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从北京飞往成都的一架东航航班，有乘客在机舱中闹事。今天的警情通报称，对涉事男子董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对涉事女子赵某作出行政罚款处罚。

红星新闻采访的乘客孟先生称：“一对夫妻和两岁的孩子只买了3张公务舱的机票，孩子母亲说她可以将孩子抱起来空出一个座位，让坐在经济舱的保姆坐到公务舱来。但空乘人员表示，两岁孩子不可以抱在怀里，即便要让保姆到公务舱，也必须要加钱升舱。但该男子根本不理会，与空乘发生激烈争吵。由于双方僵持不下，最后空乘人员选择报警。”

孟先生还说，警察到达现场后事情也没能很快解决，“一直没有请（涉事）乘客下飞机。”当时孟先生就坐在随行保姆附近，该保姆称“谁也不敢动我们”，在她被其他乘客指责后，“大家就吵了起来，场面一度非常混乱。”

在飞机上僵持许久后，乘客们等到了航班因天气原因取消的消息。孟先生认为，就算是天气原因，也是因为男性乘客闹事才导致飞机在延误两小时后，错过了黄金起飞时间，“但东航坚持认为是天气原因，对男子闹事只字不提。”

另一位乘客杨女士称，当时飞机上有300多人，有人在第二天还安排了一年一次的考试，其中一个要考试女孩的家长在听到航班取消的消息后当场哭了出来。

事件中有没有处理不当，还需等待之后的消息，但对于这趟航班的乘客来说，真是“人在机上坐，祸从公务舱来”。

在现实中，人们经常会陷入这样的无奈：一个“垃圾人”就有极大的破坏力，然后你还刚好碰上了，你的时间被耽误，但“垃圾人”并不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比如你在街上开车，经过十字路口，只需要稍微礼让一下，就能保障有序通过。结果冒出一个“垃圾人”司机，直接来个逆行，卡死了大家的位置，造成堵塞。如果你的孩子品学兼优，那天刚好要去考试，还未雨绸缪地提早了一个小时出门，结果硬是被迟到，你跟谁哭去？

有一年我自驾出行，途经湖南道县，一条双向四车道的道路，硬是塞了一个半小时。通过时才发现，原来是对面有一条车道在修路，于是对面就有车选择逆行，塞住了我这边车道的车子，我这边车道又有司机见到走不了，于是也逆行，大家互相塞死对方。其实只要遵循文明国家的“拉链法则”，通行原本是很畅顺的，但“垃圾人”的存在，就是会耽误大家的时间。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一方面是无数人努力“适应社会”，另一方面是“垃圾人”用各种方式侵害他人自由，甚至危害他人安全。到最后，许多人“适应社会”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也变成“垃圾人”，因为不钻空子、不漠视规则，就无法生存。

说到这个，就不能不提许多人对“自由”一词的曲解。

许多中国人一听到“自由”这个词就如临大敌，立刻就会说“没有绝对的自由，你不要想着为所欲为”。甚至当个人权利遭遇侵犯时，也有人搬出这句话，让当事人不要太较真。在各种公共事件的讨论中，也总有人拿这句话来批评支持自由的人。

其实这是对现代文明一无所知的文盲说法，歪曲了现代文明社会下的“自由”概念，将之曲解为“放纵和为所欲为”。实际上，现代文明社会的“自由”，从来都是在法治框架之下，个体遵守法律和规则，并免于被权力和他人侵害。

正因为曲解了“自由”，所以经常会见到这样一种情况：某些在国内习惯了找关系走后门、凡事钻空子的中老年人，出了趟国之后慨叹发达国家没有自由，什么事情都有人追究，比如骂邻居两句，邻居就报警，在家吼孩子两声，邻居又报警。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还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最自由”。

但很显然，他们不管生活在哪里，以他们习惯找关系走后门钻空子的德行，都只会是“垃圾人”。因为他们将“自由”曲解成为所欲为，所以一旦不能“为所欲为”，就觉得“不自由”。

现代文明社会的“自由”，离不开法治框架的约束与保护。每个人都需要遵纪守法，在这个前提下，拥有各方面自由的权利。如果法律乃至规则不能约束那些不守规矩的人，那就是对自由的戕害。

我之前曾经写过一段话：一个文明人，会对权力的恶行无比苛刻，对别人的遭遇会有同理心乃至提供帮助，一个野蛮人则恰恰相反，他们会将个体的遭遇视为“少数个例”，将个体争取权益的行为视为“自私”，将自己对权力的恐惧称作“理性客观”，将自己的自私粉饰美化为一种“包容”。

社会同样如此，一个文明社会，对权力和恶行的容忍度肯定是相对很低的，一个不靠谱社会则恰恰相反，它会追捧权力，“包容”恶行。

习惯各种不靠谱的人，一旦置身文明社会，当然会觉得“更不自由”，因为钻空子犯法、不守既有规则犯法，连插个队都会千夫所指，哪有野蛮社会那么“自由”。正因为他们将“自由”曲解成为所欲为，所以永远都不能理解何为“文明”。他们不明白：一个无视规则的社会，根本谈不上“自由”，反而没有人是自由的。

如果你有在欧洲国家（少数国家除外）自驾的经历，往往会为畅行度惊叹。即使是双向两车道的乡间公路，以80公里时速畅行都是寻常事。许多人误以为是车少的缘故，其实事实绝非如此，从人口密度和汽车保有数量来看，除了珠三角等人口高度稠密的发达地区之外，大多数中国城乡的车流量都未必比得上欧洲，人家所依靠的是以路权法为基础的交通规则。

比如在高速公路上，最左车道就是超车道，每个司机都会在超车后回归右边车道，保持超车道畅通。而在普通公路上，环岛必须遵守路权规则，让行拥有路权的车辆。十字路口的辅路车辆必须让行主路车辆，只要主路在安全范围内仍有车辆，辅路车辆绝不会冲出来，这就保持了高度的畅通。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规则意识，才让人们拥有畅行的自由，而不守规则的人，则损害了自由，必须付出代价。

同样道理，如果大家都有排队的习惯，那么自身的自由就得到了保障。容忍插队者绝不是什么“包容”，而是对自由的极大伤害。

中国人很喜欢说“适应社会”，这当然有历史基因，因为从古至今，中国社会一直倾向于人要在集体中生活，人的价值并非来自自我认同，而是他人眼光，“为别人而活”是一种常态。但“适应社会”也需要底线，或者说，正是因为人们普遍选择“无底线适应社会”，对恶行视而不见，甚至将“别人钻空子，我就要变得更会钻空子”“别人恶，我就要变得更精明更恶”作为“对策”，才导致“垃圾人”越来越多。

“适应社会”这件事情，最难的不是你能做什么，而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垃圾人”，同时这种“垃圾人”会以几何速度增加与蔓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ID：feihuayuchangshi），作者：叶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