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世界变得越来越极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严肃的人口学八卦（ID：renkou8gua），作者：李婷，责编：靳永爱、吕利丹，题图来自：电影《绿皮书》

从2019年到2020年开端，一系列的社会政治事件让所有人都应接不暇，中美贸易战、香港暴乱、英国马拉松式的脱欧进程、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全球疫情的蔓延、美国总统特朗普毫无节操地甩锅和煽动种族主义、海外华人进退两难的境地……在每一个事件背后，更令人揪心的是极端分裂的民众意见和情绪。在美国、在欧洲，也在我们身边，似乎每个人都不能心平气和地说话，每个人都要凶猛地攻击对立的观点。为什么这个世界看起来变得越来越分裂？为什么极端主义变得如此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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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这个“锅”在一定程度上是要由飞速发展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来背。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悖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信息生产过程变得多元化，信息的传递链条也变得扁平化，个体可以轻松获得海量而丰富的信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所构筑起来的这个空间，似乎可以提供更加多元和自由的思想交流。然而事实上，这个具有超大容量的开放空间，却使得单一的声音被反复加强，在一定程度形成“回音室”效应，从而达到极端化的效果。

“回音室”效应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中提出，用以指出互联网传播存在的局限性。他认为，那些具有近似想法的人，在信息容量足够大，信息充分流动的情况下，会更容易聚集在一起归入同一回音室里，“制造偏激的错误、过度自信和没有道理的极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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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由于社交媒体足够“大”，个人总是能够找到与自己观点相似的信息，通过聚焦这类信息，使得自己原本的态度被不断印证和强化，也隔离了其他观点和信息的表达。所以，处于信息“回音室”里的人们只会选择性地只听到封闭空间内被放大的回声，而不是网络空间中全面而真实的声音。

相比传统大众媒体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信息筛选，社交媒体进一步把选择权赋予个人，使个人议程设置替代了原本公共议程设置的职能，加上同质化的信息来源，导致人们形成先入为主的信息盲区。特朗普的上台就是这种现象最好的现实例证，当精英媒体无法再起到有效筛选信息的作用，特朗普利用twitter发起的“人民战争”，聚拢了一批狂热而忠实的信徒。靠着这批极端主义者的扩大和渗透，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当你为特朗普每天发布的各色不靠谱的twitter信息表示不可理喻的时候，你需要意识到他根本就不是为你而发的。

“回音室”效应已经成为当今新闻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这个现象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人是非理性的，或者是不充分理性的，会倾向于根据个人喜好关注和过滤信息。该如何解释这种非理性呢？这就涉及到心理学中“认知失调”的概念。

认知失调在心理学中用来描述个体由于在同一时间内遭遇到两种相矛盾的想法，会产生的一种不甚舒适的紧张状态。也就是说，两种认知会在身体内部产生一种不兼容的知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看到与自己观点所对立的信息时，就会产生不舒服甚至愤怒的情绪；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次想把持有不同观点的朋友拉黑的冲动。

为了消除这种不相容，最简单的应对方式就是关闭这些声音，避免看这类信息，形成信息过滤。而另一种应对方式就是自己发展一套理论或者信仰使得这些矛盾变得协调。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容易也最常见的自发理论就是阴谋论，即把那些对立的观点和信息都看作发布者的阴谋，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认为对立的观点都是虚假的，从而维持自身观点的正当性，减少自身认知和现实的不和谐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阴谋论总是满天飞，还会得到这么多人的亲睐。

无论是上面哪种应对方式，事实上就促使“回音室”现象的形成，也就导致了不断极端化和分裂化的网络情绪。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以上所提出的“回音室”现象也只是一个在概念和理论上的构建。也有学者认为“回音室”现象无法在现实中严格证明，可能并没有起到那么大的作用。我们的确很难在现实中设计实验来验证它的效果，但是也有社会学家从一些更简单但是类似的过程来观察这种效应。

纽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程思薇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谢宇教授2013年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篇论文，用以观察跨种族的交友情况。影响交友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个人偏好，即你想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另一个是结构因素，即个人可能遇到什么样的人。举例来说，每个人可能都想跟王思聪交朋友，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认识他。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以前的研究在研究结构因素的时候，只聚焦在人群的构成比例。比如周围不同种族人口的比例，如果周围的黑人占比越大，就越有可能跟黑人交朋友。但是却忽略了认识的总人数效应。简单来说，如果保持个人交友的偏好不变（假设个体都更偏好跟自己同种族的人交朋友），那么随着认识的总人数增加，个体能认识到的同种族的人就更多了，这反而降低了跨种族交友的比例。

作者在文章中先采用了一个模型来模拟跨种族交友比例，发现一个学生所在学校的人数越多，那么跨种族交友的比例就越低。随后，作者用了美国真实的高中生调查数据（add health），来验证现实的情况。结果发现现实果然跟模拟模型结果很相似，下图展示了基于真实数据的拟合结果。

来源：Cheng and Xie, 2013

这个图主要展示亚裔学生在美国的跨种族交友情况。蓝色、绿色和红色线条分别代表亚裔和白人、西班牙裔人和黑人交友的概率。虽然总体上亚裔更倾向于跟白人交朋友，但是随着所在学校人数的增长，亚裔跟各个种族人群交朋友的可能性都在下降。

这个简单的社会学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互联网上的回音室效应。个人的交友偏好对应于对观点的偏好，学校的人数（可能认识人的范围）对应于互联网中的信息量和我们能够获取的信息的多样性。那么当我们更有可能在网络中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或者观点时，“回音室”效应可能就已经启动了。

最后一个问题，这些由网络产生的极端情绪是否会让我们的真实世界变得更加极端？答案是会的，当每个人的认知或者情绪变得极端就会将行动也导向极端。哪怕是每个人只是有相对温和的“对立性”那么也可能在群体行为上导致极端的结果。

著名经济学家谢林（Schelling）提出的空间邻近模型（Spatial Proximity Model）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个模型下，个体完全根据自己偏好选择居住环境，即使是一个融合得很好的城市最终也会变成高度隔离的城市，显示了在微观上个体的微小偏好差异通过众多行为如何造成社会层面的巨大变化。这里讲的是在物理空间上隔离是怎么形成的，那么我们在情绪空间上的偏好，也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到今天来看，这个极端化的危机不仅没有消减，反正被进一步加强了。社交媒体通过算法革新，形成了对个人的偏好推荐机制。也就是说不仅我们自己，社交媒体还会进一步帮助我们做信息的自我删选和隔离。

那么我们的时代或者每个人应该怎么去应对这个危机呢？信息的丰富、多元以及自由交流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我们不能也不可能回到信息单一垄断的时代，那么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跟我们自身的生物本能做斗争。

“兼听则明”听起来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却是在这个时代保持理性，保持思考的重要手段。需要我们不断修炼来认识自身的缺陷，并且拓展认知的广度和深度。当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时，才能够重新建立良好的网络生态。

参考文献：

Cheng S , Xie Y . Structural effect of sizeon interracial friendship[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3, 110(18):7165-7169.

胡泳. 新词探讨:回声室效应[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5(06):111-117.

桑斯坦，《信息乌托邦》，法律出版社，2008.

谢林，《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百度百科：认知失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A4%E7%9F%A5%E5%A4%B1%E8%B0%83/10845596?fr=aladdin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严肃的人口学八卦（ID：renkou8gua），作者：李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