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确诊多动症：接纳自己，重建生活秩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青年（ID：fduyouth），作者：孙欣然，编辑：计丹洁、赵芸巧，原文标题：《大学生确诊成人多动症：在路口，重构秩序》，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ADHD，中文全称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即人们常说的“多动症”。

据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2015年所编的《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显示，我国儿童ADHD总体患病率在4.31%~5.83%之间，即全国有患儿1461万至1979万人。其中，约有2/3的人会将ADHD相关症状带进成年。

童年时代，“好动”总是被视为孩童的天性；中学时代，严格的行为规范限制逐渐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部分ADHD患者来说，这些都不是他们最难以自处的阶段。当患者中那些“幸运”的人进入大学，行至人生新的十字路口，等待他们的可能是混乱、无力和更多未知的挑战。

那曾是一个没有交警、指示灯的路口。他们站在那里，思考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但在服药、接受认知行为治疗的过程中，他们开始尝试与ADHD和平相处，学着重新搭建起秩序与规律——使生活本身成为一种目标和信念。

被忽略的“不对劲”

一个多小时的通话中，李泽有两次突然停下。短暂的沉默后，他说：“呃……发散着发散着，就把问题忘了。”

事实上，思维漫游正是ADHD的主诉症状之一。他们的大脑像一台信号不稳定的手机，可能搜索得到信号却发不出讯息，也可能压根搜索不到。

这种飘忽往往从童年开始出现，却通常未被周围人当作需要矫正和治疗的障碍，而被定义为“迷糊”“粗心大意”和“态度不端正”。

小学六年，大约半数时间，李泽会把刚发的试卷和作业弄丢，只好借楼下隔壁班同学的来复印；上课走神，听不到老师布置作业，又忘记问同学，回家后才发现自己不记得任何家庭作业。

这些事情他总是“今天忘了，明天还会继续忘” ，但当时并没人觉得不对劲。

▲脱口秀演员童漠男自述患有ADHD /图源网络

ADHD分为注意力缺陷型、多动冲动型和混合型三种亚型。和李泽一样，在大学里修读社会科学的倩仪也属于注意力缺陷型ADHD。课堂上，倩仪的思绪每5分钟就会从老师身上飘走一次，按时、足量完成作业同样成为艰巨的挑战。“大家都觉得我不是很喜欢学习，或者我的性格可能不适合学习。”倩仪说。

倩仪并非处于一个对ADHD完全无知的环境，据她回忆，她所在的小学班级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男孩确诊了多动症。就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医疗界一样，在老师、同学和家长的认知中，ADHD被简单等同于上蹿下跳、坐立不安的小男孩。

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Stephen P. Hinshaw团队的相关研究表明，在ADHD患儿中，女孩倾向于表现出注意力缺失等症状，因此更容易受到忽视，甚至许多直到成年才被发现。医疗健康网站Healthline发布的科普文章显示，多达50％至75％的女性ADHD病例被遗漏。

欣欣是混合型ADHD，同时具有注意力缺陷和多动冲动的症状。童年时，她表现出一定的攻击性，会欺负其他小朋友，常常打破课堂规矩；同时又健忘、恍惚，丢三落四，几乎没有完成过学校布置的寒暑假作业。

得知自己患有ADHD后，欣欣将网络上的“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诊断标准”转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看，得到的答复是：如果你没有ADHD，那符合ADHD的人要严重到什么程度？

至于为什么以前一直没有人发现，她说：“可能因为我是女孩吧。”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科主任医师钱秋谨提到，前来就诊的有注意力问题的成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察觉到了“学习困难”的问题。而在以成绩为核心的单一价值评价体系中，他们凭借着高功能的天赋与补偿行为的努力掩盖了那些“不对劲”，因此受到忽视。

无论是李泽、倩仪还是欣欣，他们在自己和周围人看来，都是应试教育中的佼佼者。在中学阶段精确到分钟的时间表里，ADHD的拖延和无序被压缩到最小。即使患者的注意力不断飘散，他们也至少能抓住一些滚动复习的知识点，并靠刷题弥补课堂的缺口。

“他应该是有自己的学习方法”“她很聪明，就是不努力”“我应该是压力太大了才不能集中注意力”……在这样的判断中，他们度过了中学时代，将ADHD带进了成年后的大学校园。

▲患有ADHD的男孩 /图源：电影《妈咪》（Mommy）

据《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数据显示，我国ADHD患者就诊率仅有10%。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科医生江文庆指出，ADHD患儿的通常就诊年龄是学龄阶段，随着患者年龄的增长，会有更高的共病可能性，因此，在青少年甚至成人阶段就诊，而缺乏学龄阶段的诊断记录，再做出ADHD的诊断就存在一定困难。

目前，我国国内尚无针对成人ADHD的专病诊疗门诊，在大多数医院，成年患者只能在儿科问诊。据公众号“青衫Aspie”*整理，国内可就诊成人ADHD的医院中，仅确诊这一流程基本就要花费上千元，后续如长期服药、治疗，费用则更为高昂，并非普通家庭所能承担。

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甚至走不到“确诊”这一步。钱秋谨列出几个令人惊叹的数字：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接诊的成人患者中，超过80%的人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他们的平均智商在120左右，“他们甚至会拿着相关的文献、药典来和医生探讨治疗方法。”但由于社会整体认知度和关注度的不足，更多的、隐匿在人群中的成人ADHD患者缺少知晓这一障碍的渠道，或许也不具备搜集信息了解自我的能力，所以仍然生活在束手无策的挫败之中。

他们不知道，一次次拨乱自己生活的是名为ADHD的大脑执行功能障碍，而不是无能、懒惰或糊涂。

症状显现

2020年的暑假，李泽提前从家乡飞到上海，前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就诊。在此之前，大一一整年的时间里，他每天都生活在不知来由的混乱与自责当中。

升入大学，失去了统一制定的日程表，李泽感到迷茫而无所适从。面对长线作业时，他无法为自己制定计划，甚至难以开始。只有到了截止日期前的最后一天，李泽才会像“被夹住”一样感到一种因紧迫而产生的清晰，“计划能力、执行力和思考能力都莫名其妙地提高了”。

比起马拉松选手，ADHD患者更像是短跑健将——对于他们来说，deadline才是第一原动力，时间的紧迫感增加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使他们进入非常集中的状态。

平日学习，当李泽终于将注意力集中在面前的任务上时，一个电话、一声敲门声或者一条信息——任何一件小事都有可能打乱他，让他的注意力开始跳跃、再也无法回到原点。于是，平时的知识积累七零八落，到了期末只能囫囵把整本书背下，应付考试。

李泽的专业是小语种，他形容，语言学习就像垒砖块，下层如果不够稳定，继续向上堆叠就会摇摇欲坠，“临时抱佛脚”的办法并不长久。大一下学期，转到线上教学，45分钟一节的网课，李泽往往只能听进去一两分钟，熬到期末，他不得不申请了缓考。沮丧和无力感如潮水一般涌来。

于是李泽上网搜索自己的“不对劲”。知乎上关于“注意力涣散”的讨论很多，他一篇篇读过去，才发现那些自小就有的“不对劲”是注意力缺陷涣散障碍的症状，自测量表的结果也一一指向ADHD。

李泽觉得自己到了确实需要就医的时候，他也的确需要一个权威的声音为自己卸下自责和压力。他说，“确诊”更像是一种宽慰，或是一种解脱，让自己终于相信“分心不是我的错”。

倩仪也是在进入大学后才开始怀疑自己患有ADHD的。学校英语水平测试的考场上，她如坐针毡，英文字母一行行排在面前的显示器上，随时从她的眼睛进去，再从脑中逃逸——她根本无法集中注意读完一篇文章，但却要强迫自己完成整张试卷。

社会科学的专业课通常要求学生阅读大量的文献，倩仪对此无能为力，她很难将注意力保持在书页上超过十分钟。但她决定暂时不为难自己了，“可能我比较乐观吧，读不完就算了”。

高中毕业后，欣欣前往德国留学。德国的大学学制比较自由，欣欣只需要在十年内完成本硕的学习即可，然而正是这种自由让她迷失其中——她已经读了六年本科。她在期末考试前一周才会开始学习，最终只能挂科或者取消考试；有时候还会因为忘记时间或者记错考场而错过考试。因此，毕业的时间也不断推后。

就算学期初打了百分百的鸡血，她也会在两三周后被拖延和倦怠拖倒。欣欣曾经尝试逼迫自己按部就班地上课，但人在教室里，注意力却依然无法集中，她坐在座位上崩溃大哭。

生活也被打乱。有一次，欣欣购物回来，听到整栋楼里都回荡着烟雾报警器的尖叫，她才想起出门前还煮着饭，面对一锅糊得焦黑的米饭，她懊恼无比。由于多动冲动，她做不到“三思而后行”，常常是大脑还没转过弯来，难听的、不礼貌的话已经脱口而出，这严重影响了她的社交。“很多人对我还远不到了解的程度，就已经退避三舍。”

长久以来的焦虑让欣欣患上抑郁症，最严重时，她一度想过退学。但当父母同意她回国的想法后，她才发现，其实自己依然享受在大学学习新知的成就感——就算获取和调动知识的方式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于是，她一边挣扎着完成学业，一边对抗着自己的拖延打电话、发邮件与医生联系，等待诊疗。

但这种失去中心的混乱感很难被感同身受，并且极易被附上道德或态度的标签，即使在最亲密的人之间也一样。李泽的父母支持他就医、服药、接受治疗，但依然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克服ADHD带来的障碍，他可以“再努力一点”；倩仪的父母不会责备她，但仍不把心理问题当作什么大事，“觉得还是不够用心导致的”。

扼住那个ADHD

ADHD生发于前额叶功能异常。前额叶参与运动控制和认知活动，如计划、行动、设定目标等，一旦不能正常地进行行为抑制，就会产生注意力缺陷、冲动、多动等症状。当事件如车流和人群般涌入前额叶，这里又缺乏管控能力与规则时，一切便会陷入混乱之中。

而抑制ADHD，正是要在路口建立起秩序，使其正常交通。

确诊后，李泽开始服用专注达。目前，国内治疗ADHD的一线药物有专注达和择思达两种，价格均较高。专注达属于第一类精神药品，即“红处方”药品，批发、零售、处方权皆受严格管控，医生一次最多能开出15日用量；择思达的购买则较为宽松，凭处方就能从多个渠道购药。

从药理上，它们发挥作用的机制不同。专注达（即哌甲酯）为中枢神经兴奋剂药物，用于增强前额叶功能，从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两条通道改善ADHD的相关症状；择思达则仅作用于对去甲肾上腺素的再摄取抑制。

专注达会带来显著的兴奋，提高执行力，但随之而来还有令李泽恐惧的副作用：严重的失眠，心跳速度明显加快，发烧般的虚弱感从心脏蔓延到四肢。吃完一瓶18mg的专注达后，李泽已经感觉不到明显的效果，如果继续服用，只能加大剂量，于是他转向服用另一种药物：择思达。

与专注达相反，择思达让他变得极为嗜睡、心情低落，但相对来说，大脑活跃度的下降让注意力不再四处漂移，“不那么困的时候，择思达效果更好一些”。

事实上，药物起到的作用类似于近视眼镜，“治标不治本”，也并非对所有患者都有明显的疗效，在一些临床实验中，20%~50%的成人因服药无效、药物副作用、剂量不足而无法改善ADHD症状。《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中亦强调，要在托莫西汀（即择思达）、专注达等一线治疗药物之外补充非药物治疗，进一步强调综合治疗的重要性。

江文庆提到，对轻中度ADHD（尤其是轻度ADHD）而言，首先应以行为纠正治疗为主，再根据治疗效果选择是否需要用药、用什么药。轻度ADHD患者如能在6~12岁确诊并接受治疗，通过医教结合、家庭与社区协同等环境调整，提升环境的包容度与积极性，能够有效增加患儿在成长过程中痊愈的可能。当ADHD迁延至青少年乃至成年阶段，治疗的目标需要同时兼顾到症状缓解和功能改善。

综合考虑下，李泽选择了停药，开始通过正念等认知行为疗法改善注意力和情绪上的问题。正念的本质是“专注当下、接纳当下”，最简单的正念就是将注意力集中于鼻尖，感受呼吸的过程，在基础的正念呼吸之上，还有身体扫描、步行冥想等一系列练习。

治疗之外，他们也尝试从日常生活里寻找方法，把自己从混乱中暂时打捞出来。

“我需要来自外界的监督和反馈，很难自我激励。”欣欣说。于是她请朋友监督自己的学习进度，阻断她拖延的念头，同时她自己也在努力。现在，如果有重要的日程，欣欣会在手机上设定很多闹钟提醒，在目之所及的范围内贴上字条。

▲一些帮助ADHD学习者的策略

关于如何记住重要的待办事项，李泽有时会借助“回溯”，即在做其他事时不断地回想——他称之为ADHD的“自我保护机制”。在医学上，ADHD患者存在执行功能的缺陷，这种“自我保护机制”是一种功能补偿行为，补偿了ADHD所导致的“启动”功能缺陷。这样，即使手上在做别的事情，它也会不断地在脑中盘旋、回溯，达到提醒的作用。

ADHD的另一面

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临床助理教授、临床心理学家Thomas E. Brown认为，ADHD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表征，只是被称为“患者”的人群遇到的困难更严重、更频繁，以至于无法用意志力克服。

▲“ADHD不是‘正常’的失败版本”

换句话说，ADHD只是不太适合当今社会的需求，如同圆形的钉子无法塞进方形的孔洞。谈到这一点，李泽提起高中时一段“今天想起来也觉得好笑”的经历：高中晚修，大家总以为他是在伏案学习，但他的注意力其实散布在周围两三圈同学聊天、讲八卦的声音里，而唯独不在面前的书桌上，因此莫名其妙地知道了许多事情。有时说起某件事，朋友总诧异于他如何得知，每到这时，李泽都暗想，不是你们自己说的嘛！

以此为例，李泽觉得，如果是在原始社会，能够注意到四周的风吹草动，而不至于长时间沉浸于一件事可能是一种优势；而在知识密集型、对精细化和专业化程度要求高的现代社会中，ADHD就显得格格不入，因此被定义出来。

B站up主 @明酱一家人 中的“妈妈”也是成人ADHD群体中的一员，直到40岁时才得到确诊。大学毕业后，她无法胜任精细的工作，因为迷糊、健忘常常犯错，挣扎三年后终于离职。之后，她转向从事自己擅长且热爱的创意工作，在办公更灵活、轻松的小型企业就职，成为一名设计师，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

“ADHD互助联盟”的简介中，创办者吴国涛将ADHD精神概括为四个词：创新、真诚、理想主义、坚韧。ADHD患者思维流动、发散，追求新鲜感，“我们厌恶无聊、冗长和重复，喜欢有挑战性的、能及时反馈的事情”，欣欣说。

ADHD患者的注意力缺陷，也可能表现为一种“注意范围的狭窄”。他们能够在某些特定的事情上达到极高的专注，因此可以为自己感兴趣的事倾注十二分的热情和关注。

问题导向型的讨论课上，一旦进入状态，李泽就感到“思维无序地向外扩张、泛滥，从个别的点发散到很多的点，再组成面，许多奇妙的点子就这么产生了”；欣欣热爱绘画，虽然好动，但只要拿起画笔，即使很久不吃饭她也感觉不到饥饿，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如果是喜欢的电影，倩仪可以一刻不走神地看完，她尤其钟爱王家卫和韦斯·安德森。

钱秋谨提到，有研究认为，ADHD成人有着更好的创造力表现，也更可能从事科研工作、设计工作、文艺工作等创造性职业。如果受到来自外界的鼓励，这种创造力则更有可能流露与显现。当然，在人生路径的选择上，钱秋谨建议“首先一定是选择自己热爱的”。

如何接纳自我，找到所爱所长、能够将自己从低自尊中挽救的事业，将是ADHD们需要面对的终身命题。

（文中李泽、倩仪、欣欣为化名）

*“青衫Aspie”由加州大学神经科学博士、孤独症谱系障碍者青衫创立，专注ASD（孤独症谱系障碍）与ADHD的科普、互助、就诊与生活经验分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青年（ID：fduyouth），作者：孙欣然，编辑：计丹洁、赵芸巧，审核：甲干初、徐竞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