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重点大学，是否意味着新人生的开始？是否意味着可以实现阶层跨越？

如果时光倒流三十年，答案或许在大多数人眼中都是肯定的，但在当下，许多人或许会迟疑。如果考上重点大学的是寒门子弟，这种迟疑还会进一步加深。

迟疑是因为太多因素，比如就业的艰难、阶层的固化。高考一直被视为这个社会最公平的考试之一，但从近年的情况来看，内卷对于寒门子弟的伤害是更加巨大的。扩招也带来了极大问题，它使得文凭在求职市场上代表能力的“信号”作用开始失真，大学生的就业结果越来越依赖家庭文化资本和个人化优势而非学业水准。

即使如愿考入大学乃至重点大学，人生起点的不同、背景的差别，仍然前所未有地左右着学生的命运。因此许多人感慨，大学也早已是一个不平等的地方，或者说，即使大学努力做到平等，它仍然是不平等的起点。

“当大学生懵懵懂懂地踏入名校校园，很可能会发现其间的生活像极了一个被精心布局的异彩纷呈的迷宫：并不存在一条‘主路’或某种标准走法——似乎每一天的过法都有许多种可能，每个人在路口处需要不断地做选择，每一条小路（例如科研、学生会、社团等）都各有乾坤，且大多与迷宫外的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在各个小路之中穿行探索，一边选择自己的路线，一边在路途上收集着有价值的筹码（成绩、经历、奖项等）。”

这其实给大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郑雅君在《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中就写道：

“对学生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学校在多大程度上平等，而是他们离开学校时是否能不受自己社会出身的影响，在平等的原则下去迎接同辈的竞争……换句话说，学校只有使学生的前景尽可能免受其社会出身的制约，才算完成了它的使命。”

这是因为：

“考上重点大学虽可说是一个众望所归的胜利，却更是另一轮激烈角逐的开始。并且，由于这一轮角逐的规则更隐蔽，寒门学子的取胜难度更大，也可能经受更深刻的痛苦。”

书中写道：

“尽管高等教育阶段（特别是精英大学）中的不平等往往被进步主义的舆论所掩盖，难以为旁人所觉察，但实际上每个身处其中的成员都不能否认，今天的大学是一个与社会愈发联系紧密、资源和权力蕴藏其中、且竞争无处不在的空间。

随着优势群体进入大学的机会接近饱和，他们转而去竞争那些在教育市场上相对更有价值的通货，例如重点中学、声望更高的大学、热门专业等，越精英化的教育场域里不平等就越加剧。重点高校在高等教育系统里声望最好、回报最高，但其开放给农村学生或低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实际上在扩招之后出现了显著的下降。”

事实上，重点大学学生的发展并不似想象中顺遂，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在毕业出路和职业前景上的差距也相当明显。郑雅君通过对位于京沪的两所重点高校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访谈，在《金榜题名之后》中揭示了大学里的隐性挑战：学生是否能洞察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掌握其中“默认”为常规的一系列认知和实践模式。

郑雅君通过观察后总结，在获得理想出路方面，“上大学”如今已经不再是一个无差别的传送带，而是高等教育阶段的又一重隐秘的筛选过程，一种与家庭所赋予的文化资本紧密相连的、难以在课堂上学到的技艺。也就是说，家庭背景优势不仅带来了雄厚的物质支持，更意味着一整套关于“上大学”的文化技艺的传承，这使得出身优渥的大学生得以在白热化的出路竞争中抢占先机，而家境平平者却更容易与机会失之交臂。也就是说：

“顶尖的大学虽然可以通过合法化学习资格来授予所有学生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实际上，他们当中最需要靠教育改变命运的学生，并不真的知道该在大学里如何做才能改变命运。”

郑雅君引用了布迪厄的说法：

“学校教育系统秘而不宣地要求每个学生拥有学校并不曾给予的东西，这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感知力和对主导文化的熟稔，而这种东西只有统治阶级在家庭教育中传授主导文化时才能获得。”

这种差别从入校时便已体现：

“当大城市的中产子女对大学校园投来稀松平常、甚至是挑剔或嫌弃的目光时，来自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同学可能是第一次踏出家乡的省份、第一次踏进大学的校门。”

这显然与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活不同，当时的大学生不会为毕业后的生计发愁。而在内卷时代，大学生活宛若绩效考核，每个人必须严阵以待，从入校第一天就开始规划未来出路。在这个问题上，某些家庭的父母能够给孩子提供指导、鼓励和物质支持，而弱势家庭则不可能做到。

郑雅君将之区分为两种大学实践模式，即直觉依赖模式和目标掌控模式。当然，它们的界限并不绝对，优势家庭的学生多半会走上目标掌控模式，但也有不少人会依赖直觉，反过来的情况也存在。当然，郑雅君也曾解释，对于优势家庭的孩子来说，“掌控目标”可能早已变成一种直觉，是一种从小耳濡目染、在成长过程中逐步吸收的直觉。

相比之下，优势阶层的父母往往插手较少，可谓是一种“无为而治”。不过，尽管他们不会直接发表意见，却会为孩子提供足够的信息和资源，支持孩子做出明智的决定。优势阶层的父母一边鼓励孩子发展掌控自我的能力，一边又有足够的实力和眼界从旁为他们保驾护航。

如果说优势阶层的父母放手让孩子选择是一种策略，那么从未上过大学的父母放手让孩子选择则是一种无奈。在大学这个游戏规则愈发复杂的迷宫里，优势阶层的父母基于对这一场域的洞悉，为孩子织就了一张“安全网”，帮助孩子认清形势、定位自身、树立目标，顺利通关；而弱势学生则没有这张“安全网”，只得独自在这个陌生的场域里无助地摸索前进，父母能提供的建议越来越少，往哪走全靠自己或对或错的直觉和过去的习惯。即便中下阶层的学生的确抱着向上流动的期待来到大学，他们事实上对“向上流动如何发生”知之甚少。

毕竟：

“低阶层的父母不插手，多半是因为没有能力和见识去参与孩子的决策。他们绝大多数从未踏进大学的校门，对大学里发生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除了精神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帮助，他们再无法就子女高中以后的重大决策给出具体的咨询意见了，更不用说指导他们管理大学生活和确立生涯目标。实际上，他们的子女能够超越他们成为全家第一个大学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期望。至于上大学的目标，已经超越了他们的认知范围。”

正如书中所言：

“社会出身的差别仍然体现为文化能力的差别：首先，当人们对一种严格的、可严格评测的能力要求越少，而对一种文化的熟习要求越多，这种差别就越明显；第二，当人们从最具‘学术’特征的和最‘正统’的文化空间转向‘课余’文化这种更松散和自由的文化空间，这种差别就越明显”。

不过郑雅君的研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正如“金榜题名”的书名所提示，她的对象选择都是国内最知名院校的学生。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在顶级高校最为集中的北京和上海，选择国内高校的基本只能算是本地中产，真正有条件的家庭更多会选择海外高校。至于非沿海发达地区考入顶级高校的学生，出身寒门的也越来越少，往往都是所在地区的优势家庭出身。

但这也说明一点，大学生在就业路径规划上的真实差距和残酷性，比书中所提到的更为严重。

郑雅君曾在访谈中归纳，出身优势家庭的孩子往往更有趣，他们从小就有一种松弛感。但出身弱势家庭的孩子，唯一的倚仗就是自身努力，他们很难拥有这样的松弛感，也很难让人感觉“有趣”。她在书中提到了各种解决方案，但对于年轻人们来说，这可能太难了，因为现实的残酷，并不会给他们那么多改变的时间与空间。

书名：《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作者：郑雅君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时间：2023年1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ID：feihuayuchangshi），作者：叶克飞，编辑：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