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人口负增长，也许不必如此悲观

虎嗅注：1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2022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跌破1000万大关，共计956万人。出生数量低于全年死亡人口，共计104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由正转负，全国人口较上年减少85万人。本文换种角度看，人口负增长对社会而言，有何深远影响？

本文摘编自《人类之旅》，作者：奥戴德·盖勒，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近年来，人口出生率下滑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人们大多对此非常悲观。但你知道吗，“人口数量增长太快”竟然曾经是束缚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更长远的时间尺度来看，人口出生率增减所产生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经济学家奥戴德·盖勒在其新书《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中解释了人类发展与人口数量多少的复杂关系，并从历史和现实对照的角度，说明了为什么不必对人口负增长抱有完全悲观的态度。获中信出版集团授权，我们将这部分内容分享给大家，看完之后， 你会收获看待人口问题的另一种角度。

一、什么敲响了停滞时代的丧钟？

1798年，英国学者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发表了《人口论》，提出了一种理论来解释，自远古以来导致生活水准相对停滞、社会落入陷阱的机制。

马尔萨斯认为，每当社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食物剩余的时候，生活水准的提升都只是暂时现象，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出生率的提高和死亡率的下降。从长期来看，人类或许永远无法实现物质繁荣，因为任何收获最终都将被人口的增长抵消。

马尔萨斯的假说基于两块基石。

其一是资源的增加，例如农业产出、捕鱼收获、狩猎和采集成果等，导致人类有更多后代存活下来。这是源于生物、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繁殖倾向以及营养改善带来的儿童死亡率下降。

其二是每当生存空间有限时，人口增长就会导致生活水准下降。马尔萨斯认为，人口规模会通过两个机制对资源存量做出适应——正面抑制机制：当社会的人口增长超出食物生产时，饥荒、疾病和战争的频率将出现增加，导致死亡率上升；预防抑制机制：生育率在匮乏时期会下降，例如通过延迟结婚和采取避孕措施等。

如今回头来看，马尔萨斯非常准确地描述了他之前的世界，但他对人类未来的悲观预测却又完全错误。

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伴随着快速的技术进步与收入增长，最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人口也迅速膨胀。可是到19世纪下半叶，该趋势被逆转：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速与生育率急剧下跌。到20世纪后，世界其他地区则以更快的步伐重复了上述过程。生育率的急剧崩塌加上（往往领先一步出现的）死亡率的下降，被称为“人口大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n）。

人口大转型动摇了马尔萨斯机制的一个基石。突然之间，收入增长不再转移到支持人口膨胀，“富余的面包”不再必须让更多的孩子分享。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看到，技术进步带来长期生活水准的提高，给停滞时代敲响了丧钟。生育率下降撬开了马尔萨斯陷阱的闭合口，并预示着持续增长的现代社会的来临。

人口大转型为什么会发生？

从当代的视角看，有人或许认为避孕技术是关键因素。在缺乏现代生育控制手段的时候，避免怀孕的最普遍方法是推迟婚配、禁欲以及体外射精等传统策略。在前工业化社会，人为流产的办法也被普遍采用，至少可以追溯至古埃及时期。

例如可以利用繁重体力劳动、登高、负重或潜水等剧烈活动有意识地引发流产。其他手段还包括禁食、向腹部浇注热水、躺在加热的椰子壳上、服食串叶松香草（据称由于被过度开采，这种植物在罗马帝国衰落前已濒临灭绝）等草药。某些资料显示，在古代埃及、希腊和罗马文明中，杀精剂与原始避孕套都已经投入使用。

既然所有这些控制生育率的办法在历史上都古已有之，并且没有在人口大转型期间发生剧烈变化，那么人类生育率出现如此突然而广泛的大幅下降显然另有原因。

首先是人力资本回报的提升。

在技术快速变革的背景下，教育的重要性提高，由此促进了人力资本积累。制造业、贸易与服务业的大量岗位要求有能力阅读和书写、做基本数字运算，并掌握各种机械操作，因此父母有激励对子女的识字、算术、其他技能乃至健康做投资。结果是人类历史上父母长期以来不得不竭力权衡的子女质与量的平衡点发生了转移，进而导致生育率在人口大转型中出现急剧下降。

工业革命中的技术进步从几个关键方面影响了上述质与量的权衡。第一，增加了父母的收入，让他们在愿意投资子女教育时有更强的支付能力。这种收入效应增加了子女培育中投入 的资源总量。第二，收入能力增强同时放大了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即父母为养育子女（而非工作）所牺牲的收入。这种替代效应导致生育数量下降。

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是父母选择给数量更少的子女做教育投资的唯一原因，还有一项重要因素同样在发挥作用：性别工资差距缩小与女性参与有偿就业的现象兴起。

如今，薪酬歧视在美国和英国被列入违法行为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时间，女性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已超过男性，虽然这两个国家的女性同全球其他国家一样，平均工资仍低于男性，但从工业化第二阶段开始以来，这一差距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显著缩小。

女性工资水平提高对生育率带来了方向不一的影响。一方面，女性工资提高拓宽了家庭预算约束，可以养育更多的子女，这是收入效应。另一方面，女性工资提高增加了家庭养育更多子女、让女儿更早结婚的机会成本，会导致提高结婚年龄与降低生育率，这属于替代效应。由于历史上的大多数文化都让女性主要承担抚养子女的责任，替代效应于是压倒了收入效应，生育率随之下降。

自人类出现之初，技术进步就在促进人口规模的逐渐增长，以及有利于技术继续发展的性状的扩张。当然，如前文所述，在几十万年的时间里，马尔萨斯陷阱的引力吞噬了生活水准的任何有意义的持续改善。可是在表面之下， 人类历史的巨型运动齿轮，即技术进步与人口规模及人口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始终在转动，并在不知不觉中提高速率，越来越快，最终到18世纪后期释放出工业革命的技术爆发。

又过了一百年，技术创新的加速带来了对受教育劳动者的需求增加（这样的人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环境），加上预期寿命延长、童工现象减少、性别工资差距缩小，共同导致了人口大转型，让经济增长不再受制于人口增长的反向作用。

最终，社会逃离了马尔萨斯陷阱的章鱼般的长臂约束，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以飞速提高。

二、人力资本的世纪

20世纪后半叶，伟大的变革之轮仍在以不断加快的速率保持运转。正是在这一时期，增长年代最终影响到世界经济的每个角落，改善了亿万人的生活水平，虽然程度往往很不平衡。变革过程再度让我们看到，人力资本在提高当今世界的生活质量上发挥着关键作用。该趋势促使美国经济史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把20世纪命名为“人力资本的世纪”。

20世纪的重大技术突破包括核能的利用、个人电脑的使用、抗生素的开发、汽车与飞机的发展，以及广播、电视及毫无疑问的互联网。而在推出这些全新发明的同时，技术变革也升级了我们最古老和最基本的农业产品。

与过去一样，技术传播既增加了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也提高了人力资本形成的价值，这让人口大转型深入全球的每个角落。在1976～2016年间，全世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使成年人的识字率逐渐提高：女性从61%升至83%，男性从77%升至90%。

同时，未入学的小学年龄段女孩占比从1970年的35%下降到2016年的10%，男孩则从20%下降到8%。更加显著的是，在世界银行划定的“低收入国家”，未入学的学龄女孩占比从1970年的72%下降至2016年的23%，男孩则从56%下降至18%。

不出意料的是，到目前为止，在人力资本加速形成的任何地方，生育率都在下降。

20世纪下半叶，许多发展中国家最终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无论是非洲、亚洲还是拉丁美洲，许多家庭开始养育更少的子女，而增加对每个孩子的投资。在1970～2016年间，世界范围的生育率从每个母亲5个孩子下降到2.4个孩子。这种下降趋势出现在全球所有地区，只是程度有异。高收入国家的生育率从每名女性3个孩子下降到1.7个；低收入国家则是从6.5下降到4.7。

生育率下降加上快速的经济增长使得全球范围的生活水准大幅提高。在20世纪70～80年代，世界上近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由世界银行划定的日均收入1.90美元的门槛。如今，全球仅有约10%的人口依然生活在这一贫困线之下。

经济增长对生活水准的促进还表现在各种健康指标上。1953～2015年，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从47岁提升至71岁，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这一惊人成就表明有亿万儿童进入学校受教育，亿万女性进入有基本卫生条件的医院生孩子，亿万老年人在暮年得到财务上的支持。

这意味着在世界大多数地方，21世纪初出生的孩子是第一代能够超脱基本生存压力的群体，他们不仅可以憧憬更美好的未来，也有条件实现生活品质得到持续改善的梦想。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最知名的格言之一是：从长期看，我们都会死。他的意思是批评那些只关注长期发展，而忽略短期危机给万千民众的生活带来即期影响的经济学家。

然而凯恩斯这句话也有相当的误导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都是自己出生之前数个十年、百年乃至千年开始的事件或行动的产物，也都在与之抗争。

当代社会层面的经济繁荣更多源于深层的历史、地理、制度和文化特征，而非二战的暴行和破坏或者大萧条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人类在此类事件之中和之后遭受的苦难无疑是巨大的，可是与这些损失和痛苦的程度相比，此类事件在社会（而非个人）层面给生活水准造成的影响却相当短暂，通常会在数年或数十年里消失。然而本书探讨的基本作用因素则具有持续数百年、数千年乃至数万年的影响。

最近几十年来，很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增长年代中，数十亿人因之摆脱了饥饿、疾病与动荡的威胁，不过一种新的危险正出现在前方：全球变暖。这个现象是否会给经历其中的数代人带来灾祸，但仍旧属于暂时的扰动？还是将成为人类发展旅程中迄今为止遇到的最重大颠覆事件，造成破坏最大的长期持续后果？

三、解决全球变暖的另类思考

工业革命让人类对环境造成了破坏性影响。从早期阶段开始，主要工业城市的污染便急剧恶化，酝酿了我们如今面对的气候危机。尤其是化石燃料的利用增加了地球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推动全球变暖。

未来数十年里全球气温的攀升可能导致重大环境变化，使大量动植物走向灭绝，破坏我们星球上复杂的生态平衡。此外，海平面上升可能让数亿人流离失所，威胁世界粮食供应，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道灾难。环境保护法规与环境可持续技术（包括太阳能和风能的利用、循环经济与废物利用、废水处理等领域）的陆续采纳可以部分缓解以上趋势，但我们对地球的污染依然必须警惕。

有人曾经预测，地球无法支撑爆炸式的人口增长，将导致大规模饥荒。由于绿色革命时期的食品供应大幅提升，加上人口增长逐渐放缓，此类预言已被打破。然而在过去200年里，全球人口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提高了14倍，极大地提升了世界的消费总量，成为环境退化的主要作用因素。

现在有人担忧，我们熟悉的人类发展旅程或许已不再可行。向可持续能源供给转型不力，加上非环境友好型产品的继续生产，让越来越多人相信，为避免环境灾难，将不可避免地要求放缓经济增长的步伐。

经济增长与地球自然环境保护是否无法兼容？我们是否只能二者择一？

并不尽然如此。跨国研究表明，人口规模扩大带来的碳排放增加程度，明显超出物质生活水平提升带来的碳排放增加。换句话说，一个人口为5000万，人均收入1万美元的地区产生的碳排放，明显高于一个人口为1000万、人均收入5万美元的地区，尽管两者的总收入水平相当。

这意味着，生育率下降推动的经济增长——来自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规模增加，就是经济学理论中所说的“人口红利”——有可能让预期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

事实上，自人口大转型以来的生育率下降一直在缓解指数式人口增长对环境造成的负担。因此在工业革命开启当前的全球变暖进程时，并行的人口大转型很好地缓冲了这一效应，减弱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潜在冲突。

归根到底，要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防止环境继续退化，减少崩溃发生的可能性，将取决于把我们带到当前窘境的某些关键因素：利用技术创新加速转型，消除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转向环境友好型技术，通过生育率下降减轻人口对环境的负担，并推动经济继续增长。

正如美国技术专家、商业领袖和慈善家比尔·盖茨所述：我们在下一个十年应聚焦于让人类能够到2050年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政策和市场架构。

这样的政策和架构应该包含如下内容：促进全球范围的性别平等、教育机会和避孕用品的可及性，帮助降低全世界的生育率。

此类措施可以缓和当前的全球变暖趋势，给我们争取到宝贵的时间，以开发这场环境保卫战中所需的改变战局走向的先进技术。相比通行的气候政策建议（例如采用难以监督和执行的清洁能源技术与环保法规），正式采纳上述人口政策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望获得更广泛的政治支持，因为旨在降低生育率的政策能够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保留经济增长的收益。

如果我们能够避免自负，并妥善利用资源，从进步时代起就被空前释放的人类的伟大创新力加上下降的生育率（二者都受到人力资本形成的推动）将可以保证所需的革命性技术的及时出现，在未来几个世纪中，把当前的气候危机变成褪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