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后，堕胎在美国再次成为密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ID：globusnews），作者：十二，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一位41岁的母亲杰西卡·博格斯眼下面临重罪指控：今年4月底，她协助自己17岁的女儿塞勒斯特，将塞勒斯特所怀的一个尚未成形的胎儿遗骸埋在了自家后院。在当时，这对母女向警方称胎儿是不幸流产，并由此被控知情不报和“不当处置人类遗骸罪”，但案件尚未审结。

今年6月，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判决的大背景下，内布拉斯加州警方根据新获得的证据认为，塞勒斯特身上发生的不是自然流产，而是人为堕胎，她的母亲杰西卡因此成了协助他人堕胎罪名的被告。

博格斯母女在各种意义上都是个十分倒霉的典型：内布拉斯加州在2010年通过了限制怀孕20周以上胎儿堕胎的法律，但在罗伊诉韦德案判例的覆盖范围之下，这一州立法律始终没有被严格执行。恰恰是在她们的案子审理期间，美国高院法槌落下，而塞勒斯特腹中的胎儿被证明已经怀孕23周，超过了20周的合法堕胎范围。

也是在案件审理期间，内州警方因为美国国内堕胎问题的风向变化，而启动了对博格斯母女案件的进一步调查，并成功地找到了胎儿遭遇了人为堕胎的证据——警方向Facebook发出了搜查令，并由此获得了博格斯母女通过Facebook进行的私人谈话记录，在其中，母亲杰西卡指导了塞勒斯特如何服用堕胎药。

针对杰西卡的庭审将在12月初进行，直到目前，针对她的非法堕胎指控是否能够成立，还在各方争议之中，但在报道此事时，美国媒体敏锐地意识到了另一个问题：如今在包括Facebook在内的社交平台上提及堕胎，即使是私聊场合下，也有可能被用作法庭证供。而甚至还在此之前，由于担心被类似的协助堕胎指控波及，Facebook和Twitter在内的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就已经开始大规模删除带有“堕胎”字样的公开帖子。

某种意义上，这似乎证明了Pro-choice行动者们的先见之明：从特朗普执政期间罗伊诉韦德案再度成为焦点开始，她们就从半个世纪前的斗争中吸取了经验，并应用了一系列随时变动、且无法搜索的“你懂的”黑话密码：有些时候它被叫做“去露营”，也有些时候是“来看我的牛”，或其他更多。

但互联网时代，也许任何事情都注定没有看起来那么美好。

简的诞生

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宣判以前，美国女性曾长期为堕胎想尽办法，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故事是“给简打电话”。它通常以普通报刊广告的形式出现，文案简洁：“怀孕了，而不愿如此？给‘简’打电话。”

当然，电话号码的另一头并不是一个名叫“简”的女人，而是努力为有需要女性提供安全堕胎机会的一个组织网络。二十余年以后，曾经的组织成员之一劳拉·卡普兰在自己的书中披露了这个网络的存在，而在1972年这个地下网络最终因为告密而曝光之前，它已经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运作了超过七年。

在“简”的名字成为一个暗号的时代，美国的堕胎问题正徘徊在成为一个问题的前夜——上世纪六十年代，堕胎在全美国都属非法，除非你能向医生和诊所证明孕妇因为怀孕和未来的分娩可能处于生命危险之中，并不令人意外地，被接受并获得堕胎机会的案例寥寥无几，极为罕见，全美每年秘密进行的非法堕胎手术数量估计在20万到120万之间。而在另一边，战后婴儿潮一代人正在长大，与嬉皮士、大麻、性解放等议题几乎同时，对于堕胎的法律禁令也在不断接受拷问和挑战。

在那一个十年的末尾，纽约州在一部分女性律师和此起彼伏的社会浪潮的推动下，开始了一系列针对堕胎改革的听证会——参与听证的代表团15人中，14人为男性，还有一位则是来自天主教会的修女。一年后的1970年，在一场充满戏剧性的立法讨论中，几乎全是男性的纽约州议会仅以一票通过了一项自由堕胎法，这将纽约州变成了全美唯一一个堕胎合法的州。

而在纽约州之外的整个美国，堕胎仍是一个禁忌，尽管纽约同样对旅行者敞开进行堕胎手术的大门，但更多的女性无法负担前往纽约州进行手术的费用。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在当时的美国，大多数的避孕手段同样是非法的，而性别歧视仍以法律和正式规章的形式存在：迟至1970年，全美医生中仅有7%为女性，在律师行业中这个数字是3%，银行拒绝为未婚女性签发信用卡，女性租房则需要父亲或丈夫作为担保人，而公共场所仍规定每天某些时间段属于“男性专属”。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中，1964年夏天，芝加哥大学21岁的女生希瑟·托比斯受托为一个有堕胎需求的女孩联系到了一位积极参与当时芝加哥黑人民权运动的医生，后者同意秘密为那个女孩进行堕胎手术，尽管他同时也为此开出了相当高昂的价格。

在当时，芝加哥仍是一个天主教保守风气浓重的城市，但在保守的主流舆论之外，越来越多的求助者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找到希瑟，希望能够联系到堕胎渠道，“简”成了希瑟第一时间想到并使用的化名。由于求助电话太多，她在此后的几年里发展并训练了更多的“简”。

1969年，也即纽约州开始堕胎改革听证的那一年，希瑟与一位学生运动领袖保罗·布斯结了婚，不断出现在地下的女性运动刊物上的“给简打电话”，也从起初的非正式组织逐渐变成了一套成熟的应对流程与行动网络：既包括甩脱盯梢、联系到受助者并将她们安排到安全地点，也包括安排和进行手术，以及为不具备财务能力的求助者筹款。

1972年5月，“简”的其中一次堕胎手术遭到了孕妇家属的告密，警方突袭了她们进行手术的地点，并抓获了当时正在协同工作的几名成员。当然，她们都没有正式的行医执照，更没有进行堕胎手术的资格。但与本文开头的博格斯母女相反，“简”的成员被证明十分幸运。

在案发前半年的1971年12月，为争取堕胎权利而斗争的罗伊诉韦德案已经抵达美国最高法院，而堕胎问题成了全美最为敏感的政治议题之一。1973年1月，罗伊诉韦德案以7-2的表决结果在美国最高法院获得通过，堕胎权被裁定为宪法权利的一部分，伊利诺伊州随即撤销了对“简”的全部指控，由此，组织成员们最终得以全身而退，而在此之后，她们也发现不再有继续为此工作的必要：罗伊诉韦德案通过后，全美各州陆续通过合法化法案，在法律上，堕胎在美国已经可以安全、合法地进行。

1995年，在沉寂超过二十年以后，成员之一劳拉·卡普兰出版了一本名为《简：传奇的地下女性主义堕胎服务中的女性》的书，将这个曾经的地下网络经历过的种种细节公诸于世。

巧合的是，发起罗伊诉韦德案的那位影响了半个世纪美国女性命运的原告，同样为自己选择了“简”作为化名：尽管被作为“简·罗伊”载入了史册，但她的真名叫做诺尔玛·麦克柯维。

“简”的回归？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本就此起彼伏的美国保守化浪潮进入了加速期：仅2017年当年，美国就有19个州通过了63项针对堕胎的新限制条款，根据性别政策研究机构古特马赫研究所的评估，2017年全美已有29个州在堕胎问题上施加的限制，足以使其进入对堕胎“怀有敌意”或“怀有极端敌意”的行列，仍保持友好态度的州仅剩12个。

随后，罗伊诉韦德案在美国法律中的地位，也在2018年因美国最高法院成员的变动而陷入危机：不止一位最高法院法官在公开表态中暗示，将尝试削弱甚至推翻这项判决的宪法效力，从而将堕胎权的合法性问题重新留给各州。

由于普遍预期最高法院可能对堕胎权利持负面态度，越来越多的保守派掌控下的州开始采取提前行动，2022年初，古特马赫研究所对2021年的美国堕胎政策形势给出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差的一年”的整体评价，各州对堕胎施加的新限制总数达到了108项，是1973年以来的最高值。

又过了六个月，一届空前右倾的美国最高法院最终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美国多地已经酝酿数十年之久的保守化势头自此被拉开了闸门。在判决被推翻当时，美国有多达13个州已经提前准备了一旦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它们就将自动生效的法律，而在堕胎权被重新下放至各州以后，堕胎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正在将美国再次分割成两半——美国有大约58%的育龄女性生活在倾向于认为堕胎非法的地区。

受到禁令影响的不仅有堕胎诊所的医生和有堕胎需求的女性，在一部分限制严格的州，“协助他人非法堕胎”属于重罪，而如何界定“协助”——外界已知的是，为了防止被以“协助堕胎”罪名起诉，包括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在内的全美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在判决生效后的几天里大规模删除了带有“堕胎”字样的帖子，同时被“干掉”的还有堕胎药广告。

如同半个世纪前“简”的成员所做的那样，暗号和密码重新开始在堕胎过程中扮演角色。今年六月罗伊诉韦德案被真正推翻之前，同样的一套话术悄然蔓延到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我住在某某地，我们这里的____仍然合法，我有张空沙发”，“我在某某州，_____合法，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在”。

至于横线上填进什么，很显然那并不重要：只要别写出“堕胎”，愿意填上牛油果还是小龙虾，或者干脆只是表示欢迎访客，都不会影响观者的理解。

引发大量关注和转发的类似援助贴之一，博主在四天后发推承认自己“失误” / Twitter截图

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之后，类似的贴子在几天内密集爆发，以至于甚至成了一种社会现象。但与半个世纪前处于极端秘密形态、但拥有完善而严肃应对方案的“简”不同的是，如今发帖者隐藏在网络背后，而绝大多数人对这种病毒营销式的话术的真实性仍保持高度怀疑。

一条于同时出现在Twitter上的贴子警告称，希望所有人不要相信任何一个转发了相关内容的博主，你并不知道屏幕对面实际上是谁，又抱有怎样的意图。一位依靠相关视频收获了数百万播放的加拿大博主则直言不讳地告诉《大西洋月刊》，在她看来这不过是为了声援美国女性的一种姿态，而不是真打算将任何人带进家门：“我也有我的家人要保护。”

告别“简”以后

过去四个月里，美国正在经历着来自高院判决的连锁反应：11月初两项分别发布的研究表明，一方面美国女性为堕胎而花费在路上的时间出现明显增加，其中德克萨斯与路易斯安那两州的平均时长都出现了高达7小时的涨幅。

另一方面，判决生效后的两个月里美国至少已有一万人放弃了计划中的堕胎，在禁止堕胎的州，两个月内合法堕胎数量已经下降了95%，而能够合法堕胎的州的堕胎手术数量仅增加了11%。

CNN的报道指出，美国如今是工业化国家中唯一一个孕产妇死亡率出现上升的国家。

网络上的这些援助信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现实发生了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即使贴出类似话术的举动只是一种姿态，这样的行动也依然重要。但也有人担心，铺天盖地的病毒营销话术只会淹没掉原有的堕胎支持网络，使得寻找到它们变得更难：美国仍活跃着相当数量的堕胎支持组织，某种程度上，它们是“简”真正的新时代形态，但在堕胎造成越来越多的法律风险的现实面前，它们的生存状况也同样陷入未知。

“简”已一去不返，但诞生它的那段历史却未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ID：globusnews），作者：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