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零点的儿科门诊，寻找一只输液袋挂钩

输液中心诊疗台的天花板上，吊着一圈银色金属横杆，上面密密麻麻挂着透明的输液袋。内侧墙壁有一个方形开口，更多输液袋源源不断运进来，流水线一样送达护士手中。

这片区域的258个座位、16间病室和44张床位，无一空余。三楼的保洁记得，最近一周，每天光普通号都能达到2000多个。

11月23日晚上11:58   输液中心诊疗台

北京儿童医院门诊大楼的2至5层，原本规划了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等多个科室。但在人满为患的需求面前，不再有明确的类别界限，都优先开放给夜间发热咳嗽的患儿。

在这波混合着流感、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和支原体肺炎的感染高峰下，比起对抗疾病的风险，家长们唯一能不在意的就是时间。

挂号、验血、输液，都是长达数小时的耐心考验，漫长的等待绵延至零点之后。在最低温骤降至零下八度的深夜，没有人愿意主动置身于拥挤逼仄的医院，除非不得不来。

挂钩、三脚架和8件大衣

围在输液诊台周围的家长，人手攥着一个白色号码牌。11月24日刚过零点，输液中心的号码叫到了1962号。

1962号家长在手机上看到排队进度，抱着孩子冲到二楼走廊北侧尽头。一走进输液中心，空气瞬间变得闷热潮湿，淡淡的汗液味道飘浮其中。

他穿过人群，带着孩子进入诊疗台，在哭喊声中，针头插入孩子手背，随后从护士手中接过输液袋，高高举过头顶，寻找座位。转个身的工夫，他不小心就会踩到别人的脚，或者撞上孩子打针的手，人群中传来家长们的慌乱声，“小心，小心，这里有人”。

为了给无处悬吊的输液袋找一个位置，家长们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另辟蹊径”。楼梯间、电梯旁、卫生间门口、环廊的立柱上，白色的、花色的、透明的挂钩随处可见，靠近楼梯间的一处几平米大的墙面，总共贴了七个挂钩。

墙面上的挂钩

一个中年男人看起来是新手，他借鉴经验，跑到门诊大楼前的安童商店临时买来2个挂钩，花费6元。另一位穿着黑色羽绒服的顾客匆忙路过店门口，询问店主有没有衣杆卖。熟练的患儿父亲已经懂得重复利用，输完液后把挂钩摘下来，揣到兜里，第二天再带来。粘钩上的胶很牢固，连带着墙皮也扯下来，留下斑驳的痕迹。

在三楼的候诊区，一位年轻父亲架起了相机三脚架，挂上输液袋。输液袋一头挂在挂钩上，一头连接到孩子细细的血管里，孩子安然地躺在手推车里睡着了。楼梯间，一位母亲把孩子抱在怀里，薄薄的露营垫子铺在他们身下，父亲拿着小马扎或者露营椅子，坐在一旁，构成一家人在医院的生活空间。医院成了“大型输液露营现场”。

无处不在的咳嗽声仿佛这栋大楼循环播放的背景音。捂嘴咳，开口咳，咳到干呕、咳到嗓子喑哑，带着孩子来看病的大人也在咳。黏稠痰液卡在喉咙里，呼吸都带着“轰轰”的回响。

一位医生曾在网上形象描述这种感觉，“始于气管深处冷不丁传来的一阵幽幽的瘙痒，然后瘙痒迅速扩散开，必须剧烈咳嗽一阵才能缓解。而且环境有二手烟等刺激性气味、空气干冷，躺下睡着前往往更容易发作。”

11月23日接近零点，咳嗽的孩子们还在陆续走入门诊。有的诊室里，两位医生同时看诊。一位家长查了医生的名字，发现对方是肾病科的医生，这才知道医院调集了其他科室的人员来缓解出诊压力，她并不在意，“我小孩有人看就行了，应该也没有那么多（医生），可能大家都差不多。”

门诊号供不应求的状况贯穿整个11月。李莉在医院待了十几天，赶上好几次就诊高峰。

她第一次来是月初，从下午两点等到七点，才匆匆见了门诊医生一面。拿到输液号后，又熬了四个小时。最不方便的是做CT，排了四个小时队 ，中途不能离开，李莉独自带着孩子站在那里等，孩子累了就蹲在地上，一步步往前挪。那天完成所有流程时，已经是凌晨1点，她没回离医院22公里外回龙观的家，索性住在了儿童医院附近的宾馆。

两天之前的高峰时刻，长龙从医院安检口就开始排了，二楼的楼梯也上不去，后来“完全是给挤上来、推上来的”。上来后也被人群层层包裹，完全动不了。她带着发烧的孩子，找了个楼梯拐角“猫着”，“都赶上春运现场了。”

从儿童医院四楼俯瞰

在人潮涌动的儿童医院，时间是最不值钱的东西。11月23日晚上11点，末梢采血室大屏幕上的红色数字定格在2918号。当天李莉完成所有流程时，已将近凌晨，第二天孩子还需要再做一轮检查。

漫长的等待中，候诊区疲惫的家长和孩子互相依偎着，有的人头耷拉下来，陷入朦胧的睡意，在被叫到名字的瞬间又从座椅弹起来，顾不上体面，第一时间冲向诊室。

光是22日这天，保安就在四层门诊捡到了8件大衣，全是女款，都是它们的主人在慌乱之中遗留下的。

非去不可的人

没有人愿意主动置身于凌晨依然拥挤的医院人潮中，除非不得不来。最紧急的情况是，孩子病情已经发展至重症。

在门诊大楼的B1层，一个3岁左右的女孩躺在电梯立柱旁的蓝色垫子上，摆弄着手机。她的卫衣是紫白拼接，小水杯也是紫色的。一声接着一声的咳嗽后，女孩捂着胸口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姿势转化为跪坐，开始呕吐。衣服上的库洛米图案随着身体上下颤动，地面留下一摊黄色药水和未消化完的糜状物。

一旁的奶奶有些无措，只能用手轻拍她的后背。排到号的父亲终于回来了，他抱起女儿，一路小跑到二楼北侧尽头输液中心，然后举着输液袋再回到地下一层。孩子的呼吸逐渐平稳，大人们松了一口气。

女孩的妈妈王莉莉，是河北雄安一家医院的急诊科护士。早在10月份，王莉莉的女儿就首次感染支原体，但不严重，吃了三天阿奇霉素恢复正常。

11月17日，女儿再次咳嗽，验血后再次确诊为支原体阳性。这回，阿奇霉素不管用了，病情发展迅速，三天后孩子发烧。肺部CT图像显示：孩子左肺白了一小块，右肺白了一大块——同时期，王莉莉在当地县医院值夜班，平均一晚流感病人也多达70个。

高烧持续不退后的11月22日，一家人连夜坐高铁赶到北京。也是在同一天，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流行病学首席专家王全意向公众告知，当前本市全人群呼吸道传染病报告病例数居前三的依次为：流感、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的流行强度已下降至儿童呼吸道传染病第四位，门诊中流感样病例的流感病毒核酸阳性率上升至40.75%，流感的流行高峰早于往年到来。

王莉莉一家抵达儿童医院是晚上十点，小夜门诊排到1400多号。加急排号两小时后，急诊内科医生告诉她，孩子对阿奇霉素已经耐药，必须得上激素，开了甲泼尼龙和红霉素的输液。

王莉莉观察孩子的状态，又咳又喘，痰液太多，排不出来，她很担心，“如果把肺泡堵死了，它怎么进行气体交换？”急诊医生当时判断，可能要做“支气管肺泡灌洗”（简称，肺灌洗）。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曾介绍过相应病例，医生会把纤维支气管镜下到肺泡处，注入生理盐水并进行抽吸，可以清理气道的分泌物，改善呼吸，还可以抽吸出分泌物，送检细胞学、病原学等检查，指导临床进一步用药。

医生给王莉莉一家预约了肺炎门诊的号，排到两天后，是否需要做肺灌洗——还需要专业的大夫看看再做定夺。11月24日下午，王莉莉来到肺炎门诊为女儿排队，这里人头攒动，她遇到了更多重症的孩子。

诊室前座椅休息处，正在等待叫号的人们

候诊区，一个来自河北固安县的9岁女孩坐在王莉莉隔壁，她在椅子上睡着了。听孩子母亲阿紫说，甲泼尼龙有效控制了孩子的体温，她不再发烧，但整个人都没力气，总是昏沉，免疫力也变低，身上一直起疹子。

两个家庭分享着相似的就诊经历。女孩的父亲林康告诉王莉莉，最早是在北京民航总医院被告知了坏消息。肺部CT显示，孩子“肺实变了，左肺不张（指一个或多个肺段、肺叶的容量或含气量减少），胸腔积液比较严重。”他做了个比喻，肺管和肺泡堵上了，就像血栓一样，必须做肺灌洗清除。但民航医院做不了。

与此同时，高烧的免疫反应下，女儿血氧含量降至91%，持续高烧会有休克风险。民航总医院建议他们去儿研所。林康在此期间了解到，只有儿研所和儿童医院有女儿需要的药。到儿研所输液之后，女儿的高烧确实退了。

但肺灌洗的时间依旧无法确定。“有的重症患者需要多次灌洗，甚至会住一个月的院，无法确定需要多久。”林康感到绝望，尽管孩子已经接近重症，但跟进了ICU的危重症孩子没法比。他知道，如果轻重缓急还没到那个地步，医院不会紧急安排。

接下来，这位父亲接连碰壁。北京友谊医院的医生答复他，前面排了30个人，一天只能提供一到两个床位，最少得排两个星期；八一儿童医院的回复是，“您来了也够呛，部队的家属现在都吵着嚷着要进，没床位进不来”；北京朝阳医院要保证新生儿的床位，留给肺灌洗的只有两三个床位，同样也要排半个月左右。最后，林康只能寄希望于北京儿童医院。

11月24日下午3点左右，王莉莉带着女儿进入肺炎门诊26诊室，医生检查后表示，暂时还不用做肺灌洗，先输液观察，两天后来复查。一个小时后，林康和女儿小跑进入肺炎门诊第13诊室，十分钟后，专家给出了判断：重症，加急，必须要做肺灌洗，不然会有肺坏死的风险。林康急忙跑去窗口排住院号，医院没有明确告诉他需要等多久，前面排了多少人，大概意思就是——等通知。

当他把“门诊可不可以肺灌洗？”的问题抛给儿童医院的医生时，对方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林康的理解是，“可能怕出意外。”

一楼门诊大厅，家长用手推车拉着孩子

家长们并非不知道捷径，去公立医院的国际部或私立医院。林康打听了一下价格，公立医院普通的肺灌洗加住院费在几千块左右，国际部和私立医院要以万计，费用翻了十倍。对林康来说，这是他的家庭无法负担的数字，他在IT行业工作，月薪不足以支付私立医院一天的住院费。

11月27日中午，林康和妻子决定放弃在儿童医院排队，带着女儿回了河北。来北京之前，他们提前三四天在廊坊市人民医院预约排了号，终于等到一个位置。

对于更多的北京本地患者来说，如果只是轻症，儿童医院的确不是看病的首选。在孩子发烧到40度的11月21日上午，北京家长王海先到了离家不远的解放军第四医学中心。验血后，医生建议输液，但住院的床位号又已排满。

当天上午，王海又陆续联系了附近的解放军第六医院、空军总医院、301医院和北大人民医院，这些医院都是有儿科的三级医院，但他得到的答案统统都是——门诊不能输液。

他没有更好的选择，最终带着孩子来到北京儿童医院。

耐心渐失后

当被漫长的等待耗尽了体力和耐心的同时，对孩子病情发展的未知恐惧，也困扰着医院里的家长。疲惫、无力、担忧、焦虑、崩溃，情绪积压在一个空间内不断膨胀，所有人都变得敏感，遇到一点火星就会爆发—— 一个门诊号、一张床位或者一点小摩擦就能引发口角。

护士通常是最早直面压力的人。11月23日晚上11点左右，儿童医院四楼分诊台的电子叫号机坏了，护士开始人工叫号。因为人数众多，叫号出现了顺序错误，家长的抱怨汹涌而来，“怎么前面的号都没叫到，后面就先进去了？”“你可以划错几个，但你50个全都叫错就有问题了！”

急诊内科的诊室里，患者们的态度则要客气得多。11月24日凌晨两点，十几平米的诊室内一共有四个医生，上一个号还没看完，下一位家长就迫不及待地挤进来了。其中一位医生开口了，“大家都觉得一句话的事，他不是一句话，至少让人家（指前一位）看完了，对不对？”家长急忙道歉，从房间里退了出去。

激烈的争吵也会在患者之间展开。稍早之前的晚10点，两个孩子的父亲在输液中心吵了起来。一个戴着白色口罩，耳朵里塞着蓝牙耳机，在忙着退费。一个戴蓝色口罩的，着急给孩子排号输液，语气带着不悦，“办完了就赶紧走，还有下一个呢。”

白色口罩这边被激怒了，“你着什么急啊。”对方也不示弱，“你说我着什么急？”两人像怒吼后进入战斗对峙的狮子，瞪着对方——在真正动手前，保安及时赶到，把他们分开。事实上，为了应对这种突发情况，门诊楼的每一层都安插了巡视保安，很多保安是被临时抽调过来医院支援的。

嘈杂混乱中，输液中心叫号机器的声音显得最冷静，也最冷酷，“请1712号王XX到2号治疗台。”“请1713号李XX到2号治疗台。”连续叫三次，还不及时出现，来之不易的机会就拱手相让了。

晚11点，末梢采血叫号到2918号

而即便是亲密的家庭内部成员，也难以避免照护分歧带来的矛盾。接近凌晨三点，急诊输液雾化监护观察室里，一个头上连着静脉注射器的婴儿哭声不止，躲避着爸爸塞到嘴边的漏斗状雾化器。

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大，奶奶轻拍孩子安抚，“一会儿就好了，一会儿就好了。”爷爷着急了，坚持自己上手操作。孩子爸爸劝阻几次无果后，突然情绪失控，他带着哭腔，冲老父亲一字一顿地喊道，“您别弄了！您出去吧！”原本吵闹的空间顿时安静下来，周围陷入沉寂。孩子爷爷拿起衣服走出了门，孩子爆发出更大的嚎叫声。

因挂不上号引起的冲突也不少见，保安则承担了转移、化解矛盾的角色。零点40分，一个挺着圆滚滚肚子、拿着挂号失败截图的中年男人，从楼下冲上来朝保安喊，“我要找值班医生！”

男人姓隋，他十四岁的女儿确诊支原体肺炎，需要连续输液三天，他在最后一天的零点抢号失败。全家人已经在医院度过了两天一夜。保安告诉他，这里已经没有值班大夫了，想把他劝走。男人情绪激动，一屁股坐在三楼候诊区的椅子上，“今晚就要睡这里了，不走了。”

接下来的沟通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保安诱惑他，明天八点一定能有号，他不信。保安吓唬他，我们要叫警察了。他不怕。最后四个保安把他围住——其中一个保安原本在热乎被窝里熟睡了20分钟，被电话叫醒，穿了一件单衣外套冲过来，应对这个麻烦场面。

男人还在气头上，坚信“事情闹大了就会有领导来了”。他不断重复自己的委屈，“没权没人没势力”，但决定一战到底，“我今天挂不上号，值班领导也别想（睡觉）。”

凌晨一点，因没挂到号而不肯走的人

僵持了20分钟后，双方都累了，选择各退一步。他们一起去一楼的自动挂号机，再次尝试挂号，在屏幕上依次点开呼吸一科和呼吸二科的挂号，还是没有号源。

“等就等吧，连挂号都挂不上，好比做手术，给你做了一半接了电话，说有事儿我得出去办事儿。”他语调升高，头微微仰起，悬在半空中的手不知道指向谁好，最后使出全身力气发出质疑，“有这样看病的吗？”

几名年轻保安面面相觑，只能仰仗经验丰富的保安大队长出马，他快速解决了问题——只是在屏幕上轻轻一点，选择了普通内科门诊，号很快就出现了。刚才嚷嚷的男人，不敢相信地把手放在缴费确认键上。

保安队长笑话他，“怎么，高兴得都不敢点了？”男人一下子就泄了气，声音也变得柔和，似乎很不好意思，“太感谢了！大哥！”

整个过程，他年少的女儿不知如何是好，静静坐在门诊一楼的楼梯上等候。

最冷一夜

门诊三楼穿着蓝色制服的保洁阿姨没有跟人吵过架。

她每天跟大量患者打交道，问路的、问挂号的，打听取雾化药的，什么都有。她在交流时很谨慎，始终察言观色，但她言语间也透露出一些不满，“你说小声了嘛，他又听不见，你说大声了吧，他说你的态度不好。”

在她衣服左边口袋里，随身揣着一盒记号笔——轮班的医生变多了，她帮医生取送的换洗衣服也增加了，需要拿记号笔来登记。在楼梯间里，她一只脚踩在簸箕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处看。我问她在看什么，隔了大概五六秒，她才缓过来，不好意思地挤出一丝笑容，“累了，在这里站会儿”。

保洁的正常上班时间，是从早上6点到下午5点，但从今年八月份开始，保洁阿姨们每周要加两天班，从下午5点到晚上12点。到了11月，要加班到两点，有一天门诊量太大，临近四点才结束。

“累，真的是累。”门诊二楼的保洁阿姨脱口而出。11月23日晚上11点，她坐在201分诊台上的桌面上，驼着背，口罩拉到下巴，在手机上刷短视频。她今年五十多岁，从2013年开始在这家医院做保洁，整整十年，今年冬天是流感最严重的一年。

在这所门诊量高达几千人的权威三甲医院，除了就诊一线的医护人员，像保洁员这样的螺丝钉角色有很多，他们散在各个角落，共同支撑着夜间医疗系统的运转。

内科大夜急诊的通知

23号这天，天气预报提示，这是整个11月北京夜间温度最低的一个晚上，零下8度。保洁阿姨夜间工作间隙，手边会带着一个不锈钢的保温壶，装着白粥可以充饥。还有一包衣服，用来御寒。她的另一位同事，原本负责消毒室的保洁大哥，也被临时调来门诊帮忙，加班费每晚63元。她说自己只要身体没毛病，就可以一直做下去。但当被问到“你担不担心被感染”时，她没有回答。

门诊楼外的安童煎饼摊，是临近饭点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七点来钟，窗口还在排长队，摊饼阿姨熟练挥动锅铲，只需50秒，一个加烤肠的煎饼就装袋完成。煎饼摊离医院出口很近，临近晚高峰，一位带着孩子就诊结束的家长在候车，她看了眼手机，“前面还有67位。”

在医院地下一层，也有小吃盒饭，价格大概是煎饼的两倍。晚上十点之后，B1层的餐馆店铺不再营业，但供人吃饭的小桌子座无虚席。

接近零点，输液中心的诊疗台仍在忙碌，一个孩子靠着父亲的腿睡着了。旁边座位上的孩子在刷动画片。一位初中生模样的男孩在座位上阅读《我的前半生》，在灯光的照耀下，金色书皮熠熠生辉。下到一楼的特需输液室，人一下子就少了。绿色墙壁的单间和走廊弯弯绕绕。在一个没有开灯的拐角，保安坐在黑暗里，手机灯光映着他的脸。

儿童医院进入零点后，门诊四层主要的灯已经熄灭了，为了维护医疗设备，保安从四层开始清理楼内人员，四层只剩下最后一对父母带着孩子，坐在环廊里输液。下到三楼，还有五家。保安用手机的手电筒逐个照正在输液的家庭，确认进度，劝大家尽量都去二楼。

在清楼时捡到遗失物品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有时是输液坐的折叠椅，有时是衣服兜里的苹果手机。一个父亲在回家的路上才想起孩子的奶粉忘在了医院，赶紧折返回来，奶粉一桶300多元，是在医院刚打开的。捡到金额最大的一回就发生在前几天，是一个丢失的皮包，里面有三万现金。为了表示感谢，家属送来一面锦旗。

门诊大楼每一层的失物招领处，都摆放着许多无人认领的物件。玩偶、耳机、一个迷彩色的保温壶，一条绿黑相间的围巾，带证件的蓝色拉链背包以及紫色帽衫。还有一个白色水杯，上面印着“GOOD DAY”。

二楼失物招领处

凌晨一点半，疲惫了一天的人们连同这座庞大的机器，逐渐进入休眠状态。

在保安和刚才挂号失败的男人吵架时，谁都没有发现，自动挂号机旁边的一小块空地里，一个人在酣睡。吵架结束后，一位带着浓重东北口音的保安，最先发现并叫醒了他，“大哥，你搁这儿干哈呢？”

躺着的男人蠕动了几下，醒过来。自动挂号机连通室外，冷风呼呼地灌进来。他用蓝粉相间的被子裹住自己御寒，身下铺了一床薄薄的绿色军用垫子。保安担心他冻坏了，提醒他去室内三楼连廊里睡——前段时间，一个陪孩子来看病的老太太不小心被关在地下一层，索性保暖得当，没有出事。

保安说的三楼连廊，是PICU（儿童重症监护室）的家长等候区。连廊两侧都是玻璃窗，时不时有冷风透过窗户缝隙吹进来，玻璃上映出楼下的路灯和120救护车的影子。此时，内科大夜急诊仍在继续，连廊里的人们已经进入梦乡。疲惫的孩子在手推车里睡着，同样疲惫的母亲也睡着了。

再往里走，全都是打地铺的人。一名女士穿着厚厚的墨绿色羽绒服，整个人趴在垫子上。一个中年男人的呼噜声很大，有节奏地响起。急诊病房外，一个保安守在那里，走近一看，他也垂下了头，陷入熟睡。

凌晨1:38，急诊三楼连廊里打地铺的家长们

医院门口的外卖柜最下层，有一个在晚上九点就送达的红色大袋子，里面装着一份小锅米线。直到凌晨四点，都没有人去取。这份餐送错了地方，主人的正确收货地址是隔壁的新世纪儿童医院——一个收费更贵的私立儿童医院。两个医院相邻，共用一个行车出口，走错路的外卖小哥要弯腰钻过一个绳子，才能到达另一边。

走出院区，路边有人喝醉了吐了一地，夜间工作的挖掘车发出低吟。树叶在路边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没有脆脆的浸满阳光的声音，而像是走在松软的厚地毯上。

（受访对象姓名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冷杉RECORD（ID：fhzkfirstory），文图：王焕熔、周舟、黄启发、李思，编辑：杜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