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德人：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

一

2015年到达德黑兰时，我偶然遇到了一群库尔德人。起初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库尔德人，我甚至不知道“库尔德人”是什么，只觉得他们的穿着打扮和波斯人不同，和阿拉伯人也不同。服饰宽宽松松，裤子都快成大喇叭裤了，服装的颜色也很特别，黄色、灰色和黑色为主，腰上面缠着一根颜色各异的腰带。

我遇到的第一个库尔德人朋友是伊拉姆，他很小就随着家人从库尔德地区搬到了德黑兰。库尔德人是他一直的身份，但他还有个更特殊的身份，他是同性恋。伊朗在这方面的管控特别严厉，所谓的严厉，是真的很严厉，伊拉姆跟我简单普及了一下，比如在伊朗，如果被别人告发是同性恋，有三个以上的证人证实，罪就可以成立，如果成立，将会遭受很严重的惩罚，最严重的可能是当街绞刑。

在其他更保守的城市，可能会更加严格，比如在宗教圣城库姆，这是绝对不可能被允许发生的，但是在首都德黑兰，似乎还有一丝喘气的机会。

我住的旅馆离伊拉姆家不远，我经常去他家拜访做客。一进门就是典型的波斯地毯铺满整个房间，没有我们所谓的床，睡觉时拿出一张床垫，墙周围都是类似“抱枕”的靠背，客厅中间一张方形茶几，茶几上放着茶壶和一整盒方糖。他喝茶时会将方糖用门牙咬住，一口热茶随着化了的糖一起蔓延味蕾。

伊拉姆和他的男友靠在一起，有意无意地跟我讲着库尔德人的故事，比如关于库尔德人生活的区域（主要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境内），他们的语言，目前唯一能自由大方讲库尔德语的地区就只有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在土耳其的库尔德斯坦则是受管理最严重的区域，被明令禁止在公开场合说库尔德语，只能在公共场合使用土耳其语交流，而在伊朗和叙利亚都还算比较温和。

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让我认识了很多库尔德人朋友。这段经历让我在伊朗看到了一个特殊的民族，小众却闪耀着自己的光芒。我和库尔德人朋友在一起时，他们唱歌，他们跳舞，他们弹奏乐器，他们讲自己的语言，每一种都很独特，带着他们符号的文化。

二

之后我回到了中国，开始学习关于库尔德的更多信息。当然，能看到的信息少之又少，大多数都是关于库尔德人武装以及库尔德人女兵的新闻，还有很多西方摄影师拍摄的题材。我买了一些中东题材的书籍研究，例如《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大中东行纪》等。电影也是一个极其重要了解文化的方式，伊朗的《推销员》《一次别离》《随风而起》；土耳其的《山》《呼吸》；伊拉克的《半月交响曲》《小超人梦》等等。

当我特别想和身边朋友讨论或者交流时，我突然意识到，我身边可能九成以上的朋友，似乎都没有听过“库尔德人”这个名词，更不知道“库尔德”是什么。

2015年在伊朗和库尔德人接触的期间，我没有进行太多的拍摄，只是和他们成为朋友，了解他们。但当我真正意识到我要进行拍摄的时候，我有点迷茫了。一开始我想，我也要拍库尔德人武装，或者库尔德人女兵，只要我想拍，他们都会帮助我到达山区地带，总能碰到这些人。但是，这样做，除了满足了一种猎奇，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有那么多优秀的报道已经在很多方面完成了信息的传递。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前往这个民族，我要拍摄什么呢？我问了自己很久，这是一段比较艰难的过程，去和自己进行斗争，去理清自己的思绪。

三

2016年，我再次回到伊朗。

和德黑兰的库尔德人朋友短暂见面后，我开始正式踏上了库尔德人的拍摄之旅。这一年我去了伊朗库尔德斯坦以及土耳其库尔德斯坦，大大小小十几个城市，和那些地区的库尔德人成为了要好的朋友。

我开放地表达我的来意，开始不断拍摄关于他们的肖像，了解关于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个体的命运和故事。我从旅馆搬到了他们的家中，这是一个格外热情的民族，他们总是将家里最好的一个房间腾出来给我住，也总让妈妈们做家里最传统的美食招待我，他们不管我是不是来拍摄，亦或是拍摄什么，对他们而言，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客人，是远方的客人，是对库尔德人产生兴趣，想探索他们生活的客人。

于是在2016年这一年，在拍摄的过程中，在和更多库尔德人生活接触之后，我开始越来越清晰，我到底要拍摄库尔德人什么了，是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梦想，这是一个关于希望和未来的故事。

库尔德人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游牧民族，他们生活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四个国家，还有相当一部分库尔德人生活在亚美尼亚地区。我去到的那些库尔德斯坦地区，绝大多数旅行者都不曾考虑过，但是对我而言，都是必经之地。

那些地区的资源相对贫瘠，对比于首都或者重要的大城市，那些地区的经济相对不发达，人们的生活没有足够的保障，但是在我拍摄的作品中，每个人的肖像里都传达着一种希望和一种坚定，这是他们特有的一种气质，令人着迷的气质。

每年经过萨盖兹的时候，我都会住到贝赫纳姆的家里。那种感觉非常亲切，就像在库尔德的亲戚一样，他的母亲和妹妹会在家门口等我到来，做好“一大桌子”的食物，波斯地毯铺满整个家，大家坐在地上，在地毯上铺上了一张带满碎花纹路的餐垫，一大碗藏红花鸡饭和鹰嘴豆酱，各种酱料和配菜。吃完饭，继续每人门牙塞一颗方糖，再将热茶顺着饮入，就这样聊着彼此的近况。我把从中国带来的礼物给她们，她们非常开心。

贝赫纳姆家是非常普通且典型的库尔德人家庭，父亲开出租车维系全家人的开销，母亲全职在家，妹妹还在上学。为了减轻家里的压力，贝赫纳姆选择去军队参军，但是他内心非常不愿意，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军队，这是伊朗的军队，但是为了家庭，他没有怨言，并成为了一名军官。

他也希望未来能经商，赚更多的钱改善家里的条件，但经商的路往往没有那么明朗。我最后一年到他家时，贝赫纳姆房间角落的书桌上，那台我记忆深刻的2000年左右的台式电脑没了，我问了原因，他也没有具体回答，还好，在电脑消失之前，我给他们拍了一张肖像。

四

2017年，我第三年到访库尔德地区。这一年我从伊朗的马里万，也是两伊战争重要的边境城市，进入了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签证费花了我近700美金，我去了很多重要的库尔德城市，有的城市离伊拉克的战场几十公里。

我感觉，那里的生活并不是苦大仇深，也不是衰败和失去希望，反而，那里是几个国家库尔德地区里最有活力的，也更有民族自豪性，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也是这一年，我还到了叙利亚的边境，那里也是大量库尔德人生活的区域。

当我讲述着这些很抽象的经历时，也许你会问，这些地方安不安全？说实话，这些城市的治安以及这里的人民，本身不太危险，但是我确实经历过危险。危险不是当地的人民造成的，而是其他的因素和环境给我带来的麻烦。

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故事发生在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地区。

我那时又一次见到了老朋友奥斯曼，他从去年住的米迪亚特的小公寓里搬到了巴特曼的另一座小公寓。因为政治身份的原因，从去年开始，他就一直被迫停职，且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权。再次见面异常亲切，还记得去年我和他一起搭车，探访了许多已经或即将在当权政府下消失的古老库尔德人村庄，那是一次奇妙又带有一些苦涩的旅程。

在巴特曼，我又认识了许多奥斯曼的新朋友，这也是我《库尔德人》项目完结的最后一站。我还见到了去年在哈桑凯伊夫的“山洞”里结识的一群小学老师们，他们带我去参加了一次原生态的土耳其人BBQ烧烤聚餐，气氛也是相当奇妙。那时土耳其公投刚刚结束，我在土耳其“库尔德斯坦”地区和一群来自土耳其各地的土耳其人以及库尔德人一起做着烧烤，他们倒也是不介意我问这样的问题 ——不出意外的是，对于埃尔多安压倒性的支持，都是来自外省的土耳其人，而坚决否定的则是库尔德人。

虽然用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这样的民族性词汇来区别并不很友好，但在他们心中却早是分得清清楚楚，但是最后大家也都说，不管是土耳其人还是库尔德人，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同生活在土耳其大地上的家人。

巴特曼的生活很快结束了，拍摄也结束了，我开心地即将启程飞往安塔利亚，决定度假几天来犒劳自己。但噩梦即将来临，到达迪亚巴克尔的机场（迪亚巴克尔为民间认定的土耳其库尔德斯坦的首府），经过第一道安检之后，我这张亚洲人的面孔就被土耳其警方察觉。立马，我被带到了一旁，进行了盘问。在上次过伊朗边境、伊拉克边境的经验下，我早已将所有相机以及电脑里的资料都隐藏得干干净净。

特警问我，为什么来迪亚巴克尔？我回答说旅游。他一脸疑惑的看着我，来这旅游？于是开始检查照片。看完满是中东各国包括伊拉克的签证后，他更是警觉，叫来了更多的特警。

那时我被带到了一个“小黑屋”，除了一丝微弱的灯光外，没有额外的照明，门口没有完全垂到地面的门帘透进来一丝暗光，他用严厉又带一丝凶狠的语气让我给他看我相机里拍的东西，我给他看时，相机里除了我备用卡槽里的几张花花草草外并无其他照片，看完照片，他用更加严厉的口吻问我，你来旅游，不拍照片？

顿时我傻了。于是，行李箱、背包、护照、手机全部被扣押，身边则站着一个持枪特警举着枪问我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我依然坚称我是一名普通游客，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更坏的事情发生了。

前一天我看whatsapp的时候，某个人给我发了一条图片消息，我点开后看到了一些不认识的阿拉伯字和一些举枪的库尔德士兵，我恰恰没注意到用whatsapp点开图片后，图片会自动保存在手机里。

现在，特警看到了手机里的这张照片。他大声叱喝，质问我这是什么？我完全无法解释。我要求用电话打给中国大使馆，遭到了所有人的拒绝，我的护照被带走了，他们通了无数电话来核实我的身份背景，而我只能站在一个拿着枪的特警前面，没有任何走动的权利。

除了上次在埃及边境看到坦克出来警察持枪对着我，这是我第二次被吓到全身打颤，脑子里真的是一片空白。我最怕的是他们找到奥斯曼或者其他的朋友，我本来就不存在任何恐怖分子的活动，所以我肯定不会出太大的事，但是如果这些土耳其警察找到他们，那他们的命运将会十分悲惨且痛苦。

所以我只能祈祷，千万不要看到任何有关他们的信息。在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后，警察们过来了，拿着我的护照还有手机电脑等，又问了我许多问题，包括我家人的工作之类的细节，在没有查到任何我与激进分子有关联的信息后，我被释放了。我快速通过剩下的安检，来到了候机大厅，这是真正的一次惊魂未定，我想不会有人想再去体验一次被人拿着枪指着自己的感觉吧。

在飞机起飞前，我拨通了奥斯曼的电话，告诉他刚刚发生的一切，互相寒暄几句后，飞机起飞了，我紧紧抱着我的电脑相机和三块硬盘飞往了安塔利亚。 

关于这位奥斯曼，他是我每年去土耳其都要见的一个老友。知识分子的身份让他在这个年代变得格外不安全，2017年我们见面时，他告诉我，我去之前，他还被土耳其警方不断的骚扰，比如进房间搜查以及盘问，或者带走他的书籍等等，对他而言也觉得特别荒唐和可笑，原因只是因为他是库尔德人，并且一直在为库尔德人发声。

在这个国家，这是不被允许的。上面提及的被剥夺所谓人身自由，则是他无法离开他居住的这个地区，只能在所谓的一块区域里活动。

这段经历给我很重要的启发，当然，在这之前我遇到了更多大大小小的突发事件，所以当事情发生时，我下意识地要保护我所有照片，以及我拍摄的对象。即便他们都是最善良的人，是最平常的老百姓，但是有很多时候，在特定的环境中，很多普通平凡的事都会变得复杂或者无法解释。

五

关于这一系列的作品，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种全新的视角进入库尔德人的生活。“库尔德人”，名字听起来很大，但我相信大家在观看作品时能感受到这个切入点，关于他们的“希望”和“未来”。同时带来更多的讨论。

我和大多数的拍摄对象保持着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我所谓的安全，是不打扰对方生活的情况下，各自关心和关注着对方，这是一种很舒服的状态，也是一种我对项目持续负责的态度。现在，虽然拍摄告一段落，但是拍摄永远不会结束。我希望更多了解这个民族，我知道得太少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孤独图书馆（ID：aranya_library），图文：杨达（艺术家、策展人，生于中国武汉，2017 年创办L.A.P.画廊，2022 年创办武汉影像艺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