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南写过一句话，青春期的来临就像生病，病来如山倒，但它的离去却像抽丝一般，让人注意不到。这可能有点像模糊数学，59分和60分没什么区别。又像你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但这种注意不到的变化累积多年以后，就变得面目全非。以前我一直以为青春期特指十几岁那段时间。后来我才知道青春期取决于你什么时候脱离原生的束缚，开始与这个世界产生真正的碰撞。

大学校园的生活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把很多不同背景和经历但同样鲜活的年轻人凑到一起，产生各种碰撞和可能。有些人你觉得他们很好，与他们做朋友或者谈恋爱，有些人你觉得很逊，称其为傻逼，与他们保持距离。这个过程就是人塑造自己的过程。选择一些偏见而不是另一些，选择一种生活而不是另一种，人莫不是如此度过自己的青春期。

我的青春期在北京度过，20岁到30岁这十年我在北京生活，从此北京再也不是可以被称为任何一个城市的地方。

初见北京

我去北京的时候第一次坐飞机。那天晚上我和我爸住在一个完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招待所，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在哪里，就像是臆造出来的。我和一个姐姐同住一个房间。我还没法说普通话，她和我说普通话，我只能回复四川话，我们的对话就用这种诡异的方式进行着。似乎张口就说普通话，是在背叛我的过去，我开不了那个口。有趣的是，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亲人跟我说四川话，我也没法用四川话回复——除非特意努力迎合，带着儿化音的普通话变成最自然的语言，同时英文也开始不可避免的渗入其中。时间和日常就是这样铸造了我们的血肉。

那时候觉得北京好大，就像我第一次去成都觉得成都好大一样，我不知道我住的这个地方是属于北京的哪里，这个新的地方的地图还没有向我展开过。我爸走的时候，我在北三环送他上公车去火车站，我低着头擦掉怎么也忍不回去的眼泪，一个人走回学校。我就认识那么点路。从北太平桥经过北门回宿舍的路。

数学系的作业很多。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要去自习室写作业写到很晚，才能写完。大一的时候我认真的上每一节课，做每一次作业，认真复习考试，拿奖学金，保持高中的学习习惯。只是书包里多了很多其他的书，那些我在家乡小城里面找也找不到的书。读书让我觉得酷，跟读那些大部头的哲学系的男生一起玩也让我觉得酷。他们的经历和谈吐，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户，原来生活还可以是完全想象不到的模样。

我第一次见到猩猩，是要和那时候喜欢的男生赵鹏一起去北大看纪录片。我把破单车停在乐群餐厅门口，横靠在车架子上，吊儿郎当的等着他。结果他带了一个长相很奇怪的人来，说和他一个宿舍的。这人穿着土绿色的卡基布外套，略大，有一点不合身，头发乱糟糟的不修边幅，眉眼粗大，颧骨很高，戴一个厚厚的眼镜，整个人看起来很不合时宜。

就像我第一次见他那样，他总出现在我和赵鹏可以独处的场合当中，那半年我都烦他烦得不行。连他们宿舍的人都看出来了我的厌烦，他却偏偏置若罔闻。每次他出现的时候，都喜欢敲一下我的头，然后嘿嘿笑着说一个特别蹩脚的玩笑，完了自己哈哈大笑起来，张牙舞爪的样子像极了一只大猩猩。从此他就叫猩猩。猩猩有一个特别酷的经历，就是他奥赛得奖直接保送北大，念了几年书却不想念了，放弃学位，重新高考，就为了念哲学。就为了这个，我也得跟他玩儿。

那年十一月赵鹏过生日，他们全宿舍的人加我和另外一个女生一起吃饭。吃完饭九点多，骑车回学校的路上，我坐在猩猩的自行车后座上晃荡着腿，三环的辅路又宽又直，路灯光白晃晃的，我突然就很开心，疯疯癫癫的说，我们骑车去八达岭吧！猩猩马上也疯疯癫癫的应承到，好啊！然后跟我一起撺掇所有的人加入，竟然没什么异议，全体通过，就此成行。我们六个人，四辆车，四个男生轮流带两个女生。

十一月的北京郊外好冷啊。骑车的人还好，坐在后面的人被呼呼的风冻得吃不消。我也试着骑车带人来着，实在带不动多远，只好换着坐在每个男生后面。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坐在赵鹏后面的事了，偏偏记得坐在猩猩后面的时候，他把我的手塞他衣兜里，让我把头埋他背上挡风。他那天穿的一件毛茸茸的衣服，贴上去特别暖和。

有一次我和猩猩还有李来一起在西门外面的馆子里吃饭。那天猩猩和李来就着啤酒讨论一个伦理学问题，这问题是如果在一个悬崖边上，一根绳子吊着你自己，下面还有一个人。但这绳子只能承受一个人的重量，你要怎么选择？剪掉绳子独活，还是跟下面那个人一起去死。他们就着啤酒讨论了好久，没法达成一致。最后猩猩伤心的流下了眼泪。

几年以后，我在西门外的网吧里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网吧里住了不知道多久，没日没夜的打传奇。见我来了，他蓬头垢面的跟我说，没钱吃饭了。我陪他吃了一顿饭，吃完饭又把身上最后五十块钱掏给他，然后又疑惑又惴惴不安的跑走了。

又过了几年，我最后一次见到猩猩。我问他你现在在看什么书，他笑笑说你还看书呢，现在谁还看书啊。我很伤心。我永远记得他穿着那个卡基布的夹克外套，嘿嘿笑着说蹩脚玩笑的样子。就像一只张牙舞爪的大猩猩。

向南

2000年的时候，最红的莫过韩寒和朴树。我到了北京以后才看了三重门，没觉得特别好看。这时候李来跟我说，我们宿舍那哥们写的小说甩三重门好几条街。

我第一次见到向南到时候，是在北门外面的小巷子里的一个烧烤摊。他坐在那个烧烤摊的一个桌子面前，背对着我，剃了板寸，后脑勺留了一撮特别不忿的小辫儿。一张口就是北京小孩儿那种吊儿郎当的混不吝。没想到这口音就成了我最熟悉最亲切的口音。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对北京腔连带着所有北方口音的好感，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一个到新地方的人，都会觉得这不是我的地界，得先搂着点。更何况我觉得我认识的这些人都个顶个的牛逼，我才看过三重门那，人家都在写比三重门厉害的小说了。我才不要跟数学系那些只会算微积分和矩阵乘除的人玩儿。

这一玩就是好多年。我打过的牌，参加过的饭局，喝过的酒，看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听过的音乐，去过的live现场，基本上都和他们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就这样一起度过了无数的日常生活。如果把青春期当作一个人真正长大的过程，这就是发小。发小就是那种可以很多年不见，但再见面也不会有任何违和感的人。因为你们一起度过的时间，形成了你最根深蒂固的那部分自己。

毕业之后我在小西天租了一个合租的破屋子。只够放下一张床和一个电视机。晚上睡觉的时候，听见床下面的柜子里哒哒哒的蹦跶声。然后发现里面住满了小强家族的整个谱系。我在那住得很开心。

每天早上八点起床坐公车去五道口上班，六点下班以后和朋友们吃饭散步喝酒聊天，十点回去看一个或者两个电影，还要熬夜写字。我以为我会这样一直热热闹闹的过下去，和朋友们，和书，和电影，和文字。

任何一个可以持续多年以上的关系，一定有比你能意识到的部分深得多的东西。当这个关系结束的时候，就会很难面对。因为要么是你背弃了自己，要么是对方。倘若是你，你找不回原来那个自己，那你就永远的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倘若你还能找回来，那你一定没法逃避面对这个丧失的心情。

出国的前一天，我刚从协和医院出来，就接到向南的一个电话。那时候我们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他用特别直白冷漠的口气让我把所有借他的CD还给他，我说好明天我就发快递给你。然后我们就挂了电话。这一挂，十几年再没有联系。那时候我已经打包好了所有的物品，就等第二天上飞机。我连夜翻遍了所有打包好的东西，找出所有到CD，第二天托送机的朋友发了快递，到了美国以后还跟朋友确认他有没有发对地址。那时候我对向南的冷漠感到麻木，很多年以后我才开始愤怒，到现在我才意识到，那有多么令人伤心。

决裂

师大的校园很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不到一千米，走路几分钟就能走过去。南门进门的那一条路，主楼面前的那条，常年被乌云一样密布的乌鸦用粪便粉刷一次又一次。据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大坟场，阴气极重，从附近地名就可以看出端倪，北边叫北太平庄，东边叫铁狮子坟。

我在这条乌鸦屎粉刷的主路上，遇到过一个魔幻现实。大一的一个晚上，我下了晚自习，十一点多，走在这条路上，只有隔了好远的惨白路灯光。迎面走过来一个男人，穿着风衣。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他突然把风衣打开，露出里面一丝不挂的身体和生殖器。我佯装镇定但其实满腹疑惑的快步走开了。更诡异的是，我已经不确定这是我的杜撰还是确实的记忆了，我在学二楼上一堂八点钟的课的时候，甚至在教室大门的缝隙里，也看到过同样的情景。

生活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在它看似正常的表面下面，每一刻都有可能突然产生一个魔幻现实。路上遇到的每一个看起来正常的人，你绝对想象不到他们正在怎么样的想入非非。每一分每一秒，当你没有意识到你观察这个世界的角度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就会坍塌成为一个你根本想象不到的魔幻现实。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和向南正在五道口的一个小饭馆吃饭，那个饭馆门脸儿朝西，门口就是一条大路。我给向南带了我妈做的好吃的四川小吃，陈皮兔肉干，顺便吃饭聊天。我们喝的是小二。夜渐渐深了，那还是北京的冬天。

突然有个人推门进来了，我正对着门口，这人我好像认识啊，这不是张扬吗你怎么来了？向南闻声扭头去看，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人用啤酒瓶子嚓的一下砸在头顶。啊？什么情况！可能当时在场所有的人，除了张扬自己，都同样的懵逼。我赶紧站起来，试图控制局面。昏暗的日光灯光线下面，我看见有血从向南的头上流下来。他一边往后退了两步，一边很懵逼的骂道，你他妈要干嘛？你谁啊？张扬二话不说又拿起一个空酒杯子，往自己头上一磕，也碎了。不就是开瓢吗，我赔你就是！我拼命拽住张扬，饭馆老板一看清形也冲过来帮忙，生怕场面发展得更加不可收拾。一团混乱当中，我赶紧拉着张扬出了门。

那天深夜，我坐在张扬的自行车后座上和他一起回家，给向南打了一个电话，草草说了几句。他似乎是去医院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收拾的饭馆的残局。张扬是我那时候的男朋友。我不知道他怎么找到那个饭馆的，大概是我告诉他我在附近，他自己找到的。那天他说他加班，公司就在那附近。他在饭馆门外的路对面一边喝酒一边看着我俩在里面，等了两个多小时。其间还在面前的一辆车门上灭烟头，完后发现是辆警车。警察下来跟他理论，差点就把他抓进去。

这件事当然成为我们那时候争吵不休的主题。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和他一刀两断——他莫名其妙的冲进来打了我最好的朋友，这怎么说也说不过去。那时候我们的理解只能停留于他的嫉妒心，见不得自己的女友和别的男人相谈甚欢，乐不思蜀，他恨得牙痒痒，只能一砸泄恨。我接受了这个理由，但接下去就发现，这事变成了一个残酷的选边站的问题。和他在一起，我就背弃了我的朋友们，也就一同背弃了那个自己。

有一句老掉牙的心灵鸡汤说，外面没有别人，只有自己。这句话正确的部分在于，任何现实生活里面的冲突，都有可能归因于自己的内在冲突。换句话说，是你的潜意识把你内心的冲突显化成了现实的冲突。如果你意识不到，这种冲突就会反复的上演，直到你理解为止。人们常常把自己还无法理解的东西，起名为命运。

很多年以后，我和张扬早就分道扬镳。但我终于意识到，他是在替我表达我没有勇气表达的愤怒，我一定不是随口无心提起我们吃饭的地方，而是精心安排了那场闹剧。

关于真相，人们往往众说纷纭。每个人能看到的部分，取决于自己当下的视角。不同的视角就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理解。有些事多年以后你会用新的视角来观察，这往往意味着你已经突破了当年的自己。

告别

师大的西西楼是男生宿舍，紧挨着最西边的围墙。据说以前和隔壁北邮只有一墙之隔。从西西楼跳楼就能死到隔壁去。后来中间被劈开一条好宽的大马路，为了这个马路的名称，两个学校还相争不下。对门的想叫北邮北路，师大起名为杏坛路。幸好师大赢了。不然北京的路名会多一条丑陋的记录。北京的地名可都是有渊源的，公主坟，海淀黄庄，雍和宫，不像美国这里的都是傻逼的第一街第二街，或者玛丽街罗伯特街，相当于张三街，李四街，简直没法更搞笑。

非典那年，我和小伙伴们就在西北楼还有西南楼之间的小花园里度过了一个极其闲适的春天。课可以随便上不上，不上课的时候就凑在一起打乒乓球。或者吃北京孩子的爹妈从西门铁栅栏里面递进来的慰问饮食。学校封校了好久，里面自成春秋。解封的时候六月了，简直都有点错愕，这日子还行啊，这就过去了？

李来离开北京的时候就是六月。那天晚上，我和他，还有向南三个人，在后海边喝酒聊天。我们越过低矮的栏杆，坐在离水面很近的石头沿儿上。我踢踏着腿，脚就在水面上不远的地方。水波倒影着对面一排酒吧的各色灯光，晃晃悠悠。湖里面有很多船。有一艘是仿古的木坊船，船尾有划桨的樵夫，船头坐一个婷婷的女子，弹着好听的琵琶。‍‍‍‍‍‍‍

李来是住在向南上铺的兄弟，和向南是铁瓷，也是我们那一伙人的交际花，没有他可能就要少很多的局。现在他要走了，感觉真的有什么要无可挽回的结束了。第二天我没有去火车站送他，甚至都忘了他的车几点出发。出发前他给我发了一条告别短信，跟我道别，也告别北京，我坐在办公室里瞬间落泪。也说不出一句合适的离别赠言。这告别太煽情也太伤感，也来得太突然。

不知道为什么，关于李来的记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这件事。一个初夏的清晨，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我，游走在小西天的路上。天色清亮，没有阳光。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抬头看见树枝和树叶。初夏时分，树叶茂密但还带着翠绿。他就那么随便骑，我们好像也不往什么地方去。‍‍‍‍

李来走后，我们好像真的就没有了集体生活。北太平桥的东边是马甸桥，马甸桥再往东有一个过街天桥叫做安华桥。那是我在三环上打车上下车最多的地方。因为在那附近有我们活动的据点，那时候向南的家就在那附近。有一年北京暴雨，我走过那座桥，看到桥下深深的积水。浑浊不见底，在城市的设置当中，突兀的阻断了道路，不由分说又明明白白的横亘在那里。‍‍‍‍‍‍‍‍‍‍‍‍‍‍

重聚

北京的冬天每年都下雪，但是只有第一年的时候雪给我这个南方的孩子巨大的惊喜。雪天其实一点都不浪漫，不管老狼怎么唱北京的冬天，飘满白雪，下雪天满地雪污，走路奇滑，污水流的到处都是，跟美好没半毛钱关系。只有正在下或者刚刚停的时候，那一小段时间，雪是雪，是它本来的样子。

六月才是北京最好的时节。晚上的时候，学校操场边的路灯光是桔红色的，树叶在地面上影影绰绰，风不凉也不热。西北楼和西南楼门前的小花园里有几把长椅，其中一把正好在一棵大树下。浓密的树荫里面，可以看见两边宿舍楼门口明晃晃的日光灯，正好映衬着那里的黑暗。

在那片黑暗里，阿达跟我说过，人永远要有重新上路的勇气。阿达跟我说过的话，我记得最久最清，永远都不会忘记。因为他是我觉得最有智慧的人。在小西天背后那条小河沟前面，他跟我说过，人不是在这里沉迷，就是在那里。他还跟我说过，我总是把人想象得很美好，是我的善意，却是我的不公。我到今天仍是如此。

那时候阿达就住在小西天离我很近的屋子里。他用一个门板当书架，堆了满满一门板层层叠叠的书，用两个凳子撑着，放在靠窗的地方。我们在那里一起看书说话，有时候一起做饭吃饭。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去找阿达吃饭。那天风很大，巨冷，每一步走起来都像是用力穿过拥挤的人群。我推开门的时候，屋子里一大股热气湿腾腾的扑面而来，有粥的香气。我赶紧关上门，外面风声大作，屋里温暖惬意。‍‍‍‍‍‍‍‍‍‍‍‍‍

十几年以后，我终于给向南打了一个电话。我很忐忑。我既怕他还是一样的冷漠，又怕他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他。他开口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笑了，我突然就明白了。我想起这就是我喜欢北京人说话的由来，我就是听着这个口音长大的，吊儿郎当的混不吝，时不时的贫嘴逗乐，带着戏谑和调皮。一瞬间，北京十年的回忆全部活了过来，我看见那个回忆里的自己。‍‍‍

北京的十年里面，我是赖着他们的小妹妹，他们都比我优秀，比我智慧，比我更懂得自己懂得人生。我不服。我就要靠自己变得强大，变得成熟，然后我再去找他们玩。最棒的是，大家都还在，没有把自己搞丢，发小还能玩到一块去，没有比这更棒的事。‍‍‍‍‍‍

现实

我和宏在北京的家，附近有一个很大的物美超市。走路有点远但是打车就只是一脚油的事。我们常在周末的时候骑车去买东西。回来的时候车后座上挂满了大包小包的塑料袋子，没法坐人。就一个人骑车一个人跟着一路小跑。宏常常是那个跑着的人。

我在北京去过南边最远的地方，大概是南三环的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那时候为了装修房子，我和宏坐地铁到南城去，再坐着三轮车颠颠儿的去批发市场找布料做窗帘，买瓷砖。家里的每一个装修建材，都是花大半天甚至更多时间，一件一件亲自去选的。我们走的时候出租房子，我精挑细选出一个弹钢琴的美好姑娘，生怕来住这里的人，破坏了我那么多的心血和回忆。

世俗生活最有用的地方，就是它能让你生根发芽，变得强壮。像一株蒲公英，风来的时候，有根的它才可以四下飘散，周游世界。我现在开始明白，我为什么要做出那样的选择。我要先搞定现实。

高三的时候我拍过一张证件照，那时候已经经受了人生第一次重大的打击，生了一场重病而且绵延不绝。我每天跟要磕的题目和试卷呆在一起，跟我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和自己呆在一起，不理身边任何其他的人和事。很多年以后翻到这张照片，朋友看了以后说，这姑娘目若寒星。我很珍视那个孱弱苍白眼神清冷但带着倔强的自己，有一种置之死地但绝不放弃的生命力。‍‍‍‍‍‍‍‍‍‍‍‍‍‍‍‍‍‍‍‍‍

我家现在的后院宽大又开阔。前后各有两棵巨大的橡树，一年四季郁郁葱葱，秋天掉再多的叶子，冬天仍然亭亭如矣。我们刚搬来的时候，这院子全是荒草，还有一块多年失修的deck，布满了冒出来的锈钉子。那时候院子基本处于无法使用的状态。新冠开始那年的冬天，我找人来修院子。邻居看了满腹疑问，这时候做这么大的工程？我顶着巨大的压力和纠结，继续推进工程。果然宏差点被中了新冠的包工头传染，隔离了十天。那会儿后院一片狼藉，满地垃圾和残垣断壁，我在黑泥地里走路冥想，无比焦虑。工程完毕的时候，是四月天，满院的鲜花爬满篱笆，孩子们在宽阔的空地上自在的撒欢儿，日常生活比原来开阔数倍，我对自己的创造骄傲无比。‍‍‍‍‍‍‍‍‍‍‍‍‍‍‍‍‍‍‍‍‍‍‍‍‍‍‍‍‍‍‍‍‍‍‍‍‍‍‍‍‍‍‍‍

青春不是用来悼念的东西。青春就是你原原本本的一部分。你若背弃它，它就离你而去。你若不离不弃，你就永远年轻。等你老了，你也可以年轻的老去——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活着真好，我们要在死之前，创造尽可能多的瞬间，让人觉得活着真他妈的好，让人觉得自己是被这个世界爱着的。我们继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王小一和她的朋友们（ID：leafwt11），作者：王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