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完整看过一部电影，我发现自己原来有成人多动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生活方式研究院 （ID：neweeklylifestyle），作者：崔斯也，原文标题：《成人多动症患者：我从来没完整地看过一部电影》，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关于“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 （ADHD），人们所熟知的称呼是“多动症”。相较于成人ADHD，儿童ADHD会更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基础学习的需要，某些症状明显的孩子，更容易因为成长早期的异常表现被关注。

但实际上，2/3儿童ADHD患者的症状会一直伴随到成年阶段，持续产生影响。由于学业、工作、生活状态的变化，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成年后才被发现患有ADHD。而在此之前，许多人经历了漫长的挫败和困惑。

挫败的日常

生活在北京的李乐今年36岁了，年初，她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确诊了成人ADHD。从有记忆开始，她的生活就被一些情况持续困扰着。“用两个字来总结就是‘糟糕’。”她说。

无法长时间专注是ADHD最明显的症状。很多患有ADHD的人会在儿童时期因为“无法集中注意力”“多动”的表现影响到基础学业，从而得到家长的关注和重视。但一些更“聪明”的小孩，是更难被发现的。

李乐从小就被老师和家长形容为“聪明却马虎”的小孩。她上课时会因为走神被点名，作业也常出现“粗心的错误”，但因为学习成绩不错，大人们并没有过度关注她的情况。

李乐的妈妈从小就喜欢夸她“抗干扰能力很强”，在妈妈眼里，李乐从小就不爱看电视，家里就算一直开着电视，李乐也能不受影响地写作业。

而实际上，李乐写作业并不专心，不会被电视干扰则是因为根本“听不到”。至今为止，她从来都不会听博客、广播，因为“根本听不进去”，3分钟之内就会走神。不爱看电视也同样是因为无法集中注意力。“我看电影、电视剧也是疯狂分心，不断暂停或错过剧情是常态。”她说。

中考时，李乐考上了北京的重点高中，但糟糕的情况却从此开始了。当学业难度增加，在全是聪明学生的重点高中里，李乐的成绩一落千丈。即使努力强迫自己，李乐每节课也从没有专注超过20分钟。

“我和当时的班主任关系很好，所以特别想努力学习，证明自己的优秀，但就是做不到。”李乐开始陷入深深的自责。而即便如此，她也从未跟老师和家人讲过自己无法集中注意力的事情，“因为当时根本不知道有ADHD的存在，我就会觉得都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自己太差劲了”。

李乐最终考入了一所很普通的北京高校，这让她一度备受打击。“真的是以一己之力拉低了我们学校的升学率。”她说。

而工作以后，曾经的痛苦依然伴随着她。因为从事文字类工作，写东西成为李乐的巨大障碍，她的拖延症非常严重，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每隔3分钟她就会开始干别的事情，玩一下手机、摸摸家里的猫……

拖延或缺乏时间观念，是ADHD人群的主要特征之一。同样患有ADHD的嘉雯是一名在英国留学，目前正在国内休学的大学生。约定采访的当天下午，她发消息问我，是否可以把采访时间延后，因为她才刚刚醒来，还没有准备好。语气中带着一些抱歉。

作息是一个困扰嘉雯的问题。长期以来，嘉雯的生物钟很混乱，她很难在固定的时间内睡觉，而这和学业、生活带来的一些压力有关。

嘉雯觉得自己“内心经常会被一种不合理，但却无限大的乐观情绪占据”。在大学期间，这种“盲目自信”总是体现在学业上：一项作业原本需要提前很久准备，但她常会认为可以在一个晚上或更短的时间内完成，一直拖到截止日期的前几个小时才开始写，“结果就是完成不了，只能申请延期”。

拖延和不得不完成作业的过程让她在“乐观”和“焦虑”之间反复横跳，嘉雯如此形容自己的心理活动：“那些每天要做的事情，总是在我快醒来前在心里无限放大，所以有时候反倒就无所谓了，觉得只要我不去做，就不能说明我失败。而这经常导致我逼迫自己多睡几个小时，然后事情也真的来不及了。”

作息问题和时间观念给嘉雯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在上学期间，嘉雯总会隔三差五地迟到，最后直接不去了。学业上的困难让嘉雯开始面临挂科的可能。

嘉雯是个声音轻柔的人，但据她自己描述，她有时候会陷入莫名的冲动状态：“一件小事突然间就使我越来越生气，情绪螺旋上升到极点，必须要发泄出来，最后突然大声地跟人吵架，而这总是会把旁人吓一跳，因为我几秒钟前明明看起来很平静和正常。”2022年，嘉雯感觉自己的生活几乎达到了一种全方位的混乱，因此她决定休学一年，回国调整自己的状态再复学。

李乐也提到自己在青少年时期的人际困扰，因为很难集中注意力，有时候亲密的朋友和她倾诉自己的心事，李乐因为无法集中注意力倾听而突然“跳题”，冒出一句毫不相干的话，这让对方很受伤。“朋友会觉得：为什么你这么不在乎我说的事情？我在跟你交心，而你看起来一点也不重视。”成年以后，李乐只能在这方面努力纠正自己，在其他人说话时，无论自己是否走神，都不要打断他。“说实话，挺辛苦的。”李乐说。

“第一次吃药之后，我忍不住大哭起来”

过去的几年间，李乐已经在不同的社交网站上了解了ADHD的相关知识，症状的高度吻合让她几乎可以确认自己就是ADHD患者，但她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去医院。

去年，李乐在社交媒体上刷到ADHD患者的分享帖，对方形容就诊ADHD服用药物后的感觉“就好像高度近视的人，突然能看清眼前的世界了”。

李乐被这句话震撼到了，今年年初，她觉得自己必须去医院。用她的话说是：“想知道普通人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一次也好，给自己一个交代。”

很多人都提到，在国内，就诊ADHD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全国目前能够诊断ADHD的医院只有12家，且几乎都集中在一线城市和省会。

李乐在网上查询了很多关于ADHD 的就诊渠道。她住在北京，北医六院的儿科是可以诊断成人ADHD的科室，但极其难挂号。在屡次挂号失败后，她试着在网上约到了北医六院的电话问诊。问诊的前一天，李乐提前做了很多准备，她认真地把自己的情况一一列下来，希望在第二天完成一个高效的问诊。

但结果却让她有些失望。在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情况后，李乐主动提出怀疑自己患有ADHD。而对面的医生只是拿出了一个简单的量表，表上只有最基础的18道题，然后告诉李乐“你可能有ADHD，建议到医院看看”就迅速结束了通话。李乐觉得自己没得到什么帮助，还花了400元网上问诊的费用。

无奈之下，李乐找黄牛挂了北医六院的儿科，找到擅长ADHD的医生。这一次她才感受到专业的诊疗过程：医生详细地询问了她的情况，并诊断排除了其他精神疾病的可能，如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因为症状有部分重合，在当前大量的现实诊断中，很多不了解ADHD的医生会将其误诊为这些疾病。

据李乐说，因为成人ADHD在近些年来逐渐得到关注，北医六院有着专门研究成人ADHD的实验研究小组。第二次就诊时，她还被专门的组内研究人员做了检查，包括脑电波测试和智力测试等。李乐最终被诊断为ADHD-I型，即主要表现为注意力缺陷的类型。

医生给李乐开了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通过刺激多巴胺（DA）和去甲肾上腺素（NE）的分泌，从而提升注意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除此之外，目前另一种适用于ADHD的药物是一种抑制剂。两种药物分别针对ADHD患者体内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觉醒不足和觉醒过度。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服药能带来相对明显的改善。李乐在第一次按照医生的建议用药后紧张又期待。但那一天她过得很平静：早上9点吃过药，躺了一会儿，她开始看书，不是像平时那样“一目十行”，而是逐字逐句顺畅地读了进去；然后，她接了工作客户的电话，对方的每句话都跟上了；下午，她还做了一些法语题，没有因为马虎而错题，过程中也没有玩笔、抠头发、变换坐姿；最后，她看了一部有点闷的法国电影《晨光正好》，电影时长1小时40分钟，她全程没有碰手机，完完整整地看完了——这么多年来还是第一次。

一切就这么自然地发生了，仿佛她本来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晚上，妈妈和老公都发来微信问她感觉怎样，李乐想着想着突然大哭起来，她边哭边和妈妈说：“原来普通人的一天这么美好啊。”

而嘉雯则在系统就诊、服药后经历了一个慢慢接受自己的过程。最初被确诊ADHD时，她还保持着怀疑的态度：“是不是我漏掉了一些什么，没跟医生表达，才会被确诊为这个？”而等到吃药后，她感受到一种解脱：“我开始真正地写作业了，我才意识到原来我是可以写作业的。”

随着能完成的事情越来越多，嘉雯有了一种欣喜感，但随后又陷入了另一种失落：“感觉自己和别人相比浪费了很多时间，如果我现在能做很多事情，之前那样的我算什么呢？”

李乐和嘉雯是幸运的，药物并不完全适用于每个人，而很多人还会伴随心脏负担加剧、失眠、情绪问题等副作用。作为第一类精神药品，ADHD药物有着严格的管控，想要长期服用只能持续到医院找医生就诊开药，这对于非一二线城市的ADHD患者来说是很困难的。除此之外，药物本身的价格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不过从今年3月1日起，“专注达”已经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并不再要求是“儿童患者”，但各地具体的执行时间会有所不同。

一种“放过自己”的感受

而一种现实情况是，ADHD患者在向其他人描述自己的痛苦时，往往得到的反馈是：“我也是这样，你说的情况我也有。”“挺正常的，你不要太担心了。”毕竟拖延、注意力不集中、情绪问题等，几乎是大多数人都曾有过的体验。

嘉雯能够理解这种普通人的心态：“因为现在蛮多人压力都挺大的，只是他们并不知道ADHD的人有多严重。”

一部分人也经历过ADHD所带来的“病耻感”。无论是“注意力不集中”，还是“容易忘事”“情绪不稳定”，都曾让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被他人无意间苛责。像嘉雯的爸妈就不太理解，为什么她的“意志力不足”无法通过自己努力调整，而需要寻求药物的帮助。

Jamie生活在武汉，2021年她被确诊ADHD，因为药物治疗的效果并不明显，她试图通过心理咨询的方式寻求帮助。但实际情况是，大量的心理咨询师甚至精神科医生都对成人ADHD了解不足，有时候甚至需要Jamie来“反向科普”。

而在医学界和社会学领域，当代的许多精神类疾病始终存在着是否被“过度病理化”的争论。在主动学习了很多资料后，Jamie更愿意将ADHD理解为一种“神经多元化”，即在大众认知谱系的另一侧，也存在着另一群认知能力多元的人，他们只不过是在社交偏好、学习方式、沟通方式以及感知环境的方式上与普通人存在差异。

一个被定义为“ADHD患者”的人，在一个为大多数正常神经发育的人而准备的社会中长大，意味着他可能很难学会甚至适应从属于我们的社会规范与技能。“比如在国外的一个社交媒体，我看到大家讨论ADHD的影响大多是生活层面的，比如说容易忘东西、空间很杂乱，这些都是一些很细小的生活困扰，但感觉我在国内互联网上看到的，大家基本都在说ADHD太影响学习了。”Jamie说。

如今，Jamie开始组织一些ADHD人群交流活动，希望这些相似的人可以鼓励彼此，获得生活的勇气。

李乐觉得，ADHD最终教给她的，其实是一种“放过自己”的感受。过去她曾无数次陷入对自己不满意的情绪中，但如今她似乎没那么苛责自己了。

“我看到很多人把ADHD当作他们心中‘不幸’或‘失败’的根源，像‘我没有好工作、我没有考到好学校，全是因为我ADHD’，甚至有人出门忘带钥匙，都会觉得‘天呐，我今天又忘带钥匙了，是因为ADHD，我好糟糕’。”李乐说。

李乐很希望这些人不要陷在类似的情绪里。“生活中哪有绝对的失败和成功啊？确诊带给你的应该是学会从此放过自己，开始崭新的人生。”她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生活方式研究院 （ID：neweeklylifestyle），作者：崔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