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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0 07:22
会喷也是生产力?!

在林肯时代,写一篇300字的精练讲稿就能名垂青史了;


在罗斯福时代,能在炉边讲话中展示磁性嗓音,公众就会忘记你坐着轮椅;


肯尼迪时代,一场电视辩论可以让阳光小伙打败经验丰富的政坛老将。


在今天看脸的年代,成功者也进化了,你只要有勇气在大庭广众之下发出“一亿奖金”的豪言,或者反讽一下全球最牛科技公司是“巨型乡镇企业”,都会距离成功更近一点。


在中国原有的社会环境中,推崇的是“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生哲学,孔老夫子教导我们:巧言令色鲜矣仁!口蜜腹剑是小人的佞术,会喷原是受到鄙视的。在古希腊和罗马,口才则是成功的捷径,城市广场、公民大会造就了特有的开放舆论氛围,经验丰富、富于气场的演说家会有可观的影响力,成功者如德摩斯梯尼、西塞罗、昆体良,无不轰动一时。


以口才开宗立派,昆体良和德摩斯梯尼算是两个样板,昆体良认为道德的生活远比华丽的词藻重要,德摩斯梯尼则是草根励志的典型,他没有昆体良的家学渊源,甚至没有天赋,全凭意志+磨炼,他把小石子含在嘴里朗读,迎着大风和波涛演讲(周星驰在《九品芝麻官》里用过这招),一边在山坡攀爬,一边不停地吟诗,当然德摩斯梯尼也说:“辞令的灵魂是行动,行动,再行动!“这就不容易实践了,对大部分人来说,会喷总比去做容易些。


喷也分两类,一种是善于抚摸听众心灵最柔软、最私密那处地方的鸡汤;另一种则是肆无忌惮、无所顾忌的自我表达,人们会从那种自己豁不出去的狂放中汲取营养。李彦宏说过:“在互联网行业这个变化太多的环境里,从业者内心都不踏实。”现实教会了很多创业者,在大众面前秀口才要比深耕商业模式有效和快速得多,这是扭曲和有用的真理。


直接的结果是,新生代的霸道总裁们要比老一辈的过来人更会矫情。


在前不久的互联网大会上曾经听到这么一句话:“大概1亿用户的APP里面只有我们不赚钱了!”说这话的是一款商业价值正被微信掏空,海量用户无法变现的前热门APP的CEO,这种老派的自嘲式矫情虽然大多数人听得出弦外之音,但对现在的听众实在太落伍了,同样内涵的话,马佳佳是这么说的:“总之要么零分要么100分,考了六七十的就是人生污点。”余佳文给超级课程表的定义是:“不以泡妞为主要目的的软件都是耍流氓。”再来看彪悍的老罗:“每一个伟大企业的身后,都有一群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整夜整夜不睡觉,憋着劲儿准备干死它,苹果好可怜!”


在产品受挫之后,老罗的情怀又升级了,他从之前的“我不是为了输赢,我就是认真”演进到“我的心在疼痛,像童年的委屈”的新境界,他不断提升的演讲能力再次填满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虚空,老罗和他的锤子至少在精神上完成了软着陆。


矫情的另一招是让别人背锅,比如余佳文拉上聚美的陈欧:“陈欧是被骂产品,至少我不是被骂产品,而是被骂这个人,骂就骂嘛。”当然,人们一般不会去骂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的产品。


马云的矫情是另一种风格,阿里路演时,他对近千名华尔街投资者开了这样的玩笑:“15年前我前往硅谷为阿里巴巴寻找200万美元融资,但令人遗憾的是30家VC无一例外都拒绝了我,这次来纽约就是想多要点钱回去。”这话已经有点不那么鸡汤了。


如今科技圈对创业者的要求是全方位的,如果豁不出去、嗨不起来、玩不尽兴,秀不到位,做不到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你就不是合格的创业者。


《Lie to Me》说普通人每10分钟的谈话中会有3次谎话,科技圈的比例可能更高,类型大多以吹牛为主,但也有少数恶意的谎言。老一辈的CEO们大都谨言慎行,生怕片言只语被媒体误读,新生代刚好相反,他们乐于奉献可供剪裁和拼装的猛料。


吹牛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技能,人人会用,各有巧妙不同而已,创业者常用的经典组合有几种:


我要打败XXX!

我有XXXX用户!

我的团队有MBA、海归-----!

我正在做的事还没人做到!

我的创新理念别人没有!


但把吹牛变成一种语言暴力,是由罗永浩发展到极致的,他的一些名言最能体现喷的本意,表面口无遮拦,其实别具深意,精心斟酌的措辞由于包含了太多的情绪,所蕴含的张力已经超出了语言本身。


“如果说我们的手机操作系统秒杀Flyme和MIUI,那发布会跟魅族和小米的发布会比,简直是毫秒杀。”“呵呵,傻逼果粉从来学不会就事论事,烂人死了就不是烂人吗?就不能说吗?”

“小米最他妈没劲的是魅族mx那么烂的设计都要抄。”

“小米科技的雷军和魅族董事长黄章从来都是‘土包子’。”

……


老师升级为老板的罗永浩可说开足了马力,但如果这些话不是出自一个事不关己的演讲者,而是一个身在其中的利益攸关方,这些话的立场和动机就不那么有情怀了,更谈不上什么雅量,甚至都不能说是呛人,充其量就是简单而粗暴的吵架和骂街,目的只是以挑衅的姿态掀起一场口水风暴。卡内基的名言“赢得辩论的最好方法就是避免辩论”不时髦了,一个合格的创业者不仅要喷,而且必须会喷,最好还能吸引别人与他对喷,喷已经不是过程,而是结果。


在逞口舌之利的年代,任何规则都是用来破坏的,逻辑可以混乱不清,可以随意使用绝对化的措词,可以出口成脏、人身攻击,可以随时下诛心之论,可以无节制的使用比喻和反讽。


如华为的余承东说:“过去做手机我们向苹果、三星学习,现在该他们向华为学习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绝对化论断,华为的手机不错,但苹果和三星向你学什么?马云则有两张面孔,对竞品他说“淘宝要创造更多的京东”,直接把IPO级别的对手拉低到淘宝店的水平,对消费者他谆谆告诫“淘宝不是假货多,而是你太贪了”,两张面孔都恰到好处。


很多人仰慕乔布斯的口才和发布会现场的即视感,所以刻意的模仿者不少,但在台上吸引眼球,在媒体上操纵爆点,不等于消费者真正买账,老罗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里颇具心机的承认刻薄批评某些品牌,伤害了部分媒体从业者的青春记忆,这种反省是对过往情绪化表达的一种反向公关,说明老罗很清楚自己和锤子的问题何在。但一向把讲台当战场的他只会用自己最拿手的方式反击。


其实,愤怒的老罗喷什么?余佳文们吹什么?马佳佳们炒什么?宗宁和雕爷又撕的是什么?除了铁粉、媒体和圈内人,普通网民最多看个热闹,不会也不可能成为消费者的决策参考。那些以为自己能喷且会喷,或者以为产品有某个爆点,就能打倒别人,再踏上一万只脚的,你真是想多了。


怎么喷才是最高境界?倒有一个真实案例可供科技创业圈参考。


194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因为恋栈太久在公众中有点审美疲劳,何况一直隐藏于罗斯福巨大阴影中的杜鲁门也不太讨喜,共和党的侯选人杜威则是媒体和知识界的宠儿,盖洛普民调领先,埃尔摩·罗珀民调占优,在美国大城市的交际圈里,杜威似乎胜券在握了。《纽约邮报》嘲讽“杜鲁门应该省下竞选资金”,《华盛顿邮报》奚落“杜鲁门应该节省竞选的服装和泪水”。但不想认输的杜鲁门发起了美国历时最长、地域最广、最接地气的“大选远征”,他乘坐火车往返于整个东海岸和西海岸,整个行程长达31000英里!他在铁路沿线的每一个小站停留!拜访哪怕只有几百名选民的小镇,他甚至在西部牛仔面前驯服了一匹惊马。杜鲁门平易而粗俗的风格让农村和小城镇的居民们大开眼界,赞赏不已。


在那个时代,剧烈升腾的乡野舆情无由上达天听。大选前夜,杜威自负地对妻子说:“明天你会和美国总统同床共枕。”但其实胜负早有分晓,大选开票后两个小时,杜威就败局已定,这个盖洛普民调史上的最大乌龙,其实无论对选举还是创业都有重要意义—决定历史的不是精英或跟风的媒体,而是芸芸众生。


也许五六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雕爷、余佳文和罗永浩们,消费者们会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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