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陷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秦朔，头图来自：视觉中国（图为农民工在街头等活）

一、金砖的成色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日前举行，并共同发布了《北京宣言》。

• 金砖一词，最初是2001年由时任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他将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的英文名称首字母组成BRIC，刚好和Brick（砖）非常接近。

• 2003年奥尼尔团队发布报告《与“金砖四国”一起梦想》，预测到2050年，金砖四国将与美国、日本一起跻身全球六大经济体。

• 2006年金砖四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2009年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会晤。2011年南非加入，扩为金砖五国（BRICS）。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那时的金砖国家曾被视为促进全球增长的一股新力量。2009～2011年，是金砖国家的一段好时光。

• 2009年10月2日，时任巴西总统卢拉在里约申奥成功后感言：“今天，我比其他任何一天都更自豪我是一名巴西人。今天是摆脱过去附在我们身上最后一丝偏见的一天：巴西已经走出二流国家队伍，步入一流国家行列。”

• 2011年12月16日，WTO在日内瓦召开第八次部长级会议，正式同意吸纳俄罗斯入世。俄罗斯长达18年的入世“马拉松”终于撞线。有学者预测，在世界各国疲于应对危机时，俄罗斯经济会在乱世中加速崛起。

而中国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在2009年前后通过“四万亿”计划，V型反弹，2009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历史性的50%。

不过，美好的时光往往很短暂。

2013年，“金砖之父”奥尼尔就说，“如果能修改，（金砖四国）我只会留下C（China）”。当年8月，摩根士丹利提出“脆弱五国”（Fragile Five），特指那些在经济增长方面过度依赖外资、在应对风险方面具有脆弱性的新兴市场国家。

三个金砖国家印度、巴西、南非均在其中（此外还有印尼、土耳其）。摩根士丹利称，这些国家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吸纳了大量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扩张经济体量，而在美欧经济复苏、资本回流的情况下，他们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风险敞口扩大的挑战。

2015年彭博社在一篇分析中说，“脆弱五国”的描述是正确的，这五个国家的货币有四个位居这个概念在2013年诞生以来全球表现最差的八种货币之列。

2015年，摩根士丹利又提出“麻烦十体”（Troubled Ten），对十个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贬值风险提出警告，南非兰特、巴西雷亚尔、俄罗斯卢布均在其中。

2011年，金砖国家的人均GDP分别为：俄罗斯12993美元，巴西12789美元，南非8066美元，中国5414美元，印度1389美元。如按经济总量，中国排名世界第2，巴西排第6，俄罗斯排第9，印度排第11，南非排第29。

2021年，金砖国家的人均GDP分别为：中国12359美元，俄罗斯12198美元，巴西7564美元，南非6950美元，印度2185美元。如按经济总量，中国排名世界第2，印度排第6，俄罗斯排第11，巴西排第13，南非排第32。（以上数据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率平价）

从2011年到2021年的十年，按人均GDP计算，俄罗斯原地踏步，巴西下降了40%，南非下降了13%，印度增长了57%，中国增长了128%。按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位，中国保持不变，印度上升，巴西、俄罗斯、南非下降。

金砖概念问世的2001年，中国加入WTO。此后20年，中国从2001年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1/8左右发展到目前的3/4左右。华平投资中国区联席总裁魏臻2002年加入华平，他最近说：“入行20年，中国整个行业的AUM（资产管理规模）大概涨了100倍，全世界所有的投资市场，只有中国有这样大的增长机会，这也是我们所乐道的行业‘黄金20年’。”

在金砖国家中，谁是板砖，谁是金砖，每一块砖的成色如何，一目了然。

二、陷阱会在何时出现？

金砖国家从2001年至今的经济发展，2011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前各国普遍上升，之后各自分化——中印继续上升，中国的升势更稳更久，而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则陷入不同形式的停滞、动荡和泥潭，起伏不定。

这种变化有什么规律可循吗？

2011年全球人均GDP为1万美元左右，当时俄罗斯、巴西、南非在这一均值的120%～70%之间。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在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前后，掉进了无法继续提升甚至开始下降的陷阱。

这与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颇有相似之处。

当时世行的研究发现，二战之后的50多年，全球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有13个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包括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其余的在中等收入阶段都出现了停滞，无法实现高水平跨越，甚至重新跌落至低收入水平。拉美（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东南亚（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的表现尤为明显。

世行的解读是：这些国家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所以掉入了陷阱。

目前全球的人均GDP大致在1.15万美元左右，中国高出不到10%。无论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还是“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各种安全挑战层出不穷，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全球发展遭遇严重挫折”的外部形势，陷阱的威胁隐约可见。

如何把严峻的挑战，转化为自我超越的动力和契机，中国恰在一个关键时点。

三、陷阱在哪里？

俄罗斯、巴西、南非，十多年前已达到或接近世界中等收入水平，此后就停滞、后退，且一直难以翻身，究竟为何？

从经济角度看，主要被锁定在两大陷阱里：

一是缺乏创新的陷阱，即经济过于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生产性创新能力不足。

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工业产出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型占比达80%以上，出口商品中油气矿物等自然资源产品占63%，金属占11.2%，合计接近3/4（数据来源：Trading Economics）。这样的结构很容易受到外部需求变化、能源价格变动等影响，很不稳定。

二是缺乏包容的陷阱，即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普惠性不够，贫富分化严重。

南非和巴西长期高居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列。2021年南非社会发展部发布的《南非家庭白皮书》显示，南非约20%人口无法满足温饱。由于基础教育不行，有机会获得专业技能的人不多，从事高技能工作的人占总工作人口的比例不足20%。南非计划到2030年将基尼系数从0.69减少到0.6。

2021年巴西一家基金会的社会研究中心（FGV Social）发布报告称，2021年一季度巴西基尼指数为0.674，为2012年后的最高值。调查显示，一季度巴西劳动者平均收入下降了11.3%，穷人平均收入下降了20.81%。

和俄罗斯类似，巴西的出口结构也是以大宗商品为主，拥有淡水河谷这样的铁矿石巨头。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极大。资源行业产业链较短，无法带来较多有价值的工作岗位。巴西今年2到4月失业率为10.5%左右，这已是2015年以来的同期最低水平。

由于贫富分化，治安糟糕，民众不满，巴西政府一直采取高福利、高补贴政策以迎合民众，但补贴并不能兴邦，反使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经济发展缺乏支撑。

四、迈向创新高地不是梦

中国地大物“薄”，资源条件远不如俄罗斯、巴西，但也没有染上资源病，而走上了依靠“人力资本+市场机制”发展经济、并逐步实现产业升级的道路。

中国创新经济的大框架和主航道已非常明确。包括硬科技、深科技、智经济、绿经济、大消费等等，与此对应的创业形态也切换到科创型、智创型、绿创型、海创型、青创型、文创型等等。

虽然中国在原始创新、“卡脖子”等方面和世界一流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但中国的特征是，一旦确立追赶目标，速度会很惊人。

最近我偶然做了点测算，发现2021年华为的营收（998.87亿美元）已经是IBM（573.51亿美元）的1.74倍，是GE（741.74亿美元）的1.35倍，联想集团的营收（716.18亿美元）也是IBM的1.25倍，达到GE的96.5%。想当年，蓝色巨人IBM和世界第一CEO韦尔奇领导的GE，在无数中国企业心目中都是高不可攀的名字。

只要毫不动摇走创新经济之路，再有十年二十年，我们一定会跨越创新陷阱，攀上创新高地。且这种高地的含义是全球性的。

其实近年中国涌现的不少创新企业，都在以世界为坐标。他们官网上的介绍，用的都是“全球市场占有率”这样的指标，以及在全球多少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研发、生产、销售、运营、服务能力”这样的说法。

我一直说，华为不只是一家公司，而是一种现象，中国N多行业都有“华为”，甚至有不少比华为公司的市占率更高。“中华有为”，本质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全球竞争力真的起来了。

上周秦朔朋友圈采访了缔脉创始人谭凌实博士，他2016年离开工作了超过20年的辉瑞（曾是辉瑞前全球临床运营副总裁、辉瑞中国研发中心首任总经理）在上海张江创业，做创新药物的临床研发服务（CRO），从概念验证到研究的设计、执行，帮助新药开发者加速进展，提高产品成功率。

交流中我最受触动的是，因为这样的“超越传统的CRO公司”的出现，全球有一些做创新药研发的中小企业有了新机会，即不是把专利一次性卖给大药厂，而是可以在中国这样的大市场落地，长期获益。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目前基本是大公司主导的格局，让新力量能更好成长。

中国为什么必须开放，必须竭尽全力、千方百计保持同全球的充分连接？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从资源条件到消化产能都高度依赖于世界，而且是因为，中国的核心能力就是人力资本能力，而人力资本的价值只有通过服务更大的范围才能彰显，同时，服务的过程也是在互动中自我改进的过程，从而让人力资本进一步提升。

依托中国的创新型人力资本和大市场优势，一部分领先的中国企业已经有条件为全球消费者做出更大贡献。世界级企业之路就在脚下。这里的必要前提就是开放。阻断开放，就会阻断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勃勃生机。

曾经有一种说法，由于创新能力不足，“金砖四国”可能变成“板砖四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恰恰不是典型的“金砖国家”，因为中国已经在创新升级。事实正越来越清晰地证明这一点。

五、实现包容性增长才是更大挑战

中国要拒绝陷阱，真正的挑战不在创新，而是如何更好地推动包容性增长，实现共同富裕。

2020年中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468，财富基尼系数为0.704。2021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占GDP之比为43.4%，远低于60%左右的全球平均水平。这种收入分化、财富分化已经到了必须认真考虑校正的时候。

中国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显然，未来在继续注重发展的同时，要把共同富裕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目标很清楚，关键是如何落实。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过“降低间接税，增加直接税”的财税改革方向。由于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大方向不是增加税率而是降低税率，而企业所得税率也已不低，所以提高直接税的主要方式必然是财产税，即房地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目前房地产税只在很小范围试点，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还未破冰。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多年来一直公开表示，征收房产税受到很多官员的阻挠，“因为他们房子很多”。

我和很多学者做过交流，不少人表示，从发达国家看，征收房地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确实是一般规律，但中国的物权保护尚不完整（如商品房产权在土地使用权到期后是否自动接续一直没有明确说法），这种情况下大规模开征财产税会让很多人成为惊弓之鸟，不利于发展。当下经济下行压力已经很大，如果财产税陆续出台，对资本市场会构成不小冲击。

我个人的看法是“两手抓”。我们既要在依法保护产权方面下大力气稳定预期，在财产税方面也不能无所作为，该下决心就要下决心。否则要改变两极分化、特别是财富意义上的两极分化态势是不可能的，而且越拖包袱会越重。

一个具有平衡性的选择大致应该如此：以对人们已有财产权利和未来财产安全预期的强有力保障，“换取”先富人群对通过财产税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支持。

此外，机会不平等的问题，也是迈向共同富裕的一大困扰。

最近一些城市出台了极具包容性的大学生落户政策，值得肯定，但城市里的外地打工群体特别是农民工群体，如何在城市安居乐业，也非常重要。这些群体的规模已经相当大，在城市已生活工作多年，是城市不可离开的服务组成部分。

如果没有为城市做过什么贡献的大学毕业生可以立即落户，那些已经为城市付出多年、不少也在城市缴纳社保的服务者、劳动者，能不能为他们开辟一条绿色通道，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有大的突破呢？

经济学家刘世锦团队去年提出了“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认为中国在已有的4亿中等收入群体基础上，可以再用10到15年时间，让中等收入群体达到8亿到9亿人，占总人口的60%左右。

研究显示，到2030年有可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3.7亿人，主要对应的是2018年家庭年收入介于4～6万元、6～8万元和8～10万元的低收入家庭。这个群体中城镇居民占比为57%，乡村居民占比为31%，外来务工人员占比为11%。其中外来务工群体，从数量和定义上，更接近进城农民工群体。

刘世锦团队指出，广义的“进城农民工”，是中国未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着力关注的重点人群。

他们的政策建议包括：

• 对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市落户实行负面清单制度；

• 建设面向农民工为主的安居房工程；

• 与农村人口进城落户、提供安居房相配套，加快推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 提供就业基本公共服务，鼓励吸收农民工就业；

• 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增加农民工的财产性收入；

• 促进机会公平，改变有些地方对低收入农民工的歧视性做法，在大体相当的条件下，在就业、升学、晋升等方面，给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可及机会。

我非常认同这样的方向。我们的城市都在想方设法服务“高精尖”人才，但千万不要忘了，不管什么人才首先都是人，而人是需要方方面面服务的，服务者也需要素质，需要技能，需要经验。一个城市不关心那些为“高精尖”们提供服务的人，“高精尖”们的生活可能会一团糟。

城市的服务业发展事关无数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但对广大服务业者特别是其中的外来务工人员（主体是进城农民工），对他们的生涯规划和保障，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大量功课待补。

六、拒绝陷阱，一个简单的框架

像中国这样有着超大规模人口的经济体，从低收入状态迈向高收入状态，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有活干（创造就业）、活干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干好活（迈向高附加值的创新经济）。

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本质上是人力资本创造的价值，是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质量、劳动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者之间的函数。

因此，评价中国的经济政策与制度环境，出发点与根本点都在于，是否有利于人们有更多的活干，能把活干得更好，能干上更好的活。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否则不可能成为金砖国家中最大的一块，成色最足的一块。

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消除资源配置扭曲、稳定最广大劳动者创造者的预期，空间依然是巨大的。

我采访过很多内外资企业，发现规模越大的企业对税收优惠一类政策越不在乎，而对法治、竞争中性、规则透明可靠等制度安排和制度稳定性越在乎。

我们降低交易成本的空间还很大。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陆铭教授团队最近一项研究显示，从全国平均来看，如果两个城市相距200公里，但又不处于同一省，这两者之间的货车车流相当于同一个省内部相距302公里的城市间的车流。

“这种效应，除了天然的地理、文化阻隔外，还与跨省的交通连接不够畅通、生产要素一体化程度不够高有关。”

也就是说，隔一个省界，要素的自由流通水平就会下降一定的幅度。当然，比起上世纪80年代很多省界都用行政手段强迫某种商品不得外流，已有很大进步，但和统一大市场的要求比，还远远不够。

创新的经济，资源配置更加自由的经济，具有包容性的人道主义市场经济，三者并进，或是中国拒绝陷阱、超越陷阱，迈向下一个远大前程的选项。

我很喜欢《小王子》里的一段话，“如果你想让人们造一艘船，不要老催着人去采木，忙着发号施令和分配任务，而要激发他们对浩瀚无垠的大海的渴望”。

也许还应该加一句，如果你想让人们远航，不仅要告诉他们目标，还要给他们买好保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秦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