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不给钱的奖项都是耍流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题图来自东方IC

今年，我们邀请贾樟柯来担任第二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评委，并邀请他做了一期评委访谈，聊聊对于文学奖的理解与思考、评价标准、近期见到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以及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体会。

访谈后面是一篇想分享给大家的文章：贾樟柯《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收录在《贾想2》（理想国2018年1月出版），以此回顾第六代导演青年时代的写作和创造。

文学奖：您觉得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文学奖的意义是什么？

贾樟柯：文学奖非常重要，并不怕多，因为相对应于现实的写作来说，目前写作的状况是很多人还在用写作的方法来呈现自己的感受、呈现中国社会的现实，出版物也非常多，被发表出来的，包括在网络发表出版的作品非常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也很难像八十年代那样，在一个娱乐文化匮乏的时代，小说出来可能影响全国，获得非常多的读者。在众多的作品之中，需要用文学奖的方法，通过专业人士的编辑、推荐，甚至评奖，来给读者推荐这一两年最重要的一些作品。当然，宝珀文学奖聚焦在青年作家身上，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因为青年作家刚刚开始写作，他们的工作成果并不一定能够被公众所认知跟熟悉，我一直觉得文学奖是一个非常好的转化，它可以通过文学奖的这种模式让更多年轻写作者走入公众的视野里。

文学奖：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是一个青年文学奖，所有参赛的青年写作者必须是45周岁以下，您对青年作家有什么样的期待？

贾樟柯：45周岁都算青年？那我刚到中年（笑）。

所谓年轻，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每一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所能够关注到的社会现实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我自己成长过程中有求学的经历，有寻找职业的经历，有我刚刚开始对中国现实家乡的理解，很多开始的阶段。那时候非常新鲜，那时候对应的是我当时的社会现实。

中国社会变革这么快，需要年轻人的眼睛、年轻人的身体、年轻人的写作去把最新的这个世界的情况呈现出来。毋庸置疑，年轻人因为跟他们的年龄、身体结合的非常紧密，所以他们对现实新出现的问题非常敏感敏锐的。另外一方面，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又需要新的文学方法、艺术的方法来呈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会比较多的有新的一些文学语言出现。

文学奖：首奖的奖金是30万，您觉得这个奖金或者这个关键词的意义？

贾樟柯：奖金太重要了，我觉得所有不给钱的奖项都是耍流氓。因为写作跟我们拍电影差不多，是非常耗费精力的，它可能占据你所有的时间，一年、两年去完成一部作品，很多人甚至放弃了自己的职业专心写作，现在如果有比较大的奖金给这些作家，会对他们的写作工作有非常大的支持，要过日子嘛。

文学奖：您做《小武》的时候才二十多岁，《三峡好人》也是三十出头，您觉得您在青年时期创作的时候，最早开始拿起摄像机拍摄的时候，是怎样有这个自信觉得您就是那个创作者？

贾樟柯：在早期的创作里不是自信的原因，我觉得是一种生理性的反映，如果你是一个有非常丰沛的、澎湃的表达欲望的人，面对身边的人跟事的时候，你不吐不快，如果不能通过写作的途径解决到自己的心理问题、情感问题，那是不堪设想的事情，所以我经常说我如果没拍电影可能是一个江洋大盗（笑），我觉得它是我的一个精神出口，我相信也是很多年轻人寻找精神出口的非常好的方法。

文学奖：您说不做导演会成为一个江洋大盗，有没有想过自己成为一个写作者？

贾樟柯：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一个作家，但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写作者，因为写作是每个人都可以实现的一个日常化的生活方法，比如我们要拍电影的话很工业化，但写作不一样，你有一个电脑，有一张纸你都可以去完成，而且我觉得写作可以伴随每个人的生活方法，哪怕你写日记也是写作的一种。

文学奖：您的青年时期的写作或者创作，对您接下来整个创作历程有哪些借鉴？

贾樟柯：很难讲早期的作品跟现在的作品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一个人探索自我的过程，它是我的一个曲线，回过头看我已经拍了13部长篇，包括刚刚完成的《一个村庄的文学》，这13部长篇连接起来就是我的一个经历过程，因为生活每时每刻在变，人也在变，年龄在变，身体的情况在变，对世界的看法在变，周遭的科技，什么东西都在变，你很难讲早期的作品对今天的作品是推动的结果还是积累的结果，我觉得都不是，就是带着新鲜的感觉去面对新鲜的世界。

文学奖：您觉得青年时期的创作对自己来说还是重要的吗？

贾樟柯：我觉得它重要在于，它成为我的职业。重要的是，通过青年时代的创作，它让我能够成为一个职业的电影人。

文学奖：您刚才提到您的新作《一个村庄的文学》，我们看到您之前跟韩东老师合作，包括这次有余华老师，包括刚刚在山西吕梁做的文学季，我想知道在您年轻的时候去阅读韩东、阅读余华、阅读那些经典作家的时候应该读他们早期作品，您是如何理解他们早期作品，或者他们早期作品当时给您带来怎样的影响？

贾樟柯：每个作家的作品之于我来说获得的共鸣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一直举路遥的例子，这可能是很多北方文学青年都必读的作品，像《人生》《平凡的世界》。读《人生》的时候是我年纪非常小的时候，应该才上初中，那部作品带给我的启发是对社会的反思，因为在这之前没有任何的反思能力，没有怀疑过这个世界，但是通过读《人生》你发现制度好象有点问题，当时获得了这种反思。

比如读沈从文，读沈从文完全是生存环境、情感上的一种共鸣，他的作品都是在湘西，他的所见所闻，他在那个战乱年代、军阀年代所经历的跟我七十年代以来所经历的外部世界虽然不一样，但是内心的动荡是一样的，生活的实质是一样的，所以也会有这样的共鸣。

再后来包括读到余华的小说，读到苏童的小说，一直到韩东、朱文，可能逐渐的就有同龄人的感觉，对我们生活在同样一个时代的理解上的共鸣。

文学奖：读者会有一个观点，比如您提到的余华、苏童，他们也不断推出自己的新作，但是对于读者来说，大家还是会挂念或者惦记他们在青年时期的写作，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贾樟柯：他们青年时期的写作，比如《十八岁出门远行》，它会赢得一代一代十八岁出门远行的读者的喜爱，我觉得跟小说里面的一种青年的观点、一种血气方刚的世界观是贴切的，所以它比较容易获得每一代年轻读者的共鸣。相反来说，从文学上来说，也是容易阅读的。像余华的作品，结构越来越复杂，他的文学跟语言上的实验也走的越来越远，他需要相应的阅读经验才能够理解跟体会。

文学奖：接下来一个问题，您刚才谈了一些经典作家，在您这几年的阅读或者后来的一些阅读经验里面，有没有哪个青年作家，45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作品让人印象深刻？

贾樟柯：最近几年的作品我比较关注的还是非虚构的写作，包括一些女性作家我觉得蛮感动的，可能也是女性才能获得的一种对于生活的直接经验的细腻的体察，从梁鸿的《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到黄灯，特别是黄灯，因为她更年轻一些，她的作品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文学奖：不仅仅是写作创作，也可以说影像创作，您觉得两岸三地，台湾、香港、大陆，甚至扩充一点到国外，您觉得这些创作有哪些一样的地方和不一样的地方？

贾樟柯：切实的说，我对当下香港跟台湾的文学更年轻一代的创作不熟悉，读的东西非常少。从电影的角度去看更年轻一代，我觉得反过来说，大陆作品为什么一直吸引我？因为大陆作品本身具有一种背后不管你是很微观的介入到一个家庭，还是更年轻一代人的情感世界、乡村跟城市的关系，在这么多丰富的作品里有一个特质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这个特质就是能够呈现出一种总体性，能够呈现出某种宏观，这种宏观带有一种历史的角度，带有一种时代发展脉络的观察，他是架构在一个宏观的对人类理解的基础上。港台作品在宏观上差一点。

文学奖：对于您来说，一个青年的创作者最吸引您的地方，您会觉得是什么？或者说他的特质是什么，您会比较在意的？

贾樟柯：刨除内容之后，我比较喜欢你会发现这个作者天性完全开放的，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能够触摸到或者观察到人性里面比较真实的部分，他需要一定的意志力，需要一定的对人性的理解的宽度，这样的作者是最重要的一个底色。就像写作一样，无论你的文学性多好，你的语言多好，但是对人的理解上你无法深入进入的话，这是最大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有的作者一开始就已经打开自己。所以作为一个作者的宽容度、开放性，对于人性的这种宽容度跟开放性，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素质基础。

贾樟柯《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我自己不知道所谓“第六代”是按什么来划分的。从年龄上来说，我比1990年就拍出《妈妈》的张元导演要小七岁，比认为自己是“第七代”导演的陆川大半年。我二十八岁拍出《小武》，从1998年起人们就把我归入“第六代”的行列了。

我一直觉得，过分地强调自己是第几代，或者过分地排斥自己是第几代，本质上是一样的。不想把自己归为一个群体，某种程度上是想强调个人的独特性，或者想回避“某代”所具有的负面影响。比如，一说“第六代”，就说票房差，这反而让我觉得，如果别人愿意，那好吧，我就是“第六代”。

我第一次知道“第六代”这个称呼，大概是1992年，在我投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有一天考完专业课，去美术馆看展览，顺便在那里买了一张新出的《中国美术报》，上面有一篇文章是介绍“第六代”导演的，当时，张元拍出了《妈妈》，王小帅正在拍《冬春的日子》，吴文光也拍出了他的纪录片《流浪北京：最后的理想主义者》，娄烨的《周末情人》即将完成。也是从这些电影开始，开始了中国的独立电影运动。

第六代：过去挑战权力

在那张报纸里，有一段描述让我至今难忘。里面写到王小帅为了拍《冬春的日子》，趴着拉煤的火车，去出产地保定买便宜的乐凯黑白胶片。我常想象，今天已经发福的王小帅，那时侯一定青春年少，身手矫健。河北大地繁忙交错，呼啸而过的无数列车上，原来还搭乘过一个青年的电影梦。但，这何尝不是一个自由梦。在当时的环境下，国人还没有普遍的意识，知道原来我们每个个人，也可以用一己之力，拍电影去表达自己独立的感受。当时只有国营的16个制片厂，才有财力、有权利去拍电影，其余都被视为“非法”。跟那个时候离开国家单位下海做生意的人一样，那些离开体制、独立制作电影的导演，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自觉的意识，就是我们个人要争取表达的权利。

当时，我是21岁的山西青年，读过几本小说，散碎的有一些美术基础，我是“第六代”的追随者，我一直以他们为师。我知道他们在对抗威权，争取自由表达。若干年后，当人们把“第六代”当做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群体，不知深浅的堂吉诃德，看做是这个时代不合时宜的怪物的时候，我茫然地笑了。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有一首诗：大海没有时间和沙子交谈，它永远忙于谱写浪涛。

诗人看事豁达，值得“第六代”学习。但，我还是想说，难道都忘记了吗？

从90年代开始，是谁用自己独立的精神撕开了铁幕，用怎样的努力在密不通风的官方话语空间之外,开始有了个人的诉说。今天，整个社会可以讨论普通人的尊严。这些是不是得益于一大批“第六代”导演持之以恒地关注中国底层社会，呈现被社会变革抛到边缘的人群，而呼唤给这样的人群以基本的权利？对，电影当然不是社会进步力量的全部，但回望90年代，电影是文化领域中和旧体制旧思维战斗最短兵相接的部分。很多人被禁止拍片，很多人依旧在拍片,很多观望的人对此冷嘲热讽。

变革的时代,还有更多的人被权力和经济利益抛向边缘，是哪些电影一直注视着这样的人群？最终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去关注弱势群体。这种力量部分来自“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在我看来，“第六代”电影是中国文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最光彩的部分。

这样的电影现在看起来无法产生利润，但是为什么不能够去帮助这些电影更好的被公众接受？我们的电影会有同步十几年成长起来的观众，我们背后会有一个巨大的群体。而不是当我们拿着自己的电影，终于可以出现在市场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那些已经被好莱坞电影完美征收的青年。很多导演都会有无力感，但是延续中国电影文脉的，是那些真正坚持下来、不合时宜的人。

1997年，经济变革加速，这一年，娄烨开始筹拍《苏州河》，王小帅推出《极度寒冷》，张元在筹备《过年回家》，章明刚刚完成《巫山云雨》，这一年，我开始拍《小武》，我很荣幸我被称为“第六代”。

作为一个电影运动，“第六代”导演今天已经分化，他们已经走向各自不同的领域，在这不算太长的电影生涯里，我们每个人都呈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缺点，以及电影能力方面的弱点。但可以欣慰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电影，选择跟现实有关系，选择跟真实有关系。这些影片，相互补充，相互串联，隐约勾勒出了一条中国变革的影像之线，不至于让中国人的真实遭遇在物欲的喧嚣泡沫中无迹可寻。这是一条划痕，刺痛时代，也刺痛我们自己。

现在挑战市场

我最难忘的是在2003年，在北京电影学院，那天大部分所谓“第六代”导演被宣布解禁。有一位政府官员说，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随后将近六年的时间，我亲身经历了新的、来自市场的专制。但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我们都不是市场的敌人，自由经济是诸多自由梦中的一种，我们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虽然知道市场有时候会跟权力勾肩搭背，但我们也愿意拥抱市场，并为此付出全部的精力和财力。

最讽刺的是每一次发片，媒体异常关心此类电影的票房数字，并喜欢提前宣判“第六代”电影的死刑。文艺片需要有相对长的市场培育时间，甚至头一两个月都只是它的酝酿阶段，但在发片前就宣布这些电影票房惨败，作为导演，会觉得是釜底抽薪。连观望三天的耐心都没有，观众自然散去，没有人愿意看死尸，只有人愿意看奇迹。

在市场的战斗里，硝烟滚滚，但我们依然存活了下来。这样一群打不死的“第六代”，我愿意属于它。虽然这场运动或许已经终结，但我们各自的电影生涯还会很漫长，就好象新浪潮之后，特吕弗变成了伟大的商业电影导演，拥有广泛的票房，戈达尔变成更加自我的电影作者，而更多的人在走中间路线。个人的电影得失，不能代表群体。因而也不能再以对群体的否定，来否定个人。这，过时了。

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批忠实于电影的人，我们无论与什么对抗，譬如商业经济，都呈现出超凡的毅力。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一个国家的电影应该有文化的成分，我会告诉大家，在这十几年里，最具文化努力的电影大都来自“第六代”导演，而且很难想象如果失去这些导演的作品，我们气若游丝的文化，还有怎样的传接，我们还能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来告诉世界：中国电影文化还活着。

而对观众，对市场，最起码我对它依旧有激情。有另一首诗歌，来自拉托维亚诗人贝尔社维卡：

你如披上群星欢叫的天空

我在你身上点燃我的爱

每次你伤害我

你只熄灭一颗星星

那么，我又为什么要悲声长叹？

未来挑战自己跟任何一代导演一样，我们都会衰老，都会或早或迟失去创造力。生命中引诱自己下沉，游说自己放弃的另一个自己，日渐强大，青春岁月里从未有过的身的疲惫和心的厌倦，也不时会袭来，而私欲也准备好它的理由，笑眯眯来到我们身边。

但对我来说，只要看到满街如织的人群，我还有动心的刹那，这让我想起最初拍电影的理由。学会将滚烫的生命和真实的自我投放在自己的作品中，是我们的电影走向未来的理由。遗憾的是，一些人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里，突然遭遇了“自我”，因为不熟悉便错将“自我”当“自恋”。而如果一部影片没有至上而下的“精神”传达，便说：这电影没有主题。

可是，即使是幼稚的自我认识，传达出来的仍然是尊贵的个人感受。

不要担心我们的偏执，电影应该是一种娱乐，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过去，现在都在捍卫电影作为娱乐的权利。但是，多元的态度不应该是专属于娱乐的专利，文化失去最后的栖身之地，大众的狂欢便开始成就新的专制。

我们中的人，还会拍出各种各样的佳作，也会拍各种各样的烂片。但，我相信只要自我尚在，就能保留灵魂。只要对现实尚有知觉，就代表我们还有充沛的创造力。

对不起，我说了太多的“我们”，因为一种电影精神不是由一个人构成的。结束文章之前，我想用老文艺青年的方法，来几句北岛的诗：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我加一句：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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