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社区支持型农场，是怎样赚钱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食通社Foodthink （ID：foodthinkchina），作者：Ruihan，编辑：泽恩，原文标题：《后疫情时代，普通人会更关注附近吗？｜英国CSA农场拜访手记》，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今年9月，在食通社“再生食物系统分享会”的契机下，我在英国布里斯托拜访了分享会嘉宾林志光，参观了他供职的“西丘分享收获农场”（Sims Hill Shared Harvest）。

值得一提的是，西丘距布里斯托市中心仅4英里（约6.4公里），大约10分钟的车程，从我居住的卡博特广场乘一站公交就能到农场。

我有点纳闷，布里斯托的地租虽然比不上伦敦，但也谈不上便宜。这里，真的可以建农场吗？

西丘农场的总面积近7英亩，我当天所拜访的只是其中1英亩，另外6英亩大田位于对面名为“西丘”的小山深处。作者供图

一、不要停车场，要农地农用

果然，据林志光老师的介绍，西丘在4年前遭遇过一场征地危机。

农场位于城市主干线M32公路附近，刚好处在城市和郊区的中心点。2018年，布里斯托市政府想收回农场最早租赁的两块地，来建设中转停车场。这一规划遭到了“蓝手指联盟”（Blue Finger Alliance）的激烈抗议。

为什么叫蓝手指呢？

原来，在英国农地土壤分级系统中，一级农用土地、也就是全国最适合种植粮食的3%的土地，在土地分类图上会用蓝色来标注。而布里斯托最好的农用土壤恰好分布在城市中间的狭长地带，在地图上的形状很像一根手指，就以“蓝手指”来命名这场保护农地的抗争。

布里斯托的一级农用土地，即图中形似手指的部分。图源：网络

秉持着本地食物经济和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的理念，蓝手指的倡导者强调这一片农地对于维护城市食物系统韧性的积极作用。

一系列的抗争过后，市政府接受了蓝手指的诉求，西丘农场也得以暂时保留大田。

当年为蓝手指运动而创建的宣传网站已经失效，但参与这场运动的许多人仍然在当下的本地食物运动和相关政策讨论中保持活跃，例如参与“布里斯托善食2030”（Bristol Good Food 2030）工作小组，讨论建设可持续城市食物系统的行动策略。

作为食物运动与环境运动的产物，保存于M32这条主要公路旁的西丘农场也不断见证着全新的城市发展轨迹。

近几年疫情期间，布里斯托吸引了很多人从伦敦等地迁居而来。在发展压力之下，西丘仍然在努力维持农地农用，以守护这片大田的本质。

而“更野生”场地的1英亩土地则更关注社区参与，因此也与更多面向公众的活动相结合。作为城市野生动植物基地、社区中心和教育中心，“更野生”致力于展示环境友好的农业种植方式。

悬挂在公交车站旁的“更野生”和雅芳野生动植物信托基金会（Avon Wildlife Trust）标志。作者供图

二、收获同享、风险共担的CSA农场

农场大棚。作者供图

作为社区支持型农场（CSA），西丘由成员共同拥有和经营，并致力于搭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

而西丘农场所实践的社区支持农业，还有一段不得不说的东方渊源。

农场的发起人Tim曾经在柬埔寨从事农村发展工作，他观察到亚洲地区的农村地少人多，大家经常在一起合作，具有较强的社区感与互助精神，自发形成了一种类似CSA的运作模式。回到英国后，他开始酝酿如何将这种理念在布里斯托落地。

当时，布里斯托的食物供应链主要被超市垄断，发起人Tim先是向市政府提出建立本地食物系统的倡议，后来又与志同道合的合作者James成功向市政部门租到了土地，成立了西丘农场，并通过社交媒体推广等方式来宣传他们的理念。

2010年西丘农场成立之时，社区支持农业的概念在布里斯托还并未为被大多数人所了解。但那正是转型运动（Transition Movement）的活跃时期，所以西丘农场的出现也吸引了一批气候行动和本地食物运动的支持者。

英国的转型运动始于西南部的小镇托特尼斯（Totnes），图为小镇的农夫市集。作者供图

最初加入西丘CSA计划的第一批消费者支付了长达半年的费用，但在前四五个月中农场仍然在开荒，并没有出菜，但他们还是选择了继续支持，使得农场可以平稳度过起步期，安心展开运营。

拜访农场那天，林志光老师聊到了他观察到的不同的CSA模式。亚洲的很多CSA模式是由消费者所主导，例如日本的生活者运动，国内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追求等，都推动了CSA的普及。

欧美国家则主要是由农场主动发起并吸引消费者参与；这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为了对抗大型农企的冲击而做出的反抗策略。

虽然具体运作的过程可能会出现差异，但CSA的内核仍然是一致的，即强调社区互助精神。这种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助联结，背靠熟人网络的建构，能够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

三、多样的参与方式

CSA在国内的呈现形式较为多样，除了蔬菜配送，还有市集、门店等等，而在西方则以农场菜包配送（veg bags）为最主要的形式，西丘农场也是如此。

农场每周的菜包订购数量大约为160~170份，订购者需至少预付1个月的定金。有全份和半份两种菜包可以订购，内含至少六种蔬菜，并依据季节而调整。具体份量则基于农场每周的总产量，由所有订购者平均摊分，体现共享（share）的精神。

每周，农场工作人员会将已经打包好的、或是散装的蔬菜运送到散布在城市当中的六个领取点，并由订购者自行前往领取。

当天收获、等待被运送至领取点的蔬菜。我拜访农场的当天，配送的菜包中有土豆、洋葱、南瓜、西红柿、茄子、青椒和卷心菜。 作者供图

农场还有一种参与模式叫“劳动份友”（work share）。每周二周四，都有固定人员来农场帮忙。周二的工作通常是在田间耕种，周四则是收割和打包蔬菜。不同于志愿者，他们以半天的劳动来换取菜包，里面的蔬菜大概够一周食用。

每周都有固定的一批人来农场干活，这对农场而言意味着较稳定的劳动力。这样的“劳动份友”，再加上纯粹来帮忙的志愿者，相较之下，农场唯二的全职工作人员倒成了少数。

除了农业生产，作为社会企业的西丘农场还具备包容性CSA（inclusive CSA）的特质，希望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纳入到农场的工作中来，并支持当地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布里斯托申请“可持续食物城市金奖”的报告中也收录了西丘的案例，“本地”和“小规模”是西丘农场的亮点。图源：网页截图

在过去半年里，西丘农场对接了相关社会组织，邀请寻求庇护者、难民和其他受移民制度影响的人来这里进行实习，参与收割、耕作、播种、包装和维护等工作，帮助他们积累更多生态农业的经验。

除了可以短期参与的实习课程之外，农场还为已经取得签证、可以长期居留英国的人群开辟了一片小型培训实验田，让他们有机会发展小菜园业务，实现自给自足。

林志光老师介绍道，很多来西丘参与农耕的人都有在本国从事农业工作的经验。他指了指其中一片土地，负责种植的是之前的一位寻求庇护者，拿到英国政府批准的五年签证后，他现在在农场种植大白菜、萝卜，并卖给当地的中国餐馆。

西丘像是一个大型的集会枢纽，不同身份、不同背景、参与转型运动和本地行动的人都会来到这里，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介入，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网络。

四、后疫情时代的CSA

今天，CSA的模式与理念已经逐渐为布里斯托当地居民所了解。但作为一种“另类”农业与食物网络，其发展仍然面临着多重挑战。

首先，生活成本的上升给不少同类型的农场都带来了挑战。去年英国封控期间，由于食物供应链不稳定，许多CSA农场的订单数量都出现了激增，而疫情过后则明显减少了许多。

超市仍然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在当下生活成本危机的大环境之下更是如此。布里斯托南部的CSA农场“社区农场”（The Community Farm），就刚刚向公众宣布了资金不足的生存危机。

位于市中心附近的西丘虽然具有位置优势，有利于社群的搭建和吸引新会员加入，但较高的地租、灌溉费用等也让农场承担着更大的压力。

气候变化也对农场经营带来持续的挑战。今夏英国罕见的极端高温对作物生长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以生菜为例，因为高温干旱，生菜的形态就发生了变化，原本应该结成一个半球形，但在高温的刺激下，今年的生菜迅速抽苔，使得质量变差。

抽苔的生菜。作者供图

此外，农业所面临的压力早在生活成本危机、疫情、甚至脱欧之前就已经存在。作家王梆在《贫穷的质感》一书中描绘了英国乡村在90年代以超级市场为代表的全球垄断资本主义之下面临的困境，以及向地方保护主义的撤退。

在经济发展规划更加迅猛、更难获取土地的城市地区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一方面，脱欧使生产者获取农业补贴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补贴本身仍然向基础条件较好的大农场倾斜，也很难解决资本对土地、作物和自然资源的攫取的结构性问题。

事实上，我所采访的大多数小农户，都在生产的成本结构和坚持生态理念之间找寻并勉力维持着平衡，或是尽力实现向后者的倾斜。

生产者如何获得更大自主权？而作为普通人又能够以怎样的方式做出改变？回程的路上，我思考着这些问题。公交车穿过被田野环绕的转盘，向市区的高楼方向驶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食通社Foodthink （ID：foodthinkchina），作者：Ruihan，编辑：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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