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你愿意当“乡村CEO”吗？

云南昭通大山深处的石水井村，被称为中国乡村的“圣托里尼”。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春有百花、秋有果蔬，村民闲置的房屋也经简单装修，改造成家庭公寓、餐厅，统一设计成蓝、白、绿色调，错落有致、线条突出，与蓝天、白云、绿树和谐相通。‍

时光恬淡、静谧安然，这里很快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点。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李小云是石水井村的“规划师”，这是他“在现代化语境下让乡村活起来”的试验之一。

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作为一名有着政策研究经历的乡村实践者，李小云教授和他的师生团队，带着寻问中国乡村建设答案的求索，与村民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喜同愁，先后推动了云南、湖北、重庆等地几十个村庄的实践。

近日，瞭望智库专访了李小云教授，请他谈谈如何实现乡村建设与乡村经营并重，以及培养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创新实践。

一、建设乡村的现代化

瞭望智库：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显著标志，也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如何从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来看待乡村振兴？

李小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解决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这就需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而乡村振兴，其实质是现代化问题。

云南昭通大山深处的石水井村被称为中国乡村的“圣托里尼”。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串联式”的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顺序发展。以英国为例，其农业产值从1700年占GDP的43%下降到1880年的10%，农业就业人口从1700年的75%下降到1900年的10%以下，农业总产量增加了2.7倍，这个过程用了200年的时间。

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延循西方历经数百年的串联式发展路径，而需要并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这一“并联式”的发展路径在高度压缩的时空里推进，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特点。

瞭望智库：去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6.2%，乡村人口还有5亿左右。乡村振兴是否意味着这5亿左右人留在乡村，振兴乡村，还是推进农民进城上楼？

李小云：对于中国而言，通过现代化的方式解决乡村问题，需要聚焦依赖土地生活的人口比例依然相对过高和乡村产业相对单一的问题。

就乡村人口流动模式而言，不能简单延续先外出打工再回到乡村的模式。一方面需要通过就业和居住以及社会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让在城市的农民工能真正成为市民，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乡村产业的多元化、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向乡村的延伸，让乡村真正宜居宜业，实现现代化。

过去我们的现代化一直基于推动城市化，乡村发展一直滞后。现在需要推动乡村发展，实现城乡同步现代化。

新世纪以来，通过免除农业税，提高农村低保覆盖率，完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战略等系列举措，城乡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在这样一个新的阶段，农业GDP占比越来越低，乡村人口不断转移，乡村的功能开始发生变化，乡村的相对价值开始凸显。这个阶段中，通过城市动能带入到乡村，可激活乡村的功能，激发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

二、“没有规划”的规划

瞭望智库：自2015年起，您先后在云南30多个村庄开展乡村建设实践。结合您的实践，对于乡村建设，您认为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

李小云：乡村建设，首要问题是规划。

“我们不会搞。”2016年，在云南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河边村和村民讨论村里上山步道的建设时，村民连连对我摇头。

但当时，除了有一点钱买砖和水泥以外，我们没有资金请专业公司进来施工。于是，只能自己干。

两周之后，村民已经把步道建好了，而且建得非常漂亮。去过河边村的人都走过上山的红砖步道，一致给出评价“这小道建得真有特色。”从此以后，村里的各种工程都是村民自己动手建设。

云南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河边村的晚霞。

河边村的实践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村民是能工巧匠。

后来，昭通市领导请我帮助指导昭通的乡村建设。我在市里选的实验村里对县乡和村干部们说：“村庄空间的居住和生产布局都已经有了，不能搞大拆大建，也不能花钱搞大规划，可以选择核心示范区进行微改造、精提升。”

干部说：“那也得规划啊。”我说：“我不是规划师，主要还得靠你们和农民一起讨论，自己建设啊。”在和他们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说：“当然建设村庄需要懂专业的人，但是懂专业的也不一定非要请专家。昭通这个地方外出打工的人很多，他们出去打工大多都是搞建筑工程，搞装修，这些人就是专家啊，而且他们了解村里的情况。”

我又问村民：“你们村有人会砌砖吗？有没有在外面搞建设的包工头？”村民说：“有啊！”我说：“找过来。”

不一会的时间就来了很多人。他们指着一位村民说：“他是懂工程的。”我问这位村民：“能指导村民盖房、修路、砌墙吗？”他说：“没问题。”

昭通彝良县的大苗寨就是干部和村民一起根据村里的实际情况，规划了进村道路、停车场、小广场、公共厕所、休闲空间和其他建设项目的位置。

为了更好地组织村民建设大苗寨村，县里成立驻村工作专班。他们选派了一位曾经在大苗寨村担任村支书、现在在乡政府工作的年轻人小苏负责。这位年轻人和那位懂工程的村民一起担负起了大苗寨村的“设计师”和“建筑师”的重任。

他们先用红砖铺成要建设的样板，拍照发到我们的工作群里，大家一起提意见，方案确定后，村民在现场开始施工。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到村里一看，大吃一惊。红砖广场、红砖步道、红砖咖啡店、红砖公厕简直就是艺术品。小苏说这都是和村民一起讨论试验的成果。

大苗寨的很多村民都参与了建设，县和乡的专班负责人也住在村里，大苗寨的建设按照以工代赈的方式，做到了农民的村庄农民建。

云南昭通大苗寨村当地村民用传统拦门酒欢迎游客。

在大苗寨村的建设中，我们的老师、县乡工作专班以及住建和文旅部门的专业人员都在村里，提供了很多专业支持。农民的审美以及他们的乡土建设知识，民族文化符号和他们的生活习惯，都体现在建设中。在大苗寨村的建设工地上，有政府干部，有懂技术的村民，有出工的妇女，有请来装修的师傅，俨然是一个建设的“大杂烩”。但正是这样的“大杂烩”才让各种知识和经验相遇在一起，才建成了令人惊叹的乡村新景观。

建成以后的大苗寨村我把它称之为，干部下乡搞规划与农民建设自己乡村有机结合的“完美乡村艺术品”。

瞭望智库：这个“规划”过程，专家的力量看似缺席了，是否科学？

李小云：大苗寨的建设过程没有“专家”的缺位，我们这些专家一直都在和专班的同志，和村民一起工作，大苗寨的确是一个“村民主导”的乡村建设的试验。

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这个主体性应该贯穿乡村建设的全过程。农民不仅是受益主体，也是建设主体，乡村建设的核心是农民。

强调这些并非是要搞农本主义，而是因为我们乡村建设的范式多受城市范式的影响。那些看似混乱的村落是我们习惯了城市笔直干净的大道和规范的建筑而形成的对乡村的看法。

在现代化的语境下，乡土的知识和智慧，基层的能动性很容易被淹没，村庄被建设成为“笔直，干净，整洁”的“城市乡村”，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恰恰是有别于城市的乡村，即乡村性的乡村。

而这些，我们和村民们一起，在保持原来乡村的风貌的同时，不用花很多钱，没必要高大上，“微改造、精提升”即可达成。

三、也需要经营好乡村

瞭望智库：如何让乡村建设更加健康持续，而不是止步于相对短期的建设，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看，您有何见解？

李小云：乡村建设需要从以“乡村建设”为主，到“乡村建设与乡村经营”并重，并不断提升“乡村经营”的水平，否则乡村建设不可持续。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乡村的功能和价值日益凸显，城乡关系的变化使得城市逐渐具备了日益增强的“消费乡村”的功能，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市场空间，因此，需要在城乡关系互动的大视野下，超越传统的乡村功能，寻找乡村的出路。

其一，涵养培育美丽经济。

我出生在陕西北部的定边县，小的时候和姥姥一起生活，九岁才去和父母团聚，算是一个留守儿童。在我童年的印象中，乡村是丰衣足食的。那个时期城里人的生活靠国家供应，吃的东西并不丰富。陕北的乡村虽然靠天吃饭，但是地很多，每家的自留地也很多，一旦雨水好，他们的谷子、荞麦、马铃薯一年收获可以吃两年。暑期的时候，姥姥会把我送到乡村的亲戚家里。夏季的黄土高原景色非常美，我印象里那一群一群的羊、马、驴和骡子，让我每到假期都想去。这一经历影响了我对乡村的认知。

乡村有自己独特的美，要让乡村美起来，真正呈现乡土美学，发挥其美学经济。艺术家可以带来新的视角，但这都得根植于乡村人的生产生活实践中。

在昭通、曲靖和怒江，我们和驻村干部、村民一起建设了一个又一个各具特色的新乡村。这些乡村都被评为了全国和省里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其二，盘活壮大乡愁经济。

今天生活工作在城市的多数人，对于乡村都有着一个温馨亲切的回忆，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会在梦中想起。

乡村里的山水林田，以往司空见惯，不觉得它有价值；一片静默无语的空地、一间间老旧斑驳的房子，旧时身在其中，往往选择性无视。当我们离乡进城，再次想起，感慨袭来，这是一种寄托乡愁的文化符号了。

乡愁萦绕，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回忆乡村并愿意为之消费的社会语境。农家乐、田间游等应运而生；骑行在山、品茶于田等新潮涌出，城乡融合下的乡村新经济空间逐渐形成。

对乡村而言，乡愁就此转化为经济价值。

其三，挖掘变现沉睡经济。

过去几十年中，农村人口外出打工者多，从城市挣到的钱不少用于农村房屋的改造，但由于居家时间不多，房屋难免被空置，形成了闲置资产。

这些资产经过规划，可以利用起来，打造成民宿、餐厅等新的业态，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相关政策也早已明确规定：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

云南昆明晋宁区福安村文化队进行表演活动。

比如，在云南昆明晋宁区福安村，我们用当地政府的试验资金盘活了六栋闲置的民居，租期为15年，15年之后，民居还给农民。一栋民居每年租金为6万元，出租15年就能获得90万元的租金收入，这些收入归集体所有。

这一做法既保障了农民的权益，又让村集体有了收入。

瞭望智库：经营乡村方面，国内范围内来看，有没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经验，要规避什么问题？

李小云：经营乡村方面，国内已有很多成熟的经验。第一种是村里的能人承包村里或农民的闲置资产搞经营的模式，实际上是个体企业。这种类型的经营产权和激励明晰，利益分配机制到位，经营效果好。但是，不是所有村庄都有这样的能人，而且除了集体或拥有闲置资产的农户可获得一定租金以外，其他农户收益相对有限。

第二种是外来的市场主体采用“公司＋农户”或“公司＋集体”的形式。这种模式在全国非常普遍，效益也很好，但这种形式可能会演化为“公司拿大头，集体拿小头，农民拿零头”。

经营乡村不仅仅是追求效益的经济问题，其背后亦有共同富裕的考量，而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第三种模式是以农民为中心的经营模式。这种模式并不普遍，一般难以成功，主要是农民缺乏组织，缺乏管理技能。但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经营乡村的核心是确保以农民为中心，农民是决策主体、建设主体、经营主体和受益主体。

要想把经营乡村的收益主要留在乡村，就需要补上农民不会经营的短板，因此，雇佣为农民服务的职业经理人是一个可行的路径。

四、“乡村CEO”

瞭望智库：乡村职业经理人，这样一个现代的概念，该怎么理解其对于乡村建设的作用？

李小云：乡村职业经理人可视为我国城乡关系发生改变后，填补乡村现代经营知识和管理技能洼地的一个实践探索。

2017年，在勐腊县河边村与村里的年轻人讨论未来谁来管理村里的新产业时，我和村里的年轻人开玩笑说，“你们应该是河边村的CEO”。把乡村经营活动的管理者称为CEO，可以改变人们对村庄“落后”的刻板印象，也有助于乡村价值的提升。

河边村是一个瑶族村寨，自2015年起，我一直在此驻村扶贫，开展乡村建设，推动了所谓的“河边村试验”。团队借助热带雨林和瑶族民族文化的条件，利用脱贫攻坚的资源，支持村庄打造以“瑶族妈妈的客房”为主的高端民宿新业态。

“瑶族妈妈的客房”已成样板，政府层面、学术层面、媒体层面从各自角度对此有过细致入微的田野调研。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客人进入村庄，河边村开始面临谁来帮助农民管理和经营民宿的新问题。客人入住要录入个人信息，开具发票，还需要维护和更新各类设备和耗材，组织民族文化活动，更重要的是与外部市场对接。

这些事靠村干部不现实，一是他们不太会干，二是村里本身事务繁多，加上个人家里还要干农活，很难抽身。一些外来的公司到村里考察一眼就看到了商机，表示可以承包经营。

但我们很快发现，承包经营要切走50%的营业收入。将建成的“瑶族妈妈的客房”承包给外来的市场主体，意味着收益溢出，埋下农民返贫致贫的风险点。

一包了之、一租了之，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这个过程中，农民的管理经验、技术水平、适应市场的能力提高不够，没有学到如何当“老板”，某种程度上脱离了现代化道路，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

这既是河边村面临的特殊问题，也是经营乡村要遭遇的普遍性问题。

在很多相对发达的地区，村民的收入已经不再依靠乡村内部的资源，如土地、房屋等。在这种情况下，将这些闲置资产出租经营，不会和农民争夺利益，反倒可以盘活资产，增加农民收入。但是，河边村农户的生计还紧紧依靠村庄内部的资源。

因此，河边村的经营须建立利益主要留在乡村的机制。

 

瞭望智库：这种机制需要协调哪些方面的利益，又该如何制定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李小云：这一机制的核心是，既能引入外部管理技能，弥补农民和乡村经营管理人才缺乏的问题，又不能造成经营乡村的收益大规模流失。

因此，这样的机制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农民要有自己的市场主体，如很多乡村的合作社或者村集体和农民入股的公司；二是要有为这些市场主体服务的职业经理人，即乡村职业经理人。因为即使有了合作社，由于农民自己不会经营，合作社还得找一个外部公司做替代经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地方采用合作社+公司+农户的机制来经营产业。

乡村人才的流失是一个客观的现实，让有知识有才能的人永远留在乡村是不现实的。但是，经营乡村又的确需要人才，解决这个问题是乡村振兴工作的关键，也是最大的难点。

而乡村职业经理人是一个基于经济激励的职业创新，他不需要永远留在乡村，他是为了职业、收入和报酬，当然也有为了乡村理想而在乡村工作。

这一创新的生命力在于，既能够通过薪资工作条件吸引职业经理人来到乡村，也能让他们像城市里的职业经理人一样，自由流动。

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就需要不断培养出具有这样技能的乡村职业精英人才。因此，我们与企业合作共同启动了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养计划。

我们先后在曲靖师范学院成立了乡村职业经理人学院，在云南农大启动了乡村职业经理人计划，在浙江和广东启动了千名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计划。

河边村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在几年实践中经历了反复的解体和重组后逐步开始发挥作用。从2017年开始试运行到现在，河边村累计产生了超过400万元的收入，这些收入全部留在了乡村，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河边村的经验是我们发展乡村职业经理人的逻辑起点。

乡村职业经理人、乡村运营师、“乡村CEO”，称呼不一，但逻辑相通：为农民的企业雇来一个总经理，然后再把农民培养成“老板”，既能从事传统产业，又能适应新业态。

云南昭通石水井村建设的游乐设施。

石水井村的女婿张宇，之前开过烧烤店、奶茶店，做过房地产中介，一次回村给亲戚家帮忙改造示范民宿时，被推荐为石水井村的职业经理人。从此与我们团队一起，全程参与探索石水井村文旅等新业态运营和可持续经营模式。

在一个高度压缩的时空中实现现代化，有很多不同于原发性现代化国家的实践模式。将现代的知识和管理带入乡村，在农民在场的条件下建设新乡村，培养新农民，打造乡村新经济，乡村职业经理人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催化剂。

随着更多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的徐徐展开，经营乡村的需求越发迫切，对经营乡村人才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这也对乡村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

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实践意义远超经营乡村产业本身，它是中国城乡关系变化的一个缩影，是一个探究乡村振兴实现路径的社会创新实践。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 （ID：zhczyj），受访者：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作者：李亚飞、田文文、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