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茧房”是否真的存在?

从2016年开始，关于技术的发展和干预是否会影响美国大选结果的争论一直未曾停息。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交平台的推荐算法可能造成了“信息茧房”，从而加深了人们观点的极端化和群众分化。

所谓的“信息茧房”，是指人们关注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在算法驱动各种内容产品的时代，我们似乎在生活中经常可以感受到这个现象的存在。

然而，这两者之间真的是因果关系吗？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人们的观点走向极端？此次，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一起讨论“信息茧房”是否真的存在，以及技术在信息传播和观点塑造的过程中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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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部分访谈精选。

一、被“误解”的信息茧房

硅谷101：如今我们的很多获取信息的方式可能是通过算法推荐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你认为算法到底有没有导致信息茧房，有没有让大家被孤立在多样化的信息之外，最终陷入到一个单一的话题或观点中？

董晨宇：这的确是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话题。我个人认为传播学的破圈最大的一个功臣可能也就是“信息茧房”这个词。大概在2017年左右，随着各大媒体关于信息茧房的报道，这个学术名词就出圈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可能纵观传播学的各种学术概念、理论，被误解最大、同时影响力最大的可能也是“信息茧房”这个词。

简单来说，舆论界和科学界在信息茧房这个问题上关注的程度都很高，但是他们两方并没有有效的渠道去相互连通，这就导致了舆论界和科学界对于信息茧房的认知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硅谷101：舆论界跟科学界分别是指什么？舆论界我可以理解成网友的大众的观点，科学界就是像你们这些做学术研究的群体？

董晨宇：是的。更通俗一点说，就是老百姓在不断地害怕信息茧房，但科学界在不断地证伪信息茧房的存在，老百姓觉得这事是个大事，但科学界觉得这事并不是什么大事。但不可思议的是，两方中间存在着有一堵墙的，在这堵墙的隔阂之下，双方的声音是没有彼此互通的，造成了各说各话。

那么大家可能对此就有疑问，信息茧房这词儿说了这么多，我甚至在生活中也有个人体验去印证这个词，那为什么这个词会被科学界证伪呢？

我觉得有两点，第一是信息茧房这个词，它大概是在2006年由一个叫做凯斯·桑斯坦的政治学家提出的，但其实我更愿意称为他是政客，因为他并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通过时政科学的方式来解释世界的一个科学家，属于狭义的科学家概念。

他当时提出信息茧房的时候就特别诡异，因为在2005、06年，算法还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甚至大多数人还没听说过算法这词。

当时的信息茧房说的其实是博客时代的社会问题。什么问题呢？说白了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人都有博客，当时的博客有个功能叫友情链接，意思就是共和党的人会链接共和党的博客，民主党的博客会链接其他民主党的博客。

桑斯坦就发现如果你点开一个共和党人的博客，并通过他的友情链接一点点地读下去，就会一直困在共和党的声音当中，这个叫做信息茧房。

在这背后，桑斯坦所批评的显然并不是友情链接这个技术，而是共和党人为什么不愿意让大家听到民主党人的声音。这事根本上是谁造成的呢？其实就是人的责任。当然也并不能完全通过这个案例去证伪如今算法和信息茧房的关系，但在此之后和信息茧房相类似的概念就一个接一个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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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101：比如还有些什么概念？

董晨宇：比如回声室效应 Echo chamber，过滤泡 filter bubble，还有一些相对小众的互联网的巴尔干化等等，就各种各样类似的学术名词就出来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想说这些名词是算法带给用户的一个负面的效果的话，我们不能讲故事而要用科学证据，相信这个是大家可以达成的共识。

在后续的这些概念中，最有名的可能就是伊莱帕里泽所提出的过滤泡，这本书前几年也翻译成了中文。但是你仔细看这本书，讲的是帕里泽和他的几个朋友共同在谷歌上搜索了同样一个关于石油泄漏的事，发现不同人获得的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就认为这就是因为谷歌背后的算法在操纵，让大家的信息获取产生了所谓的隔阂，每个人都活在一个气泡当中，彼此之间无法共同呼吸同样的空气。

但是这仍然只是一个故事，因为它并不能具备用科学的、数据统计学的方法来去证明或证伪。那有没有人在用科学研究这事呢？其实有很多。

举个例子，其中特别有名的一个研究是德国慕尼黑大学一位叫做马里奥海姆研究者，他做了一个类似的、复刻了帕里泽的谷歌试验，他首先建了四个谷歌新闻的新账号，然后花了一周时间训练这四个账号。

它的训练方式是通过搜索不同的群体可能比较喜欢搜索的词，来让谷歌新闻相信这四个德国用户分别是：上了年纪的保守派的寡妇、50 岁的中产阶级的父亲、40 岁忙于事业的单身汉、还有一个 30 岁的多金职业女性。

接着，他开始用这四个账号共同搜索一些在德国当时非常流行的公众广泛关注的新闻的关键词，结果发现仅出现过一次这四个人仅只有一个人搜到过其他三人都没搜到的情况，这个结果占所有搜索总量的 2.5%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也就是说大家搜索到的结果其实有大量的重叠之处。后面美国华盛顿有一个研究者叫奈哈施特，他又继续做这个研究，而他得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果。他当时征集了 168 位真实的谷歌新闻的用户，然后让这些人去搜索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新闻，然后他们发现大家搜索的结果高度相似，并且 69% 的结果都来自于美国最大的五个新闻集团。

这个发现证明了一件事，就是我们的担心是完全找错了方向，算法实际上并没有导致信息茧房、没有让他们互相隔绝，相反他们其实被困在了五大媒体当中，美国媒体过度的垄断让大家得到的信息是非常集中化的。

这件事情让我们担心的就不是信息茧房了，而是太没茧房了，个性化推荐似乎可能是被我们夸大的。

硅谷101：这个发现有意思。

董晨宇：当然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极端的发现，也因为时间原因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两个科学研究。但我想做一个总体的图景描绘，就是我个人触及到的关于算法和信息茧房之间研究的所有的英文文献当中，其中证明信息茧房存在的可能不到10%，甚至这个数字会更低。绝大部分的研究其实是证伪的。

其中最有名的一篇的题目就叫做 The Echo Chamber is Overstated。Echo chamber 就是回音室，是跟茧房类似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回音室是被过度被高估的，他也做了大量的问卷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其实各种各样的实验都在证明这件事情。

硅谷101：信息茧房是在2006年提出来的，那个时候是博客时代，大家在博客中担心超链接会导致我们的信息茧房。接下来就是在谷歌搜索的时代，结果研究发现谷歌搜索会不会导致我们的信息茧房。那现在可能大家也会想的是算法时代会不会真的导致我们的信息茧房。但总体来说，从学术研究结果来看还是证伪会更多一点。

董晨宇：占绝大多数。但当你其实刚才的这样一个小结其实凸显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历史性。我们担心完博客，担心微博，担心完微博，担心搜索引擎，现在又担心以算法驱动的图文和视频平台。实际上人喜欢和自己的同类靠得更近，和自己不同意的人离得更远，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技术的新发明，而是人性最古老的一种驱动力。

如果有两个房间，一个房间里坐着传播学的学者，另一个房间里坐着我完全不熟悉的比如研究生物工程的学者，你让我选择在一个房间里呆一天，我肯定选择我熟悉的。

所以这背后是根据于人性当中的趋利避害，只是不同的技术在出现的时候都会带来所谓的信息恐慌，大家会认为这个技术可能会毁掉一代人，当然也有另外一些乐观主义的人会认为技术会成就一代人。

其实我们说到算法，有一个老新闻是关于 AlphaGo下围棋赢了李世乭，有一种声音就说 AlphaGo 太厉害了，会不会最后统治人类啊？但是另外一方面观点就认为AlphaGo 所代表的这种算法技术演进会让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这在学术界中我们管它们叫做所谓的“技术乌托邦主义”和“技术的反乌托邦主义”，就是玩命夸和玩命骂，这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的常见。

我举个最古老的例子，在中世纪自行车刚刚被发明和普及的时候，英国教会非常严厉地指出自行车会毁掉青年一代。乍听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会毁掉青年一代呢？但是你仔细想想这事儿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有了自行车之后，这帮人周末就不去教堂参加活动了，他们一块骑着车去郊游了，教会的利益肯定受损，人们没那么虔诚了，在他们眼里一定会认为自行车毁掉了青年一代。

所以我们在说一个技术毁掉一代人还是成就一代人的时候，似乎应该想的并不仅仅应该是客观上毁掉还是成就，而更应该想是谁在说这样的话，他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他的利益出发点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联通的线索的话，就会明白很多的技术乌托邦跟反乌托邦指向的其实是人的利益和诉求。

二、技术进步与信息获取

硅谷101：虽然科学界对于信息茧房是证伪的，但你一开始也提到这跟人们直观的体验感受是相悖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常常会感觉自己被社交媒体包围在一个大泡泡里，而完全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情。

董晨宇：这里面我可以做两点自己猜测或者解释。第一是从主观上来看，当信息茧房或者算法导致信息茧房这个概念深入人心时，人会有一种心理的状态，即用自己的体验来贴合这个概念以获得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人们可能会在媒介使用当中不自觉地一直去想原来信息茧房说的真对，我真的被害了，这其中是有一个互相叠加循环，当然这个循环从不同的主体的角度来讲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就是大家的价值判断了。

而从客观上来讲，个性化的推荐算法猜测和推送你喜欢的内容这是肯定会存在的。但是问题在于，信息茧房说的是我们被困在一个气泡里，无法接触到另外一些气泡中的内容，但这和现实是不相符的。

举个例子，以算法驱动这些平台，从利益角度来讲他们的目的是增强用户的粘性，那么增强用户的粘性一定是通过他喜欢什么就推给他什么吗？完全不是这样，因为在心理学中有一个叫做间歇性强化满足。

举个例子，如果我喜欢看小姐姐跳舞，抖音也好，快手也好，在不断地给我推荐小姐姐跳舞，每一个视频都给我推荐小姐姐跳舞这件事情会让我的内心获得满足吗？心理学实验告诉我们不会，这会让我逐渐觉得没意思，这是为什么呢？我来举一个关于鸽子的实验，非常有名。

操作性条件反射之父斯金纳的鸽子实验

实验者准备了两个笼子，每个笼子里都放了数量相同的鸽子，这两个笼子区别在于第一个笼子只要鸽子啄一下笼子里的红色按钮就会有一定分量的食物出来，另外一个笼子里的鸽子，它啄一下按钮出来食物的概率是一定的比如说50%。实验结果发现那些啄一下就确定能有食物出来的笼子它的饮食更加节制，而那些需要用一定概率来获取食物的鸽子，它会更多地啄那个按钮。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并不是我看小姐姐跳舞分泌了多巴胺，而是我在刷到下一个视频之前，在期待会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看的小姐姐出现在面前这个事情时，多巴胺的分泌其实是最高的。

再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在看微信的提醒的时候，告诉我们有一条新信息，但并不告诉我们这是点赞还是评论，是很稀松关系的朋友的评论，还是很亲密关系的朋友的评论，还是我可能暗恋对象的评论，那时候我们的多巴胺分泌是最大的，在这个期待当中我们会增加多巴胺分泌。

那同样道理，从平台的利益角度，它也不会去制造这样的一个过滤气泡，而这种过滤气泡的极端化制造其实是有损于用户体验的。这是从心理学角度的解释。其实还有第三个角度。如果我们去用大数据的方式来检验，到底人们的信息获取因为算法驱动平台的出现是变宽了还是变窄了的话，其实在计算机方面有非常有名的一篇研究恰恰证明它是变宽了。

事实上我们因为算法驱动的各种平台让我们的媒介消费时间变长，从而使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更加多元化，相比上一代人，我们知道的东西其实是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以上就是为什么大家可能会认为自己的生活被陷入到信息茧房当中的原因。

但我并不是说信息茧房完全不存在，从科学研究当中我们会发现证实一个东西存在的难度比证实这个东西不存在的难度要小很多。比如最近有一个社会事件，就一个中专的女生因为数学考试获得了很高的名次被大家质疑，在这里面你发现证实她作弊这件事情所需要的证据相对来讲，如果不考虑获取难度的话，它其实更容易的，但是证明她没做这件事就很难证明。最后就变成了你要剖开自己的肚子来证明自己没有吃这个粉。

所以我觉得比较保守的和稳健的一种结论是，至少信息茧房在客观上存在的程度是大大被我们高估的，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或者特别普遍的一个事情。

硅谷101：你之前提到一个研究证明大家信息获取来源被五大新闻集团把持，但现在有了社交媒体之后研究证明大家的信息是在变得更宽了。它是不是反而在说明我们的观点在变得更加多样？

董晨宇：其实在很多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你会发现你很难找到一个全网都认识的博主。我之前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经历，有一个在抖音小红书上都是非常头部的美妆区博主的影响力非常大，但是我在跟朋友提起时，大部分朋友都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另外对于平台而言，我相信所有平台都更倾向于更多腰部的崛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博主其实也是非常的去中心化的。

就比如现在我们会觉得有些明星都没听过他什么歌，怎么就那么红啊？就不像以前刘德华那样家喻户晓。但在如今的媒体环境中不会再出现第二个刘德华了，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刘德华的火不仅因为他的职业的素质高、他唱的歌好听，更因为我们那会儿除了刘德华没有太多选择。

我们的电视就那几个频道，所有歌曲都要通过一个节目来听，这个频道中所放的就是那几个歌手来回唱，所以在这种媒介环境中才可能出现这种超头部。但是在如今的媒体环境当中，即使出现了超头部，它存在的时间也会非常短，会非常频繁地替换，于是在此之下出现了大量的利基市场。在利基市场中，比如我喜欢汽车，我可能会知道一个汽车领域非常有名的账号，但是喜欢美妆的人可能就完全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但同时也没有任何博主试图把所有人知道我、喜欢我当作他的职业目标。他的职业目标一定是针对一个具体的利基市场，在垂直领域中创作和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会发现我们所接触到的博主的可能性，或者博主在参与到热点事件中的丰富性程度一定是比以前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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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看到了一个数据，我觉得特别能够直观地反映博主多样性。截止到去年的12月，全网的短视频账号有15.5亿个，这里面超过10万粉丝的账号数量有50万，超过100万粉丝的账号有4万，超过1000万的粉丝的账号数量有1000个。

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形成了一个非常规整的一个金字塔的结构。腰部账号其实撑起了主要的博主经济或者创作者的经济生态，因此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信息渠道是远远超过传统媒体时代的。

再举一个最简单的垂类，现在平台上有各种各样的探店博主，有数据显示在抖音一个平台上能盈利的探店博主就有 58 万人，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看探店的话有 58 万个可能性的选择，这相对于传统媒体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此外，当前视频制作的成本大大降低也会让我们可能获得的信息源大大提升。

三、什么导致了观点的极端分化？

硅谷101：我注意到在美国大家聊到信息茧房都是跟大选相关的。大家担心的并不是信息茧房本身，而是到底是什么加剧了现在互联网上这种政治的极端分化。

董晨宇：这部分也有一些研究案例。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在学术研究界我们会把它处理为人与技术的关系，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一种方式我们叫做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叫技术决定论，也就是技术有没有它所扮演的角色和重要价值？它一定有，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回避的。

另一种叫做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即技术的社会建构，也就是说技术是被人所塑造的，那到底是技术决定人，还是人决定技术？那这件事情其实可能没有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

但在不同的案例上有不同的侧重点。关于这个大选这个案例，几年前Nature上就有一篇论文，那个研究收集了 Reddit 的上面关于公共讨论长达十年的数据，用来研究人们的政治极化，也就是所谓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观点的分歧和对立。而数据研究显示这种极化是逐渐增大，那可能你会马上得出 Reddit 作为一种媒体技术让不同群体的人越来越分裂。

Reddit政治新闻讨论区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数据的话，会发现它的分裂其实是从 2016 年开始的。那 2016 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特朗普当选。也就是说是特朗普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生态，接着直接促成了人们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之间的观点的对立化。

因此在那篇论文当中，作者最后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他说，到底是社交媒体让人变得极化，还是人把社交媒体给弄极化了？所以至少从特朗普这个案例当中，似乎技术所扮演的是一种社会极化和分裂的一个显示器，就是他把这件事摆到了桌面上，但是根源其实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

在这个研究之外，我也想谈一点自己的想法。我一直更倾向于认为技术在人类社会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显现社会问题和放大社会问题，而不是造成社会问题。举个例子，一个特别严重的社会事件，没有互联网的时候不是说它不严重，而不显得那么严重，你看不到它。而有了互联网，当每个人都有发声的机会和权利，同时又有不同发声动机的时候，这种分裂就被端到了桌面上被你看到。

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下，究竟应该是解决问题还是解决技术？我一直很赞同美国的传播学者Nancy Byam 的一句话，她很尖锐地提出，我们总喜欢去责备技术，是因为技术不会还嘴。但是问题在于责备技术而不解决问题的话，它只能解决焦虑。

硅谷101：我记得著名人工智能研究者李飞飞也说过一句话，她说技术是中立的，技术的价值观其实就是人的价值观，就是看你怎么样去用它。

董晨宇：这句话我个人可能同意一半。我同意技术的价值观是背后人的价值观，所以这才会有算法优化，这才会有各种企业社会责任在其中。

举个例子，去年的几乎所有的文旅热潮都是短视频平台助力推起来的，比如天津跳水大爷、淄博烧烤、哈尔滨索菲亚大教堂上面的人工月亮都是在抖音看到的，那短视频平台可以做这个事儿，也可以不做这个事儿，但是它有这样的社会责任，通过算法的调解放大这一方面的内容。

但另外一方面我并不认为算法或者技术是中立的。技术是有势能的，它是有一定的偏转的。比如我们举个古埃及的例子。古埃及的媒介技术是石头，因为那会儿没有什么书写特别便利的东西，所以大家在石头上刻字。

但是石头这种媒介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知识的垄断，因为能在石头上刻字的人不多，而相当少部分有能力在石头上刻古埃及文字的那些人会被皇帝组织在一起，过着非富即贵的这种生活。

但是古埃及的文明发展到一半，突然在尼罗河边出现了一种叫做“莎草纸”的植物纸张，而莎草纸的出现和古巴比伦的世俗文学的出现相关，简单来讲，古巴比伦时期的霸道总裁小说在莎草纸的出现之后很快出现了。因为莎草纸是每个人都可以写的，它不像石头一样需要你去学习雕刻。

当每个人都有书写的权利的时候，世俗文学就会诞生。世俗文学就会反过来对宗教王朝产生威胁，因为他发现我所讲的不再是古埃及的那个神，太阳神“拉”不再讲“拉”的故事了，而讲的是男欢女爱、儿女情长，这时候古埃及的宗教王朝就会受到削弱。学者伊尼斯认为，正是因为这个事情，古埃及的宗教王朝没落了。

古埃及莎草纸书，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所以技术一定是有偏向的，它偏向的是知识垄断还是知识开放，是长久的保存还是快速的移动？我们会发现可以长久保存的媒介，它往往有助于宗教的延续，比如说莫高窟。

但快速传递的媒介就可能没有办法特别好的保存，比如伊尼斯会进一步解释古罗马时期基督教兴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只有基督教使用的媒介是羊皮卷，其他的宗教都在纷纷普遍使用莎草纸，因为莎草纸是没有办法去长久保存的。

我讲这么一个非常古早的例子，想要去回应的其实就是媒介绝对不是中立的，媒介的技术本身就决定了谁在多大范围上可以通过这件事达成什么目的。

硅谷101：说到技术的势能，我们在这个时代应该怎么样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你作为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同时又是研究传播学的专家，如今信息获取渠道是怎么样的？

董晨宇：在如今的环境当中，如果说大家受困于信息过载，传播学者同样受困于这种信息过载，只不过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些知识而去尽量和自己达成某一种自洽，我们去用技术，而不让技术用我们。

我自己的方式就是我的互联网使用其实是高度有目的性的。只要我能清楚地意识到我玩游戏是为了休闲，我知道我什么时候玩，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我知道我收益的边际成本在哪里，让我觉得开心就够了，我再往后再花费时间，我的开心的值会降低，以至于我可能会进入到另外一种苦闷。那这是第一种目的性。

第二种目的性就是我自己会有一套我认为相对可靠的信息源的组合，比如在抖音上我会通过关注那些我认为有价值的博主，有些是情绪价值，有些是知识价值，有些就是休闲价值，但是我明白我想要去获得什么信息的时候从哪找，我们可以管它叫做一个词，叫做 Media Diet ，媒体套餐。通过这种媒体套餐的建立，我们能够更有目的性地去分配注意力。

媒体套餐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新概念，就说互联网的最早期浏览器时代，有一个东西叫收藏夹，我们的收藏夹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 Media Diet，那为什么大家对收藏夹这种关键词越来越稀薄了呢？因为早期的互联网是高度围绕在浏览器去建立的，Media Diet 的建立比较容易和集中。但现在，我们既在抖音上看新闻，也在微博上看，公众号可能还看，信息收集就很难达成一个非常统一和集中的状态。

对此，我个人的建议是可以把不同社交媒体平台视作不同的目的重心来去进行分配。比如回到信息茧房，刚才我们提到了一篇论文叫做 Echo chamber is overstated，这篇论文还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如果信息茧房真的存在，有两种人最容易陷入其中。第一种人是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的人，第二种特别有意思，就是只使用单一媒体的人。

硅谷101：我发现现在的短视频平台、小红书、YouTube其实都变成了搜索工具，我可能不太用传统的搜索引擎来去搜索东西了。我现在知识的获得来源于公众号、YouTube，通过一些非常好的博主视频来去获得很多的新知识，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转变。

董晨宇：你说到了一个特别让我有共鸣的一个观点，就是社交媒体或者平台媒体在越来越搜索引擎化。为什么呢？我觉得这里面有搜索引擎的一种迭代和进化。最早的搜索引擎比如说谷歌和百度，其实仍然是非常工具化的。所谓的工具化是指在百度或者谷歌上搜索到了一个信息，点开这个信息获得了知识之后，这个信息对我的价值就结束了，信息源的价值也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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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给你提供信息它可以获得什么？我们总是在想我们能够通过信息获得什么，但是我们很少去想这个信息源可以获得什么？为什么要想这个问题呢？因为信息源可以获得的东西如果是足够确定性的，它会直接提升信息源提供信息的质量。

简单来说就是我给你点了个赞，你涨了粉，最后获得了某种变现渠道，你一定就会更珍惜自己的这种账号和内容。对于他来讲，其实他为我赋能的同时，我也在反向为他赋能，这形成了一个新的正向循环。

所以社交媒体用作搜索引擎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这里面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你怎么能辨别这些信息的真伪？这其实是挺棘手的一个事。当然辨别信息真伪的是一个多责任主体的事情。首先从政策端要对信息质量进行把控，第二是平台端，第三是网红经济下创作者主体的自律，第四才是我们的媒介素养。

除此之外，用户能够做的其实有两点，第一点是在你看到一个非常触动你情绪、并且让你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新闻的时候，你要静下来想一想它是否真的会发生。因为现在社交媒体中的信息是高度情绪导向的，很多博主在试图去做你的嘴替，试图说出你不知道怎么说的话，试图让你梦想成真。

这时候我们就要明白一个东西，就是它到底是制作出来的，还是真实自然发生的。第二件事可能就是信息核查，比如说这件事情有没有被多个主体在共同的去发表？其中这些主体当中有没有官媒？能不能找到信息源？如果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重要的话，我觉得这些事是值得去做的。

如果你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我觉得在社交媒体时代，你提高你的媒介素养需要做的一个最简单的事就是等待，换句话来讲就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你会发现反转几乎是一个常态而非个例了。

硅谷101：大家如何去选择自己的信息源也挺重要的。

董晨宇：你有什么倾向于关注的博主吗？有相对的标准存在吗？

硅谷101：我做播客以后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挺多的改变。第一个改变是看书的时间变多了。第二类就是看新闻弹窗这种每天的短新闻变多了，就只看当天发生了什么事。同时我会邮箱订阅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 The Information和一些稍微垂直类的媒体，这些信息就基本构成了我能跟进当天关注的热点事件的信息需求。

董晨宇：我觉得这就是你的媒体套餐。

硅谷101：是的。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媒体套餐以后，像TikTok、抖音、小红书、 YouTube 这些东西就变成了我的搜索平台了，它们对我来说是搜索工具。另外我在研究 AI 的时候也会去看 AI 领域一些顶级学者的Twitter，然后在他们的关注列表里面去看他们关注了谁。

董晨宇：就我自己在用社交媒体的感受，抖音对我来说一是娱乐工具，可以刷视频放送消遣和找优惠券，二是搜索工具，比如我做一个关于中国音乐产业的研究，想知道音乐人怎么去评价这个事，在抖音一搜就能搜一堆。但如果我想看更严肃和长篇的东西的话，我会订阅一些公众号。微博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我碎碎念的地方，除了偶尔看看社会热点事件，我很少用微博获取信息。

硅谷101：最近我看到谷歌的子公司发表了一篇论文，结论就是对于 Z 世代来说，比起信息的真实性，其实他们更加在乎的是自己在自己的这种社交圈层里面能不能得到认同。

同时关于 Z 世代的内容消费习惯，这篇文章还有两个核心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 z 世代他们不阅读长文章，也不相信广告和付费订阅，他们如果是发现有媒体用标题党去吸引点击，发现以后会立刻关闭。

第二个结论是 Z 世代其实对新闻的真实性是不那么看重的，他们的新闻阅读习惯是去阅读头条新闻，大概看一眼快速滚动到评论区，看看评论怎么说，因为他们相信如果说新闻里面有一些结论是偏颇的、是错误的，网民就会拆穿假新闻。我觉得这几个结论可以说是意料之外，但是又完全在情理之中。仔细想一下，我也是这样，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已经被新的媒介改变了。

相关学术研究：

Sunstein， C. R. (2007). Republic.com 2.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ariser， Eli. (2011).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Penguin Press.

Haim， M.， Graefe， A.， & Brosius， H.-B. (2018). Burst of the Filter Bubble? Effects of personalization on the diversity of Google News. Digital Journalism， 6(3)， 330-343.

Dubois， E.， & Blank， G. (2018). The echo chamber is overstat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olitical interest and diverse medi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5)， 729–745.

De Francisci Morales， G.， Monti， C. & Starnini， M. No echo in the chambers of political interactions on Reddit. Sci Rep 11， 2818 (2021). No echo in the chambers of political interactions on Reddit - Scientific Reports

Xu， R.， Le， N.， Park， R.， Murray， L.， Das， V.， Kumar， D.， & Goldberg， B. (2024). New contexts， old heuristics: How young people in India and the US trust online content in the age of generative AI. arXiv preprint arXiv:2405.02522.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硅谷101，采访：泓君，图文：Dai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