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ID：thelivings），作者：李清新，编辑：许智博，头图来自：《机智医生生活2》剧照

沈阳“陆军总院（原沈阳军区医院，现北部战区总医院）”，早上7点半，保安打开大门，8点钟，护士出现在便民服务台，8点半，各个诊室准时开诊。在这1个小时里，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会缓慢而坚定地流进院内，消解，直到11点半，上午半天的门诊结束，这个庞然大物的呼吸才会暂时放缓。

朱初荣经常出现在这里，他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却对医院各个科室的分布了如指掌；他也不是病人家属，却常常面色焦急地陪在患者身边。

他是一名“陪诊师”，顾名思义，就是陪患者去医院就诊的人。

一

刚刚开诊的医院，取药窗口还是空的，和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挂号窗口——那里已经排起了长龙，圆形的导诊台没有挂号窗口那么秩序井然，人乌泱泱地环在周围。

这些都是朱初荣见惯了的场景。今年是他做陪诊师的第7年，在此之前，他在这所医院做了3年护工，他熟悉这里的每一个角落，也熟悉这里日复一日的拥挤和嘈杂。

这个40岁出头的东北男人，身量中等，戴一架黑边细框的方眼镜，非订制的西装似乎有点儿包不住他微凸的肚子，配上后移的发际线，怎么看都不像是什么成功人士。过去10年里，他从身穿医院制服的护工“朱老师”变成了专门陪诊的“朱师傅”。1年前，他注册了沈阳第一家“陪诊师”公司，成了“朱老板”。称谓虽然变了，但他在大部分时间依旧泡在医院里，他说，观察病人看病时候遇到的困难，是改进公司服务的灵感之源。

朱初荣走过每个诊区，若遇见诊室的门恰好开着，会跟自己相熟的医生打个招呼。 

“老朱，一会儿有空来看看哈。”里面的医生说。

“好的好的。”朱初荣热络地回应。

候诊的病人及家属看他的眼神不善，大概是将他当成和医生有点私交就随意插队的人。朱初荣也冲他们笑，还热心地告诉他们：“听叫号进诊室哦，快叫到你了不要走开，过号了很麻烦的。”

没有病人跟他搭话，朱初荣毫不在意。他明白，每个来医院看病的人，心里都压着沉甸甸的大石头。

转到心电图诊室门口，朱初荣知道自己走不动了。

检查室总是比临床医生诊室门口有更多纷争，大早上排队的病人都堆在一起，谁都觉得自己应该先做检查。老人一口一句“我年纪大了”，女人厉声呵斥忽然闯进诊间的男人，过了号的人在大声嚷嚷……乱成一锅粥的人群，把取号的机器和门口的指示都挡在了身后。

“咋这么吵呢。”朱初荣笑嘻嘻地走到医生身边，看着年轻的医生强压着怒气维持秩序。

“天天不就这样么。”医生可见到朱初荣，知道自己能清闲一阵，放心地把这烂摊子丢给他。

“来来来，这里是做心电图的！大家先看一眼自己的检查单，没有‘心电图’三个字的就不用在这里排队了；没有取号的人要取号，过号了的人重新取号！”朱初荣吆喝起来，顿了顿，等病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自己身上后，侧身让出了门上贴的注意事项，继续说，“快叫到自己的时候来门口看一下，进去要怎么做——不要玩手机了，仔细听叫号！”

几句话，就让嘈杂的人群安静了下来。朱初荣洪亮的嗓音，带着明显东北口音，就像是引导迷途羔羊的哨音，所有人莫名地，就听起了他的指挥。

“大哥，你看我这个检查是在这里做不？”一个中年女人拦住了本欲离开的朱初荣，拿着自己的发票就往他脸上怼。

“你这不是心电图，是24小时心电图（Holter，24小时动态心电图），要……”

“不是心电图吗？这里不就是心电图吗？”女人打断了朱初荣的解释，她不明白医生为什么把自己赶了出来，她取了号也没插队，为什么不让她做检查呢？

“你要先去一楼预约……”

“为什么别人都是马上就做了，我还要预约？我……”

“你先听我说：你跟他们做的检查不一样，他们做1分钟的，你做24小时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朱初荣几乎可以肯定，眼前的女人是第一次来“陆总”，从前也没去过大医院。她看不懂医生开的检查，觉得心电图和和Holter、心超、脑电图一样。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她都不明白，不明白就会走错地方，还会漏掉一些重要的检查。陪诊师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有些人是真的看不懂，还有一些人，是心先乱了，给他多么清楚的指示也弄不明白。

而这，正是陪诊师存在的意义。

“怎么预约啊……大医院看病这么麻烦……”女人嘟嘟囔囔地走远了，如果她追问一句“在哪里预约”，朱初荣就会中断自己的“楼层巡视”，陪她走一趟，也许还会陪她做完全部检查。不过对于中年女性，朱初荣会适度控制自己的热心——被人误会就麻烦了。

“小伙子，怎么取号啊？”一个看起来年过七旬的老爷子也走了过来。

“这个机器，戳一下就行。”

朱初荣没有替老人取号，而是教他怎么做。取号机是整个医院里最容易操作的机器，不需要插卡扫码，屏幕上只有一个大大的触屏按钮，几乎占据了屏幕的4/5，上面显示着“点击取号”四个大字。

“老了老了，不中用了。”

机器吐出的号掉在地上，老人家颤颤巍巍地要弯下腰，朱初荣的手快速地将号码拾起来，并顺势搀扶住了他：“人都会老的，下次让孩子陪着一起来医院。”

“儿子在北京，上班忙。再说，生的都是看不好的毛病，两三个月叫他回来陪老头子看病不成？”

朱初荣知道老人说得有道理，人往高处走啊，能去北京发展的孩子，为什么要留在沈阳呢？以后自己的儿子大了，肯定也是去北京的好。他看过数据，2019年的时候，沈阳户籍人口756.4万，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就有19万——19万个老年人，谁来照顾他们？

“小伙子，你人不错。”老人拿着做好的报告，在迷宫似的医院里努力回忆着通往自己诊室的路。

“我就是做这行的。”朱初荣掏出随身携带的名片，给其他感兴趣的人也发了几张，“我就是专门陪人看病的。”

“新鲜，还有人专门陪人看病呢？”

二

17年前，老朱还是小朱，沈阳高楼还没有这么多，路况也远不是现在这么拥堵、复杂。

当时小朱带着怀孕的老婆来“陆总”看病，医生说，他老婆得了妊娠期心肌炎，病毒引起的。小朱不知道什么是病毒，只知道老婆还那么年轻，医生却说这个病可能会死人。他费了老大劲才挂到一个专家号来复诊，心想，这么重的病，得找个厉害的大夫帮忙瞧瞧。

17年前的专家长什么样子，朱初荣已经记不清了，因为专家总共也没跟夫妻俩说上5分钟的话。他觉得专家不值那么多钱的挂号费，他还有好多话没说完，可当专家说“做完这些检查带着结果再找我看”时，他就怂了。

朱初荣带着生病的老婆出了专家门诊，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他读过几年书，字都认得，可检查单上的那些字从他眼前溜过，就像是洗菜时从家里竹篮缝隙里溜出去的水。下一个看完病的人走出门，专家看到这夫妻俩还愣在门口，没一会儿，他的一个学生出来大声说：“还站在门口干啥啊？去缴费，然后去抽血……”

那个实习医生应该还说了些什么，但是小朱只记得前几个字。他和老婆抽完血，拿着单子到处转，看到穿白大褂的人，就拉住问人这是要做什么检查、该去哪里，有时候白大褂会随手指一个方向，有时候只会丢下一句“不知道”。

拿到全部的检查结果，已经快12点了，赶回诊室，专家门诊的灯都关了。门倒是没锁上，小朱透过缝隙，看到有几个普通门诊的医生还在，他想也没想就冲了进去，让他们帮忙看一眼报告。

“这个我看不了，你要找主任看。”

“可是主任已经下班了啊……”

“那我也看不了，你要不等他下次门诊再找他。”

“主任啥时候再来？”小朱追问。

“下周这个时候。”医生边说边脱下白大褂，小朱知道，他脱了白大褂，自己就再没有死缠烂打的余地了。

第二个医生也拒绝了小朱，第三个医生明确地告诉他，没有挂自己的号，是不能帮他看报告的。

还有最后一个医生，小朱已经不抱希望了，是医生主动招手叫他们过去的。这么多年过去，朱初荣始终相信，那个医生纯粹是因为善良才那么做。医生看完了他们手里的检查结果，宣布小朱的老婆从妊娠期心肌炎发展到了妊娠期心肌病，后续的药物治疗持续了好几年。

医生看报告花了5分钟时间，然后转身回了没开灯的诊室休息。26岁的小朱低头狠狠揩了一把眼泪，因为担心老婆的病情，也因为这大半天的憋屈。

他虽然初二就辍学了，但一直觉得自己不比别人笨。他辛勤工作，人年轻脑子活，在工地上干了两年，他就学会了看图纸，从小工做到小工头。可是这天在医院里，他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他也替老婆感到委屈，怀着孕生的这毛病，从老家奔到沈阳大医院，从前一天晚上饿着肚子挨到第二天大中午，也没有一个医生关心过她。

“我只是没来过这个医院，要是在这里待上个一年半载，我肯定门儿清。”小朱安慰老婆时，一个念头忽然闪过——很多人都和自己一样，第一次来医院看病，两眼一抹黑，无助又迷茫。那有没有人能专门做一个项目、培训一批对医院熟悉的人，服务就诊的患者、减少他们看病的困难呢？

朱初荣向很多人打听，大家都觉得这事很荒唐：“生病了，当然家人、朋友陪伴着去看病，谁会专门雇人陪自己看病啊？小朱啊，少想点乱七八糟的，好好赚钱养家糊口是正经。”

可这个念头在朱初荣的脑海里一直盘旋着，时远时近。后来他陪一个亲戚去沈阳一家眼科医院看眼病，本已淡去的想法开始变得清晰起来——这家眼科医院是一所私立医院，分诊、挂号、检查、治疗……病人从进入医院起，每一个步骤都有专人陪同，对比起陪老婆在“陆总”的看病经历，朱初荣知道，这就是他想做的。

彼时的工地小领导朱初荣，收入不差。要不要辞职去医院陪人看病呢？他在犹豫。他知道，医院里有专门安排的护士引导病人看病，但是那些护士太忙了，人数也不够多，她们从上班开始就被患者们团团围住，直到脱下工作服才能走出人群。

“去做护工给开启陪诊之路打基础”和“留在工地包工程赚钱养家”，两个选择后面几年里一直在他的脑子里拔河、拉锯、角力，在某一个瞬间，不算年轻的朱初荣决定，追求一次本心。

朱初荣至今记得自己第一次来“陆总”就医时的感受，人们的面容就像医院高楼上反射着阳光的窗玻璃——都是冷的。直到做了护工，朱初荣渐渐明白了当初看到的医生为何那么“冷漠”：没帮他老婆看检查结果就下班的专家，其实下了门诊就去了大学给学生上课，午饭是在路上随便吃的两口面包；路上拦住的医生护士不愿意给自己指路带路，其实正急着去上手术；检查室里跟他们说话头也不抬的年轻人，其实一整天都对着仪器没空儿抬头，年纪轻轻就颈椎变形……

那么病人呢？病人和病人家属难道就是无事生非故意找茬吗？当然也不是。沈阳的医疗水平在整个东北地区都遥遥领先，每天来这里寻医问药的人，不光有沈阳周边村镇的患者，还有辽宁其他城市的患者，有吉林、黑龙江来的患者，甚至有人从内蒙古赶过来……地图上，这些城市都聚集在“鸡头”的小小角落，可患者汇聚到同一所医院，谁不是跋山涉水？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家乡，在陌生的城市里本就忧心忡忡，忧心病情，忧心一路的花销，忧心遇到骗子……

一想到这些，朱初荣也忧愁起来。他那时是医院里最年轻的护工，比那些50岁上下的中年人做得都好。他腿脚利索，所以在医院里碰到问路的患者，都会停下来仔细指路；他条理清楚，常常把一个病房的患者集合起来讲解注意事项……可是他能做的事情，和他想要做的事情比起来，还是太有限了。

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来住院，儿子在沈阳跑出租，没有精力长期陪护，他想请朱初荣“一对一”护理，朱初荣有心帮他，却无能为力——做护工是“身不由己”的，医院给他安排几个病人，他就得接几个，让他管几个病房，他就得管几个。他想多陪老人家一会儿，不行，还得带别的病人。

但是做护工也有好处，朱初荣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补了丰富的医学知识。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做护工久了，每天看形形色色的病人，听专业的医护宣教，他觉得自己俨然已经成了“半个医生”，年轻的医学生进了病房，偶尔还会开玩笑地叫他一声“朱老师”。

3年下来，“朱老师”对这家医院的每一个角落都了然于胸了，很多医生护士都跟他处得不错。脱下护工服的那天，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偷师后要自立门户的劣徒。

再到医院时，他的口袋里装着几张自己设计的名片，打印前已经调整了很多遍，明明是最满意的版本，准备掏出来发给大家了，又觉得还可以再修改修改。名片的正反两面，最醒目的是“小朱陪诊”四个大字，剩下的空儿里，写着他准备经营的业务，内容有些重复。正面的字大一些，反面加了一行手机号码，右下角的一行小字是他深思熟虑后加上去的，他觉得这样能鼓励大家给他介绍客户——“介绍病人有红包！”

受访者供图

他将名片发给了自己以前的护工同事，还有熟悉的医生护士。想起那个儿子跑出租、没人陪床的大爷，他又跑去病房，特地告知父子俩，以后来医院看病可以找自己“一对一”服务了，老人家很高兴。

朱初荣打算将与自己有过联系的老病人都通知一遍，发现电话联系效率太低，干脆把有微信的人都加上微信，拉了个群，统一通知。这些在医院里就对“小朱师傅”很满意的患者们，延续着天然的信任。他们知道朱初荣对医院事事清楚，复印病历、代配些药的事，都可以放心地交给他做。

“年纪大了怕出门，就算去医院跟回家一样熟了，我也不想跑。”一个老人坦白说，“我当然认得路，医生看到我就知道要给我开什么药了，可还是太麻烦。排队看病、排队抽血、排队拿药，上一趟医院，我半条命都没了。小朱肯帮忙跑腿，是在照顾我。”

三

“小朱陪诊”在老病人中间口碑极佳，但陌生病人却鲜有新人问津。打印的名片被丢在医院门口的绿化带里，朱初荣看见了，弯腰将它拾起，丢进垃圾桶。

没有了护工制服的朱初荣，在陌生病人眼里不再是“医院的人”，拉着他问路的人少之又少，他主动搭讪别人，更是会被质疑不怀好意。

“你是黄牛吗？我想挂个专家号，你开个价。”难得有人主动找上来，开口却将朱初荣噎得够呛。

“我不卖号，只陪诊。我陪人看病，这个医院我熟。”朱初荣掏出名片，朝那个年轻人递过去。

“专家号都挂不到，你熟什么？”对方显然对粗制滥造的名片毫无兴趣，他四处张望，准备去寻找下一个能卖给他专家号的“号贩子”。

“小伙子你别走，你告诉我，为啥非要挂专家号？”

“胃不舒服，找个专家看看。”

“年纪轻轻的，有什么必要看专家？不舒服多少天了？检查做过吗？以前公司体检都正常不？”朱初荣拉住年轻人，絮絮叨叨，“你听我的，挂个普通号做个胃镜得了，我看你就是个胃炎，还看专家？浪费钱浪费时间，浪费医疗资源……”

大概过了一周，那个小伙子再次找了过来：“大哥，我胃镜报告出来，真的是胃炎，连溃疡都没有！”

“啥？”朱初荣每天接触成百个病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一时没想起来眼前的年轻人是哪位，不知道这话从何说起。

一聊他才知道，小伙子连加了半个月班后老觉得胃不舒服，因为工作忙没空看病，就上网查，结果越看越心惊，认定了自己已经得了胃癌，所以隔天就请假来医院，还非得找个专家看病不可。

“这不是自己吓自己么！没必要。”朱初荣笑。

小伙子得知“陪诊”是朱初荣的工作后，硬要塞给他200块钱。朱初荣拒绝了：“没陪你看病，这个‘陪诊费’我不能收。”

“哥，那我以后生病了就找您。”

“呸呸呸，放什么屁。”

“那我同事生病了，我跟他们推荐您。”

“都不要生病，都不要找我。”朱初荣大笑，末了又叮嘱道，“少熬夜多运动，再年轻都会老的。”

“陪诊”的业务逐渐步入正轨，朱初荣的想法就多了起来，他觉得，不能只带病患们认路、替他们跑腿，还得教他们怎么和医生沟通。

有些病人年纪大了，哪里不舒服总说不清楚，朱初荣着急，在诊室里就忍不住插嘴：“哪里不舒服？是不是老头疼？”

“你让他自己说，家属出去！”面生的医生不满意朱初荣越俎代庖，常常会下逐客令——朱初荣的问话有诱导性，可能会导致医生对病情的误判。

朱初荣又开始想辙，他在看到医生之前，先带着病人梳理一遍病情：什么时候起不舒服，做过什么治疗，吃过什么药，从头到尾理顺了。病程长的，朱初荣还会做简单的笔记；吃过的药太多，就干脆让病人把药盒剪下来，夹在病历里。如果有医生知道朱初荣做的工作，也许会惊叹，这简直就是原生态的“大病史”。

“小朱师傅沙棱儿（麻利、熟练），两百块钱就包圆儿了，啥都懂，跟医生一样的。找到他啊，放心。”

夸的人多了，朱初荣就有些飘飘然。他想，医生看什么病、做什么检查，自己也都有数了，只是比他们少读了几年书，这要放在古代，自己就是去医馆学徒的穷小子，学了这么多年，也能出师了。

他的“专业自信”是患者给的，戳破他膨胀自信的，必然也是患者。

那是一个肾脏肿瘤的病人，从吉林乡下来的。开始的电话里，朱初荣问明了病人之前的大致诊疗经过，不假思索地给人约了肾内科的专家号。虽是半个多月以后的号，好在时间明确，当天看完病就能回家。

结果在看诊当天，肾内科的主任很和气地叫他们去退号：“这个毛病不归我们科看，你们应该去看泌尿外科。” 

这下朱初荣可傻了眼，他的无措，仿佛回到了十几年前带老婆来看病的那一刻——肾脏肿瘤怎么就不归肾内科管了呢？怎么又归到了泌尿外科？泌尿外科不都是看膀胱、看结石这些毛病的么？

十几年前小朱可以带着老婆乱窜，现在的“小朱师傅”可是专业的陪诊师，身边的病人还等着他拿主意。最要紧的是，人家本没打算在沈阳多住一晚上，之前说好的，当天看好毛病当天回家。

肾内科的专家号好退，泌尿外科的专家号却不是好加的。

“我自己花钱给他买了个‘黄牛号’，本来还要替他付两天的住宿费的，那人知道以后，没收我的钱。（他是）第三天看完毛病走的，我就当是上了一课。”朱初荣说，“学到了啥？——谦虚呗！医学上的问题，你学了八年还没毕业呢，我才学到多少东西？”

朱初荣长叹一口气，继续说：“你说人这东西有多神奇，有人胸口疼是心脏问题，有人胸口疼是胃的问题，还有人是胆的问题——真是太复杂了。”

意识到“人体的复杂”以后，朱初荣变得更加谨慎了。面对自己不能确定的“毛病”，他宁可多跑几趟医院找值班的医生护士聊清楚，也不会再武断地替病人决定挂哪个科的号。遇到实在拿不准的病情，他会将最可能相关的科室告诉病人，让他们决定先看哪一个科室后看哪一个科室。

“不管怎么说，我比病人还是要了解情况的。我拿不准的情况，他亲自来医院问也是一样的结果。绝对不会坑害病人，这是我‘朱师傅’的原则。”

四

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影响从医院逐渐扩散到寻常人的生活中去了。因为常年在各个医院奔波，朱初荣的心态比普通人“稳”得多，他很乐观，觉得这不过是规模大一点的流感而已：“肺炎，还能比当年的‘非典’更厉害？”

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这不是一场可以小觑的“流感”。眼瞅着医院的就诊、住院管控一天比一天严格起来，以往外地来沈阳的病人好歹还能自己挂上个普通号，如今毫无准备一头奔过来的病人，可能连医院的门也进不去了。

“我遇到过一个病人，喀左（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我老乡，在‘陆总’门口排了3天队，都没看到医生，太心酸了。”这样的变化是朱初荣始料未及的，他开始关注新冠疫情的动态，除了官方的新闻播报、周边城市的疫情变化、医护的防疫科普之外，他更加关注的是各个医院因为沈阳的疫情情况不断调整的诊疗制度。

严格的交通管制让外省的患者难以入沈，慢性病患者不能复诊，需要长期服用特殊药品的患者很难进医院买药。疫情之前，网上找到朱初荣的患者或者家属，平均一天有一两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沈阳各大医院线下全部停止挂号，朱初荣最多在一个小时就接诊了十多名患者。

除了要网上预约，核酸检查也是大麻烦。疫情之初，整个沈阳只有沈阳市传染病医院可以做这项检查，但若是需要住院，又必须持核酸阴性的报告。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医院的奔波倒是次要问题，主要问题在于患者对传染病医院的恐惧心理。

“要去传染病医院啊？那我不去了。”

“没事儿，人家医生天天上班都不怕，你就去戳个鼻子就能感染上新冠啦？没有的事。你不知道传染病医院管理有多严格，就（算）我带你去测个核酸，你连新冠病人的头发丝都看不着。”朱初荣跟他们说，“想看都看不着，医院还得保护病人隐私呢。”

在去做核酸的路上，朱初荣一般都会和病人做一次新冠的科普，及时纠正病人笃信的“偏方”和谣言。“天天说差不多的话，就知道医生有多烦了。他们可不就是天天解释差不多的问题嘛？不过也有好处，现在我耐心就特别好，我女儿问我作业都不烦了”。

“互联网”和“大数据”是朱初荣现在喜欢挂在嘴边的两个词，不过，可能是主要客户群体都不太“会”上网，疫情之前，他业务的“互联网化”一直不太成功。就像是创业之初在医院门口发传单，朱初荣的业务“互联网化”，就是在网上“发传单”，“大数据”就是病人的邻居、朋友互相推荐。他在中老年人喜欢看的公众号里发广告，产品就是自己的微信号，他觉得只要和病人或者家属加上微信，就好沟通了。

病人不方便出门，需要朱初荣“包办”的活儿又多了起来。业务从挂号、陪诊、代配药发展得五花八门，与医院相关的有病历代打印、他自创的“急诊探路”，和医院无关的包括但不限于打车、订餐、订宾馆，出院后的保姆介绍……

活儿多了，人手自然得多起来。从朱初荣独自在“陆总”为“陪诊师”这个新兴的职业赚吆喝开始至今，已经过去了7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现在，朱初荣的“陪诊公司”有几十名陪诊员，除此之外还有护工、月嫂、培训老师……朱初荣希望自己陪诊的“互联网化”速度能够赶得上医院。他看到每一家医院里都添置了大量机器，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自助打印报告单的……这些机器确实节约了医院的人力，也节约了大部分人的时间，但还有一些患者，他们站在机器面前手足无措的样子，让朱初荣觉得心酸。

“插完卡要点哪里？”

“扫码是扫哪个码？这个纸皱了扫不出来怎么办？”

“机器为什么不能用银行卡？我没有支付宝，也没有微信。”

为了“简单方便”而放置的自助机，在这些患者眼里每一步操作都困难无比。朱初荣只要在机器前帮助一个人操作，身边很快就会围满找他帮忙的人。朱初荣想过教他们如何操作机器，但他发现，有些机器触屏不够灵敏、读卡延迟，这些都会让患者们焦虑急躁。

“师傅，我的卡插进去了怎么没有反应？”

“师傅，这个机子我怎么点不动？”

“师傅……”

“师傅帮个忙……”

朱初荣恨不得自己能生出三头六臂，一下子帮他们都挂好号缴完费，可惜他不能。而且，他不能总待在这几台机器前帮人挂号呀。

“我可以搞个APP，像现在打车一样，自助下单。可是那样，不是又给病人添麻烦了吗？我想简单点，越简单越好，只有用起来方便，老百姓才会爱用是不是？”

网上的宣传为朱初荣带来了许多从外地来沈阳求医的病人，其中不乏一些年轻的面孔。

了了的父母就是从网上联系到的朱初荣。了了是一名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法洛氏四联症。这种疾病大概在每2000名新生儿中就会发生一例，最早出现的症状可能是皮肤发青发紫，慢慢地出现呼吸困难，不像一般小朋友那样精力旺盛。如果没有及时治疗，患儿很难活过20岁。

了了来的时候，只有24个月大，因为疾病的缘故，小姑娘很安静。她的父母很年轻，是在当地医生的建议下，才带着孩子“去大医院看一看”。

“其实我没遇到过这个毛病，我当护工的时候也没照顾过小孩。”朱初荣说，“法洛氏四联症”是他的知识盲区，但他多少也能够充当专家和了了父母之间的翻译。

“并不是我比他们聪明，只不过他们的心乱了，医生说什么他们都只能听进去一半，可能三成都没有。我就不一样，我把这事纯粹当成工作在做，所以思路就很清晰。我不光要认真听医生讲，还得琢磨，怎么跟家长讲明白。”

法洛氏四联症是一种心脏血管和心室结构的畸形，做过工程的朱初荣就用房子打比方跟了了的家长解释：了了的心脏在妈妈的肚子里没有发育好，得做手术把长歪的部分修正过来，不然越长大，心脏的功能就越跟不上。

在朱初荣的建议下，了了的父母找了“陆总”一个知名专家，虽然手术排队等了不短的时间，但朱初荣觉得这点等待的时间很值，“我替孩子问过了，这是大毛病，得找专家主任做”。

手术前，一直是妈妈在病房陪着了了，但术后需要转入ICU观察两日，意味着了了的爸爸妈妈在那期间不能看到孩子。朱初荣安慰心焦的小两口，在下了手术台后送到ICU的期间，可以看一眼孩子。

手术很顺利，了了的父母从手术室陪着女儿走到了ICU门口，虽然孩子全程完全在昏睡，但夫妻俩对朱初荣感激涕零，执意要请朱初荣吃一顿。

以往也有病人家属用这样朴实的方式向朱初荣表达感谢，朱初荣也没拒绝，他觉得和了了父母的那顿饭吃得格外好。吃的时候，他还在想，孩子手术顺利，以后健康长大，是多好的事情啊。

可是第二天下午，朱初荣就接到了了爸爸的电话，说孩子情况不好，正在抢救。等朱初荣赶到医院，正赶上医生宣布孩子临床死亡。

“朱大哥，你说，这是医疗事故吗？”了了爸爸红着眼睛，紧紧抓住朱初荣的肩膀。

虽然很同情眼前这个刚刚失去女儿的男人，朱初荣仍然克制地向刚下手术台的医生护士问明了情况，然后坚定地告诉那对年轻夫妇：“这真不是医疗事故。”

“其实他们也知道不是医疗事故，只是他们无法一下接受孩子没了的事实。太难过了。这是人性——知道有治疗的希望时，恨不得向医生跪下求他们药到病除；出现意外了，又恨不得把医生当成杀害自己亲人的刽子手。啥手术都有风险，所以手术之前医生才会不厌其烦地向病人们解释。到头来还是有人没办法接受，在医院里撒泼打滚，搁谁身上都不好受，人都以为自己是特殊的，以为意外不会落在自己身上。”

在朱初荣的调停下，了了父母和医院没有发生更深的冲突。孩子在沈阳就地火化，朱初荣跟在医院联系的殡仪馆的车上，送了小女孩最后一程。

“两岁的女娃娃，真的太小了。一个成年人烧完了还会有几块骨头一摊灰，小孩子骨头没长成型，高温大火一烧，什么也没留下。”朱初荣本想将了了父母一路送回老家，然而因为疫情，他不能离开沈阳，只能替他们将车开到了沈阳的边缘。

7年间，朱初荣身边走过了无数行色匆匆的人，他自己像是一条湍急溪流里的顽石，既不动声色地改变着水流的方向，又在漫长的岁月里被水流冲刷出柔和的形状。他见过重症者康复后喜极而泣，见过猝死者亲属的悲痛欲绝，也见过无数新生儿的呱呱坠地和静默地死亡。了了不是他亲历的第一个早夭儿童，但每一次，这个东北大汉都和孩子的父母一样心痛。

了了火化的时候，朱初荣心想，医学还是要发展得快一点，“起码让孩子不要受罪，让孩子不要死了”。

“也许哪一天我们（陪诊师）会被淘汰掉吧，那说明大家看病不困难了、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了。这是好事情啊，我本来也就是希望来医院看病变得容易。”朱初荣说，“虽然我也要养家糊口，但我做陪诊师，不都是为了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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