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以亚洲作为历史视野

本文原载于《读书》2022年10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葛兆光，原文标题：《以亚洲作为历史视野——<亚洲史的研究方法>课程前的开场白》，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这是一门给博士生开的课，所以，在进入本课程之前，我想首先说明这门课的目的和意义。为什么要开这门课？其实说起来只有三点，很简单的三点。

01

先说第一点。

毫无疑问，“亚洲”不是一个。过去，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学界往往以“东洋”代指“亚洲”，他们的“东洋史”，几乎就等于是“亚洲史”。

比如日本著名学者桑原骘藏（一八七一至一九三一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影响很大的《东洋史要》里就说，所谓“东洋”是以葱岭也就是帕米尔高原为中心的亚洲，这里包括东亚（中日韩及俄国远东地区）、南亚（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中亚（兴都库什山以北，葱岭以西，锡尔河以南）、西亚（阿姆河以西到咸海、里海以南，包括伊朗、土耳其、阿拉伯地区）和北亚（阿尔泰山及咸海、里海以北，俄属西伯利亚）。

当然，这里还没有说到环南海地区的东南亚呢。大家可以看到，很显然，一个亚洲，各自不同。说到底，“亚洲”原本只是欧洲人给东方很大一块地方命名的地理名词，就像他们常说的“近东”“中东”“远东”一样，这是从欧洲看东方生出来的一个地理概念。

虽然很早在欧洲就有“亚洲”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早期欧洲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展开三个叶子形状的世界地图上，右上方的那片就是亚洲。不过，要到传教士把欧洲的世界知识传到明代中国，中国才逐渐有了叫作“亚洲”的地理概念。

所以亚洲本来并不是一个在政治、文化、族群上有同一性的历史世界。亚洲族群太复杂，空间太广袤，文化太丰富，语言太多样。桑原骘藏就说，东亚、西亚、南亚、北亚以及中亚，差异非常大，单单从族群或人种上说，亚洲就包括了蒙古人、波斯伊兰人、印度雅利安人、马来人等。就算仅仅指我们最熟悉的“东部亚洲”，也就是环东海南海这个区域，也不那么简单，复杂得很。

之所以我也采用“亚洲”这个概念来设计课程，主要是考虑到在历史上，这个区域和中国之间，曾经有过密切的互动、联系和激荡。比如中古时期的“西域”，就把中原王朝和突厥、粟特、回鹘、波斯、吐蕃、天竺、大食连成一片。近世以来的“东海南海”，就把东部亚洲海域周边北到库页岛，南到爪哇都连成一片。如果我们能把“中国”放在这个广袤背景下去讨论和分析，也许，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单纯在中国背景下看不到的历史线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亚洲“自古以来”就有，日本人冈仓天心（一八六三至一九一三年）在一九〇三年写的一本很有名的书《东洋的理想》里开篇就说“亚洲是一个”。其实这话并不对。亚洲各地虽然互相有联系，而且是密切联系，但无论从族群、信仰、历史、文化、制度上看，并不是一个。而一个自我认同的“亚洲”，恰恰是在看似同一个“欧洲”的对照和刺激下，在近世才逐渐自我建构起来的地理、文化和历史的“区域”。

亚洲实在太大，任何一个历史学者在这种复杂、多样、差异很大的历史里面，都会感到自己的知识欠缺。任何一个学者都不敢说，自己可以研究亚洲。我也是赶鸭子上架，半路出家，自己研究的主要领域，还是在中国史特别是中国思想、宗教和文化史，只是现在，越来越希望年轻一代学者在亚洲/东部亚洲的语境或背景中，来重新研究中国史。所以，我的这门课，不可能讨论如何研究整个亚洲/东部亚洲，而更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学界要不要超越国境，来重新研究中国史？

第二，对亚洲特别是近世东部亚洲海域的历史，怎样有，或者能不能有一个整体认识？

第三，同时，我们又如何反过来，把“亚洲/东部亚洲海域”的历史作为“中国史”（或者“日本史”“韩国史”“越南史”）研究的视野和背景？

近年来，历史学变化很大，彼得·伯克（Peter Burke）曾经预言，未来历史学研究的趋势，可能是“文化接触”，也就是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接受与转移，边缘对中心的影响，以及从边缘重思世界史，强调有联系、互动、影响的全球史，也许就是这个趋势的表现之一。这话说得很对，也很有预见性。

过去，我们都习惯了所谓“就中国讲中国”，只是在中国范围内以中国史料谈论中国，但这是不够的，可能要大大改变。所以，尽管大家将来要做的，也许只是个别国家的宗教、艺术和历史研究，但你一定要考虑，它与周边——具体到中国，就是亚洲——的文化背景和互动可能。

而如果我们能把这种超越个别国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联系作为自己的研究视野，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些过去孤立地研究某个国家宗教、艺术和历史的时候，可能发现不了的线索和被遮盖了的现象。

02

再说第二点。

研究亚洲或者东部亚洲，为什么我要把“艺术”“宗教”“历史”这三者综合在一起？也有人问过，我所在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为什么要把“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当作博士招生方向？

这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我的知识有限，不能不局限在几个领域里。像区域史里面占的比重很大、资料很丰富的商品贸易、物质交流，我就不敢多说，因为涉及丝绸、茶叶、香料、瓷器、白银还有鸦片，那些方面的知识我不具备。而另外一方面呢，我想，是因为艺术史、宗教史和文化交流史，在我看来恰好构成了“文化史”的主干，而这三个领域的关系，恰恰又十分密切。

关于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大家都知道中古时期粟特墓葬中石棺床的精美雕刻，就和中亚、族群、商贸、移民相关；又比如日本神道教所谓天皇象征的三神器（八坂琼曲玉、八咫镜、草薙剑），就和中国道教的剑、印、镜等法器信仰有关。这种例子太多了，这里不妨再举个非常小的例子。

孙机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从米芾〈蜀素帖〉说起》，里面提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米芾《蜀素帖》里有一首《拟古诗》，讲到乌龟和仙鹤合作渡河的故事：仙鹤叼着乌龟飞越河流，约定不可开口，因为一开口就掉下去了，但乌龟忍不住还是开口，于是就堕入河流。所以，米芾诗最后一句就是“报汝慎勿语，一语堕泥涂”。

这个故事呢，周一良先生已经指出，它来自印度佛教的“海禽衔龟”故事：“双鹤御龟，龟咬竹竿，一同渡河，但龟不可开口，否则堕入泥涂。”意思本来是佛教告诫信众，不得“妄语”。大家知道，不得妄语是佛教很重要的一条戒律，人就是因为多嘴多舌，所以才陷入烦恼而不能解脱。这故事见于康僧会翻译的《旧杂譬喻经》及《法苑珠林》卷八十二。但是孙机指出，这个故事后来逐渐改变，在中国形成以“龟鹤”为主题的图像，这个图像又逐渐从中国影响到日本，一直到十五世纪。

你看，这么一个小小的文学故事和绘画主题，就影响到亚洲的三个区域——印度、中国、日本。所以，如果你是研究艺术史的学者，面对中古中国大量的砖雕石刻、墓室壁画、石窟造像，你既不能忽略这些图像和中亚、南亚的联系与渊源，也不能忽略它们和往来东西之间的各种异族、异国商人、宗教徒的关系，也不能忽略它们从中国到朝鲜和日本的流传和分布，更无法不掌握佛教、道教、回教，以及“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的知识。历史研究需要文字文献，也需要图像资料，艺术史研究需要历史语境，也需要宗教知识。

景教，又称虔贞教，即唐代正式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图为敦煌藏经洞所出唐朝景教基督像绢画残片复原图（来源：wikipedia.org）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三个领域综合起来，既可以使用所有的文字文献、图像资料和考古发现，也可以看成是亚洲文化史领域，它兼容理性和感性、政治与信仰、历史和艺术，也许可以对过去时代的历史与文化有贯通的认识。

03

当然，还有第三点，那就是如今研究超越国境的区域史，不能不考虑全球史研究潮流的影响。

现在“全球史”已经成为一个热门，但是全球太大，谁能讲一个包罗万象的全球史呢？很难。现在有没有真的可以笼罩全球的历史著作呢？很少。

有人告诉我，世界史和全球史，主要就有两种：

第一种是“满天星斗式的世界史”，就是把各个国家、区域、族群的历史相加，仿佛拼图一样。可这和过去的“世界史”区别不大，过去中国学界，无论是周一良、吴于廑的《世界通史》四卷本，还是吴于廑、齐世荣的《世界通史》六卷本，大体上就是这样的。我们大学里面教的世界史也是这样教的。这是西方的世界史被引进中国以来，无论是晚清、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延续的史学传统。

还有第二种，是“台球撞击式的全球史”，就是重点描述各种事件、人物、现象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就好像古代禅宗诗歌说的，“一波才动万波随”，看看互相交错的涟漪和波纹，一圈一圈怎样互相波动互相影响，这当然才是理想的全球历史。

台球撞击式的全球史：日本的天草四郎，正是因为接受了基督教思想并以此为纲，才领导了著名的岛原之乱（来源：worldwide-transition.info）

但是你要注意，这种全球史写起来没那么容易，我建议，在全球史背景之下，先做区域史的研究。为什么？原因很简单。

第一，全球史怎样既超越国别史，又能够容纳国别史？这是一个难题，但是区域史则相对比较容易。

超越国家的历史联系，主要是在经济史、知识史、文化史、科学史上，也就是贸易、宗教、艺术和物质文化史上，可能比较容易找到很多证据，可以勾勒一个互相冲击和彼此往来的图像，可以写出联系着的全球或区域的历史。然而，在政治史研究上，做起来也许比较困难。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在全球史潮流中国别史还有意义吗》。为什么我一方面强调全球史、区域史的重要，一方面还要强调国别史必须存在？

就是因为在传统时代，政治常常被国家或王朝控制，不同国家或王朝的制度也常常有差异，而各个国家的政治，也会塑造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和环境，你不研究一个一个国家特别的社会、政治和制度，你说不清楚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政治、文化上为什么不一样。更何况有时候，你也不大容易找到古代各国政治上和制度上彼此的影响和联系，也许，只有在东西方交通开始发达，在同属一个文化系统的欧洲内部或东亚诸国之间，才比较容易找到政治史上的某种关联。

可是，有时候一些相互联系比较紧密，彼此影响相对明显的“区域”，倒是很容易看出它的互相撞击、互相渗透。比如受到古希腊罗马文明、基督教影响的欧洲，受到伊斯兰教影响的西亚中亚，以及由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回教文化交错，朝贡圈和贸易圈连接起来的“东部亚洲海域”。

第二，全球史并不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其实，它更是一个观察历史的角度、视野和方法。

《维米尔的帽子》， [加拿大] 卜正民 著，黄中宪 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大家可能熟悉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维米尔的帽子》。卜正民是一个很棒的学者，这本书从荷兰画家维米尔的几幅画作说起，涉及十六到十七世纪荷兰的代尔夫特和全球贸易、这两个世纪之交的明清交替、中国的寒冷和瘟疫、传教士的来到东亚，还说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亚洲经营，荷兰人从海洋到达亚洲，甚至讲到“全球性流动现象重新界定他们（荷兰人）的世界观，还拓展了他们的世界”。维米尔的绘画，可能只是一个引子或者象征，不过通过这个小小的绘画，大大的世界历史就渐渐凸显了。

还有，沈艾娣的《传教士的诅咒》虽然写的是微观历史，写的是中国山西一个不起眼的村庄洞儿沟，但竟然会和遥远的神圣罗马教廷曾有过三百年的互动。当年传教士来到这里，影响了这里的人一直信仰天主教，这个地方的宗教信仰，因为一代代村民们留下了历史记忆，一个个传教士们留下了文献档案，而且这些历史记忆代代口耳相传，这些文献档案保存在了罗马教廷，所以，有关这个村庄的小历史，就没有湮灭在整个中国的大历史中，还和罗马教廷发生了关系，这就是全球史。

所以，全球史不只是写那些大的历史，也可以写小的历史，过去中国所谓“草蛇灰线”和西方所谓“蝴蝶效应”，就可以通过这些小故事，成为全球史。更可以提出好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历史上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为什么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外来的传教者和中国的信仰者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政治性的国家认同和宗教性的普世信仰之间，应当怎样处理？

我二〇一二年在《读书》写过一篇人物随笔，就是万历年间曾经当过福建巡抚的许孚远。那时候正值“壬辰之役”，中日朝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许孚远到福建当官，就派间谍到日本侦察敌情，和吕宋的西班牙殖民者建立联系，建议拉拢琉球斩断日本的左臂右膀，甚至主张开放海上贸易，孤立日本，而这一切的大背景，又和大明和日本的东部亚洲海上争霸有关。

你看，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从微观看宏观，从一个人观察全球变动的途径？所以我说，“全球史”是一种角度、视野和方法。

壬辰之役（来源：jiemian.com）

第三，全球史早期资料不够，这是一个难题。所以，我们不妨先从资料相对容易收集的区域史开始。

全球史有它自己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它一方面受到时代的限制，一方面受到资料的限制。时代越早，这种全球或广大区域之间联系的资料就越难找，因为古代交通条件有限，古人活动范围也有限，就好像在桃花源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时候你上哪儿去找“联系”“互动”和“影响”的资料？

当然，越到后来，全球的联系就越多，不仅仅是丝绸之路出来了，航海技术也发达了，除了贸易之外，战争、宗教、移民越来越多了，疾病、物品、艺术也就彼此交错，互相影响，这时候资料多了，联系和互动的全球史也就可以写出来了。

因此，在联系还不充分的时代，是不是可以先叙述区域史？大航海时代以前，虽然全球联系也存在，比如法显的故事、丝绸之路和粟特商队、玄奘天竺取经、郑和下西洋等。

像一九八四年发现的唐代《杨良瑶神道碑》，说明八世纪末唐朝官方使者杨良瑶（七三六至八〇六年）就在贞元元年（七八五）十月从广州出海，出使黑衣大食，很可能到过现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后来《新唐书·地理志》中引用中唐贾耽编撰《皇华四达记》记载了广州到缚达（巴格达）的“广州通海夷道”，可能就是来自杨良瑶的报告。但是，这样的全球性联系资料毕竟不多，更容易看到和找到考古或文献资料的，是区域之间的贸易、战争、传教、艺术、移民等。而“区域”的联系很早就存在。

我以前写过一篇《从“西域”与“东海”》，你可以看布罗代尔关于“地中海”的研究，环地中海就是一个联系密切的区域；你也可以看敦煌文书发现之后的“西域”研究，西域也是东亚和西亚之间的一个“地中海”，它把整个亚洲连起来。

当然，很多人认为“蒙古时代”以后，就进入“世界史”了，按照日本学者本田实信、冈田英弘、杉山正明等人的说法，“蒙古时代”终于把世界连在一起了，但这“世界”其实一方面主要还是欧亚大陆，而且另一方面，这种联系的世界也有曲折。甚至，在十四世纪后半到十五世纪前半之后，由于蒙古在东部亚洲溃退，欧亚又形成“东是东，西是西”。

所以，中国学界不妨先从和自己相关的区域史开始，在这个区域史里面，我觉得“东海南海”（现在我用“东部亚洲海域”这个词）在十五世纪以后，成了一个有机的历史世界。

我最近正在写一篇文章，就是想说明，在跛子帖木儿一四〇五年去世之后，西亚（当然包括更遥远的欧洲）和东亚又开始各自分离，宗教往来、商品贸易，虽然也不是没有，但是，东部亚洲尤其是环东海南海区域，也就是我们说的东北亚和东南亚，联系非常密切，比较明显地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世界（这一点，日本学者已经有不少研究，参看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

你从政治（朝贡圈）、经济（环东海南海贸易圈）和文化（东北亚儒家与大乘佛教，东南亚儒家、小乘佛教和伊斯兰教）三方面，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英国学者约翰·达尔文《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衰（1400—2000）》也注意到，帖木儿去世是一个大事件，只是他没有强调全球帝国史的另一面，也就是我说的“合而又分”。

所以，研究亚洲东部，也就是环东海南海这个区域的互动与联系，在现象上、理由上、资料上都很充足，如果把“东部亚洲”或者“东海/南海”作为一个区域，充分研究环东海南海地区的互动和联系，比如明清中国、朝鲜、日本、琉球、安南之间，加上东南亚的吕宋、暹罗、爪哇、满剌加诸国，以及从南海过来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西洋诸国的互动。我觉得，这样的“区域史”，也许是对未来理想全球史的贡献。

19世纪浮世绘中的对马岛（来源：new.qq.com）

所以，这门课虽然叫“亚洲史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我会比较多地提及东部亚洲海域，也就是环东海南海的东南亚和东北亚这一块。

好了，“开场白”说完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葛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