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信出版集团（ID：citicpub），作者：阿信，原文标题：《近20年全球有1.4亿女婴“消失”：没有人是现代社会的“多余人口”》，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上个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发布了名为“非我所愿”（Against My Will）的2020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报告称近20年以来，全球已累计有约1.4亿名女孩在出生前后“消失”。

在这1.4亿条生命背后，生育中的男孩偏好是最主要的原因，有1/4的家庭在拥有2个女儿之后，对下一个孩子进行性别选择，以避免生出第3个女儿。

图：UNFPA

这既是性别问题，也是一个人口问题。堕胎、弃养女婴的现象，与贫困、发展、人口政策都息息相关。

今天，阿信就想和大家聊聊人口和经济的那些事。

马尔萨斯的幽灵

人口爆炸已经不是现代社会的新鲜事。

工业革命以前，人类耗时数十万年增长到10亿人口；工业革命以后，仅仅不到200年的时间，世界人口从10亿膨胀到了70亿。

去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了《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报告预测，2030年，世界人口将从77亿增至85亿，2050年达到97亿。

图：新华社

膨胀的数字，会让很多人都产生一个疑问：我们的地球资源，能够供养越来越多的人口吗？

其实，早在2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就在《人口原理》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人口（红线）以几何级数增长，而资源（黑线）以算数级数增长。所以，人口增加的速度，必然会在有一天超过粮食增加的速度。

当人口增长超越了资源所能供给的上限，必将出现各种遏制因素。贫困、营养不良、乃至饥荒、战争、瘟疫，这些都会将人口消减到原初的规模。

这种“繁荣—灾难”的循环，被称为“马尔萨斯人口陷阱”。

人口陷阱的魔咒

最典型的人口陷阱，爆发在19世纪的爱尔兰。

随着马铃薯从美洲漂洋过海，爱尔兰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大大增加，这让爱尔兰人口从17世纪的200万，在1840年代飙升到800多万——在爱尔兰潮湿的气候中，马铃薯能比小麦、大麦或其他作物养活更多的人口。

然而，1845年，马铃薯晚疫病袭来，在英格兰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之际，爱尔兰的土地上却爆发了严重的饥荒。

在此后的7年间，约有100万人死于饥荒，100万人被迫移民。到了1901年，爱尔兰的人口已经折半到400万。

而人口增长背后的危机，并没有随着现代社会生产力的飞跃而消弭。

20世纪上半叶，德国陷入了本国生育率降低、邻国人口增长带来国家实力提升的忧虑中。

这种忧虑又被附加上了种族主义和排外心理，最终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

一战前，欧洲弥漫着焦虑的国力竞争氛围，人口也是竞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图：英德军备竞赛中诞生的“无畏号”

到了21世纪，在中东地区，高失业率、政治冲突等矛盾在膨胀的青年人口的冲击下发酵，最终引发局势失控。

人口—资源的不匹配所带来的灾难，从微观上的遗弃女孩，到宏观上的人口迁徙、驱逐、种族问题。这些人类历史上最粗暴的解决方式，基本逻辑都是通过减少人口，来缓解资源紧缺。

图：电影《一九四二》

也难怪马尔萨斯会发出这样的灵魂之问：

“人类究竟是从此会以加速度前进，前景远大得不可想象呢？抑或注定要永远在幸福与灾难之间徘徊呢？”

人口是发展的动力还是负担？

中国可能是对人口问题最敏感的国家之一了。

人口专家们曾经就“计划生育”问题展开过多次争锋，这些争论背后的核心问题就是：不断增加的人口，到底是财富之源，还是发展的负担？

1950年代后期，中国发生第一次人口论战。

马寅初等“新人口论”派学者认为，如果不加控制，50年后中国人口将达26亿，人口过多将拖累工业发展。

而对立方认为，人不仅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是发展工业的本钱。

马寅初

1970年代，第二轮人口论战又爆发了：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应在7亿左右，必须实行“一胎化”政策。

而以梁中堂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一胎化”会导致劳动力不足、老龄化问题，应实行“二孩加间隔”，即生育一孩后间隔8~10年可生二孩。

这时的争论核心，已经从“是否控制”转移向了“如何控制”。

第三轮的人口大论战，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政策变化：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如今，争论的焦点已经变成了中国是否存在“人口过剩”、什么时候可以“全面放开”。

李铁、梁建章的“你来我往”

生育政策变动的背后，其实暗合了人口学家保罗·莫兰的理论：

人口学中也存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存在于女性的理性与自主生育权中：

随着社会发展，当女性受过教育且有能力避孕时，她们的生育数量就决不会超越家庭所能承担的供养能力。

莫兰在图书《人口浪潮》中，用三种颜色对未来的世界人口做了形象的比喻：

更多的灰色——越来越多的老龄化社会；

更多的绿色——更高的资源利用效率；

以及更少的白色——非欧洲人口的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人移民欧洲。

这种观点也得到了近期研究的印证：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团队在《柳叶刀》杂志上刊文称，由于出生率下降，全球人口预计在2064年前后达到97亿峰值后逐渐萎缩，到本世纪末将减少至88亿人。

到2100年，日本、韩国、泰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23个国家的人口将减半。

莫兰认为，人口浪潮是在世界各地一浪接一浪地涌动的，而并非全球一起增长、一起衰落。

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可以享受到巨大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飞跃；而步入老龄化的国家，在生活空间与环境质量提升的同时，也会迎来“老年经济”的新机遇。

也就是说，随着现代社会里，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和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人口既不会不受控制地野蛮生长，也不会妨碍发展的脚步。

不落下任何人的发展

所以，相比担心“剩余人口”太多，一个真正的问题在于：什么是不落下任何人的发展？

温铁军在《八次危机》中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资本向城市集中的过程。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以低价统一收购农产品，再统一分配给城里的工人，总体上，食物的供应只能吃饱，不能奢求太高标准的营养和口味。

这背后的客观经济逻辑，并不是说新中国在马尔萨斯的阴影里挣扎了三十年，而在于要压低消费，为工业化积累更多的资本。

这些年中，中国的农村人口始终向城市提供着农产品、原材料和劳动力，成全了城市和工业的繁荣。这个趋势从50年代直到今天，大体上从未中断。

所以我们面临的实质问题，与其说是农村生产的粮食可能喂不饱全国的人口，不如说是城市对农村的持续侵蚀，造成了农业的衰落。

马尔萨斯最初担忧的是粮食与财富不够分。类似的逻辑，我们曾经以为“把蛋糕做大”就可以解决问题。现实证明，这种观念该过时了。

如今，振兴农业和农村的任务，其实依然关乎资本。国家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资，令农业成为有效的扶贫手段。

结尾

最初，马尔萨斯之所以写《人口原理》，是为了和葛德文、孔多塞等几位启蒙主义者辩论。

启蒙主义，意味着相信人的力量。只要运用理性与知识，贫困会解决的，不公会解决的，一切都会好的。

而马尔萨斯属于悲观的一派。在他的精神盘桓不去的后世，有人依然相信，谷物丰收，必然付出地力枯竭的代价；人类想要存在，另一些动物就必然走向消亡；一些人追求富足，另一些人便必然陷入贫困。

文明进步的航船，从来是由悲观和乐观两股风吹动着前进的。

至少在人口和发展的问题上，我们可以说，人口不是累赘，人就是人，是社会发展的服务对象。

我们的财富总量是足够的，关键在于，在发展中不落下任何人。

参考资料：

[1]《人口浪潮》，保罗·莫兰，中信出版集团

[2]《要不要放开生育？——中国人口大论战》，任泽平，泽平宏观

[3]《八次危机》，温铁军，东方出版社

[4]《世界人口白皮书：近20年1.4亿女孩“消失” 印度等国占八成以上》，环球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信出版集团（ID：citicpub），作者：阿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