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夫妇同姓制度的“合法”之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 （ID：sjcff2016），原标题《我的名字，你的姓氏》，作者：苏枕书，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日本邮局投递邮件时，原则上要求收件人姓名与邮局簿册上登记的姓名一致。倘若不能确认收件人姓名即居住者姓名，会将邮件退回。这种簿册叫“配达原簿”，是邮局自己制作的住民表，细分至末端行政单位“丁目”“番地”，以及街区之下的“住居番号”。每户人家记录户主名或商号名，其下是“家族名”“同居人氏名”。因此邮局每天在分寄邮件之前，首先需要对照“原簿”逐一核对收件人姓名。

这种管理方法自近代邮政发展以来就逐渐成立，自然是为了提高投递的准确率，避免误寄。搬家时也可以使用邮局的“转居、转送服务”，自申请之日起之后一年内，邮局会将邮寄至旧住址的信件免费转寄至新址。今年春初搬家后，我也迅速去邮局申请转送，并在门上挂了新的姓氏名牌，方便邮递员识别。此后，寄去旧址的邮件的确都被顺利送来。

日本人家门口常见的门牌（图｜库索）

前些天丈夫搬家到此，也用我的地址收件，收件栏填写了自己的名字。邮递员第一次送他的邮件上门，犹豫地指着丈夫的名字问我：“这是住在这里的人吗？”我说是的，他今后也住在这里。邮递员点点头，之后其他邮递员也问过好几趟一样的问题。大约过了两周，写着丈夫姓名的邮件开始直接被递进邮箱，邮递员不再特地询问，或许他的名字已被记录上“原簿”。

日本人家门上通常有名牌，日文叫“表札”，一般只写姓氏，也有写全名，其下往往罗列其他名字，看得出来是妻儿，写在最前头的当然是作为老父亲的家长。住公寓的话更注重隐私，通常门牌号下面只有姓氏。有时在博物馆或寺院看到芳名录上的署名，若是一家人，往往最前面的写全名，后面跟着的只写名字，一望而知是夫妇或夫妇领着孩子。也曾想在门上再挂一张写了丈夫姓氏的“表札”。丈夫起先说好，但想到买表札要花钱，自己做又费工夫，立刻表示不要了，“有你的足够了”。

日本公寓楼里的门牌，通常只显示户主姓氏，少见两个姓氏同时出现的情况（图｜库索）

结婚以后，好几次被本地年长的友人询问：“你还是使用旧姓么？”我说，在中国结婚不需要改姓。又问，那孩子跟谁姓？我说，从前一般跟父姓，偶有随母姓的，还有用父母的姓氏做复姓的。答案的详细程度视对方兴趣而定。无论如何，对于日本社会中年以上的普通人来说，妻子婚后不用改姓还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日本的婚姻登记叫“入籍”，民法第750条规定：“夫妇在结婚之际称夫或妻之氏。”第739条第一项规定：“婚姻据户籍法规定，提出申请后生效。”而1947年颁布的《户籍法》第74条明确规定：“欲缔结婚姻者，请在申请书上记载左列事项，务必以此主旨提出申请。一，夫妇所称之氏。”

以上三则法条规定了日本的夫妇同姓制度，即提交婚姻申请时必须选择一方姓氏。据厚生劳动省2016年度人口动态统计报告可知，2015年全日本提交婚姻申请的635156对夫妇中，有609756对选择夫姓，高达96%。因此，无论人们怎么强调夫妇婚后改姓也可随妻姓，并不存在性别问题，但事实上在社会一般观念里，妻随夫姓仍是绝对的主流，贵为王女的真子公主“下降”后也立刻变成“小室真子”。

入籍后的种种繁琐的手续只有女性最清楚，此前的国民健康保险、银行卡、信用卡、驾照、电话卡……等等一切证件都需修改姓氏。就算这些行政手续是缔结婚姻的必要仪式，由此可以加深作为一家人的认同感，那么还有其他困境：离婚后须恢复旧姓，再婚仍要改姓……女性因婚姻关系的成立、破裂、再成立而不得不改变姓氏，因此避免改姓竟成为忍受家庭暴力的理由之一，也有人因为再婚改姓而彻底与从前的社交圈断绝往来。

2022年3月末，日本最高裁判所（最高法院）就此前一起夫妇同姓制度是否违宪的案件作出最终判决，认定该制度合乎宪法规定。这一判决令长久以来争取引入选择性夫妇别姓制度的人们大感失望。

此案最早于2018年5月10日提诉，通称“第二次夫妇别姓诉讼”。此前还有另一起同类诉讼，即“第一次夫妇别姓诉讼”，2011年提起诉讼，2015年最高裁大法庭判定“合乎宪法”。第二次夫妇别姓诉讼的原告是四对事实婚夫妻，向管辖地区政府提交婚姻申请时，拒绝在申请书上选择夫妇一方的姓氏、坚持各自本来的姓氏，因而婚姻申请不被受理。

原告方认为，日本现行民法、户籍法规定的夫妇同姓制度违宪，提出国家赔偿请求，要求引入选择性夫妇别姓制。具体援引的宪法法条是第14条第一项规定的“所有国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无分人种、信条、性别、社会性身份、门第，在政治、经济、社会性关系上不受区别对待”，以及第24条的“婚姻仅基于两性合意而成立，夫妇必须以享有同等权利为基础，互相协作，维持关系。有关配偶之选择、财产权、继承与住所的选定、离婚与婚姻家庭等相关的其他事项，法律必须立足个人尊严与两性本质的平等而指定”。原告方同时还主张夫妇同姓制度违反国际人权公约。

原告四对夫妇分别在东京家庭裁判所本厅、立川支部和广岛家庭裁判所提起诉讼。2019年3月下旬，东京的两处法院同一天作出初审判决，认为夫妇同姓制度不违宪，也没有违反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具体言之，法院认为民法规定夫妇同姓是婚姻效力的体现，但即使有人不适用现行婚姻制度，也不能直接得出结论认为法律歧视对待个体。作为婚姻效力及要件的夫妇同姓制度是否恰当，是有关婚姻的法律制度内容该如何制定、制度建构是否恰当的问题，超出了法院讨论的范畴，应交给国会讨论。

这是日本司法消极主义的体现，日本宪法虽规定最高法作为终审法院有违宪法令审查权，但事实上最高法极少行使这项权利，学者称之为“极端的司法消极主义”。 另一方面，许多期待夫妇别姓制度的人则希望最高法的判决可以推动国会修法。最高法的消极与国会的观望形成稳定的平衡，想要往前迈进一步，往往需要法律从业者、学者、民间人士、在野党等多方力量的努力与长久不懈的坚持。

京都街头，为即将到来的众议院选举而准备的在野党，主张自由、和平、性别平等

判决同时表明，夫妇同姓制于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确立，“已是日本社会的定规，姓作为家族称呼有其意义；在现行民法下，家族也被看作社会自然且基础的集体单位，统一称呼有其合理性”，“民法750条规定的夫妇同姓制度本身并不是男女之间存在形式上的不平等，夫妇选择一方姓氏，是即将成为夫妇的人自行协议而作出的自由选择”。

2019年9月末，广岛家庭法院也作出相似的判决。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上级法院（东京高等裁判所、广岛高等裁判所）提起上诉，2020年1月，东京高裁二审驳回上诉；同年10月，广岛高裁也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2021年6月23日，最高裁判所大法庭再就此案作出决定，15名法官中有11名认为夫妇同姓制度合乎宪法，故驳回上诉。而15名法官中仅有两名女性，因此不少人产生了朴素的愿望：如果法官中女性比例更高些，结果会不会有所改变？

以我熟悉的教育、研究环境为例，老一辈女性学者婚后往往改姓，而那时留在学界的女性本来就极少。也有不少学者选择事实婚，不提交婚姻申请书。但事实婚有不少法律上的问题，如手术时无法给伴侣签字，也无法在没有伴侣遗嘱的前提下继承遗产。近年，越来越多的女性研究者婚后只在户籍上改姓，日常与研究生活中仍使用本来的姓氏。研究者的性别平等意识固然稍微高些，但还有不少保守的公司以行政管理手续繁杂为由，不允许女性职员婚后继续使用旧姓。

曾在推特上见到一位女性学者贴出内藤湖南夫妇墓碑照片，碑文是“湖南内藤先生/夫人田口氏”，以此说明从前的学者如此尊重夫人的旧姓、儒教的家族观也比日本明治以来的家族制度先进。这位学者对儒教家族观的赞许当然在特定的语境之下，毕竟相邻的儒教大国韩国民法典直到1999年还坚持禁止同姓同本的婚姻。日本已有不少学者利用历史文献、墓碑实物探讨江户时期的夫妇姓氏问题，认为夫妇同姓制的成立是因明治年间“家制度”的确立。说到底，从前日本的平民不能使用姓氏，规定必须用姓氏也是明治以后的事。

野田圣子是自民党内少数明确支持选择性夫妇别姓的议员，她曾强调，“现行日本法律几乎都是在明治时代的法律之上修改而来。这些法律基于明治的价值观，到如今的令和年代仍然继续沿用，产生有矛盾与盲点”，“应通过立法向蒙受不利与不自由的人们伸出援手……应积极改革不合时代的法律”，“有人担心立新法就会‘破坏日本的传统’，但很多都只是把明治时代的价值观误解为‘日本古来的传统’”。都可称切中肯綮之论。

京都法然院境内内藤湖南夫妇墓

平常散步墓园，的确会看到不少江户时代保留妻子本姓的合葬墓碑，如金戒光明寺中岛棕隐夫妇墓上镌“文宪中岛先生/清心前川孺人”。南禅寺归云院堀杏庵墓之右是夫人墓碑，镌“贞顺孺人茅原田氏墓”，亦保留夫人旧姓。滋贺高岛市玉林寺内有阳明学者中江藤树墓，其旁有母亲的墓碑，云“中江德右卫门妻北河氏墓”。

这类儒者墓多遵循《朱子家礼》，保留配偶原姓，强调其父系出身。很少能在过去的墓碑上看到女性的全名——夭折的孩子们倒有如露如电的凄婉戒名。金戒光明寺内有“玉澜墓”，是南画家池大雅的妻子，旧姓德山町，通称池玉澜，墓碑上仅有名而无旧姓。金戒光明寺内还有一处墓碑令我难忘，是江户前期学者山崎闇斋家的墓园内，有“小三娘之墓”“於玉娘之墓”“於鹤娘之墓”“於爱娘之墓”，是闇斋的姐姐与侄女。早逝使她们不必与夫家同葬，意外地保留了名和姓，尽管这在江户时代也是非常少见的墓碑形式。

金戒光明寺境内中岛棕隐夫妇墓

最近的参议院竞选活动中，“选择性夫妇别姓制度”也成为各党公约的要点。其中，日本共产党对此最为重视，强调要“立刻导入”。立宪民主党、公明党、社会民主党、国民民主党、令和新选组等党派均表示要“实现”、“尽早实现”或“推进”该制度。明确维持原有同姓制度的是日本维新会，但也提出了制度创设的目标，“在使用旧姓时赋予一般性法律效力”。而自民党则避开锋芒，只强调“实现所有女性可以发挥光彩的社会”，从经济、就业等角度切入性别平等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2022年3月25日，内阁府公布了一项有关引入夫妇别姓制的舆论调查（问卷形式，2884人回答），要求引入的占28.9%，维持现有制度、设置以旧姓作为通称使用的法律制度的占42.2%，坚持维持现有制度的占27.0%。网上的保守派雀跃欢喜，说这才是民意，传统家族制度不容倾覆。而时任“女性担当活跃大臣”的野田圣子则公开批评这项问卷调查的设问“非常难懂，不负责任”，“搞不懂什么叫‘设置以旧姓作为通称使用的法律制度’”。

京都街头反对夫妇别姓制度的保守派集会，认为夫妇别姓会“破坏家族的羁绊”

据最新统计数据，2021年度日本结婚对数为51万4242对，再次更新了2020年度的“战后婚姻数最低值”。随着结婚率的持续降低，夫妇同姓制度可能会自然消亡——结婚都不必谈了，还谈什么夫妇认同、家族羁绊、坚持传统？

最近几年，民间保险公司、通讯公司都对事实婚用户提供了不少方便，比如通讯公司的“家族号码”，以前只有一家人才能用，最近只需要提供住所一致的证明即可。我带丈夫去办家族号码时，通讯公司的青年笑眯眯说，你们的身份证明文件上登记的地址一样就行，我因而得到了每月几百日元的优惠。这项策略很符合时流，很多伴侣本来也是出于节约房租、互相协助等实用目的而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人与人的爱和羁绊不会轻易崩坏，不合理、不平等的制度才会最终走向瓦解。

最近某个休息日的午后，有一位老人上门推销报纸。开门后竟道，夫人你好，你的丈夫在家吗？我问，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对方开始做广告，又问我是不是这家小姐。我只好说，我是家主。老人一脸错愕，正在厨房收拾的丈夫在我身后探头张望——目睹这一切的老人会不会感慨世风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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