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母国之后

ale（中文名亚历），1993年出生，意大利人，用中文写作，出了一本新书《我用中文做了场梦》。

2014年，ale第一次来中国，在南京青奥会做体育记者；2016年，他看到中国电影的繁荣，离开意大利，来中国学中文，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从此，他和众多北漂、沪漂一样，开始了六年的“中漂”生活。

在中国，ale换过许多工作：导演、演员、模特、外教、作家……从北京，到上海、成都、青岛、海南，他像当地人一样生活，也经历了这六年的一些变化。如果有人说这是一本“意大利小伙看中国的书”，他估计会收获ale的皱眉。“我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解释中国，我也不想解释中国，我就是想跟你共享一些体验”。但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的这六年发生了什么——ale的私人写作，变成了一段集体记忆。

我们在ale从大众点评上找的咖啡店和饭店吃饭、聊天，很难说我们谁对北京、上海、深圳或成都、安徽、海南更熟悉、更有认同感，随着ale的中文水平越发精进，连谁对中文掌握得更好也不好说了。

“外国人”

“外国”——这是ale在中国学到的使用率最高的一个词语。在中国待久了，他发现，在中文里，世界仿佛只分成中国和外国。中国之外，统称国外。不管你是意大利人，还是美国人，统统都是外国人。

1. 你为什么想来中国？

2. 你的头发是自然卷吗？

3. 你能吃辣吗？

4. 你们那边，房价一平米多少钱？

这是外国人ale在中国最常遇见的问题。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几乎是必修课：习惯路人好奇的目光、回应陌生人对自己的好奇、和一面之缘的人交换微信。

在中国六年，ale养成了一些很“中国”的习惯。一次，和朋友一起吃烤肉，他发现自己已经习惯性地站了起来，正在给每个人倒酒。他曾心血来潮，跟着播客学了一点《黄帝内经》，某几天，他突然担心自己身体里积聚太多的寒气，只喝开水。在北京时，他常常在知春路的盲人按摩店做按摩，也会去南四环外找中医针灸。

 

2023年初 · 重庆武隆（摄影：刘水）

尽管如此，他依然为无法“真正”融入感到困扰。

与他“世界公民”的热忱理想背道而驰的是现实中的外宾政策。每次租房，ale都需要办理一套特殊又繁琐的外国人居住登记手续，许多房东因此不愿意接待他；出门住宿，许多宾馆并不接待外宾，有一次，他不得不在公园过夜。

但刚到中国时，ale就意识到“外国人”享有许多特权，比如更容易进入名校、享受更好的住宿条件、获得更多工作机会。找外国人拍广告曾在中国风靡一时，品牌商觉得这是一种能有效彰显格调的宣传方式。对ale来说，飞几千公里，只为在镜头前露出一个微笑是常有的事——有人专门把他从北京请到上海，因为上海没有这种卷发。

在ale的表演生涯中，他演过的角色来自各国：马克·扎克伯格、马可·波罗、苏联的宇航员，还有美国士兵。ale还收到演戏邀请，角色就叫“外国人”，潜台词是，只要长着一张白人面孔，谁来演都行。

在主旋律电影里，ale扮演美国大兵

在外国人圈子里，大家普遍会产生一种觉悟：无论在中国多少年，你始终都是个外国人。

ale认识一些在中国待了几十年的人，他们依然因为是“老外”而被否定。“有人会说‘你是老外，那这个问题你不懂’，哪怕他比你还北京人，他在北京出生、长大，讲北京话。”ale笑了。

刚读研究生时，ale就在一部电影中饰演了一个外国人——不会说中文。好不容易学会一些中文，却要假装听不懂、说不来。在不少场合里，中国人需要他是一个外国人。

离开中国之后的某一天，ale发现自己突然自己开始使用“国外”这样的词。一次，在泰国的一个酒店遇到一个白人男士时，ale想都没想就把他当作外国人，和他讲英语，直到发现对方说的是意大利语。

做不了中国人，也不太像意大利人

因为意大利国籍的关系，ale常会被问“怎么看菠萝披萨？怎么看榴莲披萨？什么是正宗的披萨？”

有一次他在北京，一个刚一起喝过酒的女生发来消息，说他不太像意大利人。ale琢磨，“也许她期望的是我更激情一点，比如在地铁站台上拿出吉他即兴表演一首晚安歌吗？”

Ale认为自己缺乏意大利特色，除了对美食没有足够的热情，还有不够外向、不够激情、不太穿西装。他有时会为此感到心虚，好像自己不属于意大利。

而离开意大利的时间越久，ale的意大利特征也越来越少——中文说多了，母语反而有点像外语了——有时忘词，有时卡壳，还有点中文思维，听起来像是经过中文直译一样，带有一点翻译腔。

旅居生活中，ale为数不多的意大利特征：一个可以装进行李箱的摩卡壶（摄影：刘水）

在ale的世界里，语言各有各的性格、功能，至于意大利语，他开玩笑似的把它划入了“骂人”的范畴。

ale对语言的看法

ale曾经也当过正宗美食的拥护者，为了一块面颊肉穿越半个北京、在柬埔寨挨家挨户寻找合适的藏红花，就是为了做出正宗的意大利面。但他意识到，自己对家乡食物的念想已经成为一种小心翼翼、害怕犯错的负担。

为了搞清楚意大利菜是怎么回事，ale四处查资料，考证了意大利菜的历史。他发现，现在的意大利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的是美国文化的影响。食谱总是在演变，经历了各种偶然、变数和各种口味上的尝试，才有了意大利食物现在的样子。强调食材配方的原教旨主义并不是意大利人祖先的做派，他们在饮食上的宗旨其实是“吃饱”。

知道这点后，ale松了一口气，给自己做了一道豆瓣酱的意面。

如果现在有人问起ale怎么看菠萝披萨，他的答案是，“它不太影响我的睡眠。”

“家”

ale几乎是决绝地离开了自己在意大利的家。18岁，他为了过上成年人的生活，早早开始工作，推迟了读本科的时间；大学本科毕业后，他很快决定要离开家乡，来到中国，从零开始。一方面是恐惧永远住在父母家、变成一个“妈宝”，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意大利经济形势的悲观，他“比较果断、粗暴地让自己离开家，然后告诉自己不要想”。

如愿以偿离开了家，Ale却把在外漂泊的这十年概括为寻找家的过程。

他一边在各地游牧，一边向往能过上截然相反的生活。他在一些城市生活过几个月甚至几年，米兰、罗马、北京、上海……这些地方给了他归属感，但也让他迷茫：哪里才是真正的家？

ale在泰国（摄影：刘水）

2023年夏天，ale回了一次意大利，一开始一切都很奇妙，就像做梦一般美好，但一两个星期习惯之后，发现家里还是那些破事儿。再回家生活是不可能的，ale只好把怀念看成是距离产生的幻觉。

如果意大利是ale的一个家，那中国为什么不是？

我们在ale从大众点评上找的咖啡店和饭店吃饭、聊天，很难说我们谁对北京、上海、深圳或成都、安徽、海南更熟悉、更有认同感，随着ale的中文水平越发精进，连谁对中文掌握得更好也不好说了。在意大利招待发小，或在东南亚请新朋友吃饭的时候，Ale常常自己做菜，拿出的菜式也像是一个中国主人：拍黄瓜、五花肉炒包菜、麻婆豆腐、白酒……

比起家乡意大利，在中国时，ale从周围人的处境中得到了更多共鸣：一种和自己相似的不确定性。比如，中国年轻人的流动性平均来说要比意大利人高。他看到，许多人离开家乡，没有稳固的朋友圈，在两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离群索居。年轻人获得经济独立比在意大利容易，但是很多人在工作中只负责很小的一部分，看不到自己努力的意义，很难感到自我价值。

出于这个原因，在上海生活的时候，ale在自己的出租屋里举办过写作俱乐部。ale感到大城市的年轻人和自己一样孤独，自己缺乏的社群感，不少人一定有同感。

那是他到中国以来，感到最像“家”的时候。不大的房间里，椅子、沙发、床、地上都坐满了人，大家挨个朗读自己写的东西，一起喝酒、吃ale准备的奶酪和火腿。

在写作俱乐部中，许多参与者不知道彼此的工作是什么，即使有人偶然暴露了自己的职业，也只是笑一下，好像说的是其他人。有一个安徽的男生几乎从不说话，直到被ale试探性地点起来分享自己的文章，在紧张又小心地读完之后，他得到了大家的好奇和接纳。他决定写下去，写自己来上海打工的故事、自己的家乡和中学。生活开始向他展现了更多写作的素材，他开始边吃午饭，边留意旁边桌的人说的话，想象他们的生活。

ale要去广州，写作俱乐部的朋友发来了够他用半年的攻略，大家相约着下周再见面的时候，ale发觉，那才是自己出差完要回的家。

周三夜读写作俱乐部。左下角拿着平板电脑主持活动的是ale，他在说“关于中国古代的博客”（绘画作者：卓刘）

不在中国这一年多，他怀念了很多事：在上海的复兴中路骑自行车；杀青后或者谈剧本时一边烧烤听大家吹牛；和朋友在朝阳公园踢球；吃过的抄手和火锅；还有可以认识新的人并聊很久、理解彼此的经历。

中国待久了，“国外”这个词，越用越顺口；到了国外，还是会打开携程；在谷歌翻译里输入中文；在外面吃饭，不喜欢各点各的。

一些对中国的怀念——类似于乡愁的感受也在旅途中被唤起。在格鲁吉亚的中秋节，碰上不少俄罗斯、乌克兰的民众前来避难，ale也窝在房间里没有出门，为中秋节没有月饼而感到有点emo，虽然从前也没有吃月饼的习惯、也觉得自己也许放大了情绪，他还是在B站上点开了中秋节快乐的视频营造氛围。

2024年重回中国，ale写：

“作为在中国生活过六年的人，现在去签证中心求一个月的签证，有一种电影《末代皇帝》中的溥仪回故宫要买门票的感觉。”

为自己而写作

在社交媒体上，外国人可以通过几种捷径轻易获得流量变现：比如歌颂中国，比如说机翻中文出洋相（比如“杭州的天气让我湿身多汁”），比如分析文化差异，比如在结尾加一句“city不city”。

外国人在中国变现有捷径可走，这是一件大家心照不宣的事。但ale不怎么想赚这个钱。最近，ale开通了小红书账号，没怎么运营，不温不火。我向他提起在小红书上做全职博主的可能性，他撇了撇嘴，“很容易被它利用的，它会玩你！它让你赚不到流量，你还自卑自己没有流量，实际上是它在操控。”

“这个跟做牛马是一样的！”ale活学活用我半小时前教给他的词汇。他知道某些类型的内容一定会获得很多流量。他在小红书、大众点评上刷到过老乡，有些人忙着鉴定哪家意大利餐厅最正宗，有些人比划着夸张的手势，把人们对意大利人的刻板印象夸大再夸大。有一个同学，曾经在一则短视频里像中毒一样把一份不够正宗的意大利面吐掉了。ale觉得，这样做简直是小丑。

他现在只想写作，全职写作，并期待写作可以真正养活自己——在他看来，那样吸引来的粉丝更真实，而不是每天被推给不知道由谁组成的流量。他不愿意再拍只要他表演肤色的战争片，“能够靠写作生活会让我安心多了，像是我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我的一种身份。”

2024年，他的新书出版。

《我用中文做了场梦》，亚历（Alessandro Ceschi），文汇出版社，2024（摄影：芷舠）

新书要出版前，Ale开始做差评噩梦。喝了点酒后，他说自己有点害怕被网暴，担心被扣帽子、造谣。他知道这恐惧是非理性的，像子女离家后患上分离焦虑的父母一样，他劝自己学会和新书分别，让它自己好好活着，不要再担心。但仍然无法不去在意。去一席做演讲前，他怕自己搞砸一切，一度决定放弃。

他停了一下，有点像开玩笑、又有点认真地说，在看到豆瓣上有四星评价后，自己已经有点不开心了。

ale演讲（摄影：林诺）

一个外国人，用中文写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很容易被定性为一本“老外观察中国的书”，ale开始被与同样“写中国”的美国非虚构作者何伟放在一起对比。

在采访时，在谈到“怎么看中国年轻人”的相关话题时，他要求暂停去洗手间。两分钟后他回来时，明显洗过脸了，“不习惯那么宏观的话题”。几天后，他告诉我，这两天他不断地被问到这个问题，逐渐理解中国媒体对他的需求。

不过，从外部视角理解中国、理解中国年轻人的面貌，这些人们隐隐期待的大问题，并非ale的兴趣。

“我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解释中国，我也不想解释中国”，说到这里，ale嘿嘿一笑。

“我就是想跟你共享一些体验。”

摄影：金穗

在中国，他度过了最挣扎的几年——故乡已经远去，未来不知道会在哪里，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都提不起劲，最后决定把兴趣当成工作——但这依然是在冒险。用ale的话说，这些是作为一个“人”的体验，而不是一个“外国作家的”，“外国人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是它不是这本书的主题。”

比起还原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国，他对各种生活处境里的人更感兴趣。

一家瑞士媒体曾委托他写一篇关于中国经济情况的文章。他写了三个故事，其中一个是关于阜阳的一个按摩阿姨的，为了在消费欲低迷的疫情期间吸引更多客人，阿姨在下班后把折叠椅从按摩店搬出来，到路边摆摊，半小时收费只要20元。

他记录了各种人物：一个想考北大的年轻保安，给他连续发了62个清华北大的公众号；一个因为一顿早饭认识的商人，后来一起过了年；一名因为外交官员不礼貌拒绝收他为徒的中文老师。他写教过的中国高中生喜欢日本动画，爱在b站上看毕导的视频，梦里常常是考试、作业和学校。

曾经有读者见到他，略感失望地抱怨他本人没有文章里有活力。ale说，那个在写作的其实是另一个自己。“我如果是很开朗、有啥说啥的人，可能不会写作。”ale把自己看作一个压抑的人，表面上滴水不漏，内心活动却很多。

来到中国以后，ale开始密集地写作是在疫情期间。他写下疫情初期的北京电影学院、在各地被隔离又流窜的经历，还有封控下的上海弄堂。他说，写作救了他。

摄影：刘水

2022年，ale住在上海市区一条老弄堂的一个亭子间里。在最开始的4月初，他会煮一些剩下的米，再就着冰箱里的冻肉一起吃，那是前一年圣诞节冲动消费剩下的，意外成了救命稻草。只是，有一次因为煮的米太硬，米饭把他的牙给磕坏了。

那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男女老少都在讨论鸡蛋，被它的库存和价格牵动心弦——鸡蛋越多，安全感越足。ale在小区里当过团长，为三个挨着的小区的居民购买葡萄酒。在一个雨夜，一瓶瓶酒从铁门下窄小的间隙、还有平时喂猫的洞里送出去。交接的人彼此看不到脸，接的人接了酒，迅速说句感谢就跑回家。

ale在一个团购群里不抱希望地列出自己的愿望清单：橄榄油、帕玛森、马苏里拉、番茄罐头、布里奶酪……但大家列出的清单很少能够真的实现。后来，社区为了规范团购发布了《必需品清单》，水果里只限购买苹果和橘子。

那时，ale写：Shanghai felt like a faded dream.（上海像一个褪色的梦。）

2024年6月30日，距离上海那次疫情过去了两年多，在他当时住处的两百米之外，举办了一场十来个人的读者聚会。在梅雨天一个湿答答的酒馆里，读者们借由ale的文章，回想起核酸、行程码的日常。很快大家发现，那一段记忆被不约而同、有意无意地淡忘了，有人为遗忘感到愧疚，但讨论又平复了这种愧疚感——就像ale相信的，说破无毒。私人的写作，变成了一段集体记忆。

“写与自己有关的东西，别人也会被吸引。”ale说。

ale，你觉得要怎么样才能幸福？

旅居的经历不总是光鲜，ale的生活充满了意外。

他刚到上海的第一个月，因为没有找到工作，不敢租房，躺在青旅的上铺刷了一个月的演员模特微信群。没有盼来什么好消息，他起身时撞到了木板，头上裂开了两厘米，检查、缝针的时候，又因为太紧张晕了过去。

这样的经历有很多，比如：

在上海看房的时候突然被房东抚摸后背，仓皇而逃；

由于许多酒店不接待外国人，只能在公园的儿童设施上过夜；

为剧组翻译完43集的剧本后，突然被告知不需要翻译了，这些都白做了。

在高中时，ale相信古罗马的名言：“Homo faber fortune suae”（人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但现实中，过多的不确定性让他逐渐走向了这句话的对立面——一句来自古代中国的格言：“顺其自然”。

倒霉的事不少，但有时也能撞大运，靠着“顺其自然”被大众知道、写了新书：ale在北京偶然刷tinder认识的女生把他介绍给了记者，记者采访、发稿后，收到公众号“正面连接”约稿的邀请，在稿子发布的当天下午，出版社带着写书的邀约找上门来。

27岁离开北京电影学院后，ale一直处于旅居的状态，流动让他痴迷，但也带来某种眩晕：离开熟悉的地方让他感到伤心；在其他国家，不断地申请签证、找住宿、换算商品的价格、用翻译软件交流，也逐渐让人感到麻木。偶尔转头，别人稳定的生活也会让他感到恍惚：别人都有固定的角色，而自己像一个群众演员，每天发到什么剧本就演什么。

一次在成都，ale和朋友喝酒聊天到凌晨，他忍不住想，如果这是平时的生活该多好。但他也知道，重复会让自己厌倦，而这是更难以承受的。

或许预感到这种感觉将一直出现，在那么多学过的中国俗语中，ale选择了“走一步看一步”作为生活方式——不去过多想着操控生活，反而不容易焦虑。他一般只安排两三个月的生活，有时甚至不知道自己一周后会在哪里。

30岁后呢？ale会有年龄焦虑吗？

他在专栏中写道：“我早就对三十岁的人祛魅了，意识到了以三开头的年龄不自动赋予人非凡的智慧和坦然。先别说三十了，几年前，我对四十岁的幻想都被摧毁了：在拍摄现场的某个夜晚，我非常尊敬的前辈走向了我：‘ale，你觉得要怎么样才能幸福？’我那时二十七，他四十四。他的疑问像是来自未来的预言：到了四十，我还是会一样迷茫，一天一天地寻找方向。那么三十还能怎么样？”

成年之后，ale已经换过不同的工作：记者、导演、演员、模特、外教、作家……他在其他外国人身上发现，不少人的人生仿佛静止了，工作、踢球、喝酒、领薪水、每年一两次出国旅行……人可以永远年轻，但日复一日，很容易失去动力，没有长进，十几年过去了也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ale的mv工作照

这次回中国，ale听到最多的话是“大环境不好”——这几乎能解释一切困境，有点太像万金油了。几年前在北京，他惊奇地发现不少高学历的年轻人相信塔罗牌。ale的印象里，在意大利，这是电视节目上为中年妇女推出的热线占卜活动，基本等同于迷信——也许是中国年轻人更需要获得一些确定性。

但ale没有给出什么意见，因为那像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在女友刘水（也是他的编辑）的老家安徽待了一阵子，ale发现大家都追求稳定的工作，几乎人人都有单位，以单位为单位生活。他加入了税务局的圈子一起踢球。刘水的一个朋友最近离开了建筑行业，要去当狱警了。

但ale还不想有个单位。

在30岁这年，经历过三年的精神疲劳后，拿到出版公司合同的ale决定和刘水出去转转。原本计划为ale提供重要收入来源的专栏，目前订阅人数不足70人，这让他的决定显得有些任性。但不要紧，在新书出版后，钱或许会有的，“顺其自然”。两个箱子、三个包就是所有家当，他们穿着拖鞋和有点皱的T恤衬衫，不断地在城市乡村间流转，他们经过了泰国、柬埔寨、土耳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尼泊尔、印尼，彻底成为“世界游民”。

 

ale和刘水

现在，他不太想要像以前那样归零了，他要接纳所有的经历，让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的自己。ale喜欢即兴表演里提倡的概念：“yes， and…”：对目前的情况说“yes”，把戏演下去。

（文中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作者：wt，编辑：o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