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青年失业成为人口议题，社会应该如何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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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在6月公布的5月青年失业率达到20.8%。

青年失业率主要指16-24岁之间人口的失业率情况。这一数据从今年1月以来持续上涨，也是自2018年公布青年失业率以来的最高值，总量达到600多万人。

这意味着目前进入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3300多万青年人口中，2600万已经找到工作，而600万仍旧处于失业状态。

青年失业率本身有摩擦性失业的短期影响，但同样是经济波动起伏的反映，一方面摆脱不掉新冠疫情的后坐力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我国悄然发生的人口模式转变存在本质关联。

就业质量和结构矛盾则是青年失业率之上，更为深远的人口代际问题。

美国人口统计学家珍妮弗.D.朔巴在其今年出版的专著《80亿人口——一个全球性重要议题》中，就以变动不居的全球人口模式为背景，分析了青年失业率及其背后运转不停的代际矛盾。

当“青年失业”成为人口议题之一

首先，我们应了解：21世纪的故事，与其说是人口呈指数级增长的故事，不如说是关于各方面差异扩大的故事。

今天，地球上的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历史新高，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同比变大。21世纪的世界人口仍在增长，出人意料的是，其中98%的增长发生在尼日利亚一类的欠发达国家。

在这50年中，不少的发达国家已经开始面临生育率下滑的处境，而美国是例外，直到最近它的生育率仍接近更替水平。时至2020年，日本已经跌至第11位。据预测，2050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的生育率将超越俄罗斯和墨西哥。这意味着全球人口重心将发生明显的地理转移。

回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入学率提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婴儿死亡率，把握了青年型人口模式的中国成为历史上预期寿命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时至21世纪的今天，2021年中国64%的人口处于劳动年龄段。工作人口多，被抚养的人口少，这种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但人口年龄结构没有显示出：中国正在走向老龄化。

实际上，处于劳动年龄的年轻人口相对饱和，即将迈入老年生活的人口不断增加，生育率呈现负增长，这意味着中国人口模式正在从成年型人口结构转变成为老年型人口结构。

历史上，青年失业率上扬不止一次

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3年前。2010年的突尼斯，26～30岁年龄段的人口占据了该国人口最大比重。同年，12月17日，26岁的突尼斯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来到一个加油站，在政府大楼的街道前引火自焚。这是在针对于大楼里的市政官员。

当天，布瓦吉吉平日贩卖水果和蔬菜所用的秤被市政官员没收，他不断抱怨，结果被警官人身攻击。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在布瓦吉吉身上，身为长子的他没有稳定收入，推车卖农产品是他唯一的经济来源。这场悲剧成为一场抗议的导火索，而不能忽视的青年人口膨胀趋势是被等待点燃的燃料。

突尼斯的人口趋势发展导致布瓦吉吉同年龄段的人群面对就业竞争比最近任何一代人都激烈得多，而工作机会却寥寥无几。这一起发生在突尼斯的青年失业问题并非个例。

时间倒回1975年的伊朗，15～24岁的年轻人有660万，占15～64岁成年人口的37.7%。尽管每年都有大量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但他们却大多投身石油开发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国王统治下的伊朗25%的收入用在了武器装备上，而不是建设经济，在经济发展失调情况下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分配失调，数百万人失业，庞大的城市青年群体承受着这份人口压力。

如果再次拉长时间的刻度尺，我们会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欧洲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后排兵的德国，年轻人在德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最高值，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进入劳动力市场。

这些年轻人没有工作，对未来不抱希望，他们一直希望有人能针对现状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应对政策，并能做出郑重承诺满足自己的心愿。从当时的人口统计角度来看，此时的局面真可谓糟糕透顶：工人数量达到峰值，经济却一片萧条。

从1918年至2023年，随着世界各国开放程度的加深，不同地域青年失业问题或低频或高频不断发生，已然不再特殊，但伴随着其而来的阴霾仍成为悬在每个人心头的恐惧。

或被失业引发的青年抗议

2010年布瓦吉吉自焚事件后，其同年龄人群以此为契机发起抗议。他们与自己的父辈不同，与布瓦吉吉同龄的年轻人都不太可能拥有稳定的工作，也很难成婚或建立自己的家庭。

警察和其它官员天天上门骚扰，让他们感到厌倦；腐败的政客无视他们的心声，让他们满腹抱怨。此地区身处相同境况的年轻人高达6400万。

亨里克·乌达尔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在年轻人占人口35%及以上的国家，发生暴力冲突的风险比年龄结构接近老年型的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