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快乐的哲学家”的悖论

学界对于波普尔“证伪理论”的质疑其实由来已久。在现实层面，考虑到很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我们很难声称某些经验能够毫无争议地“证伪”某一理论，把理论系统分为可证伪的和不可证伪的是模糊的，可证伪性标准作为划界标准是无用的。在波普尔看来，一个理论是否可以被证伪，取决于它是否武断而清晰地说，“某某事件绝不可能发生”，任何符合这一条件的命题都可以被证伪，否则就不可证伪。换言之，可证伪的意思是允许被证伪，而非找到了可以证伪它的事件。

但是，就拿万有引力理论来说，在考虑了潮汐阻尼的作用之后，月球仍然存在着无法通过万有引力理论解释的运动——科学史中的很多理论在其初期或多或少都存在anomaly，如果将这些anomaly作为证伪一个理论的标准，那么许多重要的理论都会被扼杀于萌芽之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利维坦 （ID：liweitan2014），作者：John Horgan，由译者乔琦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发布，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原文标题：《卡尔·波普尔的悖论》，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这些年，全世界都越来越关注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了——当然，即便是这种程度的关注，肯定也达不到波普尔本人的期待。

卡尔·波普尔说，他是他所知道的哲学家里最快乐的了。“大多数哲学家真的很抑郁，”他解释说，“因为他们没法生产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波普尔生于1902年，殁于1994年，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最出名的贡献当属证伪原理。

证伪原理是一种区分真科学（比如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和伪科学的理论（比如占星术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波普尔指出，真正的科学理论，应当能够作出可以从实证角度加以检验的预测。但他同时也强调，科学家永远都无法证明某个理论为真，因为下一次实证检验或许就会推翻之前的所有结论。实验的作用只能是证伪某个理论。

波普尔在他1945年出版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提出，不仅科学领域，政治领域也一定要规避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必然会助长压迫。最近这些年，出于对反民主力量抬头的担忧，人们又开始重视《开放社会》一书中提到的观点。

科学界用波普尔的证伪原理抨击无法用实证检验的弦理论和多宇宙理论。这两种理论的支持者则嘲笑这些批评者为“波普尔的狗仔”。本文作者约翰·霍根（John Horgan）在他的作品《科学的终结》（The End of Science）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本文就是其中的部分内容，有改编。

早在1992年采访波普尔本人之前，我询问过其他几位哲学家对他的看法，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这位哲学家学术生涯的核心隐藏着一个悖论。一般来说，当你询问学术界人士对于某位同行的看法时，得到的回应往往是乏善可陈、司空见惯的褒扬，但对波普尔，情况显然不是这样。

大家都表示，波普尔，这位教条主义的反对派，本人也病态地教条主义。曾经有这么一个形容波普尔的笑话：《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本书的标题应该改为《开放社会的一个敌人》。

为了采访波普尔，我先联系了伦敦经济学院——波普尔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就一直在那儿任教。秘书告诉我，他一般在位于伦敦郊区的家中工作。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一位带着德国口音、说话急躁的女士接了电话，她是“卡尔先生”的管家兼助手缪夫人（Mrs. Mew）。

在采访波普尔先生之前，我必须得先给缪夫人发一份自己的作品。她还给我列了一张十几本波普尔先生作品的清单，并要求我在采访之前读完。发了无数封传真、打了无数个电话过后，缪夫人终于为我定下了采访时间。我询问从附近的火车站出来怎么走才能到波普尔家时，缪夫人告诉我，所有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卡尔先生住在哪儿。“他很有名。”

“去卡尔·波普尔先生家，麻烦了。”我在火车站打了一辆车，爬进车厢时说道。“谁？”司机先生问。“卡尔·波普尔先生？著名的哲学家？我从来没听说过啊。”司机先生说。不过，他的确知道波普尔先生住在哪条街上，并且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波普尔的居所。那是一栋两层小楼，四周都是修剪整齐的草坪和灌木。

敲门后，一位留着黑色短发、穿着黑色裤子和衬衫的高挑漂亮女士为我们开了门。她就是缪夫人。缪夫人和客人面对面交流时的态度比在电话里也好不到哪儿去。她在领我进屋时，强调卡尔先生有些疲惫。前一个月正逢波普尔九十大寿，无数的采访和道贺令他疲惫不已。另外，他还在精心准备京都奖（日本的诺贝尔奖）的获奖感言，这也耗费了他不少精力。因此，缪女士告诉我，最多只能和卡尔先生面谈一小时。

1936年，波普尔与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Humanist Heritage

波普尔正式现身之前，我正不断地调低自己的心理预期。波普尔真人有点驼背，弯着腰，而且很矮。而我之前认为，像他这样的犀利哲学大家一定十分高大。不过，虽然体型矮小，但波普尔精神矍铄，就像一位羽量级拳击手。

他手上拿着一篇我之前为《科学美国人》撰写的文章，主题是量子力学如何动摇了物理客观性。“我一个字都不相信。”他带着德国口音咆哮说。他告诉我，物理学中完全没有“主观性”的位置，无论是量子理论还是其他物理理论，都是如此。他从桌子上拿起一本书，然后砰地一声摔到地上，叫道：“物理学，是这样的！”

在后续谈话中，波普尔时不时地就从椅子上跳起来，去找那些能够支撑他观点的书或文章。努力回忆某个名字或某个日期时，他总是不停揉着太阳穴、咬牙切齿，很是痛苦的样子。谈到某个话题的时候，他一时想不起“变异”这个词，便反复地用力拍打前额，嚷道：“那个什么词，什么词，什么词！”

采访开始后，波普尔很快就滔滔不绝起来，以致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询问事先准备好的问题。“我已经90多岁了，但还是能够思考。”他郑重宣告，就好像我对这一点有什么疑问一样。波普尔强调，他熟悉20世纪科学领域的所有巨匠，比如：爱因斯坦、薛定谔、海森堡。

波普尔对玻尔——这个他自称“很了解”的人——持批评态度，因为正是玻尔将“主观性”引入了物理学。波普尔表示，“玻尔是一位了不起的物理学家，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但从哲学角度上说，他太可悲了，没人可以和他交流。和他讨论问题时，他总是喋喋不休，然后让你讲上一两句，接着立刻打断。”

波普尔坐定后，缪夫人就准备转身离开。波普尔请她去找找一本书。于是，缪夫人就消失在了我的视线里，回来时却是两手空空。“对不起，卡尔先生，我找不到”，她回复说：“除非有更细致一点的信息，不然我也没法找遍每个书箱啊。”

“让我想想，它是在右边那个转角，不过之前我拿过它，有可能……”波普尔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缪夫人似乎像是白了白眼睛，但又好像没真的白，接着就又走开了。

趁着波普尔停顿的这个机会，我抓紧问道：“我想问问您关于……”

“没错！你应该问我问题的！我不应该越俎代庖。你可以先把你的问题全讲出来。”

我特别提到，他的作品里似乎流露出一种对绝对真实概念的憎恶。“不，不！”波普尔摇着头回应说。和那些逻辑实证主义前辈一样，波普尔也认为，科学理论是可以“绝对”正确的。实际上，他“丝毫不怀疑”目前的一些理论是正确的——不过，他拒绝透露具体是哪一些。但是，另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我们可以知晓理论是否正确，对于这一点，波普尔并不支持。“我们一定要区分真实性和确定性，前者是客观且绝对的，而后者是主观的。”

另外，实证主义者还认为，科学可以简化为一种正式逻辑系统或方法。这也是波普尔不赞同的。科学理论是一种发明，一种创新。它更多地是基于科学家的直觉，而非之前已有的实验证据。“纵观科学的历史，到处都充满了怀疑和推测，”波普尔说。“这是一段了不起的历史，也成了我们人类的骄傲。”说到这里，他伸出双手，捧着脸，吟诵道，“我相信人类。”

出于类似的原因，波普尔也反对决定论。他认为，决定论与人类的创造力和自由意志背道而驰。“决定论意味着，如果你掌握了足够的物理、化学知识，就能预言莫扎特明天要作什么曲”，他说，“这显然是个荒唐的结论。”早在现代混沌理论主义者之前许久，波普尔就意识到，不止量子系统，即便是经典的牛顿理论，也是不可预测的。他朝着窗外的草坪挥了挥手说，“每一棵草都包含了无序。”

© Charlotte Sleigh

谈起自己和哲学家同行们的关系紧张，波普尔反倒是非常骄傲。他曾在1946年同维特根斯坦起过争执。当时，波普尔正在剑桥大学讲课，维特根斯坦打断他称，“哲学问题不存在”。波普尔当场反驳，并称这样的问题其实很多，尤其是在建立道德规则时，会遇到很多哲学问题。当时坐在火堆旁拨弄火堆的维特根斯坦听罢，拿起一根拨火棍指着波普尔，叫道：“举一个道德规则的例子！”波普尔回应说，“不要拿拨火棍威胁来访的讲课人。”接着，维特根斯坦就怒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间。

对于那些认为科学家出于文化、政治因素，而非理性因素，才坚持科学理论的哲学家，波普尔表示厌恶。他认为，这类哲学家不满于被大众视为不如真正科学家的现状，并且正在竭尽所能地“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对于那些认为“知识”只是人类用来攫取权力的后现代主义者，波普尔尤为憎恶。“我不看这些家伙的作品，”波普尔一边说，一边挥着手，就好像是要驱散什么难闻的气味。他还补充道，“我曾经见过福柯。”

我提出，后现代主义者是在尝试描述科学是怎样被实践的，而波普尔则是在努力解释科学应该怎样被实践。出乎意料的，波普尔点了点头。“这个说法非常好，”他说，“如果你对科学应该是什么毫无概念的话，就不可能明白科学到底是什么。”

波普尔承认，科学家们总是会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达到他认为他们该有的理想状态。“由于科学家会因为他们的工作，也就是科学，而获得补贴，那么科学肯定不会和它应该呈现的样子一模一样。这是无可避免的。很遗憾，但这种堕落确实存在。但我不会再讨论这个话题了。”

不过，波普尔随后还是谈到了相关内容。“科学家应该勇于自我批评，但现状并不是这样。”他提出，“所以我真的希望，像你这样的人，更多地把科学家带到公众面前。”说到这儿，他指了指我。波普尔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提醒我说，这次采访可不是他主动要求的。“我可压根儿没要求你来”，他还特地强调。

©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接着，波普尔开始对大爆炸理论展开技术层面的批判。“事情总是这样”，他总结说，“人们总是会低估面对的困难。大爆炸理论的呈现方式，就好像一切在科学层面上都具有确定性，但其实，科学确定性并不存在。”

我询问波普尔，生物学家是否也过分痴迷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毕竟，他之前曾提到，这个理论有自我论证的问题，因而是伪科学。“说它是伪科学可能是有点过了”，波普尔轻蔑地挥了挥手，说道，“我不会固执己见。”突然，他又敲着桌子喊道：“但我们确实应该去找找有没有可以代替它的理论！”

科学家们总是希望能找到某种终极理论，对此，波普尔也持不屑的态度。“很多人觉得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还有很多人不这么认为。而我觉得，我们的确已经取得了很多科学成就，但离所谓的终极理论，还差得很远。给你看看一段和这方面内容相关的文字。”说罢，他起身慢慢地走了出去，回来时手上拿着自己的作品《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他打开书，虔诚地读着自己撰写的文字：“我们都一样，永远都是无知，没有尽头。”

谈到这里，我决定问出我最在意的问题：他的可证伪概念是可证伪的吗？波普尔瞪着我，然后表情稍微放松了些，并且把手放在我的手上。“我不想伤害你”，他温和地说道，“但这是个愚蠢的问题。”他带着探询的眼神凝视我的眼睛，询问是不是某个反对他的人要求我这么问的。我撒谎说，确实如此。“肯定是这样。”波普尔愉快地说。 

“哲学研讨会上，当有人提出某个新鲜观点时，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称他不符合自己的标准。至于你提的那个问题，简直就是我可以想到的最愚蠢的批判方式之一！”他表示，他的可证伪概念，其实就是一种区分实证知识和非实证知识的标准。至于可证伪概念本身，那“显然是非实证的”，它并不是科学领域的概念，而是哲学领域的概念，或者说是一种“元科学概念”，甚至并不是对所有科学分支都有效。

波普尔似乎是在承认他的批评者们是对的：可证伪概念只是一种指导方针，一种经验法则，有时有用，有时没用。

波普尔表示，此前他从未回应过我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我觉得这问题实在太愚蠢了，根本不值得回答。你不觉得吗？”他反问说，语气又柔和了起来。我点了点头，说道，我也觉得这问题有点傻，但我觉得应该问您一下。波普尔微微一笑，用力握了握我的手，喃喃道：“没错，很好。”

看到波普尔如此和蔼可亲，我便提出了另一个尖锐的问题：之前在波普尔手下做研究的一名学生曾控诉他无法忍受任何批评意见。波普尔的眼睛似乎冒起了火。“完全是瞎说！我听到批评意见时是很高兴的！当然，回答你刚才问的那种愚蠢问题，以及对于那些听过回答还揪着不放的人，我也的确高兴不起来。我觉得那样的问题、那样的做法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也不会容忍。”波普尔还表示，如果他的学生这么做了，会直接把他扔出教室。

这时，缪夫人从门外探出头来，告诉我们已经聊了三个多小时。我这才发现，厨房已经透出了些做饭时才有的红色火光。缪夫人有些急躁地问道，我俩还准备聊多久？是不是应该帮我叫辆车？我看了看波普尔，他露出了一副坏男孩的标准笑容，但精神头确实不如谈话刚开始时那样了。

我不经意地提出了本次采访的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波普尔他在自传中称自己是他所知道的最快乐的哲学家？“大部分哲学家真的活得很压抑”，波普尔回答说，“因为他们无法生产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说到这，波普尔满意地看了看自己，又瞥了瞥带着一旁带着惊恐表情的缪夫人。接着，他的笑容慢慢退去。“最好别把刚才这话写出来。”波普尔对我说，“我的敌人够多了，我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回应他们的。”这一刻，他显然有些焦虑、不安，然后又补充说：“但事实就是这样。”

我询问缪夫人，我是否可以看看波普尔准备在京都奖颁奖仪式上发表的获奖感言。“不，现在不行。”她简略地回应说。“为什么不行？”波普尔问道。“卡尔”，缪夫人回答说：“我一刻不停地在编录第二版获奖词的内容，我有点……”她叹了口气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她还补充说了一句，总之，她现在还没有最后版本。波普尔问道，那没有编辑过的原始版本不行吗？缪夫人听了后大步走开了。

回来的时候，缪夫人拿着一份波普尔获奖感言的原始版本，并把它推给了我。“你那儿有《倾向》（Propensities）那本书吗？”波普尔问缪夫人说。缪夫人撅了撅嘴，快步走去隔壁房间。与此同时，波普尔则向我解释了那本书的主题。

他说，我们可以从量子力学乃至经典物理学中汲取的一大重要结论就是：没有什么是确定了，没有什么是早就决定好的，没有什么是完全可预测的，有的只是发生各类事件的“倾向”。波普尔还补充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此时此刻，缪夫人有找到我那本书的倾向。”

“哦，拜托！”缪夫人的叫嚷声从隔壁传来。很快，她就回到了我们的视线里，这一次完全没有掩饰自己的愤怒。“卡尔，卡尔先生！你已经把家里最后一本《倾向》送出去了。你怎么搞的？”

“那我肯定也是当着你的面把最后一本送出去的。”波普尔宣称。

“我不觉得”，缪夫人呛声说，“送给了谁？”

“记不得了。”波普尔不好意思地咕哝道。

屋外，一辆黑色出租车已经停在了车道上。我向波普尔先生和缪夫人道了谢，感谢他们的热情款待，然后就离开了。车子启动之后，我问司机是否知道这屋子里住着谁。他回答，不知道，住着某个名人？我说，是的，卡尔·波普尔先生。听到他疑惑地问了一句，谁？我又解释说，卡尔·波普尔，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好吧，没听说啊。”司机先生喃喃道。

波普尔的墓碑。© wikipedia

两年后，波普尔与世长辞，《经济学人》（Economist）称赞他生前是“在世哲学家中最知名、作品受众面最广的”。不过，正式的讣告指出，波普尔对归纳法的处理，也即其可证伪理论的基础，并不为哲学家后辈们接受。“按照他本人的理论，波普尔先生应该会对这一结果感到高兴。”《经济学人》特别指出，“然而，他不能这么做。这就是讽刺之处，波普尔不能承认自己错了。”

怀疑论者可以避免陷入自我矛盾的境地吗？如果他做不到这点，如果他傲慢地宣扬理性的谦逊，那么是否会让他的工作遭到否定？并不完全如此。这样的悖论其实恰恰证明了这些怀疑论者的观点：对真理的追求永无止境，而且这条路上满是荆棘、陷阱，即便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也不免跌落其中。“我们都一样，永远都是无知，没有尽头。”

原文/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cross-check/the-paradox-of-karl-po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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