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第3次清零：你们可还记得量子纠缠

世间的事儿说到根上，无外乎就是登场和离场两件事。出生是登场，死亡是离场；上任是登场，下岗是离场；得到是登场，失去是离场；被关注是登场，被遗忘是离场。这个三月里密集发生的许多事，无一不是在佐证这一点。

这是2018年的第三次清零。

出名

多年以后，假如我们再看电影《洗澡》或是《冈仁波齐》，一定还是会想起上个月的八卦。

3月1日，九零后女孩用梦呓般的表白，将她与导演张杨的露水情缘公之于众。在阅读量过百万的长文里，她详述二人的情感历程，表示既不介意张杨已婚的事实，也不介意自己小三的身份，她用自己似懂非懂的物理学术语“量子纠缠”来阐释这段关系，顺手还为自己贴上了三毛转世的标签。

然而，她的絮叨，她的错字病句，她胡乱使用的术语典故，将看似的深情最终发酵成了网民集体服用的笑料。她说，她爱他，可是无论从任何角度看，她的初衷都不只示爱这么简单。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根线，能被他人关注到的却往往只有一个点。许多人不知道，爆文过后，女孩剃光了头发，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她在公众号上继续冲一个假想中的张杨说话，每篇都有上万的阅读量，一个微信大号正在冉冉升起，最近听说，她每天还在某平台上进行直播。

一切的行为好像都在说明，她希望把舆论对自己的关注多留一阵子，不要就此把她忘了。我们以为是昙花一现，她却想把自己做成连续剧。

在最新的一篇文章里，女孩不加掩饰地说，“是的，我想出名，我太想出名了”，此刻，她已不再向张杨示爱，而是开始指责他的自私，理由是在她感到自己无法在影视圈生存的时候，张杨不仅没有帮助她，而且还拉黑了她。

隐隐约约，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一种特别的逻辑在推动事件发展：她在生活中遇到困难，而出名，是她认为的，解决全部问题的最好方法。至于怎样出名，出怎样的名，已容不得她细想。

倒不是我为张杨开脱，只不过，张杨在这个过程中好像被工具化了，如果可以，他可能会被替换成任何一个公众人物，因为对一个想出名的女孩来说，靠谁出名并不重要。更何况，以张杨的知名度，承担事件男主角的职责本身就有些强人所难，多亏女孩操刀的那篇文章料足势猛，才弥补了男主角知名度不高的缺陷。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婚外情事件的主人公，张杨并没有被舆论过分苛责，甚至连骂句渣男的人都没有。这好像既不符合以往名人出轨事件的规律，也不符合女权主义高涨的社交媒体风向，我们的网民再次展示了他们难以捉摸的价值取向，向张杨提供了文陈薛林等男星梦寐以求的宽容。

一定是张杨做对了什么，或是那名女孩做错了什么。

也许，是因为张杨及其家人并不活跃于网络，他们并不刻意去获取很多喜爱，因而也就不会得到那么多仇视；也许，是因为张杨很早就对媒体表达过自己另类的婚姻观，他究竟是渣还是言而有信，大家没完全回过味来；也许，是因为事件里缺少一个苦主，张杨的妻子没有楚楚可怜地站出来，导致公众不方便为她擅自维权；也许，是因为那名女孩往自己的身上贴了太多的槽点与标签，错误地吸引了火力。

总之事件稀里糊涂地翻篇了。张杨的损失谈不上惨重，女孩也如愿出名了，不知道她是否会在深夜自问，到底有没有过上想要的生活。

女孩的出名需要张杨配合，河南薛立山出名，则只需要一辆奔驰车。他在从河南前往成都的途中，所驾驶的奔驰车定速巡航失灵，无法减速，以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狂奔了一个小时，多亏两省警方跨界合作为他清道，最终依靠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的方式化险为夷。

以上描述都来自薛立山的一家之言，在媒体和网友纷纷佩服他高超的车技并质疑奔驰的质量问题时，汽车界的KOL则全部认为他在撒谎。他们说，定速巡航失灵可以理解，但刹车换挡油门全部失灵，概率极低，而且这种故障一旦形成就不可逆，薛某不可能在刹车成功之后继续上路。

事后，薛立山也接受了媒体采访，采访中，他眼神飘忽，语焉不详，难以自圆其说。他甚至说出许多蠢话，比如在四十多分钟的高速奔驰中，他只踩过两次刹车，因为要“专注于驾驶”，至于为什么继续驾驶差点让自己丧命的车辆上路，他的答复是，因为他急着去工作，养家糊口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尽管涉事车辆的检测结果仍然没有给出，但在舆论场上，薛立山已经被判有罪。从万人钦佩到体无完肤，好像就是短短两三天时间的事。

除非被公安机关拘留，否则我猜，他是很难给公众以交代了。因此，我只能猜测他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撒谎，为什么要在高速的驾驶过程中，自导自演这样一出大戏。显而易见，他没有剧本，完全是兴之所至地即兴演出，因此才在事后不断修正自己的说法填补漏洞。他是天生热爱表演，还是深夜开车寂寞难耐，想找点乐子？我到现在都没有肯定的答案。

不管怎样，他出名了，但他可能更难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因为中国人对失信者一向格外苛刻。我甚至可以再大胆断言，他的一生都将因这件事而改变。

相比于前面两位，两会上走红的女记者用事实证明，出名有时只需一个适时的白眼。

不必关心蓝衣女和红衣女的各自身份背景，对理解这件事来说，她们的个人信息并不重要。我的理解中，那个白眼之所以能点燃全网，是因为它扎扎实实地切中了时下最流行的diss价值观。无论时间地点场合，对于看不惯的人和事，给出自己的态度，没有装模作样一脸poker face，这让她显得比很多嘻哈歌手更嘻哈，更real。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两会总是在捧红女记者。红蓝CP让我想到，2010年的两会也有一名女记者走红，那名女记者先后手挽多位高官，场面暧昧，引发了网络上的激烈讨论，以至于后来闾丘露薇还专门写了博客帮忙澄清，说那名女记者是代表同行们请高官到媒体采访区，只不过，她可能在站位时出了问题，她本该站回媒体区，但却站在了高官身边，如此才留下了那一张张引人联想的照片。

总结起来，以上所有人的故事都在暗示我们同样一个信息：在当代中国，出名变成了一件成本越来越低、概率越来越高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出名，每个人也都有必要做出名前的准备，说不定哪天命运就会对你有所垂青。

这会是一件好事吗？也许吧，它至少证明我们有足够开放的信息传播渠道。但更多时候，它恐怕还是一件坏事，太多本不该出名的人受此蛊惑，扭曲了自己的一生，他们用自我行动无限贴近赵本山小品中白云大妈的人物原型，幻想属于自己的锣鼓喧天和鞭炮齐鸣，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名声注定只属于社会中极少数的人，他们只是固执地相信，自己会是那个幸运儿。

人们热衷于导演自己的变形记，但隐藏在名声背后的黑暗面，是很多被追光照耀过的人，将无法再回到黑暗和沉默中生活，这可能是他们自己无法接受，也可能是过去的环境已不再欢迎他，而我们更加难以想象，当越来越多的人琢磨如何出名，那些基础的社会岗位又该由谁来胜任。

逝者

霍金和李敖相继在三月辞世，人们自发在社交媒体上举行了盛大的悼念活动，无论熟不熟悉他们，每个人都在朋友圈哭了一鼻子。

我想，霍金和李敖对这个世界的贡献，但并不是每个人对此都能理解与感知。我没有发出任何悼念，因为我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和他们乱攀关系，更不该用他们的死亡装饰我的朋友圈。我自己很明白，假如不是他们去世，我一年到头也不会自发想起他们的名字。

其实，世界上许多生物都是如此。世界上目前仅剩一头白犀牛，它的存在，对世界也有重要价值，因为它代表了这个物种的句号。但是，这份价值是对动物学家而言的，是对环境保护者而言的，对于生活在城市里，做着普通工作的我们来说，它存在的价值我们并不能切身体会，我们也不会主动追踪它的境况。假如某天这头白犀牛死了，我到那时发朋友圈哀悼它，仿佛自己已经关注它多年，我感到这是可耻的，因为我在利用这个生物的死，粉饰自己的社交面孔和公众形象，这比对它漠不关心还要过分。

社交网络上应该建立起哀悼的礼节，哀悼你该哀悼的人，不要乱随份子，假哭鼻子。没有人会因为你不哀悼霍金就认为你薄情，就如同没有人会因为你哀悼了霍金就对你高看一眼。生活已经不易，在闲暇下来的、自己可以做主的时间和空间里，不要延续平日里的伪善了。

三月里还有两名逝者值得被记忆，一个叫Elaine Herzberg，另一个叫Walter Huang。Elaine只是一名普通的美国妇女，3月20日晚上，Uber的无人驾驶汽车撞上了她，直接导致了她的死亡，而Walter Huang则是在3月31日驾驶特斯拉Model X汽车，用自动驾驶模式撞上了高速公路的护栏，车辆瞬间起火，38岁的他不治身亡。

无人驾驶是不可否认的技术进步，但连续有人因此遇难，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相关的技术是否可以广泛推广。人类历史上的技术进步，确实是多次是依靠无辜者的牺牲取得的，但时代已然不同，如果科技进步不能摆脱用无辜者献祭的窠臼，那进步本身的意义也将因此消解。与此同时，我也为百度捏一把汗，假如是百度的无人驾驶出现类似事故，舆情反应恐怕会吞没这家公司，所以李厂长，请务必慎之又慎。

辞职

三月，许多人离开了他们原来的工作岗位，其中最出名的几人，是薛兆丰、苏芒、孙宏斌和李嘉诚。李嘉诚是功成身退，其余三位的离职，则都有些五味杂陈。

苏芒离职的理由是要照顾家人，这当然只是一个官方说法，因为假如她在过去的47年里能够平衡工作与生活，之后也一定可以。关于她的离职有多种传言，其中的共同点是，都与经济有关，而且在社交媒体上不可讨论。我在天眼查看到一份惊人的数据，苏芒竟然在46家公司持有股份，女王头衔，看来还真是有些真金白银的分量，至少在数量上，她比孙宏斌拥有的公司还多很多。

亏损165亿之后，孙宏斌向乐视服输了，他辞任乐视董事长，承认自己投资失败，也间接证明了乐视已是一家难以盘活的公司。普通人能从这个故事中学到的，其实是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那就是要忽视沉没成本，无论已经损失了多少，该离场时，别说断腕，断头也要离。

很多年前，在薛兆丰还不广为人知时，我便看过他在FT中文网的专栏，所以尽管我没有买他的课程，但对我来说，这不完全是个陌生的名字。薛兆丰从北大离职，被解读为网红身份与教授身份的冲突，再直白一点，人们酸溜溜地评价他是因为人红了，赚钱了，所以不再想教书育人了，言外之意是，你富了，怎么就不为人民服务了呢？当年袁腾飞离开学校时，类似的声音也相当洪亮。

我佩服能体面赚钱养活自己的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相信也都与我有同样看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旦财富和教师牵扯起来，人们的看法就变得含混暧昧起来。我一直试图厘清，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认为教师不该富有。

也许，是因为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存在有相当程度的“金钱肮脏论”。比如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人认为钱会腐蚀人的心灵，而那些赚大钱的人，一定是做了许多见不得光的事情才能完成财富积累。在“金钱肮脏论”的潜意识面前，教师好像是最应该被保护起来的对象，因为他们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如果工程师都被金钱腐蚀了，那么我们的下一代将无法健康成长。

但是，当薛兆丰离职的消息传来，尤其是人们听说他卖课赚了几千万的时候，舆情反应改变了我的看法，我可以察觉到那种蔓延开来的情绪，无外乎就是三个字：凭什么。凭什么一个教书的可以赚几千万？哪怕是北大教授又怎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奖金也不过500万，薛兆丰比得上袁隆平吗？那个瞬间我意识到，打心眼里，这群人轻视教育，不认为一个知识分子该得到这么多酬劳。

这或许也是基础教育在中国乏善可陈的一个原因。

3月就这样过去了。

文丨默尔索 独立批评人，微信公众号「默尔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