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万，进不了“保险箱”

前几天和一位客户聊起了他儿子的烦心事：

夫妻工作稳定，家庭年收入40万，唯一的烦恼是儿子民办二本毕业后，称心的工作很难找，加上前两年爷爷奶奶有一笔800万的拆迁款，指明是给孙子的，更是三心二意，工作不好好找，找到也不好好做，说是不想再卷，不想结婚不谈恋爱，好在消费欲望也很低，感觉未来就指望这800万了。

她问我，像这种情况，应该随便他躺平还是鼓励他继续卷？

可能有读者想，都有800万了，躺平还是卷，不都一样吗？

800万这个数目看似多，但未必能让你躲进保险箱里。想一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是多少，30年前的人均收入又是多少？1993年到现在，M2广义货币量从3.5万亿到现在的300万亿，800万占全体货币的比例，等于30年前9.3万的占比，按这个M2增速，你现在800万拿到30年后，不就相当于30年前的9.3万拿到今天吗？

当然，话也不能说得这么绝对，中国改革开放这40多年毕竟是特殊阶段，M2增速未必能够持续，所以说到底这800万能不能够让你觉得安心，取决于未来中国经济走什么样的道路？

我列了三种可能——日本化、拉美化和美国化，每一种可能性下，躺平和卷的结果都完全不同。

日本化

如果像今年媒体讨论的那种日本“失去的30年”的状态的话，那么手握800万，“躺平”将是最优解。

日本东京的房子在泡沫经济破裂后就一路下跌，10年后再缓缓回升，直到2021年才创出新高。

不光是房子，几乎所有的物价都同样停留在1993年，CPI长期低于通胀目标。

原因在于，日本人的收入增长自1997创下历史新高后，就不增长了，人均GDP收入（美元计）更是停留在1993年的水平。

一切仿佛都停止了，“失去的30年”并不是一个比喻。

但我必须说，步日本的后尘，对于普通人未必是一件坏事，失去的30年，经济停滞但国家没有发生动荡，国民生活幸福指数不断上升，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走上北欧的道路，社会福利健全，贫富差距不断缩小。

联合国2019年的报告显示：全球贫富差距最小的20国，北欧最靠前，日本第11位，是榜单里排名最高的亚洲国家，日本人有90%自认为处于中产阶段。

日本的公司职员，领导阶层的工资也只是普通员工的两三倍，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都不大，教师和农民，体力劳动者和国家公务员，收入差距不多，加上日本公务员很辛苦，导致日本年轻人考公务员的越来越少。

部分行业及职位收入列举

再加上日本的社会福利非常完善，富人和遗产都要缴高额的税，所以，虽然经济上没有什么大的机会，但是整个社会稳定，普通人生活只要没有出现危机，幸福感还是很强的。

如果中国未来真的走向日本“失去的30年”的道路，年轻人真的能做到不投资、不买房、不结婚，800万存款每个月花一万，再加上一份不那么辛苦的工作，不卷真幸福，躺平万万岁。

问题在于，我们真的能够做到“日本化”吗？

之所以能做到“衰退而幸福”，是因为日本是从“全球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的位置上停滞的，停了三十年，仍然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再加上巨额外汇储备，这才是日本政府敢于疯狂地扩大政府债务规模，以维持经济基本盘不萎缩的原因。

这也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目前的人均收入和GDP都没有办法跟当年的日本相比，而且我们的老龄化程度跟当时的日本差不多——这就是未富先老。

在这种状态下，先别谈会不会“日本化”，而是先讨论如何避免“拉美化”，即，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社会动荡，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失败。

拉美化

拉美化指的是像拉美的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国，经济经历了工业化的快速增长阶段，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突然发生长期停滞，看上去跟日本很像，但不同的是，拉美化在经济停滞同时，还反复出现债务危机、政权不稳、恶性通胀等制度性溃败。

拉美化在经济上最大的“顽症”就是长期大规模的通胀，2001年比索与美元的汇率是1:1，到2023年4月，汇率成了1美元兑163.80比索，黑市更是达到了1000比索。

大规模通胀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摧毁了一个国家的中坚力量——中产阶段，导致大部分人沦为社会底层，贫富悬殊。文章开头的例子，800万人民币现在换112万美元，要按这个标准贬值，未来只能换0.68万美元。

恶性通胀从本质上说就是国家对国民财富的“无差别洗劫”，当然，国家是一个概念，这笔财富实际上是通过某种形式转移到极少数持有实体资源的人的手中。

所以，如果不幸“拉美化”，选择“躺平”的结果就是中产返贫，未来会非常的悲惨，既没有能力保住目前财富的购买力，也没有能力去参与这场财富转移的游戏，“卷”或有一线生机，但对普通人又非常难。

为什么同样是经济陷入停滞，日本出现的是通缩，而拉美则是通胀呢？

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在经济上，拉美在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前，没有进行大规模投资实现重工业化，储蓄率过低，依赖国外投资，一旦遇到全球经济危机，资本回流，就没有自救能力。这一点与东亚三国相反，我们都是在工业化之初就完成了重工业化，此后储蓄率、投资率一直高于全球水平。

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拉美化是整个国家的治理失败，民众对政府缺乏信心，引发政权不断更迭，政策不是极左就是极右：

右翼上台，推行自由化，引入外国资本，贫富差距拉大，为平衡收支而削减社会福利引发民众不满，导致左翼上台，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减少贫困的同时，管制经济，扩大政府开支，形成新一轮通胀，再度引发民众不满，右翼再上台……国家陷入民众不信任与政府短视化、民粹化的恶性循环。

相比之下，东亚文化下的日本人，可以忍受工资三十年不增长，承受变来变去的政策，一次次的承诺与落空，经历了三次严重的全球危机，对政府的信任度和耐心明显更强。

在这种民众的心态下，政府有足够的时间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时期，尝试各种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慢慢找到止住通缩的节奏，控制住失业率，保持基本生产的稳定；

再加上企业全球化扩张，也让国家有足够的财政与税收空间，在提高社会福利和稳住经济之间进行平衡，最终于今年走出长达三十年的通缩。

当然，日本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也不是无条件的，首相都成为政策无效的牺牲品，成为化解民众不满的缓冲地带，以至于30年换了16个首相，但由于政府主体机构大致保持稳定，政策没有“极右极左”的急变，所以没有引发大的社会动荡。

无论从东亚文化特征，还是工业化的完成程度看，中国更可能日本化而不是拉美化；但中国近些年面临的问题也很多：后发优势用完，人口红利用完，只剩下少量工程师红利，制造业极致内卷，企业出海又遇国外的非贸易壁垒……

当然，如果能解决上述问题的话，未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化——复制美国走出七十年代经济萧条的道路。

美国化

美国在70年代也经历过长期的经济滞胀——通胀与衰退并存，主要原因是两次石油危机引发持续高通胀，美国制造业面对日本和西德的全面挑战而竞争力下降，导致制造业外流，开始了痛苦的去工业化过程。

美国最终走出长期滞胀，靠的是科技的力量，抓住了20世纪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产业结构从传统制造业为主，转向信息科技、金融、消费、高端服务业为主。

想要知道中国会不会走出上述道路，首先要思考一个问题：美国的七十年代和日本的九十年代，在产业结构上有某些相似之处，日本世纪之交，也面临着互联网革命的机遇，为什么日本不能像美国一样抓住并走出长期衰退呢？

美国科技产业的兴起，根本原因是社会的活力，没有过度的福利化，贫富差距反而刺激了年轻人创业的动力，又有相应的机制让整个社会各阶层保持一定程度的流动，这种活力吸引了全球顶尖人才加盟，又吸引了全球资本进入华尔街，给科技小企业发展的各阶段提供了资金。

而日本企业的衰退，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国家对大企业的保护，导致日本大企业不思进取，也导致最可能创新的日本小企业无法冲出来。

美国近几年带动整个经济的七巨头，都是科技型企业，其中最老资格的微软和苹果正是诞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硅谷创业团队，而那时典型的科技巨头，IBM、柯达等，后面都衰落了。科技是一个需要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行业，受到保护的大企业，只能执行“追赶战略”的任务，无法完成创新战略的使命。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非常痛苦的，同样面对制造业成本高而出现的外流现象，出现了两种应对：一种是苹果的做法，将制造业剥离给代工企业，降低成本，凭借高额利润专注于研发设计销售等高附加值部分，以始终保持领先；另一种是日本企业的做法，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继续“垂直一体化”，凭借暂时的制造优势退居高端市场，将中低端市场份额拱手让给中国韩国企业，在后者有了市场和利润，在研发上加大投入后，日本企业最后连高端市场也保不住。

电子信息产业，日本与美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差距并不大，但现在日企的实力不但远远不如美国，甚至部分落后于中国和韩国。

很多人批评美国经济过度金融化、美元化，导致产业空心化，埋下未来衰退的种子，但这个批评用在日本企业上，反而更适合。日本企业在日元升值阶段，向海外转移产能，在日元贬值期间，又纷纷把产能迁回国内，不想着内部升级而寄希望于货币波动，这是日企的全球化无法带来如同美国企业的竞争力提升的原因之一。

日本企业在面对经济衰退时，也缺乏美国企业那种“破釜沉舟”的勇气，日企的财务保守得可怕，账面上常年躺着巨额现金，既不投资，也不提升员工待遇，也不回馈股东，充分体现了一种“苟活于乱世”的精神。

失去的三十年，日本企业一直在降杠杆，这种保守的情绪传导到居民端，也是低消费、低投资的“低欲望时代”，只有政府在拼命加杠杆，央行直接下场买了一半的债券和5%的股票，才勉强维护整个经济的活力。这跟美国八十年代后的那种百业俱兴、投资消费两旺的氛围，完全相反。

在这种社会大潮流下，个人的选择无法逆时代而动，所以前面说日本人在“失去的30年”里，最优解是“躺平”，最劣解是“卷”——少数人陷入“越努力越容易失败”的命运：

虽然日本的经济衰退从90年代初就开始了，但直到1995年，大部分日本人还沉浸在“日本世界第一”的美梦中，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很多日本人还是觉得这只是经济短周期性的下行，很多人纷纷出手“抄底”东京房产，从而终生背上巨额债务，此后30年，在失业的恐惧中，过着谨小慎微的“社畜生活”，这一点，在很多职场题材日剧中都有反映。

反之，“美国化”给了最优秀的人最大的机会，最优解是继续“卷”，爱拼才会赢，“躺平”成了最劣解。

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科技信息产业兴起和制造业流失，持续了整整50年，整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分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技新贵、金融服务文化等第三产业，对人才要求高，而美国制造业的蓝领阶层，无法享受经济发展的利益，在全球化中的利益受损，收入几乎没有增加。

1975年，美国收入分布顶端五分之一的家庭平均收入是收入分布底端五分之一家庭平均收入的10.3倍；到了2019年，这个比率扩大到16.6倍。

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很多创新都对弱势群体不利：互联网让不擅长寻找信息的人处于更大的信息获取劣势；手机支付让不会用智能支付的人寸步难行；素质教育对贫困家庭的孩子不利；很多金融创新对于没有金融常识的人，都会变成一个个骗局……

创新的技术虽然长期而言对社会有利，但中短期而言，会让大量传统事物失去价值，少数人的巨大成功建立在更多人利益受损的基础上，往往会加剧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美国社会今天的各种矛盾，左翼和右翼撕裂国家共识，都与这几十年的科技创新和全球化，有直接的关系。

很多人喜欢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混为一谈，从国家的角度，你可以说美国成功日本失败；但从个人幸福感的角度，很难说普通美国人比普通日本人更幸福。

再看通胀与通缩

那有人要问了，如果没有这800万呢？

答案也是差不多的，在国家的大命运面前，你那800万根本无法改变什么。

我之前写过一篇公众号文章《如果可以选择，通胀和通缩你选哪一个？》，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是通胀好还是通缩好？

留言区大部分人都觉得应该是通胀，主要还是从过去的经验出发，大部分人都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

实际上，通胀是强者之矛，通缩是弱者之盾。

通胀虽然从金钱上说，每个人都能够获益，但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实际上大部分中下收入阶层都是利益相对（注意这两个字很重要）受损；而通缩，虽然所有人都会有损失，但是由于资产价格下降更快，普通人购买力提升，实际上是大部分人相对获利。

当然前提都是社会没有发生大的动乱，如果是“拉美化”，不管是能力强者还是弱者，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是最糟糕的结果。这绝非危言耸听，所有人都应该尽可能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神共奋 （ID：tongyipaocha），作者：思想钢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