然处于昏迷状态，双腿细得像麻杆，腿上的蔫皮耷拉着，像一条失去了弹力的秋裤。我也重新回到入监队，继续剥瓜子。

但是心里有了盼头后，我总忍不住憧憬自己进入后勤医院的样子，一走神，任务就没能完成。

入监队还是四个组长，大组长叫孙旭波，身高不过一米六，整天在脸上抹一层厚厚的大宝。他的罪名是猥亵幼女，这种罪名很受歧视，可他因为某些原因，没去中队，留在入监队当了大组长。

我很早以前就听过孙旭波的恶名，入监队几十个犯人没有不被他训过的，所以提起他的人们一边心惊胆战，一边咬牙切齿。

那天晚上，他手里拎着一根皮带，让我跪下。

我用眼神向李珲求救，李珲懂了，走过来用肩膀撞了一下孙旭波，又冲我努了努嘴。

孙旭波却没接茬，反而皱了皱眉：这没完成任务的有十几个，难道我都放了？那以后还怎么管理？

李珲不想在我面前丢面子，开始替我辩解道，他这不是一直在医院伺候杨明吗？手生，下次保证能够完成任务。

孙旭波冷哼一声，他伺候杨明，我吃他一个鸡蛋了么？我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怪我没有克扣杨明的鸡蛋孝敬他。

眼见今晚这顿免不了了，我吓得闭上了眼睛，却忽然听到一个干警在院子里喊我的名字。

孙旭波立马收起皮带，看了我一眼，狐疑地说，教育科的王科长找你干嘛？

五

疑惑归疑惑，我还是被孙旭波带到了值班室。

被孙旭波称作王科长的干警看起来有五十来岁，穿着一身新式警服，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很是斯文。 

他先自我介绍了一番，然后告诉我，监狱计划组织一次医学班，我父亲找人给我报了名。等过两天下放中队的时候，我就可以过去了。

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我知道，老田把话带到了。

回到监舍，孙旭波和李珲凑上来问我和王科长说了什么？既然已经挑明了，我也索性就抖出来，嗯，这不我们马上要下中队吗，我要进后勤医院了。

话一说完，孙旭波马上露出羡慕的眼神，他犹豫了一下，对着那十几个犯人说，老子今天心情好，你们都起来吧。

五六天后，父亲来探视我。他说，那天老田去咱家，用二百块钱交换了你捎出来的信儿。

接到信之后父亲开始四处打听，得知我三叔的同学和王科长在部队上是战友，于是促成了这件事。当然，除此之外，他还替我交了一千五百块的医学班培训学费。

一千五百块钱，像是一千五百根刺扎进了我的心里。父亲在建筑队当小工，一天的工资才二十块，他哪怕不吃不喝，也要用近三个月的汗水才能挣到。

又过了几天，天气开始变得十分寒冷，李珲不知道从哪找来一条蓝色的秋裤塞给我，我不敢穿——犯人在没下中队之前，绝不允许穿便装。

李珲劝我穿上，你就要分配到医院了，他们巴结你还来不及。一边说，一边掀起他的裤管——里面是一条暗红色的针织裤。

冬至前一天，下了场大雪，天色一片鸽子灰，入监队终于开始分配，我如愿以偿到了医院。

就在我进入医院的那天，发生了两件令我意想不到的事：一个是李珲也分配到了医院；另一个是，杨明回来了。

六

杨明回来时，我们正在教室上课。

教室是一间杂物室改的，白天，党委医院的干警医生会过来讲课，教材是第二版的全国中等卫生学校教材，包括内外科、生化、中医、药理、传染病、护理学等十六门课程。

课上到一半，我忽然听见窗外一片喧闹，扭头就见到几个干警正押着一个犯人去体检——这个犯人不是别人，正是杨明。

我吓了一跳，杨明不是因病被送回看守所了吗，若按照正常流程，他会在看守所被保外就医。可是他现在被送了回来，而且还是被几个干警一起押着。

一个很有可能是事实的猜测从我心里冒了出来——他之前的病，是装的。

如果是装的，那杨明的本事还真是深不可测，竟然骗过了那么多颇有经验的干警医生，但现在怎么又被拆穿了呢？

教课的干警正是当初参加过对杨明会诊的医生，他也对这事充满了好奇，于是去了院子里，跟几个干警打探。从他们断断续续地讲述中，我终于知道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杨明不是自己露了马脚，而是被人卖了。

当时他被送回到看守所，为了便于管理，狱警把他单独关了一个号子，又派另一个叫王静章的劳改犯照顾他。

很巧，王静章也是我们县的。三十来岁，个子只有一米五左右，但心眼很多，人们都说他是被心眼压得没长高。他犯的是诈骗罪，假借结婚之名，从亲戚那里骗了五六万块钱，然后拿着这笔钱在一家洗头房住了半年。出来后父母已经被气死，自己也遭到了起诉。

王静章一进来，就跟杨明拉近乎。没几天，俩人就成了朋友，杨明的病号饭，几乎都被王静章吃了。

但是王静章照顾杨明时很尽心，擦身体、按摩、端屎端尿，杨明一激动，就和王静章拜了把子。

拜把子的第一晚，半夜里，杨明从床上爬起来。他说，大哥，我们既然是兄弟了，我也不瞒你，我的病都是装的，为了保外就医。你是我的结拜大哥，我不能再使唤你，也不能骗你。

第二天，王静章出去打饭后，再也没回来。代替他的是几个看守所的干警，他们从被窝里拉出光溜溜的杨明。

据说，杨明被押上警车时，还喊了句：王静章，我的枕头下有一包烟，你抽了吧。

七

杨明重新进了入监队，接受再教育。两个月后，又下放到八监区。期间他也偶尔来过几次医院，拿一些头疼脑热的药。

那时医学班已经飞速学完了十六门课程，只等待分配。

因为监狱管辖着上万亩农田，从一头到另一头需要小半天，为了省事，监狱就又在农田最东头盖了一座小型的分狱。东狱包括一二三监区，约有四百人，管理没那么严格，是一些牢头狱霸的天堂。

李珲就被分配到了东狱。他走的时候，一脸兴奋，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万里吃屎。一边说一边冲我挥手，胸肌上，关二爷的那把青龙偃月刀似乎也在摇摆。

我留在了原监狱医院，负责普通外科，就是扎针输液，包扎缝合小伤口等。

和李珲分开的第五天晚上，杨明突然来了。

接诊他的是内科的犯医组长，他原本自己经营着一个诊所，一个女病人去扎针时，他看着人家白腻腻的屁股，没把握住。

杨明开始讲述自己的病情：每天下午三四点会发烧，而且咳嗽时胸疼，还伴有血丝。

说到这里，杨明用力咳嗽了几声，飞沫落到组长脸上，组长急忙用棉球蘸着酒精在脸上擦了几遍，然后指着杨明说，你先住院，等干警医生来了再汇报。

晚上班会时，组长告诉我们，如果没装病的话，杨明得的应该是肺结核——这种病传染性极强，在保外就医的范畴之内。

医院把人安置到了隔离病房，没安排陪护。晚上查房的时候，杨明躺在床上不住地咳嗽着，看到我走过来，虚弱地说了一句，我这次的病是真的，你离我远点，传染。

几只苍蝇落在他床边咳在地上带有血丝的痰上，兴奋地争夺着地盘。

第二天上班，医院的一把手赵队长在我们几个犯医的陪同下巡房。

一二三号是普通病房，住着几个脑血栓和外伤患者，四号是传染病房，紧挨着传染病房的是太平间。

赵队长走到传染病房门前，立刻有人把门帘掀开，搭在门头上，溅起一蓬蓬尘土。

就在这时，杨明忽然从被子里爬出来，身子搭到床外，口里喷出一口鲜血。那血溅在水泥地上，像极了凶杀现场。

赵队长吓了一跳，摘下脖子上的听诊器指着他说，都病成这样了，马上送去党委医院拍片！

后来从党委医院拍摄的X光片子来看，杨明的肺部已经满是结核病灶。没人再怀疑杨明的病是假的，因为医疗仪器不会骗人。

证实了病情后，杨明变得沉默，整日躲在被子里，病号饭也不吃，话也不说，似乎在等待着死亡和保外就医哪一个先到来。

八

杨明保外就医那天，是秋天一个刚下过雨的午后。

墙根的木槿花被瓦口里冲下来的水浇得耷拉着，仿佛随时会被压断。而躺在担架的杨明就像那木槿花一样，苍白孱弱。

没想到的是，一周之后，李珲也跟着出了事。

当时，他已经从人人羡慕的医院下放到了五监区的砖瓦厂，那里也是监狱劳动量最大的地方，医院太平间曾经盛放过一个五监区暴病的犯人，手掌脚掌上的茧子比鞋底还厚。

那天，李珲来拿药，他的身上扎了一个铁钉，已经拔下来了，但有感染的迹象。我说，你这个伤口恐怕要输液。

但李珲说，内科不给他开液体。最后，我以外科用药的申请，从药房里拿了青霉素和盐水。挂上之后，我才有空问他，为什么会被下放到五监区？

李珲的食指和中指撇开，做了个讨烟的手势。我递给他一支，他习惯性地看了看牌子，然后叼在嘴上哼了一声，在东狱，这种药烟老子都直接扔垃圾桶里的。

随着烟雾袅袅，李珲开始讲他被驱逐出后勤医院的原因。

刚被分配到医院那会儿，李珲其实如鱼得水过一阵。来看病的犯人，一般都会主动孝敬他，因为他在外科，针头的大小、手法轻重都掌握在他手里。

有一次，他向伙房的犯人组长要一壶醋被拒绝，等那个组长来扎针的时候，他就用镊子把针尖挖成一个钩，针尖拔出来时，挂出了好大一块肉。组长惨叫不已。

普通犯人都不敢反抗他的威权，毕竟那两个碗大的拳头一看就不是吃素的。

但他动了一个不该动的人。

我们那会儿，监狱是明令禁止使用和私藏现金的，但李珲的家属好几次通过衣物的夹层往监狱里递现金——这些钱的用途只有一个：赌博。

跟李珲一起玩的是纠察队的组长，绰号四爷。

四爷当年统治着一个地级市的石油生意，是著名的耗子帮帮主，据说有关人员带队围剿他的时候，他还敢拔枪相向。

但李珲却敢把四爷给动了。

九

那一次，原本是李珲赌输了，而且输得有些多。

四爷为此很得意，四处炫耀。李珲感觉受到了羞辱，“那输的不是钱，是脸”。于是，他仗着自己力大拳沉的优势，上去就把四爷撂翻了，顺便把他身上的钱连本带利一起撸了过来。

四爷从没被这么下过脸，隔天就纠集了五六个老乡来报仇，这就是后来一直被监狱津津乐道的李珲单挑四爷帮的故事。

这一仗，李珲直接将五个人打倒了两对半。四爷见势不妙，转头把狱警叫了过来。

李珲讲到这里的时候，开始骂娘，什么四爷，不顾江湖道义，要不是他的门子比我的硬，老子还在东狱当老大呢！

送他过来的组长有些不耐烦，催促他快走。李珲顿时炸了，你叫唤什么，想找打？

组长鄙夷道，你现在到了我的手里，是虎也得卧着，是龙也得盘着，信不信到了监区我收拾你？

临出门，李珲突然又回头放狠话，狼走千里吃肉，别看我现在落魄了，但是依然是一条狼，我早晚要让他们看看我的狼性！

我不以为意，李珲没了特权，就如同狼没有了牙，再有狼性又能怎样？

但很快，我发现自己错了。

十

李珲越狱了。

那时已经是秋天，我穿着背上用红漆写着囚字的毛衣，仍然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

秋天，也是犯人们逃跑的最佳时机，监狱外面的万亩轻纱帐（玉米在北方的别称）是最佳掩体，只要跳进去，就像鱼儿游进了万顷江河。

所以，监狱里每个礼拜都会举办一次示警大会。一些监区为了防止脱逃，还会把犯人分作三人一组，一人逃跑，另外俩人都要受到牵连。

唯独砖厂例外，因为总不能三个人一起拉车，况且整个砖窑都被狼牙丝包围着，监区每隔半小时就点名一次，想跑看起来很难。

但李珲偏偏跑了。

半小时后开始点名，大家才发现李珲不见了，他拉土坯的小车被推到了路边的沟渠里，相连的两道狼牙丝均缠绕着一件囚服，李珲从中间钻了出去。

李珲越狱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监狱各个角落。

越狱事件很容易令犯人们兴奋。他们的脑子衍生出两个对立的自我，一个希望赶紧抓住李珲，好看他的笑话；另一个又希望他不要被抓住，那样他们就有了步后尘的可能性。

可惜李珲还是低估了监狱的追逃经验。他刚从玉米地跑到京广线，就被路口设卡的狱警抓住了，当时距离他逃跑不过五个小时。

李珲被抓回来直接关进了禁闭室。那一夜，医院里的老犯人很是兴奋，他们问我见过批斗大会吗？

我摇头。老犯人们得意兮兮，明天你就能看到了。

第二天上午，所有的犯人被叫去操场集合。

我看见李珲跪在主席台下，带着背铐，脖子上挂着一块方便面纸箱，“脱逃犯”大字涂抹在吃方便面的哪吒三太子脸上。

台上有人连夜贴了标语，字毫无筋骨——就像跪着的李珲，但很好认：打倒脱逃犯李珲！

领导们端坐在台上，轮流痛斥他给监狱抹黑。说到高潮时，台下有犯人忽然站起来，振臂高呼，打倒脱逃犯李珲！剩下一千多犯人也跟着喊：打倒脱逃犯李珲！声浪一段高过一段。

喊完，领导开始鱼贯离场，人群里有人扔下一句话，好好照（zhao）顾（hu）他。

于是，还没等主席台上的人走远，就有人走到了李珲身后……

十一

后来再见到李珲，是在禁闭室。

那里面积很窄，若是躺在地上，头挨着东墙，脚要翘到西墙一尺以上，但天花板很高，像一口倒竖起来的棺材，头顶悬着一盏刺眼的白炽灯。

除此之外就只有一条破破烂烂的薄被，如同发了霉的烂菜叶铺在地上。

李珲就躺在被子上，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好肉，那一道道伤痕，像是一道道绳索，将胸前的关公和背上的苍狼紧紧缚住。

他醒着，一边伸出手让我扎针，一边骂道：我知道他们想借机整我，想让我屈服，没门，狼走千里吃肉。

按照规定，越狱的要加刑，并且更换改造环境，李珲被送到了省二监。临走的时候，他突然凑近我：兄弟，其实我不傻，越狱是为了镀金。不然回去之后，哪里还担当得起道上老大这个职位？

我不知道他是说真的，还是为了在我面前逞强。从此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反倒是四年后刑满释放，在监狱外碰到了杨明。

我很高兴地问他病是不是已经好了。他笑而不答，反而告诉我他现在在做一个特殊的培训机构。

他还会技术培训？我感到讶然。那时已经是千禧年，新世纪来得像梦一样。

他说，走，我带你去看看。于是我便跟着他走进了一个很偏僻的巷子。一间二十平左右的屋子，简单的放着几张桌子。

里面大约刚刚上过课，昏暗的灯光，映照着黑板上的几行粉笔字：

第二讲，制造肺结核假象。锡片如何能够骗过医疗设备显示出肺结核空洞？如何用肥皂水催吐喝到胃里的血包而造成吐血假象？怎样通过喝墨水会造成胃穿孔的假象？

我突然想起来，杨明的父母都是著名的医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蓝字计划（ID：NPO2020），作者：大道无言，插画：一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