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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31 22:42
面对人口负增长,也许不必如此悲观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杨弃非,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人口下降的钟声愈加逼近。


不久前,《求是》杂志刊发署名为中共国家卫健委党组的文章指出,“十四五”期间,我国总人口将进入负增长阶段,“少子老龄化”将成为常态。


面临类似情况的国家并不在少数。联合国《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2022年至2050年期间,人口减少的国家将越来越多,高达61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将减少1%或更多。而基于中等生育率假设,全球人口将在2086年达到峰值的104亿人。


在一片有关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锐减的担忧声中,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发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与他们不同,我认为全球人口下降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事。”在与城市进化论的对谈中,他这样说道。


奥戴德·盖勒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人口“问题”是如何变为人口“利好”的?


盖勒将视角从看似“问题百出”的当代社会转向更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他发现,人口逻辑的改变,发生在过去不过两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不仅人口真正步入快速增长期,并且人口增长与生活质量提升首次步调一致。而在历史绝大部分时间里,人口增长反而加剧生活的困难——正如“马尔萨斯陷阱”所昭示的那样。


我们对人口的观念是如何发生改变的?人类是否再次走到了“二选一”的两难岔路上?不久前问世的盖勒新作《人类之旅》中,他一系列突破思维惯性的观点,或许将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思考。


《人类之旅》,奥戴德·盖勒 著,余江 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8月


人口增长的迷思


不妨先回到一个最基础的问题:人口是如何实现增长的?


为更真实还原人口增长情况,盖勒绘制了一条长达12000年的人口增长曲线。观察的起点是最近一次冰期出现的公元前10000年,此后,人口并非经历线性增长,而是出现三个明显的增长期和三个明显的平台期。人口增长的秘密,就存在于增长期所对应的人类社会变革因素中。


若在历史中一一对应就不难发现,人口快速增长总与技术进步呈现高度相关性。以出现在距今2000至4000年前的第一次人口增长为例,据盖勒描述,当时正是古代世界大多数伟大城市诞生的时间,同时,创新在这个时期陡然加速,推动了动植物进一步驯化,以及耕种、储存、交流与运输的改善,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新石器时代。



此后的两次增长期,分别对应1000年维京海盗袭击北欧海岸、中国首次将火药用于军事,以及1500年哥伦布在美洲探险。


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为何如此短暂?人类“趋利避害”的生物性对人口增长的天然追求,反倒正是原因之一。


一个代表性观点来自《人口论》作者托马斯·马尔萨斯。基于18世纪的社会现状,马尔萨斯发现人口增长的“死循环”:铁犁种植法的发明提高了生产面包的能力,食物的丰饶并没有让村民减少劳作、享受闲暇,相反,由于富余产品让他们能养活更多孩子,使村庄人口增加,但面包产量的增长是有限的,于是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从增长迅速回到原始水平。


正如盖勒总结,世界长期处于“马尔萨斯陷阱”阴影之下,技术创新在推动人口进行一定增长后,总会进入抑制期,并且增长的人口抵消掉了一切物质繁荣,最终人口增长触达创新界限后停滞。直到1800年前后,人口突然进入高速增长期。


这个特殊时间点上发生了什么?


与过去三次一样,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为人口增长做好准备。但与此前不同的是,新的变革改变了人口增长的底层逻辑。盖勒将其形容为“变革之轮”,得益于两方面累积效应:一是人口规模增长到能推动更大范围创新的程度,二是随着人口对环境培养出更强的适应性,推动文化改变——从对人口数量追逐向质量提升转变,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两难选择的转向


将目光进一步聚焦于工业革命,更能深刻理解近年来人口变化的本质。


在《人类之旅》中,盖勒将生育的选择抽象为两种效应的权衡。一方面是“收入效应”,即父母收入增加后,将增加子女培育中投入的资源总量;另一方面是“替代效应”,即父母为养育子女而非工作所牺牲的收入,也就是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


两难选择在不同时期造成了人类对生育的不同选择。他举了三个家庭的例子来说明:


第一家是16世纪爱尔兰农民凯利一家,拥有一小块土地,三个孩子(一儿两女),勉强能养活全家。美洲传来一种新食物,叫土豆,产量比小麦高许多。种植土豆果然给凯利一家带来大丰收,卖土豆赚到的钱让凯利得以继续生小孩。但因为种土豆不需要学习,孩子们都没有读书。他们依然耕种那小块土地,人口多了,又陷入贫穷中,直到1846年,爱尔兰土豆因病毒大幅减产。


第二家是19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农民工琼斯一家,他们也有三个孩子(两儿一女),在工业化冲击下,全家放弃小块农田,进城打工。工作累,但收入大大增加,琼斯先生拿出一笔钱让大儿子成为技师学徒,但因为资金有限,没能拜师的二儿子这辈子很难脱离车间。


第三个是20世纪早期瑞典渔夫奥尔森一家,夫妻都识字,他们通过关系,从银行中贷了一笔款,买了更大的渔船,他们也有三个孩子(两儿一女),收入增加了,便将孩子送到贵族学校。奥尔森夫妇要求他们好好学习,以便将来得到高薪职位。


从三个例子中不难发现,随着时间线不断拉长,替代效应愈加超过收入效应,更多的钱被投向培育少数子女而非生育更多子女。


观察工业革命以来的各种变化,盖勒提出了两方面主要原因:一是包括新机遇对受教育者的倾向上升、儿童死亡率下降、城镇化率的上升等各类因素,让父母投资教育的回报率大幅上升,压减了生育的收入效应;二是性别工资差距缩小让女性靠养育子女提升价值的唯一渠道被打开,随之女性结婚年龄上升、生育率下降。


归根结底,盖勒认为,是整个科技景观的变化,尤其是技术史无前例的更替速度,让投资儿女教育成了所有父母的“必选项”。工业革命让人力资本成为发展最重要的因素,这是盖勒在书中提出的核心观点。


更重要的是,伴随人口结构改变、人口质量提升,个人的生活质量也得以大大改善。


“马尔萨斯陷阱”最经典的一个结论是,人口增长并没能推动生活质量的提升。盖勒提到一组数据:3000多年前的古巴比伦,日均工资约7公斤小麦,到工业革命前夜,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是10公斤小麦,法国的巴黎是5公斤,意大利的相关城市是3-4公斤。3000年间,个人收入几乎未涨。



而自19世纪初以来的200年间,全球平均收入足足提升了14倍。“生育率下降,生活质量提升不受人口增长带来的拉平效应,这也让人类开启一个长时期的繁荣时期。”盖勒如是解释。


人口下降的差异


“所谓现代化,本质是对‘马尔萨斯陷阱’的克服。”盖勒总结。


从效果上看,过去追求人口总量的逻辑逐渐被关注每个人生活质量的逻辑所替代。除代际收入跨越式增长外,在盖勒看来,愈加严重困扰全球的环境问题也将迎刃而解——辅以相关技术突破,人口减少将逐渐减轻对环境的压力。


从低生育率的发生机制来看,没有哪个国家可能逃脱这一趋势。


《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预测,预计至2050年全球人口增长一半以上将集中在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以及埃及、刚果(金)、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亚非国家。但在盖勒看来,仍在不断加深的全球化科技革命迟早会将这些国家深度卷入其中,他们总有一天要面对当今发达国家面对的问题。


政府通过政策刺激生育的方案也将愈加困难。“随着时间推移,政策成本将愈加庞大,因为提升子女质量对于父母来说更有动力、收益更大,也更为普遍。”他说。


比起早晚都要到来的人口下降,更重要的问题或许是不同国家步入转折点的先后次序。事实上,在工业革命最早发生的欧美国家,也最先迎来人口大转型,他们不仅早早跳出停滞时代,并与后发国家拉开明显差距。



为什么是这些国家?盖勒细数包括制度、文化等原因,最终认为,一切皆可归因至地理因素——过去新月沃土地区(编者注:一般指西亚、北非地区两河流域及附近一连串肥沃的土地)在农业革命之后得到发展,但当时的有利因素,如广阔的面积、中央集权式统治,在工业时代却“输给”了更为分散的欧洲,众多国家竞争的格局不仅对创新容忍度更高,而且更容易建立起开放型制度体系。


即便如此,盖勒也提到,在看似早已“注定”的地理因素面前,并不乏偶然性事件冲击。


在工业革命发源的英国,黑死病就充当了这一角色。它在14世纪杀死了近40%的不列颠群岛居民,导致农业劳动力短缺、议价能力提升,迫使土地贵族提高佃户收成占比。这让英国政治和经济权力分散,更多社会群体参与创新和财富创造。瘟疫也放大东、西欧间的制度差异,使其走向截然不同的增长轨迹。


新一轮变革前夕


眼下,新冠疫情为全球发展再添变数。


在盖勒看来,在当今的医疗卫生水平下,疫情很难带来过去那样的灾难性影响。但是,一些改变也确实发生了,居家办公让劳动力流动性更强,而疫情的全球性流行也令各国意识到,合作才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最终答案。


一方面,尽管人口不可避免地下降,“变革之轮”也能持续转动。盖勒认为,在全球化趋势下,跨国智力交换愈加频繁,他经常能看到中美两国科学家互相交流、共同推进科技进步。由于全球人口总量已经足够大,很难会出现因缺少人才而造成的全球经济倒退。


另一方面,人口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将更为突出。


盖勒曾对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他发现,不同地区人口多样性程度的变化与智人从非洲走向世界的迁移路线呈现出较强相关性,即总体人口的多样性水平随着与非洲的迁徙距离增加而下降,部分表现为各个本土族裔群体的基因多样性随着远离非洲而减少。


以此为标准,分别绘制人均GDP、人均灯光亮度、城市化率与人口同质性的关系曲线,得到的都是抛物线,驼峰基本都出现在亚欧大陆的位置。



盖勒分析指出,这恰恰展现出多元化的“两面性”:一定程度的多元化有利于经济增长,但超出一定限度后,将带来各种冲突,不利于政治稳定。


与地理因素不同,人口多样性带来的经济繁荣并非不可改变。在盖勒看来,通过设计合适的政策,可以达到发挥其益处、缓和不利影响的效果。


“对于中国,由于地理条件造成的相对同质化社会,更需要通过教育,鼓励对新想法开放的心态、对事物的怀疑精神和勇于改变现状的意志,并营造一个观点和创新能够互相交融的环境。”


人口下降是否会导致中国现有竞争力丧失?盖勒认为,更应该关注比例而非总量。“即便中国对人口规模有所关注,如果考虑到全球人口减少趋势,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是很难有很大改变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杨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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