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地中海版三亚度假，差点惨遭“电诈”

前些天，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出境团队游第三批名单，土耳其在列。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名单公布后，土耳其旅游咨询量上涨超过10倍。

去土耳其的经典路线，是直飞伊斯坦布尔，再转机去卡帕多奇亚乘热气球，去棉花堡泡温泉。

但你其实，也可以像欧洲人那样，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找一个海滩待着。

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安塔利亚省，是土耳其第二大热门旅游目的地，深受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青睐——有三分之一的英国人把这里列为7月到10月的首选度假地点。

盛夏里的悠长假期，湛蓝的土耳其滨海往往会被挤成春节时的三亚。但与这里热闹、开放的景象相悖，土耳其的产业、经济趋于冷清、保守——跨国企业被赶走了，这意味着，你提前看好的酒店也不一定存在了。

大假时节，英国人和本地人的“海陆空争夺战”

爱丁堡市飞往安塔利亚市的航班满座了。先前跟我安静对眼神打趣的小洋娃娃，终于在接近目的地前号啕大哭，伴随着高分贝尖叫。身旁的老爷爷以浓重的高地口音跟我表示抱歉：“我几乎每年都来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度假，爱死了这边的大海和海边的古希腊、古罗马废墟。但这次要遭罪了，因为我把老老小小三代共十三口人全带来了。”

这让我想起去年看的那部非常喜欢的英国电影《晒后假日》。影片讲述的是一对英国父女在土耳其地中海的度假经历，阳光明媚、海水湛蓝，却气氛深沉、情绪伤感。孤家寡人的我也试图“戏精”上身，陷入帕慕尔用来形容伊斯坦布尔的“呼愁”情绪。

然而，这里是温度宜人的地中海，落地后的喧嚣热闹，伴随着海风的气息，立即让我兴奋起来。我在朋友圈写道，重归欧洲两个边缘后，英国让我放松，而土耳其才真正让我松弛。

正如冬天的海南省会变成“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三亚区”，盛夏的土耳其滨海，会变成“英国伦敦市安塔利亚郡”。

大量皮肤通红的盎格鲁—撒克逊度假客，自东向西，塞满从安塔利亚市到博德鲁姆市（Bodrum）的酒店客栈及沙滩躺椅，抓紧时间进行对他们至关重要的“光合作用”。

维基百科上说，土耳其的英国人人口在3.4万人到3.8万人之间。由于有大量居民和度假者，费特希耶-欧鲁丹尼斯海滨（Fethiye-Oludeniz）在2007年被《泰晤士报》《卫报》评为世界最佳旅游中心。

有超过7000名英国公民永久居住在费特希耶，每年夏天则有约60万名英国游客到访这里。《晒后假日》的故事发生地和取景地，正是位于费特希耶东南部的欧鲁丹尼斯小镇。

电影里1999年的度假样貌，与今时今日并没有太大差别，除了手机替代了DV。片中的度假酒店里，因为父亲“社恐”，女儿只好独自上台唱卡拉OK，荒腔走板地唱起R.E.M.乐队的名曲《失去一切信念》（Losing My Religion）。

而我刚在费特希耶满布廉价泳池旅馆的城郊住下，街对面的酒吧就传来难听的卡拉OK，是英伦摇滚第一名曲——Radiohead那首《怪胎》（Creep）。好几十桌英国酒客高声喧哗，等待轮到自己的台号，像极了我们上世纪90年代的卡拉OK轮桌唱。

△费特希耶的酒吧里，挤满了英国人。（图/张海律）

将滨海度假小镇塞成沙丁鱼罐头的，远不只远道而来的英伦客。古尔邦节的到来，加上学校开始放暑假，让土耳其人夺回了属于自家的主场。

接近欧鲁丹尼斯海滨的公路，已经塞成了数公里之长的停车场。作为滑翔伞天堂，小镇的天空也快被五颜六色的帆布堵严实了。

因为注定赶不上在夏日每天11点离港的轮船一日游，我索性钻进空调劲吹的旅行社办公室，打探还有没有去往附近著名海湾的船只。毕竟，拥挤着过来后没着落的游客还有很多。

“以前肯定有，现在，船长们累到罢工了！”旅行社姑娘告诉我。看来，我不只是春节去了三亚，还相当于五一到了淄博。

那间旅行社办公室对面，就是《晒后假日》里父女俩所住的泳池酒店，一点都不时髦，和电影里一样老旧。

△《晒后假日》里，父女俩所住的泳池酒店。（图/张海律）

我在吧台点了一份烤肉，一个小伙过来介绍自己，他是同样累到罢工的滑翔伞飞行员。“以前，我每天能带四五个中国人飞伞。现在，旺季过去快两个月了，但几乎见不到你们中国人。不是开国门了吗？你们都去哪了？”

“航班还很少，国际机票也贵。即便你当场决定复工，我也舍不得玩滑翔伞。”我对小伙说道。头一天傍晚，从最为热门的度假小镇卡什（Kas）到费特希耶的大巴上，我碰到两个中国学生。她们告诉我，最近在土耳其见到的中国年轻人，几乎都是趁放假出来的留英学生，一并被列入英国航班的到客数字。

在Booking订好的客栈竟然不存在

早在疫情前的环球旅行时，大概是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那些年，我就切身体会到“去全球化”的趋势。

这集中表现在，在很多中小城市，谷歌地图再也查不到公共交通信息，而非得用本地开发的App。这倒也没错，不让跨国公司独大，转而支持本土科技企业。只是，这就让手机旅行变得没那么方便了。

此次飞抵安塔利亚市，当晚要去东面滨海历史名镇西代，我提前通过一款App预约了一趟凑满乘客才发车的机场大巴。相近城市之间的交通方式，已恢复到需要通过客栈问路、抵达车站查班次的非智能手机年代。

幸好，土耳其公路客运发达而可靠，一般不会有到车站后车票售罄的倒霉情况。城内和区域公交，大多就得找报刊亭购买本地通勤卡（要付工本费），免不了回到口袋里得有现金甚至硬币的从前。

△西代古城的阿波罗神庙。（图/张海律）

更为独特的“去全球化”感受，出现在抵达预订的旅店时。

在卡什，大假时的青旅八人间床位费飙升到50欧元一晚，还订不上。我通过Booking订了代姆雷（Demre）一间没有评分的客栈。下了客车，拖着行李，跟着导航走到那里，眼前是一座亮着灯光的两层小楼，旁边是一座清真寺。楼里有正在用晚餐的一家子，男主人让我进屋，看着我手机上的房源地址，纳闷道：“没错，是我这儿，但我没开客栈和民宿啊！”

幸运的是，这个叫穆特鲁的男人是当地一名中学英语老师。他拨打客栈预留电话，号码不存在，而客栈的名字“Huzurlu Bir Konaklama”，实在不像一个正常客栈会取的。

“这是‘平静归宿’的意思。”穆特鲁说。莫非旁边清真寺里的墓园，就是“平静归宿”？

穆特鲁带我到附近那些作为度假屋的独栋木屋和便利店打探，大伙儿也都对这个“平静归宿”毫不知情。谷歌搜索各种关键词，也没有半点踪影。显然，我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电诈”。

给英文客服打电话，对方表示抱歉，立即给我退款，并让我改订附近一家快捷酒店。奇怪的是，酒店显示有房源的，点进去却不可预订。穆特鲁打电话过去确认，房间充足，直接来就行。在穆特鲁家吃完饭，这个新朋友把我送到酒店，并让我游玩之后跟他再约。

对了，代姆雷是圣诞老人（St.Nicholas）的老家，圣诞老人是一千多年前当地一位喜欢给孩子发糖果的东正教圣人。十多年前我碰到的时任土耳其驻华大使曾抱怨：“是可口可乐公司把他绑架到芬兰的！”

这么说，穆特鲁就是我的“圣诞老人”吧。

几天后，在非旅游城市穆拉（Mugla），我又一次用Booking预订，抵达后一样找不到房源。

附近一家酒水超市的伙计不会说英语，帮我打了电话过去，才知道商户早就不用Booking了，但没有下线，也没注意到我的预订。

“要不去我妈妈家，带大花园。但要一个小时车程，我得夜里12点才能来接你。”电话那头说着解决方案。我当然没法答应，只能让酒水店主帮忙订了城郊另一家商务酒店。

△卡什安静的一角。（图/张海律）

后来才得知，4年前，因为抽成和税点问题谈不拢，同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想扶持本国科创企业，Booking就和土耳其“脱钩”了。

我在Booking上能查能订，是因为用的是西班牙流量卡，但只要连上本地Wi-Fi，页面就是一片空白。而我去的地方又实在小众，爱彼迎和其他平台的房源都很稀缺。

我很好奇，土耳其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因为有多家本土平台的存在，Booking就没了市场。穆特鲁给我推荐了三个网站，但在大假时节，一样没有多少高性价比的房源。他自己和家人度假时，是直接给相熟的店家打电话预订的。

日趋保守的国度

作为某种程度上的“老土”，我已有9年没有回访这个算得上熟悉的国度。

安塔利亚市和费特希耶市之间，奔驰在最美海岸公路D400上的客车，会经停很多小镇，晒成古铜色皮肤的俊男靓女不停地上上下下。这时候，窗外是湛蓝的海天一色，眼前是无敌的青春气息。

到了海滩上、游艇上，更是琳琅满目的比基尼风景。到了爱琴海一侧，在博德鲁姆市（Bodrum）那座公元前4世纪建成的古希腊剧场里，夏夜时永不落幕的流行和摇滚演出，更是把滨海翻腾成如伊比萨一般的派对岛。

直至游船上偶尔上来一些戴头巾的中老年女性、沙滩上掠过身着布卡罩袍的影子，我才意识到自己正身处一个这些年从世俗化掉头、回归保守传统的国度。

△安塔利亚老城的黄昏。（图/张海律）

从欧鲁丹尼斯乘坐小巴返回费特希耶的路上，我在山林间的幽灵村镇卡亚科伊（Kayaköy）下车，沿着长满青苔的狭长青石板路，掠过几百座住宅废墟，走向可以眺望村落全景和大海的山脊线。

这是一座为了躲避海盗，由希腊定居者开辟的城镇，在希腊语中名为“Leivissi”。它在20世纪初的人口规模达到顶峰，曾有2000多户家庭、6500多人居住于此。“一战”的希土战争和随后强制执行的人口交换，让这个镇子人去楼空。1957年的一场大地震，又倾覆了剩下的一切。后来，也有地产商想介入，试图对考古遗址进行商业开发，但一直没见动静。

走到村庄核心的东正教教堂废墟，我才意识到，今年不就是希腊土耳其人口交换100周年？1923年1月30日在瑞士签署的《洛桑协议》，让这对“世仇”迅速执行强制驱逐令。土耳其交出120万名希腊裔，换回了希腊的40万名土耳其裔。

几年前，我在希腊东部一座小城见过一位年届百岁的老奶奶。老奶奶出生于土耳其，婴孩时被希腊裔父母带回希腊。经历过人口交换的那一代人，还活着的已经寥寥无几。

如今一百年、四代人过去了，虽然希腊人热衷于追看奥斯曼宫廷剧，但两国的“世仇”关系并没有多大好转。最后一批还保留故土记忆的人早已离世，他们的后辈不大可能愿意“常回家看看”，因为那不再是属于他们的家园。

△希腊人离开后的卡亚科伊。（图/张海律）

几天后，在爱琴海海岸的度假名城博德鲁姆，我进了一家数字游民咖啡馆。午餐时间，我叫来外卖的男主人让大伙放下手头的活计，边吃边聊。

餐桌前，有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教物理学的波兰女博士，有美国的韩裔小程序开发者，有到处旅居躲避兵役的俄国青年。从俄乌冲突到法国抗议活动，大伙儿的话题越聊越深。作为短暂过客的我，提及先前去过的幽灵村落，以及百年前的希土人口交换。

“今年还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呢。”咖啡馆男主人说道。“可我们变得越来越退步、保守。”

或许正是因为没有一个电影里那样的女儿，我早前试图“戏精”上身的这趟“晒后假日”，还是以男人们热衷却无济于事的政治话题作结。这样也好，深入情感，让人愁苦；指点江山，让人假嗨。

有2500年历史的古希腊剧场，传来人气歌手西拉（Sıla）结合突厥节拍和摇滚编配的歌谣《美人》（Afitap）。

“让我们给自己算命吧，难道还要听朝圣导师的吩咐？写下过多少希望的承诺，朋友们一道看看吧。”让人坐不住的韵律，跃出剧场，经过海边的骑士团古堡，顺着晒后的海岸线，一路东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九行Travel （ID：jiuxing_neweekly），作者：张海律，编辑：谭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