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为什么越来越极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神共奋（ID：tongyipaocha），作者：人神共奋，原文标题：《现在的人，为什么越来越极端？》，头图来自：《小丑》

谢林隔离模型

通常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不如自然科学领域可靠，一个社会科学实验得出结论后，常常在重复实验时得不出原作者的结论，所以社会科学每年都会有“令人震惊”的研究成果，但可信度“令人怀疑”。

那么，社会科学领域近几十年有没有经典的、可以重复实验的结论呢？

其实还是有的。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用计算机建立过一个“隔离模型”，这个模型最初用来研究“种族隔离”的形成机制，但其得出的结论却揭示了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个体“轻微的歧视”行为，会自然演变成“群体极端化”行为。

这个模型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们身边持极端观点的人越来越多的现象。

（本文最初发于2018年，当时用了一个不太好的标题，加上原文有一些繁冗，现删改后重新发表）

山姆大叔要不要搬家？

“谢林隔离模型”非常视觉化。

假设有一个社区，其中9户人家形成下面的这个九宫格，白格代表白人家，黑格代表黑人家，绿格是可以搬进来的空房子。

那么，住在中间的白人，我们称之为“山姆大叔”，他的7个邻居中有四个黑人，三个白人。我们知道很多美国白人嘴上不说，但心里总是希望邻居也是白人，但搬家也是一件麻烦的事，那么“山姆大叔”到底会不会搬呢？

于是，谢林引进了一个“搬家阈值”，用“人群相似度”指标来表现，指山姆大叔可以接受的“周围白人邻居的最低比例”：如果低于这个阈值，他就会搬家；如果高于这个阈值，他就继续住着。

假如山姆大叔的“搬家阈值”是33%，即，如果白人邻居低于三分之一他就搬家，因为现在的白人邻居的比例是3/7，所以目前他还会继续住着。

但现在的状态非常脆弱，假如他左上角的白人邻居汤姆的“搬家阈值”比较高，受不了搬走了，刚好又搬进来一个黑人，那么，山姆大叔的白人邻居比例就下降到2/7，低于33%，他也会跟着搬家。

而这两家人搬走，又降低了剩下的两个白人的白人邻居比例，导致这两个人搬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最终，社区中原本种族混居的这一小块，就变成了主要居民都是黑人，提高了社区的“种族隔离度”。

谢林提出了这个模型的设想后，有人用计算机建立了这个模型，并随机产生一系列样本，通过大量重复随机试验得出了“人群相似度与种族隔离度”的相关性统计规律。

具体的相关性是多少呢？虽然这个结果大家早就想到了，但影响之大，还是出乎大部分人的意料。

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

假设一个社区是3000人，一半白人一半黑人，而且是混杂居住，计算机模拟结果显示：

如果“人群相似度”的搬家阈值设定为30%，计算机模拟大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搬家后，最终稳定的相似度（种族隔离度）竟然高达72%——即使你对周围人群相似度的要求只有30%（是一种对种族相对开放的态度），搬来搬去的最终结果将会产生72%的种族隔离度。

如果“人群相似度”的阈值为40%，最终的种族隔离度是80%。

如果“人群相似度”的阈值为52%，最终的种族隔离度是95%。

大家一定会想，如果“人群相似度”再高一点，比如说是80%，那最终的种族隔离度会不会是100%？

答案是“不会”，但结果更可怕，本文最后再说。

谢林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解释了人为什么会“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不仅仅是虚伪，而是因为个人在“微观上的动机”并不一定等同于群体在“宏观上的表现”。

个体的选择演变到了群体中，常常会被放大，“群体呈现的区分度”总是比“个体希望的区分度”高，最终陷入“人人平等，但自己比别人更平等”的荒谬中。

这个模型在纽约的人口数据中得到了验证。

种族大熔炉的真相

纽约常常自称“种族大熔炉”，纽约人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城市有包容精神，世界上所有种族都能像马赛克似的生活在一起，云云，这已经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说法了，但实际情况呢？

图中红点代表白人聚集地，蓝点代表黑人，黄点代表拉美裔，绿点代表亚裔聚集地。从这幅图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种族隔离。

纽约作为一个贫富高度分化的城市，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不讳言自己对财富的向往，那么居住的贫富分化情况怎么样呢？

图片红点代表富人的居所，深蓝色代表中产，浅蓝色代表穷人。虽然有一定隔离倾向，但没有种族隔离那么明显，特别是中产和穷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隔离度。

你也许觉得自己只是稍微有一点点“歧视外地人”，不想跟他们住在一起，但最终整个社会的“隔离度”将大大超过你的要求。

“谢林隔离模型”很快被用于解释更多的社会现象，比如职业选择中的性别歧视。

为什么现在男文秘很少？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经济学家Jessica Pan发表了一篇名为《职业中的性别隔离：临界点与社会互动的力量》的论文，用“职业变性”这个特殊的现象，验证了“谢林隔离模型”。

在今天的美国，有很多职业都是女性居多，比如文秘、出纳、售票员等等，但实际上，二战前这些职业都是男性比例高达80%。

Jessica Pan研究了20世纪“男性从业比例”下降50个百分点以上的14种职业，发现它们在起初缓缓下降了一段时间后，都经历了“突然跳水”的过程。

用“谢林隔离模型”解释：某个男性占主导的行业，不断有女性加入。大部分阈值正常的男性并不在意这缓缓升高的比例，但另一部分抱有“非常不想跟女人从事同一个工作”的高阈值男性产生不满，继而流出这个行业。其后，周围越来越少的男性比例，让大部分“有些介意跟女人同事”的男人也不得不放弃这个工作，此时，就会出现男性从业比例的“大跳水”。

正如“谢林隔离模型”的演示，尽管只有部分男性“厌恶与女性从事同样的工作”，但结果却造成了70%以上的“性别区分度”。

“谢林隔离模型”体现在社会现象中，大部分社会趋势都可以简化成两波影响，第一波缓缓呈现，达到某一个临界点后，趋势就会加速，最终呈现极端化的倾向。

隔离是两种极端的状况同时存在，互不干涉，但在现实生活中，“谢林隔离模型”的结果不一定只是“隔离”，更可能是歧视与压制。

何时只有一种极端的声音？

我们把“谢林隔离模型”中的白人和黑人换成“价值观A”和“价值观B”，同样会存在一个“交往阈值”，当一个持有“价值观A”能接受的圈子的“交往阈值”为30%时，最终会产生72%的价值观隔离度。

实际上，由于搬家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所以“搬家阈值”不会太高，现实生活中的交往也是，也不完全取决于价值观，但在虚拟的网络上，脱离一个圈子只需要轻轻一点，其“交往阈值”会达到非常高的程度。

微信朋友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微信刚推出的头几年里，朋友圈里的生活记录非常贴近日常生活，但接下来，因为某些带强烈社交情绪的照片能够吸引更多的关注和点赞，使朋友圈带“浮夸感”的内容比例慢慢上升，朋友圈迅速蜕变成了一个“秀场”。

与“谢林隔离模型”稍有不同的是，很多“隔离”的结果不是“各说各的”，而是一部分人的声音更大，一部分人更沉默。

“价值观A”和“价值观B”各自在圈子里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如果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只要稍稍偏向其中一个，结果听到的就不是“各种极端的声音”，而是只有“一种极端的声音”。

比“到处是极端的声音”更可怕的，就是只有一种“极端的声音”，今天你不喜欢TA的饭圈就去举报，明天TA不喜欢你的动漫也去举报，即使每个人只干掉一件自己最讨厌的东西，结果也必然是每一个人都保不住自己喜欢的东西，生活中只剩下“衣食住行”，这将是更可怕的结果。

如果每一个人都希望与“同阶层的人”为邻……

前面还留下了一个坑没填，在模型的计算机模拟中，如果“人群相似度”达到80%，那最终的种族隔离度会稳定在多少呢？

答案是“无结果”。

因为如果所有人都希望周围的人群和你有80%的相似，那么结果是所有人都在不停地搬家，整个系统永远处于无序的混乱中，永远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

如果在现实世界里，这意味着什么呢？战争、恐怖、仇杀、逃亡……

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中，大量的胡图族平民不仅对图西族平民实施种族灭绝大屠杀，同时对自己同族的温和派也毫不留情。

前一天还是邻居，后一天就可以毫不留情地将枪口对准你；昨天拿着计算器的小店老板，今天拿起屠刀，就是种族灭绝者。

“谢林隔离模型”充分演示了人类历史上这些悲剧的过程：

“群体呈现的区分度”总是比“个体希望的区分度”高，即使社会的不宽容程度只稍稍增长一点，即使社会价值观的天平只稍稍倾斜一点，整个社会的仇恨程度也会大幅增加，这种氛围积蓄到一个临界点，再善良的人也会变成恶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神共奋（ID：tongyipaocha），作者：人神共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