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日记》自2023年11月在中国香港上映以来，横扫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12项提名、第17届亚洲电影大奖3项提名，并且于当年累积了约2346万港元的高票房，关于10岁主角郑有杰的讨论热度持续高攀。在各式帖子里，网友都强调，它不是一个遥远的猎奇事件——我们都曾以儿童的身份生活过。

10岁能发生的事情很多，考试、被打、留级、哭泣、道歉以及因抑郁而轻生。

轻生这个词怎么解释？《年少日记》用95分钟阐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些举动可能不是个体的“自毁”“自杀”，而是优绩主义、家庭暴力、比较文化、语言霸凌的结果，是一个公共事件。

在这部电影里，导演卓亦谦呈现了一种普遍的压力：说错话、排名低、睡不着，并不断地被罚站、鄙视、暴打、冷落——10岁的郑有杰在日复一日中深刻地记住了什么是“我”和“一块垃圾”。

在“读书不好就完蛋了”的社会氛围里长大，导演卓亦谦也不例外地曾被嘲笑、欺负，忧虑升学，“人是很复杂的，很多新闻报道跳楼，这个是因为吵架，那个是因为失恋。但仅此而已吗？”

“拍摄这部电影的起因，是念书的时候我有个朋友轻生了。我常常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精神问题由很多人为的、非人为的因素造成。你不知道他这些年经历过什么，他可能早已忧郁了10年。选择自杀的原因是很多的。我本身就曾有过陷入抑郁的阶段，郑有杰也是。”

唯一不同的是，导演和我们都还活着，可郑有杰结束了他的人生。

一、优绩社会：是glass，不是cup

郑有杰的崩溃是渐进式的，最初是因为“a cup of water”。

错误的短句宛如郑有杰短短的人生。当他在校长、父母、弟弟面前勇敢地递上一杯水，并附上英文时，他就被迫开始了自责的日常，最熟悉的词语是“对不起”和“不要打了”。跳楼之前，他只有一个心声：“郑有杰你这团垃圾，以后好好读书，考上香港大学好不好？”

笨拙是不被允许的吗？

也许是的。导演卓亦谦从一系列关于学生自杀的新闻报道里透视到小时候，“成年人告诉我，学习不好就完蛋了，这跟我上学时感受到的一模一样”，20世纪90年代如此，现在仍旧严重。

为此，电影里的父亲郑自雄说了非常多重话，比如“垃圾”“你不行，打到你行”，像《霸王别姬》里严厉的梨园行一样，奉行体罚主义，用鸡毛掸子打，拿漫画书抽，深夜把他关在门外反省，“子不教父之过”突变成一种有毒的父亲气质，始终板起面孔，惩罚郑有杰的每一次“做不到”。

看起来极端，但上世纪90年代的小孩有相当一部分都对这种处境不陌生，比如戒尺、藤条、拖鞋、衣架子，或者是考砸了的破灭感。卓亦谦也曾被归入没什么未来的群体里，“明明我晚上都不睡觉在念书了，为什么还是不行？我是成绩最差那种学生，很记得小时候这种焦虑”。

“以前，我在香港读的是男子学校，每个班级都会有几个人特别嚣张、出风头，而我又跟戏里的角色‘蛋糕’一样有弱听问题，所以常常被嘲笑、霸凌。但是有一个学期，我加入了这个强势的团体。怎么会这样子？为什么突然变得那么坏？我想就是因为自卑和精神上的不满足。”

“香港从来就是一个创业味道很重的地方，各地人口来这边交易，不停地谈工作、谈数据，你今天赚多少钱？成绩好不好？拿到几个学位？”卓亦谦深知郑有杰身上被灌注了巨大压力。

有时，这股压力从父辈那里笼罩下来；而有时，它是从弟弟身上斜溢出来的。

弟弟郑有俊像一个工整、杰出、永不犯错的重影——读国际学校，在肃然无声的礼堂里弹奏钢琴，在父亲暴打哥哥的客厅旁边誊写作业。像Chris Jenks所说，“儿童成为了自己的警察”。他管束自己，并且让父亲看到了管束所带来的伟大将来。可是，郑有杰总是在这个公式中触礁。

在“一切皆有可能”的社会里，郑有杰常常“不能”，谁也没觉得，10岁的身体里会长出抑郁症。

“那是九十年代初，郑有杰的妈妈怎么看待精神病？就觉得那是疯子才有的，她不要儿子去看心理科。我们传统的气氛都是这样，不要说一些负面的话，不要讨论一些不吉利的题目，不开心就要被骂，‘你又乱发脾气了，不开心干嘛呢’。但其实，不能这样去猜想一个抑郁的人。”

“轻生的原因是什么？我很想讨论这个状况。比如抑郁，在跳下去的时候，他们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脑袋，他们也不想这样做的，那是另外一种生病的状态，怎么能去怪他们呢？不要用健康的逻辑去比较，也别轻而易举地批判、谴责，因为问题在于我们太缺少情感上的沟通。”

卓亦谦很熟悉一个不能讨论“痛苦”的时代，痛苦在电影里父亲郑自雄的眼光里毫无用处、没有意义，更别提10岁的抑郁了，完全是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写的，“受苦是自己的失败”。

“郑有杰的世界，等于是成年人告诉他的，学业就是全部，完蛋了就是完蛋了，他真的这么以为”，卓亦谦不是没有设想过青春期，“可能再过两年，他会比较叛逆，知道反抗一下父亲”。

“但这个故事就是很可惜，他过不了10岁这一关了。”

二、怎么反抗，那一只强有力的手？

电影当中，父亲的第一次家暴是在夜晚，吼叫着“这个家所有东西都是我买的”。

10岁是没有个人领地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里写到儿童，“像个入国未问禁的蠢汉”，郑有杰就是踩在父亲领地上的蠢汉，他什么光明的空间都不曾拥有，只有“秘密基地”。

父亲郑自雄可以踢开他的房门、掀开他的被褥，这是一个暴力的事发地，但他仍然得一次次回来，因为10岁的他基本无处可去。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悬殊差异不是身高和体型，而是权力。比如，教室里有一个略高的讲台属于教师，郑有杰被命令站到黑板旁边，面朝同学，这罚站就是一种权力。

从失衡的领地里，卓亦谦能感受到一个歪斜的精神世界正同步生长，“青少年问题一直都有，香港每年自杀的平均年龄也都在下降，但不是每个案子都能被报道出来，而且数字只是一个参考，很多人想自杀也不会告诉媒体，他们的童年曾有过什么创伤”，家暴不过是其一而已。

成人的权力可以在任意地方展演。比如餐桌，父亲边吃饭边讽刺“你能有学校收就不错了”，或者把他从家宴中驱逐开，去茶餐厅跟佣人吃饭。郑有杰是一个没有选择余地的木偶，而且处处犯禁，就像费孝通说的，“一个孩子在一个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一只强有力的手，把书拿走了。有什么理由呢？他是不会明白的”。

呈现在电影里就是那本叫《Pirate》的漫画，一把被父亲抓起来，当作打骂他的工具，最后的下场是被撕毁，扔到垃圾桶里。古话说巴掌底下出良才，他的原生家庭信奉的就是巴掌。

“《Pirate》其实致敬了现实当中一个叫《海贼王》（《ONE PIECE》）的漫画，它从1997年就开始连载，而且影响了很多人，包括我小时候”，卓亦谦设计了一句漫画台词叫“总有一天你会长大，变成你想成为的大人”，他清楚，“如果这个漫画家出事了，那种打击会是相当可怕的”。

绝望的是，在漫画家轻生的新闻出来之前，郑有杰的《Pirate》就被父亲拦腰折断、粉碎了。

“饰演郑有杰的演员叫黄梓乐。试镜的时候，爸爸郑自雄说‘我再也不打你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当时就先不哭，忍住，直到爸爸走了，留下他自己才哭。黄梓乐的共情能力非常强，很了解这个状况。他不停地跟我说这个小男孩真的很惨”，卓亦谦很欣慰，黄梓乐本人成绩很好，妈妈也通情达理，他不必真的承受棍棒教育，只要共情、投入、饰演就可以了。

有句话叫“弱者的武器”，迂回地、暗自地、装糊涂地抗争，像所有青春期的刺头一样。可郑有杰才10岁，从来没想过有“抵抗父亲”这个选项，他处于一个连“弱者的武器”都没有的年纪，要么拿着鸡毛掸子恳求爸爸惩罚他，要么独自内化，在日记里写“我不是什么重要的人”。

“我给戏里这个父亲的下场已经很好了，起码能跟儿子有对话。如果回到现实，很多人根本就再也不会有对话的，我们曾经犹豫过，（最后拥抱的）这个场景究竟应该是父亲郑自雄的梦境还是现实？”

“其实，观众说他们‘感同身受’，我的心情会比较复杂。是不是很多人都曾经历过相关的事情？电影上映之后，我发现抑郁这个问题比我想象中更严重。在香港走了200多场路演，每天都会收到倾诉心理问题的私信。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而且也不能说更多的话了，因为很危险。”

卓亦谦知道“问题”未必总对应着“解决”。“法国有一部电影叫《天使爱美丽》，主角同样背负着原生家庭的问题，爱幻想、很孤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同频的人来了解自己，也许解决问题的办法会出现，但也很有可能永远都不会解决。我只能说，至少把它讲出来是好的。”

《年少日记》的英译名叫Time Still Turns the Pages，卓亦谦解释这是他多年的一个包袱：“每次写东西很崩溃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念书时轻生的那个朋友。我们都是念电影的学生，当时觉得没有什么未来和出路。但如果我在他离开之前那几个小时里，跟他多说几句话，结果会不会不一样？我常常会思考这个问题。当时他给我留了一封信，让我做喜欢的事情。”

“我想，卓亦谦你还有一双手，还有命，就坚持下去吧，你朋友都没机会了，你总要翻到下一页去的，但是不要忘记他，好好记住这个朋友，好好做事情，继续走下去。”

所以郑有杰被拍摄出来了。有些事情，不谈原谅，不谈和解，只谈反省与记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许峥，编辑：钟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