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订婚强奸案各种反转：警惕吃瓜时代下的舆论审判

这两天的一则新闻热度很高，山西某法院宣判了所谓“订婚强奸”案，将被告人定为强奸罪，并判刑3年。根据被告人母亲之前接受采访时的说法，两人是在订婚且男方给了女方部分彩礼之后，在婚房发生了关系。发生关系后，准丈母娘要求房产证上加上女方姓名，并再补上10万彩礼，因男方没有及时办妥，女方于是报警称强奸，定罪的证据基本是女方的口供。

被告人母亲的这番话看似在陈述事实，其实有极强的误导性。有些人据此脑补了一出大戏，似乎女方是为了要钱而与被告人发生关系，又因为价格没谈拢而报警，法院的判决进一步引发了广泛的质疑。

于是，法官不得不接受采访以澄清案情。原来，女子不但明确拒绝了性关系，监控还录下了被害人逃跑求救被男子拉回的画面。同时，被害人左右大臂、右手腕均有淤青，现场也有被害人反抗时烧毁窗帘的证据。幸亏物证充分，不然该女子不但要经受强奸带来的折磨，还要遭受公众的污名化，后果难以想象。

案情的争议似乎告一段落，但该案仍至少提出了三个问题供我们思考：强奸能仅凭口供定罪吗？结婚后丈夫是否还能成立强奸？信息时代的审判如何解答公众疑虑？

仅凭口供便能定强奸罪？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曾写过一个名篇《竹林中》，因被黑泽明改编成电影《罗生门》而名声大噪。故事的核心围绕着一桩衙门正在审理的命案，对于武士究竟是如何死亡，每个人的说法都逻辑自洽，都能与案发现场的证据相吻合，令人寒毛直竖。此后，“罗生门”常被用来指那些因各执一词而使真相扑朔迷离的情况。

强奸案件的审判最容易陷入“罗生门”，这主要与当今对强奸的法律定义有关。

我国的刑法理论认为：违背妇女意志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就是强奸。《刑法》第235条将强奸的手段规定为“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其他手段，既包括利用女性处于睡眠或昏醉的状态，也包括利用照护等信赖地位，还包括某些欺骗行为。

总而言之，只要女性不同意发生性关系，且男性也认识到这一点，就可能构成强奸。

这个定义看似简单，实际是非常现代的提法。仅一个世纪以前，强奸还并不认为是对女性的犯罪。早期社会将妇女视作男性的附属品，女性贞洁为男性所拥有。不论是中国古代的“奸罪”，还是西方近代以前的法律，强奸罪均被认为是对丈夫或潜在丈夫权利的侵犯。

20世纪中叶，性别平权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随着《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79年）等文件的发布，一种新的权利——性自主权——出现了，强奸不再是对伦理秩序或对男性权利的侵害，而是对妇女的自由意志、自主决定的侵害。

这种观念的转变，很快导致强奸案件的证明标准发生变化。当妇女性权利附属于男性时，被害人常被课予很高的反抗义务，而反抗与打斗通常会留下明显的证据。例如在大革命前的法国，必须有他人听到争吵、打斗声，法院才会考虑成立强奸的可能性。我国清朝要求：“本妇奸夫身上必定有伤，旁人得以闻之”。

但在性自主权的指导下，强奸的成立不再要求女性的激烈反抗，也就自然不再要求身体上的伤害证据。

由于只需要证明妇女意志的违背，强奸案极易陷入“罗生门”。妇女意志是人内心的想法，客观的证据往往不能直接说明，性关系又通常发生在隐秘的场所，缺乏目击者的证词。很多强奸案件，只能依赖男女双方的口供，形成口供“一对一”的困局。

比如在山西这起案件中，男子母亲并未隐瞒或虚构事实，但只要对故事的重点和前后关联稍作修饰——甚至她可能真实地相信自己的故事——就能构建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案件，不但男子不构成犯罪，被害人反而成为了敲诈勒索与诬告陷害的嫌疑人。幸运的是，山西案件取得了确凿的强迫证据。

不过，实践中的确有很多案件只有当事人口供，给司法审判带来了极大困难；强奸案件陷入“罗生门”，恐怕是不得不面对的一种现象。

只要认同性意志本身值得保护，女性便可以通过语言反对性交，而不必极力反抗使自己陷入危险境地。故此，不可能要求只有存在身体上暴力损伤的证据时，才构成强奸。必须承认，在某些特殊案例中，仅凭双方口供定罪是可能的。

即便如此，害怕被诬告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刑事证明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才能定案，如果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就只能疑罪从无，宣告无罪。

破解强奸“罗生门”，既要求司法机关在处理疑难奸案时要格外审慎，综合考量案发前后多方面证据，避免错判。同时，也需要公民注重自我保护，在受到侵害后及时保存证据，避免证据流失。

婚内能否起诉丈夫强奸？

性犯罪司法史上最著名的案件，当属1975年英国的“摩根案”。海军官员摩根与三个同事喝酒后，邀请他们与自己妻子发生关系。摩根说，妻子很愿意与陌生人发生关系，如果她反抗，那只是因为不好意思而假装的。三同事信以为真，不顾摩根妻子反抗，与其发生关系。随后，摩根将被害人拖到另一房间再度与其发生关系。

这个恶劣的案件，对英美刑事司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促使法律修改了对强奸者主观认识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婚内有无强奸的问题。在该案件中，摩根不但唆使别人强奸，还亲自对妻子实施了武力。但是，当时的法律并不处罚丈夫强迫妻子性交，摩根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

1970年以前，很少有国家允许在婚内起诉强奸，强行与妻子发生关系不被认为是强奸。比如德国1975年曾将强奸罪限定为强迫实施“婚姻外性交”的行为，直到1998年才修改了这一限定。否定婚内强奸最主要的理由是，结婚意味着对性关系的长期承诺。如英国著名法学家马修·黑尔爵士曾言：“丈夫不会因强奸妻子而被定罪，因为根据他们的婚约，妻子已奉献其身给丈夫。此项同意是不可被撤销的。”

我国早期的司法实践，也曾否定婚内强奸的存在。1997年“白俊峰婚内强奸妻子”一案被判无罪，法官做了如下说明：“双方自愿登记结婚，就是对同居和性生活的法律承诺。因此，从法律上讲，合法的夫妻之间不存在丈夫对妻子性权利自由的侵犯。”

从中国刑罚史的词源来看，“奸”之一词的本义是“不以义交”，也就是不符合伦理秩序的性关系。根据旧社会的伦理，正如美国学者苏成捷所总结的：“男性不但有妻子的性独占权，奴仆身份的未婚女性也是其主人的合法玩物”，婚内并不存在强奸一说。

摩根案展现了另一种事实：与人们设想中的“床头吵架床尾和”不同，有些丈夫可能对自己的配偶采取下流或恶毒的手段，理应受法律制裁，维护这种婚姻关系的存续没有意义。随着女性独立地位受到肯定，对丈夫的“性义务”观念也被破除。20世纪后期，各国纷纷废除了“丈夫豁免”，承认婚内强奸的存在。

在当代中国，显然不能再以旧伦理来解读强奸的含义。21世纪初，对于类似的婚内强奸案件，我国存在着有罪和无罪的截然相反判决，引起刑法学界的激烈讨论。随着男女平等观点深入人心，婚内存在强奸已经成为我国当下的主流观点。通常认为，法律不承认丈夫的性特权，丈夫可以构成对妻子的强奸。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会考虑双方感情状况，以及婚姻的存续状态，对是否违背妇女意志进行综合认定。

回到山西的订婚强奸案，法官在采访中强调，双方并未结婚而是订婚，似乎是为了说明女方没有发生性关系的义务。事实上，根据我国法律，即使登记结婚，也不意味着妻子有义务与丈夫性交，只要男性使用了暴力、胁迫等强迫手段，违背了女性的性意志，都有可能构成犯罪。

吃瓜时代的疑难案件如何应对舆论？

对于山西订婚强奸案，我还想到了著名的德普案。约翰尼·德普是主演《加勒比海盗》的知名男演员，2018年其前妻安柏·赫德在媒体上撰文控诉德普实施家庭暴力，甚至包括强迫性交，引发了舆论一边倒的口诛笔伐。2022年，德普对前妻提起诉讼，指控其诽谤。

由于双方都是名人，这起官司受到了极大关注。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法官决定在Tik Tok全程直播庭审，持续一个月的庭审播放量数以亿计，之后该过程还被Netflix制作成3集纪录片《德普大战赫德》。吃瓜群众根据法庭上的证据和双方的言谈举止，纷纷在网上表达自己的观点，造成了现象级传播。

排除其中的立场和娱乐性内容，该案及其记录下来的影像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在信息时代，社会关注的疑难案件该如何审判，如何给公众一个合理的交代？

进入信息时代以来，热点事件发生后常常引发全网讨论。然而，由于案件证据披露的片面性，各方说辞的倾向性，“反转、反转再反转”的舆论风暴一再发生，不但无助于事件的妥善解决，还对当事人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我国目前主要采取的措施，是打击造谣加上官方通报的做法。但是，在案件盖棺定论之前，网络平台不可能也没有权利完全限制舆论的探讨和传播；而民间的揣测，又很容易在传播中形成阴谋论，甚至导致后来的官方通报遭受质疑。

无论是山西的这起订婚强奸案，还是唐山烧烤店打人、胡鑫宇案件、阿里献血等诸多事件，我们已经见证了舆论审判的破坏性力量。

应对舆论审判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可信的程序将事件全貌展现在大众面前，更清楚、更全面、更及时地披露事实是必然选择。许多研究表明，公开的司法审判程序能大大提高人们对裁判结果公正性的评价。

在德普案中，即便审判结果不符合很多人的预期，但多数人都认同其正当性，平息了诸多无意义的争论。

然而，公开的程度应该如何控制？民众是否养成了独立、理性思考的习惯？尤其在案件涉及强奸等隐私性事项时，公开的措施不易抉择，德普案的网络审判不一定是个完全的正面典型。可惜的是，面对全新的时代，答案不在历史书中，可能还需要全人类不断思考，不断尝试。

总之，面对强奸疑案，我们需要以理性的、公开的态度看待。摒弃偏见，崇尚平等，尊重女性，才是一名当代公民的应有形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ID：ifengopinion），作者：王泰人（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