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礼方法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娱乐硬糖（ID：yuleyingtang），作者：谢明宏，编辑：李春晖，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气化三清，三片爆一档。以往商业价值略逊于社会价值的献礼片，在这个国庆档显示了惊人的票房号召力。

截至10月7日，《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三部国庆献礼片，总票房达到50亿。加上仍在档期内的《决胜时刻》票房破亿，2019成为史上最强国庆档。相比2018年国庆档总19亿的票房，今年同比增长158%。

其中，《我和我的祖国》单片就在国庆档期间获得22.17亿票房，以一片之力秒了去年国庆档总票房。《中国机长》也一路追赶，终于在10月5日以146万的微弱优势“坐庄”，首夺单日票房冠军。

此前备受期待的《攀登者》则成了最早的“掉队者”。上映首日获得2.08亿票房后，整个国庆档都在吃“老本”，10月7日晚刚刚破8亿。攀登高峰的勇气和一路跳水的疲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题材和卡司都不弱的情况下，《攀登者》是怎么输的？

通观近年献礼片的表现，《攀登者》或许输在了“献礼套路”上。

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很容易做出。但优雅而不带媚气的献礼，却自有一套方法论。别的暂且不说，光是吴京抱着章子怡叫“哎呀，我的胖妞”，就足以让人感到类型融合的“不适”。首先，爱情和登顶就很“不搭”。其次，章子怡都算胖，我们还怎么活？

而“大拼盘”《我和我的祖国》也一波三折。管虎从国外回来，六个故事都被挑完了，只剩了大家都“避忌”的《前夜》；张一白听说整改意见，神州返舱故事既要“爱情”又要“献礼”后，像尹正一样咆哮“这道题太难了，老师我不会”；

凯歌唯有发扬风格，把自己的《相遇》换成了《白昼流星》。临时换题找不到演员，刚好自己《尘埃里开花》演员进组，就薅来了主演刘昊然和陈飞宇。都说导演“捧仔心切”哪知是“饥不择食”。

十月献礼，三月开机，六月后期，七个导演有的还是半兼职。最后《我和我的祖国》票房还这么能打，可见一来群众捧场，二来Deadline永远是第一生产力。

作为中国电影重要流派，献礼题材向来是最“稳定”的类型片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远追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献礼”，但类型突变却是近十年才出现的（2009《建国大业》后）。在穷尽了各种表现手法后，献礼故事还能怎样讲，成为今天电影人的全新课题。

新闻题材，如何超越期待？

我们可将《中国机长》、《攀登者》、《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紧急救援》等影片，归为“新闻题材献礼片”。

它们由真实社会新闻改编，有较高的先期知名度。2012年“湄公河惨案”主犯糯康的公审、2015年的“也门撤侨”、2018年川航3U8633的备降均是重大新闻事件。就连《攀登者》里的“1960和1975两次登顶珠峰”也是历史上的“新闻”，电影里的各类报纸充分说明了它的“新闻属性”。

接受美学认为，观影前主体心理上已有一个“前结构”。因此，根据新闻事件改编的电影，一方面要真实再现事件本身，另一方面又要吸引受众听故事。惟其如此，才能满足观众的两种“审美期待”。

首先是类型期待，《中国机长》必为“灾难片”、《攀登者》必为“冒险片”，这是板上钉钉的事。而电影能带给大家的新鲜感，主要来自于故事期待。

在故事期待上，《攀登者》主要以几条情感线出发，客观上冲淡了冒险片的类型感。吴京和章子怡一直没有捅破告白的“窗户纸”，而当黑牡丹打开井柏然的信封，对方已经牺牲。更有胡歌对父亲的一种“证明”，登山变成了一种代际纽带。

攀登者当然可以有“爱”，但它不应该成为“妨碍”。当章子怡说“原来你登的山，在我们俩之间”的时候，当井柏然要教黑牡丹摄影的时候，《攀登者》的文艺与扭捏会让人暂时忘记登顶的“血性”。

其次，必要的“留白”会带来“未定性”的神秘感。新闻事件，大家已经知道最后结局，如何在结束前仍然保存悬念，至关重要。《中国机长》和《攀登者》都缺乏真正的留白，一切都在观众意料中，难免有走过场的感觉。

《攀登者》开篇说“从这里开始的，是一个讲不完的故事”，就已经“剧透”了最后的缺憾。而《中国机长》里飞机失联的一段剧情，也因为对航行细节的展露无遗而失去压迫感。如果让观众和片中的地面，都对8633“失联”，留一段空白的航行“不去拍”，或许会有更好的效果。

最后的关键，是用“否定”去制造“偏离效应”。简单来说，越是对刻板印象的颠覆，越可以获得更深厚的内蕴。《湄公河行动》里，警察是倔驴，卧底有情伤，小孩是恐怖杀手，通通让人意想不到；《红海行动》里，硬汉的“吃糖回家”展现了内心柔软，起到了更猛烈的催泪反应。

新闻事件献礼片，既要出其不意，又要在意料之中。试想，如果《中国机长》里的杜江变成痴情机长，拒绝女乘客的勾搭，会不会比他自己去调情要好很多？

毕竟，群众普遍觉得空乘出渣男，深情人设方显英雄不色。

百姓故事，关键节点把脉

我们将《我和我的祖国》、《明月几时有》、《老港正传》等影片，归为“百姓故事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含有两种亚类型：一种是有具体人物原型的，比如《前夜》和《护航》；另一种是无具体人物原型的，比如《夺冠》、《北京你好》等剩余五个故事。

大时代激荡小人物，小人物融入大历史。这类影片以小人物为主角，勾连重大历史事件，定格某个具有代表意义的瞬间。虽非事件真实，但有历史真实，并反映了时代风貌和习俗变迁。

要把角色给“立住”，核心在于“爱国逻辑”的构建。简言之，是出于何种经历，让主人公对家国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联系。《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夺冠》与《北京你好》聚焦“女排热”与“奥运热”，在这种全民风尚下，主人公投入其中无需赘余解释，观众亦可很快代入。

而《回归》和《相遇》采取的修表和恋爱切入，就需要仔细架构。《回归》里的任达华多年前由大陆去香港，受到惠英红父亲的救济，成就一段美好姻缘。作为“桥梁式”的人物，他最后的情感升华是有稳妥铺垫的。

《相遇》的主要戏份是一对恋人的“久别重逢”，因为工作的保密性，张译始终没有明确告诉任素汐，自己消失的几年在干些什么。几年后的电视上，女方看到两弹的无名英雄照片，这才完全释怀了当年的“误解”。

不得不说，《相遇》和《白昼流星》的“共鸣点”都非常陡峭，将特殊人物和边缘角色揉进献礼主题，冒了很大风险。凯歌导演试图通过个人成长隐喻时代进步，通过航天器降落边疆落后地区，表达现代和历史的碰撞。但在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长里，只够观众努力看清两个脏脏的娃而已。

人物的“行为逻辑”也不可忽视，说话做事必须吻合历史语境。这一点，《前夜》里40年代末的北京和《夺冠》里80年代的上海就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处理好了“爱国逻辑”与“行为逻辑”，接下来就是整个故事的“拐点”。导演要将历史节点与人物故事在某一点连接，稍有不慎就会全盘皆输。《前夜》里黄渤出现在建国大典的历史画面就属“无缝连接”，《白昼》少年遇到神舟被感化就有点不得其解。

不明身份的人竟能在军事现场自由穿梭，作为当地干部，返回舱落地是高度机密却提前知道。种种细节的粗糙，让我们不得不说：在这个“拐点”上，《白昼流星》“翻车”了。

比较投机的做法，可以学宁浩的《北京你好》，葛优以无名英雄的形式出现在小孩口中，不连而连，似断非断。

历史春秋，献礼继往开来

我们将“建国三部曲”（《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和今年的《决胜时刻》等影片，归为“历史春秋献礼片”。这类影片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随便一晃而过的角色，都是教科书脚注的“常客”。

传统献礼片的待遇通常是“两高两低”，“两高”是首映式规格高，出席嘉宾职位高。“两低”是观众关注度低、票房低。而“建国三部曲”开启了我国献礼片“大片模式”运作的开端。

西蒙·查特曼将电影文本分为论证、叙述和描写三种。以此参考，《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属于“论证型文本”，而《建军大业》属于“叙事型文本”。

以《建国大业》为例，影片采用以军事为辅线、政治斗争为主线的叙事策略，突出两党政治领域的冲突，强调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领导战略、政治路线上的胜利。

而《建军大业》呈现出不同于前两部的风格: 前两部是言语型的，会议、演讲、对白层出不穷。《建国大业》一共有110场戏，其中有50多场都是开会，几乎占了全片的一半；而《建军大业》是动作型的：杀戮、射击、炮轰不一而足。

“论证型”主要用讲话和对白来推进情节，而“叙述型”依靠角色行动来推进。前者诉诸听觉意义，后者诉诸视觉意义。被厚重的主题拖累，“论证型”用镜头拍开会的形式接受门槛要高些。毕竟生活里黄晓明式的老板已经那么多，谁还能兴致高昂地坐影院看几十场会？

比较而言，“叙述型”通过造型和动作来讲故事，更具电影性。《建军大业》中，刽子手挥舞屠刀和蒋介石站在窗口的画面多次出现，影片运用重复蒙太奇的方式，意指蒋介石才是反革命大屠杀的“操盘手”。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建军大业》的票房收入略低于前两部。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春秋在影片中展示了出来，其表达的意识形态也被隐藏了起来。它展示的故事时空更不突兀，意识形态表达更含蓄和隐秘，更容易被观众接受。

其实，“论证型”和“叙述型”没有绝对的优劣。在娱乐性增强的浪潮中，刘伟强执导的《建军大业》的“叙述型”应该是更佳的文本选择。《决胜时刻》对“论证型”的坚持，也得到了市场的正面回馈。

作为一种“半命题作文”，献礼片无疑是对导演水平的一场大考。既要充分展现个人特色融入商业元素，又要保持鲜明主题彰显时代风貌。

十年前，饶曙光先生曾疾呼：“献礼片创作到了一个临界点，夸张一点说，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而十年后的今天，国庆档绝对可以作为一剂“强心针”，鼓励电影人解锁更多的“献礼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