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10月31日，郑州管城区建兴路小学一女教师吕某留遗书后去世引关注。吕某姐姐称，事发10月26日，警方告知家属妹妹系自杀。家属称，今年23岁的吕某于2022年6月大学毕业，2023年8月考入该校任教并担任班主任，平时性格开朗。家属提供吕某遗书显示，吕某称除教学工作外，应付上级检查，拟写材料等课外行政工作压力大。

管城区教体局工作人员称，对此事深感遗憾，相关部门已介入处理此事。

我国中小学教师非教学负担沉重，是一个老问题了。

在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要下大力气为教师减负。他指出，现在教师负担很重，各种填表、考评、比赛、评估，各种与教育教学科研无关的社会性事务，压得老师们喘不过气来。2019年要把为教师减负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要全面清理和规范进学校的各类检查、考核、评比活动，实行目录清单制度，未列入清单或未经批准的不准开展，要把教师从“表叔”“表哥”中解脱出来，更不能随意给学校和教师搞摊派。要把时间和精力还给教师，让他们静下心来研究教学、备课充电、提高专业化水平。

随后，2019年年底，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被称为减负20条），明确要减掉中小学教师不应该承担的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包括减少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社会事务进校园、报表填写工作、抽调借用中小学教师事宜等内容。确保对中小学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在现有基础上减少50%以上，清理后保留事项实行清单管理。

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大力精简、严格规范各类“进校园”专题教育活动，有效排除对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干扰。

郑州自杀女教师留下的遗书，反映一个沉重的事实，国家层面高度重视给教师减负，但基层学校教师依旧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教师的非教学负担为何减不下来？这是因为给教师减负的，正是给教师布置行政性任务的行政部门，这让减负陷入悖论。

要切实给教师减负，不能依靠文件减负，而必须改革对教师的管理与评价体系，由行政部门主导教师考核、评价，转为建立教师专业共同体，对教师进行专业评价。

减负的形式主义

有小学教师形象地描述当前的减负：教育部门为落实给教师减负，组织全体教师召开减负大会，会后要求所有教师撰写参加大会的感想，点赞并转发当地教育部门公号发布的减负大会新闻报道。

还有校长告诉笔者，当地政府领导在会上批评让教师下载安装的APP太多了，可在会后马上发文要求，要组织教师下载某款APP，下载情况要纳入考核评比。

这就是典型的减负形式主义，一边喊着给教师减负，一边增加教师的负担，且毫无“违和感”。

教育行政部门习惯性地给教师布置任务。这就不难理解，虽然国家层面下发了给教师减负的意见，但减负措施只停留在文件中。

给教师减负，必须清理动不动就把任务布置给教师的行政思维。2021年，我国推进“双减”，其中一项措施是，要求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其出发点是好的，通过开展课后服务，解决有接送孩子困难的家庭的难题，也疏导学生、家长的校外培训需求。

那么，谁来开展课后服务？教育部门想到的首先就是教师，于是要求教师参与课后服务，有的地方还把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情况纳入绩效考核。这样一来，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教师在校时间大大延长，有的教师工作日在校时间长达12小时以上。

这让教师不堪重负，不但影响到课后服务的持续推进，也影响到教育教学质量。其结果是，教师越来越累，而学生家长对课后服务以及课堂教学的质量均不满，明知校外隐形、变异的学科类培训不合法，也趋之若鹜。

课后服务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不增加教师的工作量，由教师自主选择参加，教育部门、学校要建设多元化的课后服务师资队伍，包括聘请退休教师、校外专业人士参加课后服务，以及购买校外第三方服务提供课后服务。

谁来评价教师？

据报道，一位90后的教师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作为小学的主课教师和班主任，她意识到自己仅有三成的时间被用于教育工作，而其余的七成则被分配到了各种社会责任中。

有人会质疑，教师难道不可以拒绝非教学的行政性任务吗？在现实的教师管理与评价体系中，教师还真不敢拒绝。因为主导评价的是行政部门，如果教师没完成行政部门布置的任务，就难以通过考核、评价。

虽然教师反感上级行政部门布置的任务，但是，却必须以“十分乐意”的态度对待，而且，还要把完成任务的情况，作为自己重要的工作业绩。

与行政任务、行政考核对应的就是形式主义与弄虚作假。这令不少教师产生职业倦怠感，而且，也把学生卷入到形式主义之中，比如教师经常要组织学生参与迎接检查、评比，完成形式主义任务。

另外，近年来，中小学也开始流行对教师进行“痕迹管理”，要求教师什么都要“留痕”。参加活动，要拍照写感想写宣传报道，每天的教学工作，也要留下凭据、证据。这对于班主任教师来说，就意味着必须花大量时间写材料、做PPT、截屏保存等。这对提高教学质量有帮助吗？当然没有帮助，不过是满足上级部门的要求。

这些要求是背离教育规律的，是简单实行行政治校的结果。要让学校回归教育，教师回归教师，就必须推进教育家办学。

这要求学校提升现代治理能力，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实行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适度分离。包括校本教材编写、课程建设、教师评价、学生评价等在内的教育事务，应该由教师委员会负责，而不能由行政部门主导。

当前教育评价存在唯分数、唯升学、唯学历、唯论文、唯职称等“五唯”问题，很大程度上行政主导评价的结果。不论是破“五唯”，还是减轻教师的非教学负担，都必须强化专业评价。

也就是说，给教师减负，不能靠行政部门发文，依靠行政部门落实，而必须深入推进管理与评价改革，要深化教育领域的放管服改革，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以及教师的教育教学自主权。这才能让教师专注教育事务，履行教师育人职责，而不是受困于非教学任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ID：ifengopinion），作者：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