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欧美社会的一个缩影。读《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

文/阅读人生 

对于彼得·德鲁克何以成为管理大师，我一直没有搞懂。德鲁克的著作，像《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的实践》等等，这些畅销书，我也是认认真真读过的。每次读他的书，总是能够被他那些出神入化的管理思想所折服。在读了他的很多文章后，我就对到底是什么促使他成为管理大师这个问题着迷了。 

 

这个谜底，一直到我读了德鲁克的《旁观者》之后，方才有所领悟。 

 

《旁观者》并不是德鲁克本人的自传，而是德鲁克对在自己一生中出现过的，且对自己影响深远的一些人物的回忆录。这其中，有他的“只是个笨老太婆”的奶奶；有“拒绝去奥地利最好的公职”的“愚不可及”的赫姆；有没有教会德鲁克“该学的东西”的小学老师；有每次都把交易清单“折叠4次，撕成16片碎纸后，扔进字纸篓”，从而使得会计无法记账的怪老头弗里德伯格……这些人，在德鲁克的笔下，是饶有趣味的。但要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就未必会觉得有趣。 

 

比如，德鲁克的奶奶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就不是那么讨人喜欢。当这个老太太居然把自己不需要的那些连破铜烂铁都不如的杂物拿到银行去，而且要像存钱一样，存到她那只有几毛钱的账户上去的时候，恐怕没有几个人不怀疑这个老太太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在纳粹横行的年代，当这个老太太在电车上公然用伞尖戳着一个年轻人胸前的肋骨，叫人家取下西服翻领上偌大的纳粹标志时，恐怕大部分身临其境的人都要倒吸一口凉气，紧张得窒息。至于她整理碗柜，其成果无非就是把“没有把手的杯子”和“没有杯子的把手”分开了，分别放在两层，并贴上了标签而已。这种看起来滑稽好笑的举动，我们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值得深思的地方。但德鲁克偏偏从他这个笨奶奶这里领悟到了很多深刻的道理。他奶奶对待纳粹标志的态度，使德鲁克感到其中蕴含着智慧：“如果不尊重个人，无视他人的信仰、决心以及情感，就是步向毒气室的第一步”。他还从自己奶奶看似愚笨的所作所为中进一步感悟到：“所谓的社区并非收入、工作阶级和医疗资源的分配，而应以关心别人作为出发点”。至于“没有把手的杯子”和“没有杯子的把手”，德鲁克觉得那简直是第一个电脑程序，把厨房碗柜里的东西“不需要的”和“不能用的”都区分出来，实在是一种“完全信息系统”。 

 

德鲁克之所以能够从我们看起来特没意思的人身上，感悟到很多深刻的东西，是因为他“从未认为哪个人特别无趣”。在别人看来了无趣味的人，德鲁克也能够通过细致的观察，发现他们兴趣所在，并用心去体会，使这些人愿意与他分享自己的想法，乐意与之交流，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德鲁克因此也就成为这些“了无趣味”的人的知心朋友。德鲁克的这种“从未认为哪个人特别无趣”的理念，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没有人是真的无趣，只不过是我们没有用心去发现他有趣的地方罢了。德鲁克还强调说，他一向对具体的“人”相当感兴趣，不喜欢人的“抽象概念”。对人对事的练达洞察，使德鲁克具备了成为一个管理大师最重要的基础特质。 

 

在我看来，德鲁克之所以对“人”的观察能够如此敏锐细致，其实是源于他始终对任何人都怀有好奇心和关爱之心，愿意走进别人的内心，去发现别人有趣的地方。这种对人的观察方式，给所有的管理者提供了一个样板。如果我们能够对自己周遭的同事、部属以及合作伙伴，都能够有如此敏锐细致的洞察，管理也就会变成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 

 

对如今的大部分管理者来说，“人”往往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所以，在制订管理政策的时候，往往针对的是“抽象的人”而不是“具体的人”，是为管理而管理，忽视了管理的本质。 

 

管理的本质是为了提高效率。而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不用管理。要达到这个境界，管理者就得学会激发被管理者进行自我管理。而自我管理的前提是，管理者能够挖掘出每个部属的长处，并为他们立下近期与远期的目标，让他们更上一层楼；然后，再针对每个人的弱点，定下对策，使他们在发挥自己长处的同时，不至于受到弱处的牵制。如果不在每个“具体的人”身上下工夫，去发现他们的长处与弱项，而只是漫无目的地针对“人”这个抽象的概念，空泛地制订一些管理手段和管理办法，管理者是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管理目标的。这样的管理就像手里只有一把钥匙，却想打开手里无数把锁一样不切实际。 

 

我们一直都在学习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希望把他的管理思想运用到自己的管理实践中来，提高管理的效率。在读完《旁观者》一书后，我忽然觉得，德鲁克丰富的管理思想固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对于各级管理者来说，真正最重要的事情，是记住德鲁克对人对事的观察方法，像他一样“从不认为哪个人特别无趣”，“以关心别人作为出发点”，去挖掘自己每一个同事、部属和合作伙伴的有趣之处，通过深入有效的交流，激发他们自我管理的激情。这比凭空制订计划、控制、协调、审查等各种管理办法，为管理而管理，要凑效的多。 

旁观者没有个人历史可言。他们虽也在舞台上，却毫无戏份，甚至于连观众都不是。一出戏和其中的演员命运究竟如何，就要看观众了，然而旁观者的反应只能留给自己，对他人完全没有作用。但站在舞台侧面观看的旁观者，有如在剧院中坐镇的消防队员，能见人所不能见者，注意到演员或观众看不到的地方。毕竟，他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并反复思考他的思索，不是像镜子般的反射，而是一种三棱镜似的折射。

在欧洲，一些剧院每次演出都要等两个消防队的大胖子队员，他们在后台消防员岗位坐定，才能开演。

1914年6月，奥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波斯尼亚人暗杀，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奥匈帝国即成为德国的附庸，奥军长期作战失利。帝国内各邦均成立民族政府性质的民族委员会，大战未结束，帝国已瓦解。1918年11月查理皇帝宣告退位，以德意志人为主的奥地利共和国于是成立。这本书并非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或是我的时代，也非自传，其中人物登场的先后是依照他们在我这一生出现的顺序。这也不是一本有关个人私生活的书我个人的经验、生活和作品只能算是伴奏，而不是主题。然而，这本书极具主观色彩，正如一流的摄影作品想要表达的那样。很久以来，我一直很想把一些人物或事件记录下来，思考，再三地思索和省思，并将它融入我个人的经验模式及对外在世界片断的印象与内心世界之中。

就在我14岁生日前一个星期，我惊觉自己已成为一个旁观者。那天是1923年的11月11日再过8天就是我的生日了。在我童年时期的奥地利，11日是共和日，是为了纪念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结束，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对大多数的奥地利人来说，这一天即使不是愁云惨雾，也该是庄严肃穆的就在这一日，随着最后的战败，一场噩梦般的战争终于结束，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就此灰飞烟灭。但是，在维也纳这个社会主义的大本营，共和日却代表胜利辉煌、普天同庆的日子。午时以前，街上一片死寂，没有电车、火车，只有救护车、消防车和警车可以通行。过了中午，红旗飘扬，工人开始聚集，并从市区和市郊各地往市政厅前的大广场迈进。大家唱着革命时代的老歌，重新坚定信念，并听领导人一再地述说阶级压迫的故事以及无产阶级幸福的未来。维也纳的共和日是民众自发游行的首例，甚至比苏联的五一劳工大游行要来得早。这种活动已成为20世纪一种特殊的大众艺术形式：墨索里尼、希特勒，连阿根廷的贝隆都极力模仿维也纳的社会主义者。事实上，希特勒在1933年1月31日掌握大权后，发动的第一次自发游行波茨坦大游行，负责指挥筹划的就是曾多次主导共和日游行活动的维也纳社会主义者。

在共和日大游行中，第一个出场的是子弟兵。几个小时后，市郊赫诺斯和欧塔克宁工业区的工人才开始聚集。不久，斯大林也学习这种模式。1923年11月11日游行的第一支队伍，轮到第十九区多伯林的子弟。我就住在这一带，对我们来说，这可是无比光荣的事。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支年轻的社会主义杂牌军，都是预校（Gymnasium）的学生，也就是在同一区修习人文学科或是准备进大学的中学生。其中，有一位最近才加入同志行列的年轻人，他将威风凛凛地举着大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向世人宣告我们是追求社会主义自由平等的多伯林学生这个人，就是在下。

按理说，我还没有资格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军也不会要我，因为中学生得年满14岁才能参加政治活动。我想，在达到法定年龄的前8天参加游行，应该无关紧要。不过，我还是尝到了一点违法的兴奋，才愿意加入。那时的我，是个独来独往的小子，在同学间没什么人缘，因此，当那令人敬畏的青年军干部来找我，要我带领游行队伍时，我简直是欣喜若狂，脑子几乎一片空白，忘了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是一个身材高大、嘴上好像长着胡子的医科女学生。

本来还和弟弟同住在小孩房的我，初秋开学后，就搬到一个人住的大房间。那儿是间屋檐下的阁楼，屋顶是复折式的，还有两扇高高的天窗，向外看，下面是主屋顶，再过去是葡萄园，并可远眺维也纳森林的小丘。在那个时代，成人的象征是一个闹钟以及房子的钥匙，父母已经把这两样东西交给我了，但我还没机会用呢。每天清晨，6点半刚过，女佣就会来敲门叫我起床，学校上课是8点钟，但得走一段远路，所以要早点起身。出门前女佣会帮我打开那道厚重的门，放学回来时，也是如此。

就在游行这一天，我将启用自己的闹钟和钥匙。我把闹钟调在凌晨４点半，或者更早，铃一响，我就立刻冲到窗前。由于上床时，屋外正下着倾盆大雨，因此我很担心次日气候不佳，得坐着电车游行这样被拖着走，何来荣耀？结果，虽然不是云淡风轻，不过，雨已经停了，还可以见到星星的光芒破云而出。

我们在校门外集合。每天行走、熟悉的街道顿时变得陌生起来，即使是那平凡无趣的学校好像也不一样了，看来有点神秘，好像在隐藏什么似的。我们走到大街交叉口，邻近地区的中学生也到这儿来和我们会合，并在后面排好。大家高歌之时，我就骄傲地展开那一面大红旗。一群群年轻的学徒和工人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大家都跟在我身后，十二人一列齐步走，我单独走在众人前头，后面逐渐聚集了数不清的人群。我想，这真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天了或许是吧。

我们一行浩浩荡荡穿过辐射状的大街，越过广场、市政厅那仿哥特式建筑的大怪物已落在我们后头。突然间，我看到正前方有一汪狭长形的积水，看来还不浅，该是昨夜大雨留下来的吧。

从前我很喜欢积水，现在依旧。一脚踩到积水中，那扑通扑通的声音真叫人心满意足。通常，我还会故意走到有积水处，涉水而过。但今天不是我自己想走到这滩积水前，是众人驱使我到这儿来的。我尽最大的努力想绕过去，然而身后那整齐的步伐声、源源而来的人潮和划一的动作，好像对我施了魔法。我大步越过那汪积水，到了另一头，我一语不发，把手中的旗帜交给背后那个高高壮壮的医科学生，随即脱离队伍，转身回家。长路漫漫，我大概走了两三个小时，路上尽是一群群的社会主义者，十二个一列抬头挺胸，撑着红旗，从我身边走过。此时此刻，我觉得格外孤寂，渴望加入他们之中，同时却有一种飘飘然的快乐，以及无法形诸于言的得意。

到家之后，我生平第一遭用自己的钥匙开门进去。父母本来以为我傍晚才会回家，看到我这么早回家，有点担忧，问道：你身体不舒服吗？

我从来没这么高兴过，我老实回答，我终于发现我不属于那一群人。

就在那萧瑟的11月天，我发现自己是个旁观者。我们这种人天生如此，而非后天刻意培养出来的。我想，这点在我8岁参加朋友家的圣诞派对时，已经有迹可寻。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年秋天，奥地利爆发第一宗有关发国难财的丑闻，连着好几个星期，报纸的头条新闻都是以此为题。我还记得主角的名字克伦兹，维也纳高级饭店的老板，因黑市交易而被逮捕、起诉。其实，维也纳真正的坏年头还没来呢！然而根据配额制，每个成人所能分到的那一丁点儿的肉根本买不到，若是可以买到，一定是不能吃的。在克伦兹的餐厅里，却有上等的货色，都是从黑市买来的。因此，很快地他就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坏蛋。事实上，他并没有跟顾客多要一分钱，供应的分量，正如配额所规定的，也依法向顾客收取粮票，而法律也只是确定肉品价格而已，当初在起草时，想不到有人愿意花更多的钱来买。法官却振振有词地控告克伦兹，说他是有计划地哄抬价格，之后再把脑筋动到没有收费规定的项目，比如，饭店的住宿费和餐厅的最低消费额等，以填补肉品的高成本。媒体和群众都一致鼓掌附和法院的裁决。

那年圣诞，我参加为上流社会家庭儿童举办的派对。我们都只是八九岁的小孩，却已开始交头接耳地谈论这桩克伦兹案。这不足为奇，因为当时人们一天到晚谈论的，就是战争新闻。每个人都有亲友在前线，我们看到父母一大早起来，就鬼鬼祟祟地带着惊惶的神情翻看报纸的第2版，看是否有亲友已被列在阵亡的名单上。因此，我的玩伴跟我就是看着死亡名单和粗黑框的讣告学认字的。一瞥过去，看看哪些名字是我们熟知的人，已失踪的亲友在不在上面。

那时，我已是附近公立学校三年级的学生，每天都得在一个老人的监督下把粮票贴在配额本上。那个老人比这件呆板的工作更令人厌烦，由于年轻的老师已被征召入伍，原已退休的他，只好再出来帮忙。我们还得当心大人的骚扰：有些骨瘦如柴的女人，常常会偷偷塞钱给我们，想多要几张粮票；还有一些女人振振有词地说：我的丈夫刚刚为国捐躯，我可以多拿一些粮票吧。

我们这些小孩无法记得大人所说的战前的景况，觉得这场战争就和永恒一样长。像我这样年纪的小男生都已意会到，长大就是被征召到前线打仗。

因此，在圣诞派对上，小孩子就自然而然地谈起克伦兹案，在另一间房间的父母也对此事议论纷纷。有一个小孩要我解释一下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我居然慷慨激昂地为克伦兹辩护其实，该说是赞美这个人民公敌。至于他到底是否犯法，这个大家不断讨论的主题，对我来说却是不值得一提。我认为，此人令人敬佩：他提供顾客期待的东西，遵守自己的诺言，让顾客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何罪之有？

说完，顿时鸦雀无声。其他的小孩都为我这番话羞红了脸。那次派对是在贝贝家办的，她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玩伴。多年后，她还一直责怪我，破坏派对的气氛。不过，在我说得慷慨激昂时，大人也进来听了，还面带微笑。这次聚会是庆贺贝贝的父亲返乡，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在战壕里打了三年仗，最近因受重伤，几乎致命，才得以回家。他把我拉到一旁，对我说：你的观点很有意思，我从来没听过有人这么说。至少，我们在另一间大厅吃饭时，没有一个人提出这种意见。不过，彼得，你不要觉得伯伯在批评你。你对克伦兹的看法或许没错，但只有你一个人这么想。如果要做个特立独行的人，一定要有技巧，而且要很小心。伯伯建议你注意自己的行为，多为自己想想，惊世骇俗是不可取的哦。

旁观者注定从不同的角度看事物，所以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告诫。我已牢牢记住伯伯的话，但有时还是不免掉以轻心，写作本书时亦然。彼得·德鲁克

如果问我最喜欢德鲁克哪一本著作，我的回答毫不犹豫：《旁观者》。但我看到人们最多的反应，是在我做出那么干脆的回答后，疑惑地说出或者将疑惑留在眼神里：什么《旁观者》？你在说什么？他们心中的答案，本来是《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使命、责任、实务》或者《管理的实践》这些畅销书，这些脍炙人口的德鲁克们。

我当然懂得畅销是作者或者出版者都很看重的一个指标。但我从来都认为畅销书能够说明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这本书销售量大。甚至我不能认为人们欢迎这本书或者喜欢读这本书。我见过很多时候人们买到手一本畅销书却并不阅读，何况还有很多时候管理类的畅销书并不是自己买的，而是组织上发的。好书并不一定畅销。尽管我仍觉得那是遗憾，不是说作者的睿智无法被更多人领略，而只是自私地觉得在想要分享阅读喜悦时却没有一个对象。但是，好书仍是好书，滞销也不能让这判断打半点折扣。

我几乎觉得出版社在读到这里时已经决定不再把这篇序文放进书中了，因为他们分明读出了我对于《旁观者》一书悲观的销售预测，那几乎是咒语因为我顺理成章的下一句话应该是：《旁观者》就是这样一本滞销的好书。不，那不是我的想法。《旁观者》不仅是一本好书，而且是德鲁克著作中最为重要的一本，是德鲁克迷们最不该错过的一本，是了解德鲁克的必读，我愿意郑重推荐给所有的管理者（我经常见到给所有管理爱好者的说法，我一直都有些不得其解，什么叫做管理爱好者？）我知道大家用来读一本书名中既不包含管理也没有领导的书的时间很有限，但是如果可能，请翻开这本书，开始读。

这本书目前在英语世界中没有畅销的一个原因，我认为是它确实难以分类。德鲁克为作者的书很多人想当然地就把它归为管理书籍，但是，它不是如果是管理类的话又该算到哪个学科里去呢？有人认为这本书该被列到管理思想史中，我想书中内容讲了很多历史，但是回忆奶奶或者老师的文章放到管理思想史中似乎也不恰当。放到文学中如何？随笔、散文甚至传记确实是本书的文体类型，但是，我想恐怕那会令更多的人感到更加困惑。这么难分类的原因其实并不难理解，我想正是因为它的作者德鲁克是个难以分类的人。管理大师的帽子我们给他戴惯了，没有人怀疑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家，但是，对我（我不怀疑也有很多其他人）而言，他是社会观察家、人类预言家，更本质上，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我甚至认为，他被世人认知为管理宗师，不仅因为他想得明白，更是因为他讲得清楚！

我无法猜测德鲁克在写下这些文字时心中的意向。但我忘不掉我在阅读时神游其中的快乐徜徉。我读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进入到他所描述的世界，仿佛德鲁克在说话，回忆他走过的青年时代，所有的人物都活了起来，仿佛是你早已熟悉的周遭。随笔是最考验写作者的文体，因为读者随时便可能放下，永远再不会捧起，你不能靠体系靠逻辑来吸引读者，唯一的工具，就是其中的意念和思绪。这本书足以证明德鲁克是最有实力的随笔写手。

这本书写的是人。德鲁克自己说，他从未认为哪个人特别无趣。我理解为世界上没有无趣的人，却有着大量的不善于（愿意）观察，不能够以移情心去体会的人。德鲁克对人的观察，给所有的管理者提供了一个样板、楷模。倘若你能够对自己的同事、伙伴的行为、态度乃至价值观，有如此敏锐且练达的洞察，我想你就有了成为一个管理者最重要的基础特质。德鲁克在他的《管理的实践》中曾说，他认真地研究了当时（20世纪50年代）大学中所开设的课程，发现其中只有两门对于培养管理者最有帮助：短篇小说写作与诗歌赏析。诗歌帮助一个学生练习用感性的、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去影响他人；而短篇小说的写作则培养你的那种对于人以及人际的入微体察。他这么说，不知道你是否赞同，但这显然是他自己的实践。

我最早喜欢读《旁观者》一书，是其中怀恩师那一章。我不止一次地把这部分内容复印下来，送给在学校里头新做老师的同事，特别是在清华被称做辅导员的学生老师。我自己在每一学期课程的开始，也总是跟同学们说：HOWWETEACHISALSOWHATWETEACH，HOWWELEARNISALSOWHATWELEARN我们学习的方式本身也是我们学习的内容。两位老师给他的，不是具体的一种知识，甚至也没有能够掌握某种技能，但是，却改变了他的价值观、态度等人性中深层次的部分。这一章更坚定了我原本心中的想法，首先做一个好教师，之后才能成为一名好教授。

如果这一章的老师换做另外一个词，领导者，那么完全能够作为一篇非常好的案例，启发我们思考领导之道究竟存乎何处。在管理者持续不断地计划、控制和协调下属、同事去完成每一项重要得不得了、紧急得了不得的任务（我观察到很多经理们喜欢做这样的表达）时，我们是否应该想想，我们究竟在他们的心中播撒下了怎样的影响。从德鲁克的这些老师身上，我想我懂得了：每个人令他人追随的方式不同，达到目的的方式不同，但是相同之处就是负责任他们从不会埋怨追随者，而是把追随者的失败看做自己的领导不当。还有热情，他们都是那种真正地精耕细作的老师。我还看到了德鲁克从他们身上学到的管理经验，我想明茨伯格应该看看这一段，修改一下他在《管理者而非MBA》第一章中对于MBA缺乏管理经验的过强的批评，因为一个有心人能够从他的人生经历中获得相当多的管理经验，这一点，做过父母的人，有过兄弟姐妹的人，学生时期参与社团的人都很清楚。

我后来还曾经将怪兽与绵羊这一章的节选，拿去给MBA班级的同学讨论。那是一门叫做文化、伦理与领导的选修课。课程中涉及很多看起来并不那么商业的内容，尽管我是商学院的教师，学生也是MBA，但是这仍然是我们花时间去阅读、去讨论的一个迟来的机会。课堂讨论中同学们更多地把焦点关注到既不是怪兽也不是绵羊的那位享有盛名的生化学家。大家谈到了周作人，谈到了民族性，谈到了委曲求全与助纣为虐，更谈到了德鲁克作为一个旁观者的选择，谈到了他14岁生日前一周在游行时的那个顿悟我终于发现我不属于那一群人。

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旁观者》对于中国读者还有着相当特别的意义。德鲁克自己说，从他写第一本书开始至今，他所写的一切无不强调人的多变、多元以及独特之处。他要对抗的，是一个集权当道、讲求统一与一致的时代。他笃信只有独立和多元的特质，才能护卫人类社会的价值，并培养领导力和公民精神。正是基于此意义，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中国人读到这本书。

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德鲁克不愿意悲剧式地进入历史，不管是被指派为一个丑角，还是证明为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德鲁克选择了离开，选择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选择了广场或者舞台之外的生活（后来他有了话语权，但是集中在经济、商业、管理领域）。这里的旁观者，更像是福柯所谓的不与强权者进行权力游戏的人，是一个不放弃独立思考的人，是一个不媚俗的人，是一个尊重人性价值的人。旁观不是过客，旁观，是为了仍旧做一个完整的人、一个自由的人。我觉得这不是一种怯懦，更应该说是一种清醒，或者说是个人化的选择，作为见证人与思考者的选择。而他们心中那自由的世界，盛开着永不凋零的蓝莲花。

德鲁克笔下记叙的，是在其青年时期对他影响至深的人。这些人其实一生都和他共处一室。你可能会羡慕他在二三十岁时就已经跟这么多高手过招或者经历这么丰富。当然，这是拜大变革时代所赐。变革时期诞生伟大的领导者，因为人们总是被迫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域。对于中国现如今的年轻人来说，同样是在一个大变革时期中，你有这样的机会，你需要的是经历，并体会。我期待着德鲁克真正的自传问世，甚至希望他写得长一些。他是一个讲故事、聊思想的高手，他笔下的历史，我实在希望看到、感受到。附带说一句，廖月娟女士的译文真的是非常流畅，令我佩服、赞叹。

最后，引述德鲁克自己的话来描述我的心里话：这本书虽不是我最重要的著作，却是我个人最喜爱的一本。我相信，这也会是你最喜欢的那一本。

杨斌

多年前，我曾教过宗教学这门课，觉得其乐无穷，但对所谓的神学，却缺乏兴趣。有人告诉我，苍蝇共有35万种；依照神学家的说法，则只有一种，亦即所谓真正的苍蝇（TheRightFly）。天地万物，种类无穷无尽，皆为造物主之功，但天底下却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那两条腿的动物男人与女人，那么变化多端的。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发觉：人真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因此，我从未认为哪个人特别无趣。墨守成规的也好，传统的也罢，甚至是极其无聊的人，若谈起自己做的事、熟知的东西，或是兴趣所在，无不散发出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每个人自此成为一个独特的个体。有一个人最初给我的印象似乎呆板无聊，满嘴废话，让人呵欠连连。这人是新英格兰小镇的银行家。可是，突然间他话锋一转，谈到扣子的演变史，细说这个小东西的发明、形状、材质、功能和用途等，却叫我大开眼界。在谈论这个主题时，他那炽热的情感直逼伟大的抒情诗人。不过，我觉得有意思的，倒不是话题本身，而是他这个人。在一刹那间，他已变成一个相当独特的人。

本书写作的目的就在于刻画一些特别的人，以及他们的特立独行。

从我写第一本书开始（大约是50年前）至今，我所写的一切无不强调人的多变、多元以及独特之处。在这50年中，大抵是集权当道，讲求统一与一致的时代。在这种独裁政体下，服从至上，大家行事、思考都一样，连写的文字、画的图都如出一辙，完全被一个中枢严密控制，也就是纳粹所说的依同一轨道而行（gleichgeschaltet）。这股潮流会大为风行，锐不可当，甚至淹没了民主的声音。但我写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不管是触及政治、哲学还是历史，有关社会秩序或社会组织，论述管理、科技或经济等层面，都以多元化、多样化为宗旨。在一个强势政府或大企业高声疾呼中央控制的重要时，我则一再地说要分权、多做实验，并得多开创社区组织；在政府和企业成为唯一和整个社会相抗衡的机构时，我则认为第三部门，也就是非营利、以公益为主的组织特别重要在这儿，才能孕育独立和多元的特质，护卫人类社会的价值，并培养社群领导力和公民精神。

第三部门（thethirdsector）：和公共部门（publicsector）及私人部门（privatesector）相对，前者即为政府，而后者代表企业界，第三部门又称社会部门（socialsector），在美国传统上称之为非营利界（nonprofitsector）。见德鲁克著《非营利机构的管理》（ManagingtheNonProfitOrganization：PrinciplesandPractices）。

磁铁学校（magnetschools）：此词始于1965年的美国，是一种公立学校，有着特别的课程设计与教学方式，以吸引各种背景的学生，希望有助于不同种族间的融合。正如我指出的，社会的组成与其资讯的来源都会受到非营利、非官方机构的影响，例如大学或医院等，都有不同的价值与个性。

然而，此举犹如力挽狂澜，格外艰辛。

现在，时代的潮流终于转到我这个方向了。打着集体主义、中央集权大旗的，那整齐划一的队伍，终究只是幌子，连有效政府的基本雏形都谈不上，更别提经济发展、公民权的行使以及社区组织的建立。在西方的我们，正快速地离心化，或是非中心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相信，疾病在医学中心才能得到最好的治疗，而且这个医学中心越大越好；现在我们却尽量把病人送到外围的医疗机构。

过去20年中，美国大企业的规模持续缩小。在这段太平盛世，无论在何地，惊人的就业成长都集中在现在的中小企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当中，美国建立了许多庞大无比的学校。我想，这就是今天教育沉疴的祸首。现在的学校纷纷走向多元化而且非中心化，所谓的磁铁学校就是一例。

当然，小就是美和大就是好一样是无聊、愚蠢的口号。我们看看造物者创造的那无穷无尽的物种就可了解。19世纪时期的政府多半小而无力，除此之外，只有地方教会和学校等机构。当然，你我都不可能再回归到那个时代，我们正快速迈向知识社会，而这社会终究会走向由各种组织形成的社会，且这许许多多的组织将各有不同的面貌，离开中心，走向外围，而且形式迥异。这些组织的结构也不再是标准而整齐划一，如过去的公共行政和企业管理所秉持的信念，像制造业的唯一标准结构，或是模范政府机关等。未来是有机体的时代，由任务、目的、策略、社会的和外在的环境所主导，这就是我在40年前写的《管理的实践》（ThePracticeofManagement，1954年出版）一书所倡导的。

我这50年来的论述，无不强调有机体、离心化以及多元化，这些都是抽象概念的问题。不少人利用我的作品，将之视为导师或是顾问。而我总是喜欢以一些人物为例来阐释，因为人比概念来得有趣多了。但这一路写来，我对概念的处理还是比较得心应手。

《旁观者》这本书是为我自己而作。然而这是一本有关人的书，不是以我自己为主题。英国版的书名副标题记录其他人物以及我所历经的时代（OtherLivesandMyTimes）将本书主旨一语道尽。在我的著作中，没有一本反刍的时间像这本这么长20年来，这些人物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行、住、坐、卧，无所不在；也没有一本书这么快就问世了从我坐在打字机前写下第一个字，到完成全书，不到一年的光景。这本书虽不是我最重要的著作，却是我个人最喜爱的一本。

读者的反应显然也是如此。本书的成功，真是令人高兴的事，从新版的发行就知道了，不必多加解释。但是，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常有读者写信给我，或参加会议时告诉我：你的著作，我几乎都读过了，对我的帮助相当大，特别是在工作上。但是，在你这么多作品里，《旁观者》给我的乐趣最多。他们还常加上一句：我之所以这么喜欢，是因为其中的人物真是特别。

本书可以说是一本短篇故事集，每一章都可个别独立。我希望借此呈现社会的图像，捕捉并传达这一代的人难以想象的那种精髓、韵味与感觉，比如两次大战间的欧洲、罗斯福的新政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美国。事实上，早在肯尼迪执政时，写作此书的念头已开始萌芽。那些年代对我的孩子、我的学生以及许多年轻朋友而言，虽还不算是历史，却已如古亚述王国的尼尼微和阿苏尔般遥不可及。

尼尼微(Nineveh)是亚述王国的首都，而阿苏尔(Assur)则是他们崇奉的主神和战神。关于这些年代的记事，史书、传记和统计数字当然已多不胜数，但是社会科学是无法传达出一个社会的内涵、风味以及现实的，正如光靠度量衡是无法说清一个人的长相与举止；同理，一张彩色照片拍得再好，也无法传达夏日亲身徜徉在绿色山丘的感觉。只有社会图像中的人物才能反映出社会的面貌。

这种社会图像也就是19世纪伟大的小说家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始自简·奥斯汀（或许她就是此一文类的始祖），接着是巴尔扎克、狄更斯、特洛伊普（Trollope）、托尔斯泰、契诃夫，以及三位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伊迪丝·华顿以及薇拉·凯瑟，直至乔伊斯（JamesJoyce）的《一位青年艺术家的画像》（PortraitoftheArtistasaYoungMan），以及托马斯·曼（ThomasMann）的《布登勃洛克世家》（Buddenbrooks）和《魔山》（TheMagicMountain）。这些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比方说，我们也许就见过简·奥斯汀小说《爱玛》（Emma）里所有的角色。瞧，他们不就在街上，到了今天，行为举止还是没有多大差异。不管就个别还是整体而言，这些人物让我们得以感受19世纪初期英国社会的现实、感觉、意义，以及那和现代大大不同的生活品质。

华顿（EdithWharton，18621937）：美国小说家，以描写上层社会的小说闻名。

凯瑟（WillaCather，18761947）：美国小说家，作品以描写美洲大平原的开拓者和边疆居民的生活为主。我并没有野心想超越这些19世纪的经典之作，以及20世纪初期的小说家。此外，我更无法像那些描绘社会的大师一样，有能力去创造真实的人物，然而，我想我至少可以好好地报道一些人物吧。我之所以挑选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所指涉，也不是因为他们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而是因为他们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对我而言，他们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将社会真相折射或是反射出来。例如，在本书最后一章无私天真的夕阳岁月，我试图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也就是新政最后几年的感觉、含义，社会、心理和情感的氛围。我想，在社会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像这个年代，混合着希望与失望，对知识狂热，不妥协与各种多元化的表现，这种种对于1937年从瘫痪、脑死的欧洲登陆北美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震撼。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战前（亦即1914年之前）的陈腔滥调是唯一的选择，除此之外只有恐怖、集权主义与失落。

其他各个章节都是以人物为主，一个章节谈到一个，顶多两个。我之所以拿他们作为主题，因为这些人本身都是极为精彩的故事。结合起来，可印证一点：社会终究是由许许多多的个人和他们的故事组合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