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被“送养”的女孩长大后

进入21世纪后，我国逐渐调整计划生育政策，2021年“三孩”政策落地。已经进入“少子化”时代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几十年前，有很多孩子会因为家里的孩子“超了”，而不得不成为“别人家的孩子”。

三十多年前，我的家乡——一个地处苏北的县城，因为严格执行计生政策而当地家庭的传统生育观念和生育意愿无法在短时间内转变，曾出现大量“超生家庭”。超生的女孩子们，往往被“送”给有条件抚养的亲戚或熟人家庭。

如今，当年被送养的女孩已经长大，有的也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她们如何看待当年原生家庭的“无奈之举”？这些年来，她们如何与两个家庭的父母相处？

河岸边的母亲

小女儿被“送走”后，秀珍想跳河。

秀珍这辈子生了六个孩子，儿子排行第六，有五个姐姐。二女儿和小女儿刚出生就被送给其他人家抚养。二女儿在九岁时被认回，今年已经三十岁的小女儿尚未认回。

秀珍至今还记得小女儿降生后的一幕：一看到又生了女儿，婆婆撂下一句“你又生那东西。”等到她艰难地起身，上完厕所回来，床上已经没了小女儿。

想起被送走的二女儿，秀珍一瞬间慌了。

“我孩子呢？”

“被送走了。”秀珍只得到这一句交代。

对我说起此事时，秀珍仍然十分激动。她瞪着丈夫，用手接连拍着大腿，带着哭腔说：“是因为你家想再生儿子，怕没钱多养个闺女！”

三十年前“重男轻女”的思想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秀珍嫁来的村子，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儿媳要吃这庄饭，得拿命来换。”

嫁进来的女人无论如何都要生下男孩为家族传宗接代，这是检验她们作为儿媳是否合格的指标。越是经济贫困、政策规定的生育空间有限，民间的生育的性别偏好越强烈。

发现小女儿消失在眼前的那一刻，秀珍崩溃了。夜里，她站到了河岸边，准备跳下去。最后被追上来的一行人强行带回了家。

孩子送走后的除夕夜，秀珍不吃年夜饭，只在街上游荡、徘徊，变成邻居口中一到除夕就会跑出来的“疯女人”。

直到24年后，秀珍第一次从电话里听到小女儿的声音，没想到却是劈头盖脸的指责。

她不知道，和她女儿有相似处境的很多人，多年来都难以走出“被送养”的伤痛。

两个家庭间流转的女儿

2020年权威期刊《人口研究》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儿童非正常迁移的时空分异及综合机制——拐卖与抱养对比视角》的论文。通过分析中国最大公益寻亲网站“宝贝回家”上15311条抱养寻亲记录，研究发现被拐卖的多是男孩，而被抱养的多是女孩。其中0岁女婴最容易被抱养。 

（图源：上述论文）

送养家庭大多抱着躲避政策处罚的心理，选择将刚出生的女儿送往和自己有亲属关系，但住所距离较远的家庭，在保障送养隐蔽性的同时，得到继续生儿子的空间，也留有未来和女儿认亲的余地。

因为没有经过正式领养的法律程序，这样的收养关系呈现出“临时性”的特征，而正是这种“临时性”，让女儿们的处境陷入两难。

张洪洋（化名）是被送到秀珍同一个村庄养大的女儿，今年33岁。她的生父是县城的公务员，生母原是工厂工人，在生了第二个女儿后被工厂开除。因为生父是独生子，受“传宗接代”思想影响，生母冒着风险还要继续怀孕，结果有了第三个女儿张洪洋。为了保住生父的工作，张洪洋被送到偏远农村的大姨家抚养。

养父母家原就有两个儿子，对待这个“女儿”一直视如己出。养母回忆起，张洪洋小时候缺钙，常会腿软。养母就用米、鸡蛋、白糖在锅上蒸，蒸后再晒干磨粉，喂了小张洪洋一个麦季，把脸蛋喂得“要红有红，要白有白”。

张洪洋本名叫洪洋，两个哥哥都姓张，她因此常被同龄人取笑。养父不忍心，在她三年级时加上了自己的姓氏。

（张洪洋从小生活的养母家，图源：现场拍摄）

对于张洪洋不是自己亲生的这件事，养父母从小就没瞒着。张洪洋小学的寒暑假都会到生父母家过，但她叫亲生父母“二姨，二姨夫”。张洪洋到县城上初中后住回了亲生父母家，和两个姐姐挤在一个房间。

回到亲生父母家生活后，身边的氛围似乎都在暗示着张洪洋“该改口了”。张洪洋最怕生父喝酒后对她大吼：“我是你亲爸，你还叫我二姨夫。”尴尬之下，她只好在嗓子里咕哝两句“爸爸、妈妈”，后来才习惯改口。

改口的背后还有一层现实原因。张洪洋的养父母都是普通农民，家里的二哥因为交不上学费就没能继续上学。张洪洋非常害怕养父母提没钱交学费的事。

“如果我改口叫这边爸爸妈妈，他们就能帮我交学费，那边的经济压力就会少很多。”但，这又成了多年来张洪洋隐秘在心中的另一道坎，她不确定养父母对她擅自改口叫“别人”爸妈有什么看法，总觉得愧对养父母。

因为成长环境不同，张洪洋到亲生父母家生活后，一时很不适应。生母常会批评她的生活习惯，张洪洋也经常因为感到被管束和她吵架。

家庭聚餐也让张洪洋感到尴尬。在餐桌上，亲生父母会讨论在身边养大的姐姐和弟弟的趣事，而自己成了插不上话、“多余”的那一个，只能默默夹菜、吞咽。

感觉自己是多余的、自卑，是被送养孩子们挥之不去的阴影。

34岁的杨娜称被送养的经历始终纠缠在她的生活中。做什么事情都要小心翼翼，甚至自卑到不愿意照镜子，因为觉得比别人丑。

“如果我不多余，生母为什么要把我送走，而不送走其他人？如果我不多余，养母为什么在养了我之后，又要生一个妹妹？”杨娜从来不敢知道答案，只能深深地怀疑自己。

张洪洋则觉得自己没有归属感，就像在两个巢来回迁徙的鸟儿，却又发现哪一个巢都不真正属于自己。

出“哪扇”门？

90年代被送养的女儿们基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苏北农村，女孩子出嫁就是“出门”，走哪个家门很重要。结婚前一天或当天，女方的亲朋好友会到女方家里出喜礼，吃喜酒，新郎和伴郎等人会在这时接走新娘。

新娘子跨出娘家的大门，表明这家的女儿出嫁了。

对于这些被送养的女孩子们，她们的痛苦在于要在两扇门之间作出选择，而这也往往不是她们自己的选择。

张洪洋结婚的时候，想要从生父母家出嫁。因为生父母家在县城，出嫁会比较风光，给婆家人看会更有面子。

但养母坚决不同意，甚至说出了要是敢这么“出门”，就要去法院告张洪洋生父母的话，要他们赔偿18年的抚养费。

27岁的徐静（化名）则在生父母家出嫁，但养父母都没有出席，也没有贺礼。徐静从此和养父母渐行渐远。

25岁的张雪（化名）比较幸运，她在两个家庭轮流生活，相处都比较和睦。但她也担心有一天要出嫁，在哪个家“出门”的事情会点燃矛盾。

受伤最深的“母女情”

在访问这些被送养的女孩和她们的母亲后，我感触最深的是，“送养”对母亲和女儿的影响最大，也让她们彼此之间伤得最深。

杨娜在认亲之后，一直没办法喊自己的亲生母亲“妈妈”。她说：“付出是相互的，即使有血缘关系，也在时间中消磨殆尽了。”她至今不能接受母亲为了生儿子把她送走的决定。

张洪洋回到生父母家后，感到父母明显偏心亲手带大的孩子。如今生了孩子后，张洪洋唯一的愿望就是要一直陪伴自己的孩子，并努力赚钱，不想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童年时的压力。

但张洪洋的生母则认为自己爱这个女儿比爱其他儿女加起来都多，“这是我作为母亲的补偿，只是她体会不到。”

姜红（化名）的大女儿自出生起被多个家庭轮流抚养，直至初中才被姜红接回家，在这之后十多年一直叫姜红“小姨”。姜红担心她不好好学习、生活习惯差，粗暴地管教她。没想到，大女儿长大即离家，至今六年未回。这一次变成了母亲被女儿抛弃了。姜红后悔不迭：“如果有下辈子，无论怎么样我都要把孩子从小养在自己的身边。”

秀珍说到“认不回来”的小女儿，满是痛苦：“既然我没保护好她，我做错了事，我也没有资格把她（小女儿）认回来。”秀珍说完抹掉眼泪，两只眼睛都变得通红。

她反复念叨着小女儿肯定恨透了自己。

其实，她们是彼此最在乎的人，如今却伤得最深。

欣慰的是，我发现，这些曾经历送养之痛的女孩，在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不仅会格外注重孩子的感受，有的妈妈甚至笑言，因为童年经历导致自己现在多少有点儿“重女轻男”。

在快要交稿的时候，我去查了我们县发布的妇女发展规划，发现这份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当地消除出生人口性别歧视，将出生人口性别比（SRB）控制在109。所谓人口出生性别比SRB，是指某一时期内出生的男婴总数与女婴总数的比值。

2020年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乡村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11.9，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的122.09，有了明显的下降。

母亲和女孩们的集体伤痛，不会再重演了。

参考资料：

[1]李钢，薛淑艳，马雪瑶，等.中国儿童非正常迁移的时空分异及综合机制——拐卖与抱养对比视角[J].人口研究，2020，44(03):102-117.

[2] 沭阳县妇女发展规划（2021—2025 年），2022.4

[3] 国家统计局：第六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