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某高校文学院的邢斌老师发表了一篇名为《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的文章，又一次引发了全网关于外卖员生活状况的大讨论。

文章记录了邢教授在去年年底亲身体验送外卖一个月的真实经历和个人感受，也包含了他对于知识分子信息茧房的反思。

（微信公号@募格学术）

文章发出后，赞赏的声音是主流，但也有声音认为邢教授此文是一种“精英凝视”，不仅改变不了现实，还会让真正的社会底层群体感到不适。

高校教授体验外卖员生活，到底是精英的凝视还是知识的良心？人们在同情外卖员生存境遇时又为何会陷入到一种道德困境中？

真正的社会改良，或许就蕴含在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中。

错位的悲悯情结

事实上，外卖员不是第一次受到社会各界的集体注视了。从人物杂志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到体验送一天外卖的北京人社局副处长，再到送半年外卖写论文的北大博士，外卖员群体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极高舆论关注度的群体。

外卖员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农民工在大众传媒中的生态位，成为了“社会弱势群体”的代名词，而这其中的原因则并不难理解。

互联网的经济的发展让外卖员数量迅速膨胀，而外卖员又几乎是城市中产阶级在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体力劳动者群体，因而最能符合人们对于所谓“社会底层”的想象，毕竟许多城市居民一辈子也不会近距离接触几个工地上的力工或是流水线上打螺丝的产业工人。

因此当知识分子体验外卖员生活的新闻每隔几个月就会出现在头条上并收获一片赞誉时，有的人便会思考：这种体验究竟是让谁的生活变好了？以及，为什么他们不去体验打螺丝和扛钢筋？

一些声音认为这种频繁见诸报端的“体验外卖员生活”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因为这种行为会将外卖员塑造成需要被人们怜悯的悲情角色。虽然不一定真的能改善外卖员的生活处境，但的确极大满足了知识分子自身的情感需求，这也就是所谓的“精英凝视”。

（知乎答主@小源同学）

外卖骑手在本质上其实不过是一份普通工作，甚至可以说是众多零门槛工作中收入相对较高的一种。在邢教授的这篇文章中，他利用节假日时间在临沂做外卖骑手，一个月的时间赚取了7000多元的收入。

平心而论，这份收入在三线城市并不算低，不仅远高于流水线工人和务农者，甚至要高于很大一部分办公室职员。

因此将外卖骑手塑造成“社会弱势群体”的行为往往会让人感到一种错位感，让网友怀疑知识分子在动机上不够单纯，在目标上不够准确，以至于一些人指责他们只是将中产阶级自身的精神困境投射到了一类最能引起舆论共情的群体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邢教授面临的困境倒是与历史上的奥本海默颇为相似。

（百家号文章）

这类指责的思路乍看起来有些不太合理，但联系到社交平台上“让专家闭嘴”的舆论导向，又变得可以理解了。

大众对于知识分子悲悯情结的反感、不信任，是社会分化的突出体现。当人们意识到教授脱下骑手服后依旧是教授，但骑手永远也做不成教授时，这种“既得利益者应该安静一点”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大。

人们的敏感，让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再也不能获得公众的认可了。当社会分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时，身处不同群体与阶层的人就连看待世界的基本态度都会截然不同。

这当然不是邢教授的问题，这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

同情骑手的道德困境

尽管网络上有这样那样指责邢教授的声音，但主流的观点依旧肯定了他的做法，毕竟一个渴望进步的社会需要越来越多邢教授这样愿意付出实际行动的人。

在众多社会改良的议题中，改善外卖骑手工作待遇已经算是阻力相对较小的那一类，人们并不需要经过太多思辨就能完成立场的统一。

但阻力较小并不意味着没有阻力，因为每个人在选择同情外卖骑手时都将会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道德困境。

人们发现，在造成外卖骑手生存艰难这件事上，似乎我们每个人都是加害者，都是这个复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邢教授的送单记录）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将24小时外卖视作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得益于发达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供应充沛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的城市居民仅仅只用花几块钱就能让骑手跨越半个城市在30分钟里送来任何你需要的物品，这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几乎都不可想象。

这样的现实状况，让我们每个人在同情外卖骑手时都陷入了同一种道德困境。

我们当然可以在口头上声援外卖骑手，但我们是否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改善骑手们的生活状态？例如我们是否可以接受外卖配送时间超过一个小时，且配送费比外卖本身还贵？

大多数人会逃避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社会系统的设计已经把每个人在其中的个体责任摘得干干净净。

买了房的人会认为自己已经缴纳了几万块一平米的进城税所以有资格享受服务，买不起房的人觉得大家都是打工人凭什么自己累了一天还不能准时吃一口热饭。

即使跳脱出自利的属性，人们经过理性思考也会发现，就算自己为外卖多花了钱并忍受了更长的配送时间，这笔多出来的收益也不会变成外卖骑手的收入，而是会变成平台的盈利。

仅依靠市场机制的话，消费者的高尚情操与同情心，最终只能感动自己。

一切的一切，最终都指向了政府的强力介入。

就像只有迫使平台将事故率也纳入算法中，外卖员的安全健康才能真正得到保障。无论如何，要说服大多数人同意这种介入似乎都需要大量努力。

因为改善基层劳动者收入，保障他们的安全与健康意味着社会运行成本的上升，而这种把人真正当成人的逻辑必定会引起社会关系的剧烈变动。

进步需要共识，进步也需要耐心。

知识的良心与赶时间的人

如邢教授那样的知识分子在社会进步中所起的作用，在于把一些不为大众所知的情形揭露出来，让一些长久以来成为惯例的事物重新接受社会大众目光的审视。

要让不同群体与阶层的民众形成共识，首先便是要让人们互相理解彼此的处境。

对于劳动关系本质的揭露，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切身地意识到，即使你每天都坐在高楼大厦里，每个月能比送外卖多挣几千块钱，但终其一生也只是处于和外卖骑手相似的困境里。

（《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邢斌）

外包制度与算法系统是商业平台最精巧、也是最残酷的发明，它们让无数人陷入自己压迫自己的无奈境地。

所谓的“灵活用工”，不过是对过去大工厂的巧妙复刻，人在这套系统里同样只是与土地、资金、市场渠道并列的生产要素，甚至是其中最容易被取代的要素。

我们再也不能捂上眼睛对于一些问题视而不见了，我们需要邢教授这样的实干家将那些不为大众熟知的情形书写出来。

争论邢教授到底是不是“精英凝视”已经没有意义，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知识的良心对于这个时代意味着什么。

邢教授在采访中说自己并非是想做严肃的调查，而更多是想体验体验，“给自己油头粉面的内心减减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网上这篇流传的文章里邢教授除了描绘自己跑外卖的生活，同时也用文学的方法剖析了自己的内心。

（《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邢斌）

帕切科的诗句固然深刻，但不是所有人都有精力、有能力去理解。腰乐队的主唱刘弢曾经说：“我们为民工，底层的人民写歌，但现在看来，只有先锋才听我们。”

知识分子的困境无疑在此刻展露无遗，他们书写苦难，但其成果却不能直接面向承受苦难的人。

我们理解邢教授跑外卖的初衷是体验生活、格物致知，但若是他书写的苦难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并理解，社会改良也就更多了一些希望。当然，这是一项非常苛刻的要求，但为了回应社会上对于邢教授的指责，我们似乎也只能如此向他建议。

（《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邢斌）

这并不是说诗歌改变不了社会，恰恰相反，那些最能够被人们理解并传诵的诗句，往往拥有超乎寻常的力量。

54岁的快递员王计兵在今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赶时间的人》。名字来源于他最广为流传的一首诗：

（走红的中科院博士论文致谢）

吴晓波曾说，很多年后，当我们再度回忆起这段中国经济崛起史的时候，这些诗句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它们是大历史中的一些小配件，也许微不足道，但若缺失，则其他真相，俱为谎言。

邢教授还在体验别的工种，王计兵还在一边送快递一边写诗。无论是知识的良心还是赶时间的人，他们都配得上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知著网 （ID：covricuc），作者：阿列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