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子弹到iPhone，论创新经脉如何打通

虎嗅注：本文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讲座教授周其仁于1月13日受腾云智库邀请在腾讯学院做的一个内部分享，主题就是——创新上下行。周其仁认为，原理、技术、产品构成了创新的三个环节，并形成一个往复运动的闭环。

那么，什么是创新上下行呢？周其仁认为，从需要的产品出发，往上走去寻找技术，没有现成技术就发明，再向上琢磨什么道理、什么原理，最后推动原理级的科学发现。往下走从好奇出发，或“为科学而科学”，还根本不知道有没有用、能不能用，先把原理级思维拿出来，然后发明能应用的技术，最后做成产品。

他特别提到了以色列这个人口小国、创新大国，他说以色列人那么信上帝，怎么同时做到科创能力位居全球前列的呢？“犹太教的圣经里说，犹太人是上帝选来与上帝角力的——那就可以与上帝扳手腕，而不仅仅只是顶礼膜拜、下跪磕头。他们普遍重教育，但最看重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是敢于发问、追问不止的探索精神。”

创新的四大动力，周其仁认为缺一不可，即好奇、财富、恐惧和人生意义。他特别提到了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选商业方向，一律事关人类命运。”

回归到我们国家的创新的问题上，他认为“上行方兴未艾，下行展露头角，越来越有看头。”

以下是周其仁演讲全文及现场Q&A，由腾云智库整理。

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重叠程度很高，越往将来看，越浑然一体。所以，研究经济不能不关注创新。在经济学里，也早有这项学术传统。不过现在讲创新，比较容易讲得高大上。这有好处，能引起极其广泛的注意，动员更多资源投入创新性活动。不过讲得过于高大上，也可能不利于我们理解创新行为的本来含义。

从寻找、发现到发明，创新元素早就包含在人类行为里

《史记》里记载，始皇帝想长生不老药，有个叫徐福的方士迎合上意，称海外有三座神山，他“愿请延年益寿药”。皇帝大乐，派童男童女数千人随之出海求药，结果没了下文。九年后秦始皇再次问起，徐方士报告说上次没成，是因为海中有巨鱼，于是始皇帝加派皇家射手一起出海。不过这回徐福带着船队跑了，据说到了琉球甚至日本本土，“止王不来”，彻底有去无回。

这个故事与今天讲的创新，好像完全不相干。但是不是也有一点元素在里面？我觉得还是有的：人们为获得现实中无、但希望有之物，去寻找、去发现。这个元素，怕从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就开始了，说人类与生俱来，也不为过。

找不来现成的长生不老药，延年益寿的念头是不是就此放弃？没有。大家看第二张图，那是在干嘛？炼丹——既然找不来现成的，那就尝试发明、制造。据记载自东汉始，我国炼丹活动就比较发达。当代有学者认为，“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起源”。

从寻找、发现到发明，这类活动延绵不断至今。我用这两个故事开头，说明创新元素早就包含在人类行为里，只不过它和迷信、荒诞的胡思乱想一直分不清楚，且探索未知的主要方法是靠经验，靠不断试错摸索，靠归纳总结。西方世界亦然，其古代文明从目前记载看还不如东方。

举航海为例。陆路上有指南针就可以了，沿大陆的近海航行也可以对付，但跨洋航行不但要辨识纬度，更重要的是辨识经度。1714年英国国会通过著名的“经度法案”，由议会设立巨额奖金，征求一种“切实可用的”经度测定方法。

当时有两个技术方向：一条是天上路线，那就是读准天上的钟，靠希腊天文学家以来对星星位置的认知，为在大洋上行进的船队定位。另一条是地上路线，精读地上的钟，由钟表匠制造走时精准的钟表，通过准确的离港时间来确定船队所处经度。这里的关键是，怎么才能有一座精准计时的钟，在颠簸航行途中确保准确报时。最终，钟表匠走到了天文学家的前面。英国钟表匠哈里森前后花了32年开发了当时最精准的时钟H4，解决了大航海的关键技术难题。

对比H4和古代炼丹，这两个活动都是基于经验，都从实际难题出发，不断摸索、反复试验，直到解决问题。从认知路线看，其实属于同一类别。但是再往后，天文学家所代表的科学家或科学认知路线，开始崭露头角，并走向科技创新的中心舞台。

请看这张图（来自《富足》附录1）­­­­：

从长期来看，人口增长离不开技术支撑的经济增长。图上全人类人口增长一直很平缓，但从希腊罗马时期开始抬升。为什么？希腊城邦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元素，那就是学者们提炼概念、提出命题、经由逻辑推理、对话辩论等一连串思维活动，来猜测世界的本质，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联。这是科学发现的萌芽，开始与技术发明及应用并不相干，但隐含着技术发明另外一个非经验路线的新源泉。

罗马人推崇希腊理性，提升了古代文明。其实，差不多同期在我们的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思想极为了得。不过，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科学驱动创新还远不成气候。

大家看图，要到16世纪－17世纪之后人口曲线才显著上升。相应的，就是第二次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蒸汽机、铁路、飞机、微生物、计算机、原子能、个人电脑等等等等相继爆发，再向上就是基因组、互联网。科技创新加速，概括到一条，就是科学发现替代经验，在创新中发挥越来越决定性的作用。现在我们讲创新，一般要加个定语“科技”，全称是科学技术创新，“科”字当头，很说明问题。

偏偏在从经验创新转向科学驱动这个关节点上，中国被西欧拉开了距离。有本澳大利亚学者写的《极简欧洲史》，讲到欧洲能走出沉闷的中世纪，有三个圈圈很重要。

1.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言必称希腊

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思想潮流的一个反思。中世纪教会和教皇外加政教合一，禁锢人们思想，只能服从权威，服从上帝。一些集聚在意大利的学者和艺术家不满此道，通过研读希腊圣贤著作找到了一条思想解放的出路，那就是文艺复兴。其隐含的意思是，古代希腊学者们的见地很了得啊，那就不要言必称上帝、言必称教皇、言必称权威了吧。

2. 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希腊人错了

文艺复兴提振了人类对自己、对自己头脑的思考能力的信心。“言必称希腊”久了，也激发后人认真思索，希腊人讲的究竟是不是全部正确？这一来，科学革命就开始了：任何命题和结论，都可以、也应该、最后是唯一地必须经由实验检验！

人们发现希腊人讲过的很多话是错的，如希腊人猜测宇宙的本质是水、是土，还有希腊天文学家认为太阳围着地球转。这就开启了科学传统：不管是谁说的，包括自己猜想出来的，都要设计一个实验来检验，检验、检验再检验，通不过的就要修订或推翻，以此才能逼近真理。

相信这套的人凑到一起，就形成一个科学家共同体，一个科学传统。大家意见虽然不同，但认知规范是一致的，就是由实验来检验猜想到的规律（因果联系）。这与从古就有的经验摸索式的创新之道，有一个方法论上的不同：基于观察，发现问题，但不是仅靠归纳总结，而是从反常现象找到切入点，突出人脑的长处，想象、猜想、推断，然后经受严格检验。人类认知世界的另一套武功正式形成，那就是科学革命。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科学发现——譬如地球围着太阳转——与流行之见，特别是与教廷认可的日心说相抵触时，怎么办？这是那个时代不少科学家最为纠结的问题。因为原本偏安一隅、倍受挤压的基督教后来与世俗权力结盟，成了再不容质疑的人类精神禁锢，成了遍布欧洲的教会势力维系既得利益的保护伞。

当时教会利用所控制的圣经解释权，开发出一款 “赎罪券”，谁买到它就可以赎罪免下地狱，后来甚至让教徒给他的家人、子孙后代买“赎罪券”。于是民间财富大量地流入教会，供养教廷的腐化和奢靡。这时候冒出一位马丁·路德，秉承德国人的较真与执着，修了希腊文、拉丁文，读圣经原典，发现圣经并没有授权教会垄断圣经解释的权力，人们信仰上帝也不是非经过教会才成。他打破了教会对圣经的垄断，发动了宗教改革。这场改革在政治社会结构上解构了中世纪老欧洲，也在精神方面给科学革命增加了动力。

想想看啊，创新首先要有新的想法，要提出新想法，总可以怀疑流行之见吧？要是不容怀疑，哪来创新？

创新上下行：原理—技术—产品

2016年11月去德国访学德国工业2.0，第一站在汉诺威。恰逢莱布尼茨去世300年。他在那个年代是一位天王巨星级的科学家，被德国人尊为近代的亚里士多德。他和牛顿各自独立发现微积分，到今天也是全世界高等教育的必修知识。

在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举办的一个讲座上，一位90高龄的老教授为我们介绍莱布尼兹。其中讲到，莱布尼兹曾研发了第一台可做加减乘除运算的计算器。老教授一边演示，一边讲解莱布尼兹那么珍惜时间，为什么花十几年去开发这么一台今天看来颇为简单的计算器？他投影了一段德文原话，原来莱布尼兹认为，人不应该从事像计算这样单调重复的工作。这可是300年前德国学者的认知！人要做创造性的工作，主要就是发现世界的规律，认知自然界和社会的工作原理。

然后，为了把科学发现应用于造福人类，就要发明技术。因为原理级别的认识固然重要，但要利用原理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实际需要，还要克服一系列技术困难。

人类早就看到鸟儿在天空自由飞翔，也早就心向往之，后来又发现了诸如空气动力学这些原理级的知识，但真正要实现飞上天空，还要攻克无数技术难题。再下来就是把技术组合成一个个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

这样看，原理、技术、产品，就构成创新的三个环节，形成一个往复运动的闭环。

那么，什么是创新上下行呢？从需要的产品出发，往上走去寻找技术，没有现成技术就发明，再向上琢磨什么道理、什么原理，最后推动原理级的科学发现。这是一条上行路。还有一条下行路：从好奇出发，或“为科学而科学”，还根本不知道有没有用、能不能用，先把原理级思维拿出来，然后发明能应用的技术，最后做成产品。

下面我们各举一个实例来看何谓创新上下行。

第一个实例是原子能和原子弹。它是先有论文的，一位德国学者1937年发表了论文。过去的炸药基于化学变化，但原子结构特别是原子核没有变。但学者发现，原子核一旦有变，将产生巨大能量。所以呢，核的裂变与聚变，是先有科学发现，写下原理。这个发现成立不成立呢？学术圈先讨论。至于能不能应用？那还要看条件：法国英国忙于对付希特勒，他们的原子能科学家，加上从德国跑出来的犹太科学家，最后跑到美国，说服罗斯福总统立项“曼哈顿计划”，才解决技术难题。最后第一代产品就是一个小胖子，一个大胖子，投到广岛，结束了二战。这是一个从原理到产品，创新下行的经典例子。

上行经典当然首推苹果。乔布斯算不上科学家，但恐怕是产业革命以来最好的产品牛人。他对人类的需要、对人们自己也讲不清楚的潜在需要，有过人的感知。他还特别坚持产品品质和使用体验，非达极致绝不罢休。苹果模式是从产品出发去找技术、找零配件，以此驱动技术发明、并带动原理级别的科学发现。那就是上行了。

既然有下行也有上行，那么创新行为就有的选，可以上三路向下打，也可以下三路向上打。上面讲到我们中国古代文明很灿烂，学术思想也了得，可惜没有发生西欧中世纪之后的那三个圈圈，特别缺乏科学传统，遭致近代落后挨打，在现代化建设上沦为后来者。这也决定了我们的创新，更重于从需要、产品、结果向上找技术、找原理。

这次来深圳看科创经验，绝大多数故事，都是从产品出发向上打，或者用大族激光高总的话来说，属于“逆向创新”。我们腾讯的故事，是不是基本也属于上行范畴？不过深圳也开始有了从原理向产品发展的新苗头，象我们已经约好了的，明天要去访问的柔宇公司，那是刘博士先写下论文，有了原理级发现，再解决技术难题，最后做成产品的。往未来看我们国家的创新，上行方兴未艾，下行展露头角，越来越有看头。

四大动力，缺一不可

其实不论科学发现、技术发明、还是产品设计制造，还原到行为的动力，就是《富足》那本书里提到的四大动机。

第一个动力是好奇。这是人的天性里头就有的，人是万物之灵，天生就有这个偏好。

第二个动力是财富。开发一个产品、开发一个技术，或发现一个原理，如果可以带来财富和自由，这是一个非常普遍且强有力的动力。

第三个动力他说是“恐惧”，读下来主要讲国家安全。罗斯福为什么搞曼哈顿计划？因为恐惧————要是希特勒先掌握了原子弹，二战命运可能是另外一个模样。其实军备竞赛既是经济竞赛，更是科技竞赛，这是推动科创的非常重要的力量。以色列、硅谷还有波士顿创新面对的需求，并不仅仅限于市场需求，还有国防需求。

第四个动力叫人生意义。这就比较讲情怀，人生要有个意义，要给世界留点有意义的东西。

科创发力，哪一个动力也不能少。科学发现从根本上由人类的好奇心支撑，但科学家也要吃饭、生活，实验要有设备，在还没发现成果之前要有持久的投入。这就需要财富，才可以动员千军万马转到发现核发明。至于所谓的“恐惧”，其实是群体、国家之间竞争的派生物，其直接出发点并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安全保障和有效威慑，尽可能拥有人无我有的杀手锏。最后，通常在前三项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总有一些人追求人生意义，希望给世界留下有价值的贡献，其中就包括发现与发明。

这四大动力，或强或弱，在哪里也总是有的，不过受具体条件限制，动力的配置、发挥、组合的状态有所不同。

我们讲打通科技创新的经脉，首先是在现实约束下，恰当配置动力，选择合适组合。这个方面也要借鉴他国经验。比如以色列，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都小，但教育根基厚、科学人才优秀，集中于原理级发现和关键技术开发，在前沿尖端科研领域占一席之地，产品和产业就借助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市场。

前年访学以色列，去之前我有一个疑问，以色列人那么信上帝，怎么同时做到科创能力位居全球前列？去了听一位拉比讲解，原来犹太教的圣经里说，犹太人是上帝选来与上帝角力的——那就可以与上帝扳手腕，而不仅仅只是顶礼膜拜、下跪磕头。这是以色列创新能力的精神源泉。他们普遍重教育，但最看重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是敢于发问、追问不止的探索精神。据说犹太母亲见孩子放学，会问“今天在学校问了好问题吗？”

美国作为创新强国，动力配置更为齐全。那里一流大学多，科研实力强，资本雄厚，金融服务健全，还在全球争霸中形成国家对科技的超级追求，有能力汇聚全球好做科技梦的年轻人。好奇、财富、恐惧三强，追求人生情怀的就比较多。你看特斯拉老总岁数不算大，但选商业方向，一律事关人类命运。

去年暑期参加我们院的朋友、老师和校友组织的美国积木式创新深度访学，在硅谷、LA、以及波士顿128公路周边，一共访问二十来家科创企业。回来补记观感，一共两句：“百无禁忌想，脚踏实地做”。

大家知道，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劲吹”，到现场才有感悟，那股风可不单单只在校园内劲吹，而是校园内外、大学之间、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金融资本市场全覆盖，浑然打成一片。

看来大国科创，动力齐备之外，还要加上打通经脉，上下行浑然一体，才有大成。怎么做得到？集聚、汇拢，高密度、高浓度、高质量分子互激互动。

顶级享受与大众富足

从原理一路做到产品，事情还没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就是很好的产品，还不一定等于好的商品，更不一定能流行开来，成为潮流。那样的话，也谈不到造福人类、改变世界。产品转商品，要研究市场的规律。

过去讲产品生命周期，其实是商品生产从开发、上市、到大批销售，达到顶峰再衰减，都有个顺时间而变化的过程。科创产品有没有周期？恐怕也是有的，虽然新技术譬如互联网的出现，因为有一个网络效果，可能改变产品周期分布变化的图形。大家看标准的产品周期示图。

回到我们开头的故事，为什么秦始皇差人去寻长生不老药？普通百姓不想延年益寿吗？当然想。但想也是白想，因为没那个财力来支持欲望实现。所以一般规律，商品刚上市，没有规模经济，卖价不能不贵，唯大富者才能享用；随后，技术成熟，生产上了规模，渗透到中产人家；再成熟到大规模生产，普及到中下收入阶层。

从这点看，科创产品走市场路线，还有另外一个上下行。这里所谓上行，就是创造顶尖享受，“极致体验”，带来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消费快乐。

其实人类历史上的能工巧匠一直努力在做这件事。不过很遗憾，服务对象总是那么一小撮人，皇公贵族、大富大贵之流。但是从技术、工艺、品质等方面看，挖掘了人类包括想象力和动手能力的潜能。

法国出了这么多顶级奢侈品公司，据《时尚的精髓》探查，主要源于那位穷奢极欲的太阳王路易十四。这位法国大皇帝有一招是同样穷奢极欲的中国皇帝没有的，他允许皇家的能工巧匠也在市场上开店，把“皇家定制”当作一块牌子卖。演变至今，我们听说过中国大妈到香榭丽舍大道抢购包包，却没听说法国大妈到前门大栅栏来抢购西太后用的物件。这一点上，日本好像也随法国路线。我参观过一家十三代相传的株式会社————“印传屋”，专做鹿皮制品。历史上专为日本天皇宫廷供货，现在是顶级奢侈品牌，与法国牌子有得一拼。

关键是现代产业革命之后，中产阶级崛起，财富总量越积越大，但收入分配从“金字塔型”转为“葫芦型”或“橄榄型”。众多人口的温饱满足之后，继续增加的收入要找新鲜而高品质的享受。这时商品开发就有了新讲究：究竟是制造更高精尖的、更精致、体验更极致的产品服务，还是把原本只有大富大贵享用的产品服务，成为普罗大众都可及的产品？

这件事情，工业化时代美国企业做得好。也许是美国没有老欧洲那种社会等级制，既不出皇帝，也不出贵族，没有与生俱来的血统分层。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美国企业家擅长把欧洲皇宫贵族少数人定制的享受，用大批量生产的办法革命性地降低其成本和售价，以至渗透到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下面讲两个实例。

其一，老式剃须刀是一把折叠的利刀，要用好钢精心打造，价格当然不菲。且无法自己给自己刮脸，非有仆人伺候或理发师傅服务不可。但是到了二十世纪的美国，冒出来一个叫吉列的销售员跨界创新，把一体化剃刀一分为二，刀把归刀把，刮脸刀片归刮脸刀片。消费者只需买一个成本价的刀把，再每周买一片刮脸刀片，拧到一起就可以自行解决问题。那每周一换的刀片，一次性的，所以单价不高，可毛利率不低。

当然是聪明的生意经，但由此庞大的美国工薪阶层都不用再去理发店刮胡子，只花费十分之一的成本就解决问题。到今天，吉列剃刀还是欧美市场主打牌子，中国城乡便利店，也遍布它的产品。

其二，大家熟悉的福特生产方式。全世界的工业化，总离不开流水线吧？那就是福特的原创发明。这位企业家在100多年前就有一个想法：要是每个蓝领工人都能买得起一部汽车，那汽车市场总销售量将非常惊人。如何让工人也买得起汽车？就要大幅度降低单价，大幅度降低汽车的制造成本。他是先有这么一个念头，才发明了生产流水线。

据说福特流水线年产一万辆车时，其他股东开心非常，唯福特说，我的目标是一天造一万辆！低单价、大批量，质量还不能次。他们当年那款T型车，什么烂路都可以跑，否则也做不到单一暴款。 

小结一下。今天与各位分享的“创新上下行”，有双重含义：

一是创新的认知路线，是从原理发现、技术发明到产品生产呢，还是从产品上溯技术、再上追原理；

二是让产品转化为引领市场潮流的商品，是向上追尖端品质的产品与体验，还是掉头向下，让似乎只能由高大上人口享用的产品和服务，流落寻常百姓家。

双重上下行，都是科创行为，都要讲行为的动力配置。大国没办法，各类动力缺一不可，还要混合配置，把两个上下行的经脉一起打通。

Q&A

Q：之前我知道您对产权制度有很深的研究，这几年看到整个互联网势头起来了，新经济、共享经济在很多地方被提及，我知道您在一些场合对共享经济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新的事物面前，传统的经济学是不是也在做重新思考，以前的那套解释系统还适用吗？

A：你观察到什么现象把原来的道理打翻了？分享经济不是免费经济，分享经济的由来是人类生产的物质产品越来越多，而使用产品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产品大量闲置，要加以充分利用，但信息成本太高，别人怎么知道我有东西闲置？还有第二个问题，我把东西给别人分享，他会像我一样好好用吗？信用成本更高。由于这些困难难以克服，经济增长带来环境压力，同时大量物品闲置。

其实在电子技术没有起来之前，分享经济早就开始了，邻居之间是可以借东西的，因为大家一起住，彼此之间有感情和共同道德，不会差哪去。亲戚之间也会借东西，还有一些租赁行业早就开始了，但它不普遍。到工业革命之后，东西越多，每样东西用得越少。

障碍就是两条，第一是我怎么知道供需是可以搭配的，我不用的时候谁要用。比如说摩拜，如果没有这个技术，我哪里知道哪辆车空着，它在哪儿，现在我还可以把它预约住对不对？这在过去是做不到的，需要海量的信息，必须信息技术进去之后才会发现。

发现以后，问题就是产权的规则。产权和使用权分离，因为有产权，你还是要付费，要承担责任，如果你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共享经济很快就会销声匿迹，因为资源经不住损耗，人的行为会变异。

这两个问题滴滴都解决了，所以火很快就着起来，第一步是出租车，第二步是私家车的一部分。

但中国人的Airbnb，就比较麻烦。中国人的家让别人来住，你也担心他也担心。我这次去美国到处住Airbnb。美国人当然很爱自己的房子，但是，他相信在你这种收入水平下，你来住不会会把家里的痰盂搬走。所以经济和文化要要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建立这种信任 。

所以归总起来是信息成本问题，怎么甄别？是否能建立信任？互联网带来的进步是在更高水平下，让产权交易规则得到更好的体验。

当然经济学现在还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免费经济。现在我们也在研究。

硅谷是开放式创新，和波士顿不同，波士顿全是专利墙，构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壁垒。互联网公司不靠这个，免费让大家用。那别人抄你，和你竞争怎么办？快速迭代。你学会1，我出来5；你出来5，我出来25。如果不能快速迭代，麻烦就大了。

免费，对于往下打是非常重要的。

那问题来了，传统经济有没有免费的？有些厂家为什么把奶粉送到妇幼医院，免费给新生儿使用？小孩喝一口就惨了，他对好的奶粉有依赖性。有的品牌为什么把洗发水送到女生宿舍？女生用了之后体验好就会买，还会为它打广告。

免费早就有了，免费和产权规则是不是绝对对立，这还要进一步研究。

德国大企业的研发模式，和以大学为中心的美国研发模式，也要比较。这里有一些产权规则的不同。拜杜法案的厉害就在这里，它也是产权界定。联邦的钱投资产生的专利应该是全美国人民的财富，为什么只给特定的人？它倒不叫国有资产流失，但美国也有这个担心，所以形成了大量联邦财产投资的研究发现被束之高阁的问题。

有议员就出来行动了，搞出了拜杜法案——规定这类研发投入产生的专利属于大学财产；大学根据法律规定，有权把这些财产给中小企业使用，使用的时候可以收使用费。这下才把知识通向市场的整个环节打通，也刺激了中小企业的活力。这个题目我们也在研究。

Q：我有一个困惑，中国这几年新的科技不被公众所接受，公众和科技离得有些远，甚至公众在害怕、恐惧，甚至排斥一些新的科技，比如转基因、核电、人造鸡蛋。怎么解决这些冲突，您有没有这方面的思考？

A：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所谓创新，就是和大家流行的东西、习惯的东西有所不同，越大的创新引发的冲突越大，有的甚至带来世界观的变化，比如太阳绕着地球转还是地球绕着太阳转。

第二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需要有经验的积累。有很多东西不要指望一下子全国人民都同意，不要指望一上来就全国流行。

你看研究流行病的模型，一开始都在点位上发生。厉以宁研究产业革命时提出“发疹子”模型，疹子不是一下全身都发出来的，是一些地方先发再扩散。所以为什么高浓度高密度特别重要，一个局部先发展，有了效果再说服别人会更容易。

另外中国很多新产品的推行，在区域之间有很大区别。上海人赶时髦，什么衣服都敢穿，在这里光荣的行为到山西有可能被笑话死。

对所有新的东西都有两个态度，一种我就认为它是好的，直到你有证据证明它是坏的；还有一种，我认为它是坏的，除非你有证据证明它是好的。普通人对待新知天然会存在两种不同的认知态度。剩下就是就是密度问题。科学创新问题，特别是从原理出发往产品走，要面对的认知上的冲突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观察一个地方的创新能力，你要注意，这个地区积累了多大比例的主流思想是愿意尝新的，有问题也愿意承担一点的？还是要求百分之一百没问题，否则免谈？

中国好在是一个大国。深圳两千万人，将来中国一千万以上城市有十来个，以色列只有800万人吗？我们不要指望新旧之间看法一下子就统一，做不到。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问题不一定是科学认知，还有局部利益。不说转基因，垃圾治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冲突，这是社会治理当中的创新问题。人类最后要回答自己的困境，你要倒垃圾，又不愿意让垃圾放在靠近你的地方，最后人类群体之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要找到机制来解决，这不是自然技术，是社会管理社会技术的问题。

还有一条对创新者非常重要——要善于去说服别人，优秀的人要找到说服别人的机会和路径。当然这里有高下之分。我们访问微信这个部门很有启发，微信的2B业务（企业业务）不是主要由内部团队去推，是接口开放、一套准则，谁去推，利益你们分。很小的队伍，成就很大的业务，这里包含着对人类社会的认知。

Q：中国近年在制度鼓励创新方面有哪些本质进展？这些措施是否有望在发展科技竞争力上让中国追上或超过美国？如果不行，那还有什么方式可以促进这种超越？这方面的中美竞争中，我们有哪些优势？

A：纵向地看，中国进步非常大。水平比，还有很大差距。我的看法有几条：

第一，科学的投入还是蛮薄的。我们有3000多家大学，但科学的投入远远不足。南方科技大学，基金会捐1个亿，承诺3个亿，就是很大的消息，美国一个系的捐赠都远远不是这个数。这是一个厚度，一个国力，当然还有国力配置的问题。这是一条可以让中国强大起来的必经之路，还是要从很多不应该放钱的地方把钱拿回来，把大学科研变得厚实。

第二，要把大学科研、技术、产业打通，现在还没打通，或者说打通得不够顺畅。

第三，好好研究拜杜法案，从立法上把一些关键的困难解决。现在是鼓励创业，但是一创业，就碰到很多问题没解决，比如知识产权。这些问题不解决，怎么把创新的口号落地？

第四，在我们的民间，在我们的年轻一代中，对科学的氛围不够浓，年轻人追歌星的劲头比较大，追科学的劲头还不够大。创新的出现要有一个全社会的氛围，要有一批乐于去发现科学本身乐趣和意义的人，这是我们跟以色列，跟美国尖端部队的差距。

我们去以色列感受很深，800万人看中国13亿人，好羡慕啊。我们天生就守着这个很大的市场，这是我们的强项，所以我们现在就先补短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