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资另一个国家的市场的时候，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不要狂妄，不要盲目认为自己比另一个国家的人更能了解他们的股票市场。要么呢，就足够本土化，成立当地的办公室，要么呢，就简简单单买指数，或者顶多买到行业指数。

当然，有些时候，你看到一个个股有非常充分的Alpha的时候，你可以无视这个国家的风险去买个股，但这建立在你对个股有很充分的了解的基础上。不然我始终建议，买指数就好。

但这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标的就是用指数，那怎么着，也得做做择时，不然一方面是回报率偏低，第二方面完全被动投资，也很无趣就是了。

在未来半年里面，印尼可能要面对三方面的拐点：

- 经济方面：联储从加息到停止加息；

- 政治方面：非常关键的2024年大选；

- 商品方面：油价可能变盘。

如果说商品和油价，可以放在一起看，比方说油价走低，联储降息，印尼的经常账户可能承受压力但流动性可能宽松。那么政治方面的问题就更加精髓了。任何投资，政治的风险都是第一位的。当然，有些时候你没得选的时候，那就不要想。

2024年的印尼大选有几个关键的地方：

1. 印尼从苏加洛时期的理想主义求独立，到苏哈托时期威权主义求发展，到后面哈比比一直到佐科的民主主义求发展。我们并不确定苏哈托时期的威权主义是否已经完全过渡成了民主社会，虽然很多西方观察家在2004年的时候就很着急下判断说印尼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的民主国家，但直至今日，印尼依然有威权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的土壤。

2. 以第一点为代表的，八面玲珑但有潜力实行民粹+威权主义的候选人普拉博沃，与更加民主代表的甘查尔与阿尼斯，到底谁人可以当选，可能就决定了印尼以后在意识形态上的走向

3. 与此同时，印尼作为一个拥有几百个民族，一万七千个岛屿的国家，它内部的分离主义不言而喻，到底是压制地方豪强，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利，集中力量搞基建，并由此承担分裂主义带来的后果和危机，还是下放权力，怀柔主义，牺牲经济发展潜力，换取更多稳定。这也是一个核心分歧。

把这些变成投资语言：

- 如果印尼变得更加民主，那么自然它的资本市场可以获得更多资金流入；

- 如果印尼变得更加中央集权，那么制造业的发展会更好，大市值的国有股票可能表现更好，反之则可能出现原材料价格上涨侵蚀公司利润，看起来很赚钱的业务，利润都被消灭在各种莫名其妙的地方费用上。

印尼的故事和所有东南亚国家一样，都非常有趣，我们先从历史开始的时候说起。和所有故事一样，一个故事的开始，至少决定了这个故事后来30%的走向。

殖民地时期的阴影和馈赠

印尼的邻居马来西亚是英国的殖民地，而印尼则是荷兰的殖民地，两者其实很类似，欧洲的宗主国无力管控这么大的国家，但又垂涎当地富饶的资源，因此采取了在世界各地屡试不爽的方法，以夷制夷。

当年我记得好像清政府哪个官员也说过这句话，别人英国人和印尼人用华人和印尼人管理土人和印尼人，是因为别人能够给华人和印尼人利润。以夷制夷的前提是你要给钱，不给钱没人给你做事。

这个做法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在二战后，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很多之前的殖民者被推翻，同时殖民者的代言人也被推翻。印尼也不例外，在殖民者被赶走后，在1927年荷兰占领时期就勇敢从事反对殖民运动的苏加洛成为了印尼的国父。

和所有反对殖民运动的领袖一样，苏加洛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力量，日本人占领印尼的时候苏加洛非常乐意与日本人合作反对荷兰人，还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日本女性成为自己的太太，从事后的档案来看，薇黛夫人显然是一个日本的间谍。

所以之后有一个段子说，苏加洛访问苏联的时候被用上了美人计，苏加洛在中计之后被勒索，然后他的反应是，希望苏联方面加大美人计的力度并尽快公布照片。

扯远了。

在很多殖民地获得解放之后，都有一段时间盲从世界的发达经验，印尼也学着欧洲的民主议会制度，建立了自己的议会，然后创立了他们建国的五个基础原则：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公正。

要知道西方的议会制度和他们本身的文化，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刻舟求剑往往结果不好，所以苏加洛的这一套理想主义做法并没有坚持很久，而且产生了两个坏处：

1. 军队必须经商。一个拥有17000多个岛屿，然后几百个民族的国家，在基础设施不发达的时候，指望有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组织都是奢望，分权是必然，而且中央财政收入很薄弱，所以印尼军队从一开始就有经商的习惯，而且是必须经商，不然根本养不活自己。

这导致军队拥有极强的自给自足能力，在苏哈托政变的时候军队的作用毋庸置疑，直到今天，2024年大选的候选人普拉博沃，作为曾经苏哈托家族的一员，在前两次竞选输给佐科之后，依然从政府中要了国防部长的位置，就可以知道今天印尼的军队依然在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2. 反华。反华对于印尼来说，和当时马来西亚其实有类似之处，他是两个因素的合集，第一是阶级矛盾，和当年马来西亚一样，华人看起来比较有钱。第二是政治矛盾，一个刚刚完成反殖民地运动的地区一定是民族主义的。

这两点因素到今天依然都在持续发挥作用。

苏哈托的威权主义

苏加洛的理想主义，缺乏经济基础，国际势力的介入，军队过于强势，在1965年九月底，苏哈托夺取了政权。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去看，这其实偶然中带有必然性，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走民主议会的道路，被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威权主义取代。这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将心比心，你是愿意跟着一个每天给你喊口号的领导，还是跟一个每个月给你发奖金的领导？

苏哈托的威权主义社会非常简单，军队维持独裁统治，经济发展提供合法性。而且苏哈托运气很好，他夺取权力后没有几年，全球石油危机就让印尼赚了一笔，这让苏哈托的执政基础度过了初期的脆弱阶段。

但这个发展模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要以经济发展提供合法性进行统治，那么第一你要保证经济增速不要太低，第二更关键，你要做那个分配利润的人。苏哈托曾经是世界排名前五的富豪家族，你当然可以说他贪婪，但这个其实也没有太多办法，因为如果你要在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中，用经济发展去维持合法性，首先你要保证的是合法性是从你手里给出去的。

在上面这个图经济增速最低的那个点，苏哈托的统治结束了。

调和求发展

在初期懵懂的盲目学习西方议会民主制度之后，在经历了威权主义求发展的阶段之后，印尼在新千年开始了新的改革。在苏哈托时期成长起来的印尼本土富裕阶级和统治阶级开始反思苏加洛和苏哈托各自的问题

-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经济无法发展，在低经济水平下实现西方民主犹如镜花水月；

- 如果只实行威权主义，无法调和社会矛盾，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夹杂在一起犹如火药桶，只要经济增速低下来就会爆发。作为分配利润的人，永远在拿得不够分、分得不够多可能有危险，和拿得太多可能有危险之间走钢丝。

从哈比比开始，到佐科，除了一位被弹劾的总统，印尼总共经历了四名总统，但他们解决问题方法的思路中有很多共通之处。

1. 民主，但不是无止境的民主。

在印尼有很多民族和宗教问题是不能被直接讨论的，这个其实和美国也有点类似，民主并不是无条件的，因为有些问题民主解决不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些问题不能被讨论。比方说2017年著名的钟万学省长被判亵渎可兰经就是一个例子，虽然这个事情本身更大概率是因为钟省长作为华人和基督徒，在一个穆斯林居多的国家天生就更容易惹事，但也说明了印尼的社会调和，建立在规避一些主要矛盾的基础上

2. 分权换取和谐，集权发展经济。

如果和苏加洛那样没有强有力的政府，那么发展如同镜花水月还有可能生死人笑，所以大家都要发展自己的地方势力，但一旦成为了中央势力，除了原先的地方势力之外（上文中的钟省长是佐科总统的助手，2019年出狱后成为印尼国家石油公司董事长），要不要继续打压其他地方势力就成为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

如果一直打压就可能变成苏哈托，所以印尼在这个问题上非常骑墙，经常是来回横跳，不能得罪地方势力，又不能放任，但这种情况我自己觉得不坏，很多地方都是一抓就慢一放就乱，没问题的。

这种奇妙的和谐氛围带来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所以你看这次大选，包括之前很多大选，很多候选人的搭档（总统和副总统竞选），都是两个完全互补的人一起来。

最有趣的就是目前领跑的候选人普拉博沃，自己曾经被美国制裁（但最近开始和美国和好），自己的竞选搭档相当反华。

而在国外口碑较好的阿尼斯，则选择了本土宗教比较浓厚的穆海敏作为竞选搭档。

所以光看竞选组合，很难说这些人到底想干嘛。实际上我自己也不是印尼政治的专家，也没有兴趣去预判选举的结果，更多作为应对就好，但还是简单聊一聊我粗看下来的这些人的感觉吧。

- 普拉博沃：前总统苏哈托的二女婿，军人家庭出生，在过去两次选举中失败，在最近一次选举中身段非常柔软，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他身边有一些激进的声音，类似当年特朗普身边的班农，他没有否认也没有放弃任何一种诉求，过去是个激进派，曾经有过民族主义的历史，现在努力成为所有人的公约数，非常有意思的人。

- 干查尔：本土派，与中国关系不错，与佐科总统关系也不错，也是前总统梅加瓦蒂的选择，如果放在一个稳妥的环境中，我觉得他可能是最有可能当选的，但在一个动荡的时候，他和普拉博沃的对比，就有点像当年希拉里和特朗普

- 阿尼斯：学者，西方派，目前被认为是可能陪跑的对象，与西方关系不错，但目前看不出有太多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我觉得此时此刻，在联储加息可能停止，油价波动很大，印尼这么一个政治故事很多的国家要进行五年一次的大选时，是可以多花点时间去看看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培风客 （ID：peifengke），作者：奥德修斯的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