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围电影节后，妈妈催我回家相亲

一篇小红书的帖子突然火了，它的标题只有一句话，却极具戏剧冲突——

 

“电影入围了国际电影节，妈妈催我回去嫁人。”

 

在273条评论里，大家都劝她“务必珍惜自己的才华”，千万不要被落后的原生家庭拖后腿，仿佛围观的人们焦急地对着这个优秀的女孩大喊“快逃”。

 

于是，我联系到了这位女孩，想听她讲讲自己的故事。

 

电影《栖息》入围班加罗尔电影节的那天，夏茜子并没有什么波澜。

 

她收到通知邮件之后，补充提交了一些资料，把消息转发到了摄制组的群聊里。一切如常，她也没有告诉父母这个喜讯。

 

《栖息》是一个有些疏离气质的故事，由男孩和女孩的两个视角展开。

 

男孩为了逃避世俗纷扰，躲进了一个安静的房间休息，一个女孩住进了他的客厅，他以为对方是一只蜘蛛精，并没有赶走她。后来男孩没钱了，支撑不起这种宁静的生活，于是找了新工作搬离了这里。

 

女孩被养父母抚养长大，被男友抛弃之后，受不了小镇的人指指点点，买了一张去往“银河”的车票。她来到这座城市，住进了一家青旅，其实这家青旅是男孩的客厅。当男孩搬走之后，原房主回来了，女孩发现这里并不是她的容身之所，只好落荒而逃。

 

许多人一辈子逃离自己的小镇，最后却发现，落脚的地方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小镇而已，人生而不自由，却总是走在寻找自我救赎的路上。

 

 

这份来之不易的微小成功，是这个22岁女孩暗自努力了许多年的成果。

 

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夏茜子就认准了一件事：自己生来就是要做电影导演的。

 

虽然在成年人的世界，这句话听上去像一句天马行空的梦想，但女孩却认真思考这个梦想的可行性，并且用实际行动完成了它。

 

十几岁的时候，她写出了许多剧本，有科幻片，有悬疑片，也有文艺片。但是，如果要把这些文字变成画面，有且只有一个实现途径——那就是钱。

 

高考结束之后，她反常地没有选择任何与电影沾边的专业，而是选择了“金融学”这个看上去八杆子打不着的方向。

 

原因很简单，她想学会赚钱的原理和融资的能力，“我需要有资金才能够把剧本以电影的形式呈现”，这个想法看上去有点莫名，但却异常符合逻辑。

 

就这样，出生在广州的她，踏上了去北京上学的路，这段路她来来回回走了四年。

 

 

和全中国大部分的普通父母一样，夏茜子的父母从未正视过她的电影梦想，更多的只有指责与批评。在他们看来，搞电影不过是“小孩的玩闹”，最后闹够了，还是要回来乖乖找个班上。

 

既然没办法获得父母的支持，所有经济压力都需要她一个人解决。这份奢侈的电影梦想，必须由自己买单。

 

她周密地计划了一份“一切为了电影”的大学计划，并且以可怕的执行力如期完成。

 

和普通的文艺青年不同，夏茜子明确知道梦想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她在大学期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专业，用拼命三郎的状态地学习、考试、实习。本科四年，她拿到了证券从业资格证、基金从业资格证、初级会计证、初级经济师证，还参与了科研项目和商业比赛，拿过2次的国家级奖项和5次校级奖项。

 

她的简历漂亮得不像话，完全是一个优秀金融专业学生模版。她有八大会计事务所的实习经验，在残酷厮杀的毕业季，直接拿到了央企的offer。在大多数应届生一筹莫展的时候，她已经有了铁饭碗。

 

在一个优绩主义社会，这个女孩已经尽全力攀爬到了能力范围内的最高点。而这些耀眼的专业成绩，全是她为了“拍电影”这个终极目标而积攒的宝石。

 

今年3月初，夏茜子用自己在金融行业实习攒下来的钱，开始拍摄处女作《栖息》。

 

剧本诞生在深圳城中村的一个握手楼单间里。

 

那是一个没有阳光的房间，当广东回南天来临，房子的墙壁上爬满了黑色的霉菌。夏茜子的房间窗户，正对着隔壁一户人家的厨房窗户，她静静地看着对面厨房里的女人一天到晚都在忙碌。

 

她不愿意困在这个满是霉菌的黑房子里，于是早出晚归，尽量晚点回家。在那段幽暗的时间，她创作出了《栖息》的剧本。

 

这部电影4月开始拍摄，5月初完成制作，夏茜子一个人兼任导演、编剧、后期。在筹备初期，她在北京顺义区租了一间房子，招募了拍摄伙伴。在导演阐述里，她记录了关于拍电影的日常：白天乘坐地铁换公交，去顺义区的场地堪景置景，晚上还要赶回朝阳区的学校宿舍画分镜。

 

一个22岁的非科班学生拍摄第一部电影，当然会遇到难题，比如拍摄时间超出预期、灯光器材损坏、资金预算紧张。有一天晚上在面馆拍戏，遇到了几个闹事的醉汉，团队大多是女孩，只好换了一家店继续拍，没想到醉汉跟了过来。

 

整部电影拍摄下来，只花费了八九千元，团队成员有在小红书上招募的，也有电影学院的学生，也有被拉来做苦力的朋友。

 

但就是这部成本很低的电影，在国外得到了不少认可。

 

《栖息》目前入围了意大利罗马第四届COLIFFE–Coliseum国际电影节、第13届班加罗尔短片电影节、巴西文化场所电影节，以及在美国的PressPlay电影节评分8.9，并推荐为Award Worthy（值得获奖）。

 

虽然这些奖项不是戛纳柏林威尼斯，但对于一个年轻的独立电影人来说，这就是她微观世界内的一次全面胜利。

 

 第13届班加罗尔短片电影节入围名单

我很好奇，为什么她会创作出这样一部特殊的作品。它不流俗，充满了对社会的隐喻，也能看到强烈鲜明的作者性：很明显，这是一个没有栖息之地的女孩的自白书。

 

当她讲述了她的故事之后，我发现，落荒而逃的人不只是故事的女主角，也是创作故事的这个人。

 

她一路逃跑，却很难找到自己落脚的地方。

 

夏茜子并没有告诉妈妈自己入围电影节的事。

 

我本以为，这个女孩会用这份“相当耀眼的成绩”去向父母宣告“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但她却淡淡地否定了我的猜测。

 

她重复了四五次一句相似的话：“只有我用电影赚到了足够的收入的时候，我才会告诉他们，这样才能不被他们骂”。

 

夏茜子是一个回避家庭冲突的人，甚至是小心翼翼地和父母相处。她告诉我，其实家庭内部发生的争吵并不多，因为她并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和父母争辩”这件事上。如果一开始就知道吵不过，索性就什么都不说。

 

“争吵会耗费心神，也会影响我的创作，所以我找了一份他们挑不出毛病的央企工作”，其实她没有说出口的是，她用一份父母满意的工作堵上了他们的嘴，然后偷偷继续着自己的梦想。

 

就在她入围电影节的几天后，母亲的电话打来，询问她学校的课程是否结束，如果结束了就尽快回家。但夏茜子本能地抗拒着来自家庭的召唤，她用六级考试搪塞过去，其实只是不想回家而已。

 

因为家庭对于她来说，并不是一个舒适的地方。

 

“很多父母都会这样，希望自己的孩子很优秀，然后以后可以赚很多钱。”

 

当夏茜子聊起父母的时候，语气也是淡淡的，没有期望，也没有失望。在她的描述里，她的父母和大多数中国父母的面貌差不多：要求严格，强调付出，很难讨好。

 

即便夏茜子已经找到了一份离家近、收入不错的央企工作，父母仍然不够满意，他们希望女儿最好就在家门口的广州工作，深圳还是太远了。

 

 

说起催婚，是一件更加痛苦的事。

 

母亲对夏茜子的婚姻大事，永远处在一种焦虑的战备状态中，仿佛周围有一万张嘴巴在说“过了25岁嫁不出去就变成剩女了”“女儿嫁不出去就全完了”。

 

哪怕是杂货店老板介绍的相亲对象，母亲也积极地推她去见面吃饭。然而，黑色幽默的转折点出现了：对方的母亲不喜欢染黄头发化妆的女孩，妈妈二话不说，就把她高中黑头发的照片发过去了，并且要求她立刻回家把头发染成黑色。

 

父母婚恋观的滞后，让夏茜子感受到了沟通失效的无助。

 

“我认为应该先找到一个我爱的人，而不是怀着我一定要结婚，所以我一定要马上找一个人结婚的这种心态。但我跟妈妈讲这些的时候，她只会说：‘那你就快去找啊’。”

 

“吵是吵不过的，他们不会听我说的话，不会接受我的观点，他们觉得传宗接代是天经地义的，反而是我有神经病。”

 

母亲是那个替她捏着秒表计数的人。

 

父母的警戒线是25岁，他们坚信女孩超过25岁就要被挑挑拣拣。如果在25岁之前必须结婚，那么就意味着22岁之前必须找到一个潜在的结婚对象，用几年时间恋爱了解。这也是母亲如此焦急的原因，因为“剩女的丧钟”已经敲响。

 

“他们一直用爱我的名义，捆绑着我往他们认为更好的方向去走”。

 

明明彼此都关切地爱着对方，却总因为思想和观点的不同频，永远无法理解，最终只有无奈。

 

就像22岁这个节点，对于父母来说，是结婚的致命倒计时，但对于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女孩来说，是广袤自由人生的第一天。

 

但夏茜子和大多数中国孩子一样，永远无法真正去责怪父母。

 

在那篇小红书帖子下面，让她印象最深的一条留言是这么说的：

 

“我们的父母不能理解他们没有接触过的广阔世界，但是给了我们走向世界的眼睛和腿。当我走过千山万水，我只想用有力的臂膀环抱着他们，让他们像襁褓中的婴儿一样有安全感的探出头，偷偷瞄一眼我脚下的世界。”

 

对她而言，母亲像一扇沉重的铁门推着她，而她也清楚，在母亲的身后，有更多完美隐身的“推门者”。这些隐身的“推门者”，用“你女儿不好就是你教育不好”“你是她最亲近的人，你有义务劝她”这样的话来绑架母亲。

 

年轻人总是好奇，为什么父母总要说“等你XX了我就完成任务了”，年轻人总是咆哮“到底是谁给父母下达的任务？”

 

答案其实很简单，是父母周围密密麻麻“嘴”。人言可畏，人言也会编织一张巨大的网，将父母笼在这张网里。他们太老，已经逃不出这张网了。

 

夏茜子心里清楚，妈妈的致命软肋，就是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

 

她回忆起这样一则小故事。在她上寄宿高中的时候，周末喜欢拉着行李箱回家，这样就可以免去背书包的麻烦。邻居看到了之后打趣她“像刚从香港出差回来一样”。自从那次起，妈妈便不允许她拉行李箱上学了，因为“被别人看到了影响不好”。

 

她没有服从，但却能理解母亲。“萨特在《禁闭》里说‘他人即地狱’。他人的议论，对我妈妈来说，确实是折磨的。”

 

拧巴的母亲，其实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她被太多东西困住了，无论是家庭，还是公司，或是她自己思维的局限。”

 

夏茜子向我讲述了关于母亲的故事——

 

“她出生在广西，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姥姥家重男轻女，生了很多个女孩也没有生出儿子，最后便领养了一个男孩。小时候的她完全没有时间做功课，一回到家就要做家务，第二天也是必须做完家务才能去学校。她十几岁的时候，和村里的几个女孩一起坐船来到广州找工作，打拼十几年，现在已经是一家企业的主管。”

 

虽然妈妈的催婚让人窒息，她的思想也早就被周遭的人和事同化，但夏茜子总是重复着作为女儿的心疼和感恩：“如果没有妈妈，我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以前上初高中的时候，夏茜子会在内心埋怨母亲的局限性，甚至在日记本中写下来。

 

“身为她的女儿，我的一切，甚至我认为很糟糕的事，她都会对别人说。我有时候觉得，我在她的同事面前甚至没有隐私可言。我考了多少分，我在家里做了什么，她的同事都知道。但随着年龄增长，虽然我依然不赞成她的行为，我却逐渐理解了她。也许她觉得我是她的骄傲，也许她只是太多分享欲，却无处安放。”

 

 电影《伯德小姐》

只要在父母身边，“亏欠感”就像环绕的幽灵。

 

他们不断向女儿重复，大人辛苦地工作，都是为了夏茜子和她的姐姐。父亲曾经喜欢抽烟，每次别人劝他戒烟时，他都会说一句话：“等我供两个女儿读完书，她们出来赚到钱了，我就可以戒烟了。”

 

父母购置的车和房，也会算到两个女儿头上。如今夏茜子找到工作了，家里即便没有贷款压力，也会要求她以后每个月都要“给家用”，姐姐当年也是这样过来的。

 

说起姐姐，更像是夏茜子的另一个影子，只不过姐姐已经按照父母的意愿步入婚姻了。

 

“姐姐24岁的时候，我爸我妈齐上阵去催婚，我爸甚至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这些年我觉得妈妈更偏爱姐姐，对我更苛刻。但姐姐告诉我，这一切都只是因为她已经嫁出去了。”

 

夏茜子曾经不顾家里阻拦，跑去深圳的电影公司实习。在父亲看来，这份工作赚钱少离家远，女儿理应留在广州本地找一份工资更高的工作。家里其他人觉得，摊上这样不懂事的女儿，是她的父母可怜。但姐姐却坚定地站在了她身边：“她知道我想追求什么，她知道我的痛苦，她可以感同身受，甚至还来深圳陪了我一个星期。”

 

夏茜子心里清楚，姐姐之所以感同身受，是因为她经历过这一切。但在姐姐经历的时候，夏茜子年纪还太小，那时的她还看不透成年人的世界。

 

姐妹二人就像错位的双胞胎。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我跟她在同一张床上睡觉，她的眼泪一直在流，但她没有哭出声来。我知道她很难受，那天吃晚饭，她在餐桌前被爸爸一巴掌掴到了地上。只是因为她的英语听写不及格，被老师叫了家长。我没有安慰她，因为那时候的我什么都不懂。”

 

夏茜子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姐姐的成长之路，让她在无意识中规避了很多与家人相处的矛盾点。而在旁人不理解她的时候，姐姐就变成了唯一感同身受的人。

 

这个家庭里的每一个人，仿佛都带着刺拥抱彼此。

 

“叔本华提出过一个豪猪理论，大意是为了避免冻僵，一群箭猪相拥在一起取暖。但它们很快就被彼此的硬刺扎痛了。这样，它们被迫分开。但为了取暖，它们的身体又再度靠近，身上的硬刺又再次把它们扎痛了”，她如此总结自己的原生家庭。

 

爱是爱的，但彼此靠近就会灼烧得很疼。

 

 

这份来自原生家庭的灼烧感，迫使年轻的女孩寻找自己的那间房。

 

只有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她才能呼吸，才能创作，那是一个没有人逼着她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的地方。

 

这个世界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眼睁睁看着一个女性在婚姻里湮没自己的才华。

 

张爱玲1937年从高中毕业时，在校刊填过一个调查，名为“爱憎表”。“最怕：死；最恨：有天才的女人太早结婚；最喜欢：爱德华八世；最喜欢吃：叉烧炒饭”。

 

这里说的有天才的女人，或许指的就是这样的人。把她过早地推入婚姻里，就像把珍珠掷入洗碗池。

 

就在我和夏茜子对话的那一天，她收到了入围“湾区短篇电影创作季”30强的通知。

 

下一步是复赛，如果她能进入前10名的话，主办方会给她提供去北京的机票，接下来是线下答辩，主办方会在前10部电影中选出3部，给予创作投资和帮助。后来过了几天，她又被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大讲堂录取。

 

她确实一直在朝着自己的方向不断地游，就像1926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Trudy Ederle一样，坚定且平静。

 

 电影《泳者之心》

这个22岁的女孩不是没有被质疑过。

 

曾经有一个制片人否定过她，拒绝给她投资，原因很简单，因为她不是电影学院的科班生。这位制片人告诉她，只有电影学院的学生，未来才会获得更多的资源。

 

也有一位影视从业者，虽然已经离开电影制作行业了，但看到了她的剧本后，立刻就投了一笔钱，原因也很简单，对方只是想支持年轻人做出好电影。

 

当我问起她在青春期时写下的那些剧本，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部？

 

她讲述了一个曲径通幽的好故事，稚嫩却充满灵气。

 

一个女孩在小城里受到了很多歧视，她和一个人相爱了，却因为身份被驱逐。她饿倒在公路边，一位大哥开着货车经过。女孩问大哥，有没有一个人人平等的地方？大哥回答：有，我正在去往这个地方。于是他们一起踏上了公路。

 

这个地方叫思城，女孩一路打听，一路听到了不同的答案。一位老人说，思城是个好地方，家家户户都能用上电灯。也有人说，思城根本不存在。一位智者告诉女孩，每个人对思城的定义都不一样，有人说这是一个人人都能用暖气的地方，也有人说，思城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女孩和大哥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一座雪山前，大哥告诉女孩，翻过雪山就是思城。他们抛弃了所有行囊，空手开始爬山。大哥把自己的衣服给了女孩，女孩按下了发送求救信号的按键。他们躺在雪地里等待命运的宣判。大哥牺牲了。

 

后来，思城的救援队赶到，他们救下了女孩。最终，女孩终于来到了灯火通明的思城，找到了大哥心爱的女人。女孩把大哥临终托付的银行卡交给了女人，女人却告诉她：“我不要，因为思城不需要货币，这里人人平等，我们彼此互助。”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故事未来是否会出现在电影院的大银幕上。但夏茜子希望时间再久一点，她想赚到更多的钱，用最好的资源，呈现自己最宝贵的故事。

 

在此之前，她恐怕还要继续面对未知的挣扎和挫折。

 

一边在央企工作，一边继续自己的电影创作，一边面对家庭的催婚压力，更重要的，是她未来还要面对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审视。

 

在22岁的她看来，最无法理解的是社会的双重运行标准。

 

“如果一个女性的工作不够优秀，专业作品不够完美，职位或工资不够高，那么总有人可以用‘不如趁年轻找个人嫁了’来否定她独立生活的价值。”

 

“可是当她的工作足够完美了，她又达到了世俗意义上剩女的标准，到了那个时候，社会又要用年龄去否定她。好像一个女人一旦超过了35岁就废了。这太可怕了，她很有可能再活50年，难道她的生命只有前20年是值得活的吗？”

 

这些冲突和斗争让她愤怒彷徨，更让她明白身为女性创作者该如何书写自己的故事。

 

 电影《时时刻刻》

 

“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我父母的住所对我来说只能是短暂歇脚的地方，如果时间久了，也是会产生矛盾，彼此耗费心神。”

 

人们常说，女人没有真正的“家”。她们一生停留在父母家、丈夫家、孩子家。而现在，年轻的女人们意识到了这个困境，她们要找到自己的那间房。

 

曾经在北京求学时，夏茜子感到风一般自由。家人不在身边，没有人能够管束她，小小的宿舍间就是她自由创作的地方。毕业之后，这种限定自由戛然而止。

 

“我很想找到一个可以容纳我一个人自由创作的房间。在这个房间，我不需要跟别人共处一室，我不需要受到任何人的凝视，没有宿管查寝，没有人催我收拾，更没有人盯着我是否努力干活，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创作，自由地发呆，累了就入睡。”

 

或许在不久的未来，在那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里，一个年轻的女性创作者，会创造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