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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24 08:57
大学生确诊多动症:接纳自己,重建生活秩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青年(ID:fduyouth),作者:孙欣然,编辑:计丹洁、赵芸巧,原文标题:《大学生确诊成人多动症:在路口,重构秩序》,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ADHD,中文全称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即人们常说的“多动症”。


据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2015年所编的《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显示,我国儿童ADHD总体患病率在4.31%~5.83%之间,即全国有患儿1461万至1979万人。其中,约有2/3的人会将ADHD相关症状带进成年。


童年时代,“好动”总是被视为孩童的天性;中学时代,严格的行为规范限制逐渐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部分ADHD患者来说,这些都不是他们最难以自处的阶段。当患者中那些“幸运”的人进入大学,行至人生新的十字路口,等待他们的可能是混乱、无力和更多未知的挑战。


那曾是一个没有交警、指示灯的路口。他们站在那里,思考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但在服药、接受认知行为治疗的过程中,他们开始尝试与ADHD和平相处,学着重新搭建起秩序与规律——使生活本身成为一种目标和信念。


被忽略的“不对劲”


一个多小时的通话中,李泽有两次突然停下。短暂的沉默后,他说:“呃……发散着发散着,就把问题忘了。”


事实上,思维漫游正是ADHD的主诉症状之一。他们的大脑像一台信号不稳定的手机,可能搜索得到信号却发不出讯息,也可能压根搜索不到。


这种飘忽往往从童年开始出现,却通常未被周围人当作需要矫正和治疗的障碍,而被定义为“迷糊”“粗心大意”和“态度不端正”。


小学六年,大约半数时间,李泽会把刚发的试卷和作业弄丢,只好借楼下隔壁班同学的来复印;上课走神,听不到老师布置作业,又忘记问同学,回家后才发现自己不记得任何家庭作业。


这些事情他总是“今天忘了,明天还会继续忘” ,但当时并没人觉得不对劲。


▲脱口秀演员童漠男自述患有ADHD /图源网络


ADHD分为注意力缺陷型、多动冲动型和混合型三种亚型。和李泽一样,在大学里修读社会科学的倩仪也属于注意力缺陷型ADHD。课堂上,倩仪的思绪每5分钟就会从老师身上飘走一次,按时、足量完成作业同样成为艰巨的挑战。“大家都觉得我不是很喜欢学习,或者我的性格可能不适合学习。”倩仪说。


倩仪并非处于一个对ADHD完全无知的环境,据她回忆,她所在的小学班级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男孩确诊了多动症。就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医疗界一样,在老师、同学和家长的认知中,ADHD被简单等同于上蹿下跳、坐立不安的小男孩。


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Stephen P. Hinshaw团队的相关研究表明,在ADHD患儿中,女孩倾向于表现出注意力缺失等症状,因此更容易受到忽视,甚至许多直到成年才被发现。医疗健康网站Healthline发布的科普文章显示,多达50%至75%的女性ADHD病例被遗漏。


欣欣是混合型ADHD,同时具有注意力缺陷和多动冲动的症状。童年时,她表现出一定的攻击性,会欺负其他小朋友,常常打破课堂规矩;同时又健忘、恍惚,丢三落四,几乎没有完成过学校布置的寒暑假作业。


得知自己患有ADHD后,欣欣将网络上的“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诊断标准”转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看,得到的答复是:如果你没有ADHD,那符合ADHD的人要严重到什么程度?


至于为什么以前一直没有人发现,她说:“可能因为我是女孩吧。”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科主任医师钱秋谨提到,前来就诊的有注意力问题的成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察觉到了“学习困难”的问题。而在以成绩为核心的单一价值评价体系中,他们凭借着高功能的天赋与补偿行为的努力掩盖了那些“不对劲”,因此受到忽视。


无论是李泽、倩仪还是欣欣,他们在自己和周围人看来,都是应试教育中的佼佼者。在中学阶段精确到分钟的时间表里,ADHD的拖延和无序被压缩到最小。即使患者的注意力不断飘散,他们也至少能抓住一些滚动复习的知识点,并靠刷题弥补课堂的缺口。


“他应该是有自己的学习方法”“她很聪明,就是不努力”“我应该是压力太大了才不能集中注意力”……在这样的判断中,他们度过了中学时代,将ADHD带进了成年后的大学校园。


▲患有ADHD的男孩 /图源:电影《妈咪》(Mommy)


据《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数据显示,我国ADHD患者就诊率仅有10%。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科医生江文庆指出,ADHD患儿的通常就诊年龄是学龄阶段,随着患者年龄的增长,会有更高的共病可能性,因此,在青少年甚至成人阶段就诊,而缺乏学龄阶段的诊断记录,再做出ADHD的诊断就存在一定困难。


目前,我国国内尚无针对成人ADHD的专病诊疗门诊,在大多数医院,成年患者只能在儿科问诊。据公众号“青衫Aspie”*整理,国内可就诊成人ADHD的医院中,仅确诊这一流程基本就要花费上千元,后续如长期服药、治疗,费用则更为高昂,并非普通家庭所能承担。


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甚至走不到“确诊”这一步。钱秋谨列出几个令人惊叹的数字: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接诊的成人患者中,超过80%的人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他们的平均智商在120左右,“他们甚至会拿着相关的文献、药典来和医生探讨治疗方法。”但由于社会整体认知度和关注度的不足,更多的、隐匿在人群中的成人ADHD患者缺少知晓这一障碍的渠道,或许也不具备搜集信息了解自我的能力,所以仍然生活在束手无策的挫败之中。


他们不知道,一次次拨乱自己生活的是名为ADHD的大脑执行功能障碍,而不是无能、懒惰或糊涂。


症状显现


2020年的暑假,李泽提前从家乡飞到上海,前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就诊。在此之前,大一一整年的时间里,他每天都生活在不知来由的混乱与自责当中。


升入大学,失去了统一制定的日程表,李泽感到迷茫而无所适从。面对长线作业时,他无法为自己制定计划,甚至难以开始。只有到了截止日期前的最后一天,李泽才会像“被夹住”一样感到一种因紧迫而产生的清晰,“计划能力、执行力和思考能力都莫名其妙地提高了”。


比起马拉松选手,ADHD患者更像是短跑健将——对于他们来说,deadline才是第一原动力,时间的紧迫感增加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使他们进入非常集中的状态。


平日学习,当李泽终于将注意力集中在面前的任务上时,一个电话、一声敲门声或者一条信息——任何一件小事都有可能打乱他,让他的注意力开始跳跃、再也无法回到原点。于是,平时的知识积累七零八落,到了期末只能囫囵把整本书背下,应付考试。


李泽的专业是小语种,他形容,语言学习就像垒砖块,下层如果不够稳定,继续向上堆叠就会摇摇欲坠,“临时抱佛脚”的办法并不长久。大一下学期,转到线上教学,45分钟一节的网课,李泽往往只能听进去一两分钟,熬到期末,他不得不申请了缓考。沮丧和无力感如潮水一般涌来。


于是李泽上网搜索自己的“不对劲”。知乎上关于“注意力涣散”的讨论很多,他一篇篇读过去,才发现那些自小就有的“不对劲”是注意力缺陷涣散障碍的症状,自测量表的结果也一一指向ADHD。


李泽觉得自己到了确实需要就医的时候,他也的确需要一个权威的声音为自己卸下自责和压力。他说,“确诊”更像是一种宽慰,或是一种解脱,让自己终于相信“分心不是我的错”。


倩仪也是在进入大学后才开始怀疑自己患有ADHD的。学校英语水平测试的考场上,她如坐针毡,英文字母一行行排在面前的显示器上,随时从她的眼睛进去,再从脑中逃逸——她根本无法集中注意读完一篇文章,但却要强迫自己完成整张试卷。


社会科学的专业课通常要求学生阅读大量的文献,倩仪对此无能为力,她很难将注意力保持在书页上超过十分钟。但她决定暂时不为难自己了,“可能我比较乐观吧,读不完就算了”。


高中毕业后,欣欣前往德国留学。德国的大学学制比较自由,欣欣只需要在十年内完成本硕的学习即可,然而正是这种自由让她迷失其中——她已经读了六年本科。她在期末考试前一周才会开始学习,最终只能挂科或者取消考试;有时候还会因为忘记时间或者记错考场而错过考试。因此,毕业的时间也不断推后。


就算学期初打了百分百的鸡血,她也会在两三周后被拖延和倦怠拖倒。欣欣曾经尝试逼迫自己按部就班地上课,但人在教室里,注意力却依然无法集中,她坐在座位上崩溃大哭。


生活也被打乱。有一次,欣欣购物回来,听到整栋楼里都回荡着烟雾报警器的尖叫,她才想起出门前还煮着饭,面对一锅糊得焦黑的米饭,她懊恼无比。由于多动冲动,她做不到“三思而后行”,常常是大脑还没转过弯来,难听的、不礼貌的话已经脱口而出,这严重影响了她的社交。“很多人对我还远不到了解的程度,就已经退避三舍。”


长久以来的焦虑让欣欣患上抑郁症,最严重时,她一度想过退学。但当父母同意她回国的想法后,她才发现,其实自己依然享受在大学学习新知的成就感——就算获取和调动知识的方式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于是,她一边挣扎着完成学业,一边对抗着自己的拖延打电话、发邮件与医生联系,等待诊疗。


但这种失去中心的混乱感很难被感同身受,并且极易被附上道德或态度的标签,即使在最亲密的人之间也一样。李泽的父母支持他就医、服药、接受治疗,但依然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克服ADHD带来的障碍,他可以“再努力一点”;倩仪的父母不会责备她,但仍不把心理问题当作什么大事,“觉得还是不够用心导致的”。


扼住那个ADHD


ADHD生发于前额叶功能异常。前额叶参与运动控制和认知活动,如计划、行动、设定目标等,一旦不能正常地进行行为抑制,就会产生注意力缺陷、冲动、多动等症状。当事件如车流和人群般涌入前额叶,这里又缺乏管控能力与规则时,一切便会陷入混乱之中。


而抑制ADHD,正是要在路口建立起秩序,使其正常交通。


确诊后,李泽开始服用专注达。目前,国内治疗ADHD的一线药物有专注达和择思达两种,价格均较高。专注达属于第一类精神药品,即“红处方”药品,批发、零售、处方权皆受严格管控,医生一次最多能开出15日用量;择思达的购买则较为宽松,凭处方就能从多个渠道购药。


从药理上,它们发挥作用的机制不同。专注达(即哌甲酯)为中枢神经兴奋剂药物,用于增强前额叶功能,从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两条通道改善ADHD的相关症状;择思达则仅作用于对去甲肾上腺素的再摄取抑制。


专注达会带来显著的兴奋,提高执行力,但随之而来还有令李泽恐惧的副作用:严重的失眠,心跳速度明显加快,发烧般的虚弱感从心脏蔓延到四肢。吃完一瓶18mg的专注达后,李泽已经感觉不到明显的效果,如果继续服用,只能加大剂量,于是他转向服用另一种药物:择思达。


与专注达相反,择思达让他变得极为嗜睡、心情低落,但相对来说,大脑活跃度的下降让注意力不再四处漂移,“不那么困的时候,择思达效果更好一些”。


事实上,药物起到的作用类似于近视眼镜,“治标不治本”,也并非对所有患者都有明显的疗效,在一些临床实验中,20%~50%的成人因服药无效、药物副作用、剂量不足而无法改善ADHD症状。《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中亦强调,要在托莫西汀(即择思达)、专注达等一线治疗药物之外补充非药物治疗,进一步强调综合治疗的重要性。


江文庆提到,对轻中度ADHD(尤其是轻度ADHD)而言,首先应以行为纠正治疗为主,再根据治疗效果选择是否需要用药、用什么药。轻度ADHD患者如能在6~12岁确诊并接受治疗,通过医教结合、家庭与社区协同等环境调整,提升环境的包容度与积极性,能够有效增加患儿在成长过程中痊愈的可能。当ADHD迁延至青少年乃至成年阶段,治疗的目标需要同时兼顾到症状缓解和功能改善。


综合考虑下,李泽选择了停药,开始通过正念等认知行为疗法改善注意力和情绪上的问题。正念的本质是“专注当下、接纳当下”,最简单的正念就是将注意力集中于鼻尖,感受呼吸的过程,在基础的正念呼吸之上,还有身体扫描、步行冥想等一系列练习。


治疗之外,他们也尝试从日常生活里寻找方法,把自己从混乱中暂时打捞出来。


“我需要来自外界的监督和反馈,很难自我激励。”欣欣说。于是她请朋友监督自己的学习进度,阻断她拖延的念头,同时她自己也在努力。现在,如果有重要的日程,欣欣会在手机上设定很多闹钟提醒,在目之所及的范围内贴上字条。


▲一些帮助ADHD学习者的策略


关于如何记住重要的待办事项,李泽有时会借助“回溯”,即在做其他事时不断地回想——他称之为ADHD的“自我保护机制”。在医学上,ADHD患者存在执行功能的缺陷,这种“自我保护机制”是一种功能补偿行为,补偿了ADHD所导致的“启动”功能缺陷。这样,即使手上在做别的事情,它也会不断地在脑中盘旋、回溯,达到提醒的作用。


ADHD的另一面


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临床助理教授、临床心理学家Thomas E. Brown认为,ADHD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表征,只是被称为“患者”的人群遇到的困难更严重、更频繁,以至于无法用意志力克服。


▲“ADHD不是‘正常’的失败版本”


换句话说,ADHD只是不太适合当今社会的需求,如同圆形的钉子无法塞进方形的孔洞。谈到这一点,李泽提起高中时一段“今天想起来也觉得好笑”的经历:高中晚修,大家总以为他是在伏案学习,但他的注意力其实散布在周围两三圈同学聊天、讲八卦的声音里,而唯独不在面前的书桌上,因此莫名其妙地知道了许多事情。有时说起某件事,朋友总诧异于他如何得知,每到这时,李泽都暗想,不是你们自己说的嘛!


以此为例,李泽觉得,如果是在原始社会,能够注意到四周的风吹草动,而不至于长时间沉浸于一件事可能是一种优势;而在知识密集型、对精细化和专业化程度要求高的现代社会中,ADHD就显得格格不入,因此被定义出来。


B站up主 @明酱一家人 中的“妈妈”也是成人ADHD群体中的一员,直到40岁时才得到确诊。大学毕业后,她无法胜任精细的工作,因为迷糊、健忘常常犯错,挣扎三年后终于离职。之后,她转向从事自己擅长且热爱的创意工作,在办公更灵活、轻松的小型企业就职,成为一名设计师,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


“ADHD互助联盟”的简介中,创办者吴国涛将ADHD精神概括为四个词:创新、真诚、理想主义、坚韧。ADHD患者思维流动、发散,追求新鲜感,“我们厌恶无聊、冗长和重复,喜欢有挑战性的、能及时反馈的事情”,欣欣说。


ADHD患者的注意力缺陷,也可能表现为一种“注意范围的狭窄”。他们能够在某些特定的事情上达到极高的专注,因此可以为自己感兴趣的事倾注十二分的热情和关注。


问题导向型的讨论课上,一旦进入状态,李泽就感到“思维无序地向外扩张、泛滥,从个别的点发散到很多的点,再组成面,许多奇妙的点子就这么产生了”;欣欣热爱绘画,虽然好动,但只要拿起画笔,即使很久不吃饭她也感觉不到饥饿,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如果是喜欢的电影,倩仪可以一刻不走神地看完,她尤其钟爱王家卫和韦斯·安德森。


钱秋谨提到,有研究认为,ADHD成人有着更好的创造力表现,也更可能从事科研工作、设计工作、文艺工作等创造性职业。如果受到来自外界的鼓励,这种创造力则更有可能流露与显现。当然,在人生路径的选择上,钱秋谨建议“首先一定是选择自己热爱的”。


如何接纳自我,找到所爱所长、能够将自己从低自尊中挽救的事业,将是ADHD们需要面对的终身命题。


(文中李泽、倩仪、欣欣为化名)


*“青衫Aspie”由加州大学神经科学博士、孤独症谱系障碍者青衫创立,专注ASD(孤独症谱系障碍)与ADHD的科普、互助、就诊与生活经验分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青年(ID:fduyouth),作者:孙欣然,编辑:计丹洁、赵芸巧,审核:甲干初、徐竞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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