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虎妈”不理性？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金融评论（ID：FFReview），作者：徐瑾（青年学者、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题图来自：电视剧《虎妈猫爸》

密集型教养方式流行，最大原因是什么？

本质在于，我们不得不在一个不平等加剧的时代养育孩子。

教育，可以说是个国民话题，海内外皆如是。

从小升初到各类幼教，甚至进一步延展到胎教，中国中产父母或者说“软阶层”的父母们，对于孩子的教育关注度之高，不断创出新水准。“虎妈”之类全情投入教育的家长故事，并不是个人特例，甚至可以说是当下育儿集体写照——在北上广深的中产阶级家长们中最流行的，就是给孩子打鸡血，“鸡娃”这个词应运而生。

没有孩子的人对此往往不那么理解。即使身在其中的父母也总是不由自主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小时候那会儿，大家好像没有这样焦虑，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鸡血”家长们，真的如外人看来那么不理性么？答案是，这个世界确实在变化，父母育儿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不仅中国如此，国际视野中来看也是如此。这一切看起来不对劲甚至有些疯狂的变化背后，都存在经济学上的合理性。

经济学投射下的育儿行为

作者: [美]马赛厄斯·德普克 / [美]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

译者: 吴娴 / 鲁敏儿 / 王永钦（校对）

出版社: 格致出版社

出版年：2019-6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以下简称“《育儿经济学》”）就是这么一本从经济学视角透视育儿的著作。两位作者都是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Matthias Doepke）是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通过数据分析，他们发现，多数发达国家的父母，育儿时间确实在增加，密集关注孩子行为的家长在增加。一本西方畅销育儿指南就说：“妈妈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我的头顶……我也只有在打喷嚏时才可以不打报告……”

不用说，这本书题材吸引人，加上作者的背景，研究和书写功夫也到家，阅读起来也有快感，是本很不错的书。更重要的是，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不平等扩大与阶层分化对于育儿的影响，同时也兼顾了历史与文化等不同视角。他们的结论指出，包括美国在内全球育儿时间变长，父母介入变得更密集。

如何用经济学来分析育儿？对经济学帝国主义者而言，这不是一个问题。在加里·S·贝克尔（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类的经济学家眼中，家庭和育儿不仅可以、而且必然也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动机与演变都可以从经济学来分析。但如果用常识来判断，我们多数人，往往不会用经济学来分析亲情，在育儿过程中也不会时时刻刻思考成本收益。

也许，经济学确实不能完全解释育儿。但是不可否认，经济学分析的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父母动机与育儿行为之间的关系。通过经济学的专业镜子，日常的关于育儿的一切，也许和你想象的一样，也可能不完全一样。

加里·S·贝克尔基于自利假设分析婚姻家庭，本书的两位学者则认为，人们养育孩子的动机是利他主义与父爱主义，因此也发展出不同的教养方式。在传统的发展心理学中，教养方式被分为专断型、权威型、放任型。这三种父母有什么区别呢？专断型要求单方面服从，权威型强调通过激励来达成目标，放任型则更多强调自由。事实上，现实中很多家长是复合型。《育儿经济学》中，就用“密集型教养方式”（intensive parenting）来形容结合了权威性和专断型的教养方式，而这种教养方式今天越来越流行。

社会分层催生教育“军备战”

“虎妈”蔡美儿和两个女儿

密集型教养方式流行，最大原因是什么？本质在于，我们不得不在一个不平等加剧的时代养育孩子。在美国如此，对中国而言同样如此。在不平等程度最低的20世纪70年代，宽容育儿方式很流行，而进入80年代，社会不平等程度开始攀升，赢家通吃的文化开始流行。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就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分层是不明显的，如今情况出现变化，“特权家庭努力让他们的孩子在社会中站稳脚跟，并将他们隔离在学校普遍优秀的中上阶层社区中，贫穷的孩子却因为机会的减少而受损”。

这种情况下，育儿方式也开始转向“密集型教养”。即使作者自己是在平等和宽容的育儿环境下长大的，对比自己的父辈，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于孩子的关注度大大增加。

教育研究很难做对比实验。幸好，作者的国际化背景，有助于帮助他们从个人经验层面去理解观察全球教育。两位作者都不是美国出生的，也曾经游历世界，所以他们的视角更为多元。他们发现，美国、瑞典或中国的父母们确实在用不同的方式抚养孩子。传统观点上，大家都认为这是文化因素所致，但实际上，研究显示，这背后也有经济动机。

他们发现，在北欧这样社会比较平等的国家，家长和孩子之间更平等，家长也更为宽松，而在较为不平等的国家，教养方式则会施加更多干预。这可以理解为教育投资回报率的不同所致。在相对不平等的国家，个体在付出包含教育在内的努力后，确实可能获得更高的回报，因此加大教育投资显得非常理性；而在相对平等的国家，个体差异没那么明显，可以认为加大教育投资，其边际回报率并不显著。有意思的是，在相对平等国家长大的人，也更加支持再分配，而在相对不平等国家长大的人，就不那么支持再分配。

因此，模仿“虎妈”之类的行为，并非旁观者眼中的非理性跟风。这种模仿，恰恰是对外界环境变化的理性反应。可以说，作者从经济学框架，跳出日常认知，论证了加大育儿投入的合理性，或者说这些行为，源自家长对于外界刺激的合理反应。我曾经问过一位同事，她是一位“鸡娃”的妈妈，为了孩子可以说在工作上也做出不少牺牲。“你觉得你的付出，值得么？”她肯定地说，“值得。”理由是，孩子的素质从小差不多，而家长的投入成为孩子成绩表现的重要变量。在她看来，身边情况类似的中产父母大多得偿所愿。

《育儿经济学》不是一本关于育儿经验的书，但是从中却可以引出很多思考。自然，育儿问题太大，涉及社会方方面面，也很难给出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作者最后落脚点之一在于，育儿变化的趋势从历史上看是好事，所以目前的变化也许是好事，他们从自身经验出发，指出增加对孩子的陪伴时间对于父母也是一种享受。这个结论，读者不一定完全认同，却不妨碍阅读中看到很多闪光点。

然而，如果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去思考育儿经济学，会发现其中蕴含了许多隐喻。个体的理性也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家庭的教育竞争，其实也使得整个社会陷入焦虑。对此，作者更关注如何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缓解育儿压力，比如教育系统的设计可以做出一些调整。因为，如果一个教育系统高度分层，甚至可以从小预见甚至决定孩子的经济未来，则所谓“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想法自然会流行，自然也会引发家庭之间的“育儿战争”。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教育系统更强调公平机会，甚至淡化成年前的竞争，那么家庭会更放松。最典型的区别可以看看中国与欧洲的对比：在中国，进入北大清华和进入一般大学，可能存在天差地别；而在欧洲一些地方，精英大学和普通大学之间的区别没有那么明显。

是教育竞争，还是阶层竞争？

教育竞争进化为类似军备竞赛的背后，家长的动机是什么？

数年前，在一则FT中文网谈论教育的文章下，一个来自深圳的读者如此评论：“假如我有能力让孩子上好的大学，我根本不会考虑如何让他成长得更好。牺牲孩子们的童年来换取阶级上升的通行证，只能说超值。”这种想法，在国内可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问题是，这种交换的成功概率是多少？牺牲了童年，就能换得通行证么？从现实来看，在结果预定的“游戏”中，如果赢家减少，不少孩子的未来，注定是陪跑，甚至面临阶层下移的命运。

更值得玩味的，是这种评论背后的赌徒心态，也就是明明知道希望很小，也要搏一下的心态。我曾经分析过传统科举制度对于中国社会的摧折。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考四书五经这样的内容不靠谱，改革一下会有好处，但其实无论考什么，结果都不会有太大改变。

本质上，这种高度竞争选拔制度，可能使得整个社会陷入同侪竞争，本质不外乎是皇帝得到一批完全围绕在他的权力周围的官僚梯队成员。直到今天，大学入学考试也带有不少“一考定终身”的特色，其实给社会造成了很多浪费。这种情况下，育儿成为一种军备竞赛，在中产阶层中直接开启了不断加码的赛跑。从这方面而言，中国和美国，可以说存在很多共性。

教育竞争背后，其实就是阶层竞争。我最近几年一直在关注中国阶层问题，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阶层下移而不是跃升。我将中国城市根基不稳的中等收入群体，总结为“软阶层”。一个典型的软阶层，成长轨迹如何？意味着他（她）的成功，多数没有家庭根基，主要来自过去的自我奋斗，尤其是教育的提升作用，一位朋友在我的社群留言，“现在在一二线城市漂着的年轻人谁还没考过个第一”。然而，下一代的情况可能不同，他的孩子，虽然起点更高，但并不意味着奋斗就可以获得成功，很可能已经没有了他这样的机遇，也很难超越他继承的阶层。

这样的变化，关键在哪里？我认为，存在两个动态因素。首先，在经济阶梯下行的“L形”之下，中国经济很难如同过去三四十年那样保持8%以上的高速增长，这意味着经济体中机遇在变少；与此同时，在新型经济下要获得成功，不仅取决于资本或者人力资本，还取决于个人的社交网络，所谓社交网络，就是你的圈子或者说社会资本——也就是说，金钱和奋斗都不再是成功的唯一因素，你在什么环境中和什么人做朋友，其实更重要。

软阶层父母为娃攒人脉

“虎妈”大女儿索菲亚在哈佛毕业典礼上

“虎妈”原型蔡美儿（Amy Chua）的故事，耐人寻味的地方很多。蔡美尔祖辈是福建人，她1987年以荣誉毕业生的身份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如今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蔡美尔有两个女儿，不仅学业出众，而且是“音乐神童”。

她育儿成功，在过去往往归因于管教严格。但如果我们仔细思考，蔡美儿孩子的成功，从上常青藤到入选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的助理，真的仅仅是因为“虎妈无犬女”？在卡瓦诺刚提名为美国大法官候选人之后，蔡美儿就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称其为“年轻律师的导师，尤其是女性”。随后，卡瓦诺却深陷性侵传闻。因此不少国际媒体，也批评蔡美尔有帮女儿拉关系之嫌。

就事论事，笔者倒不认为其中必然存在利益交易，卡瓦诺的出现和蔡美尔女儿的实习，只是说明蔡美尔的朋友圈确实很强大。身为耶鲁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蔡美尔也许不需要直接张口。她了解的信息和社交圈子，也许一个熟人的举手之劳或者一个有用的信息，就足以甩掉无数竞争者，高出一般中产阶级父母甚至百万富翁不少。

不可否认，她的孩子很优秀，但常青藤毕业的优秀孩子不知凡几，能够进入最高法院的机会，事实上也是少之又少。如今孩子的竞争，不仅仅是家长投入时间或者家长金钱的竞争，更是家长人际关系的竞争。总结一下，“虎妈”的成功，除了她的管教方式，她出众的社交网络也居功至伟——后者的重要性很少被人提及，但也不亚于前者。

因此，身处软阶层的父母，更应该重视社交网络。如今软阶层的教育投资有点类似过去平民考科举，属于多数人注定要输、却不得不参与的游戏。为了破解这一僵局，软阶层家长更应该以身作则，除了密集育儿，可能更应该拓展自己的社交网络。这意味着，也许你不应该机械死学蔡美儿的育儿方法，甚至不需要喜欢她，但你应该试着和她这样的具有丰富社会网络的人成为邻居。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金融评论（ID：FFReview），作者：徐瑾（青年学者、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