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姐妹乐队，为流动女性和儿童歌唱20年

段玉今年39岁，19岁那年她只身来北京打工。算下来，她人生一半的时间都在漂泊。在顺义的汽配城工作时，她用一个月全部的薪水买下了人生第一把吉他。她在天通苑、东三旗、望京、皮村做过老师，结婚后又跟着丈夫去浙江、江苏、河北，辗转奔波里，她始终带着她的吉他。

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有3.76亿流动人口，作为这3.76亿分之一，段玉和她的姐妹有一个统一的模糊的称呼：打工妹。

起初不过是出于直觉，在迷宫般的地下室通道里，在逼仄的电梯里，在分不清的汽车零件和永不停止的流水线边，段玉觉得那些沉默的女工心里有自己的世界，她们的历史会不会和自己相似，以及最重要的，她想知道她们除了打工妹之外的名字，她们自己的名字。

她最早写的歌里，有首关于一个叫金凤的女孩，歌里反复吟唱“我有我自己的名字”。

2016年，她和另外两位女性组建了一支乐队。

截至目前，她已经为11家公益组织组织了30多场工作坊，写出了80多首歌，主题涵盖性别和教育平等、反对家暴和校园欺凌，残健共融、全面性教育等等。

后来，年岁渐长，当年的“打工妹”也步入中年。昔日的老友陆续离开北京，他们纷纷陷入养老和育儿的夹缝中。她难以找到既能赚钱又有时间照顾孩子的工作，八小时的稳定工作几乎是奢望。其他成员也在为了养家四处奔波，不得不放弃乐队的事。

但段玉依然在唱歌写歌，现实世界的问题依然困窘，像两条缠绕又无法相互作用的线。她的故事，是流动女性成长史的缩影，是她们对爱与痛的言说。在城市化此消彼长的浪潮里，也是关于一个女性的自我觉醒，对平等的向往，对既定命运的无奈与不服。

我有我自己的名字

哎嘿依儿呀儿呦/哎唉嘿依儿呀儿呦/他们称呼我的名字/他们叫我打工妹/哎嘿依儿呀儿呦/哎唉嘿依儿呀儿呦/我有自己的名字/我有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金凤》

19岁那年我第一次去北京，以前对北漂充满着幻想。结果坐车坐了半天，直接把我拉到了顺义。汽配城在一个特别偏僻的村，紧邻着国道，四下荒凉，我非常失落，原来天安门在那么远的地方，原来这就是北京吗？

我在辽宁海城长大，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离婚，我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我学的是学前教育，妈妈就觉得女孩做幼儿园老师挺好的，我就听她的安排。毕业以后心怀理想，想怎么也得做一个正儿八经的幼师。我们那属于小城市，基本没有正规的幼儿园，做的工作和我学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家里边有个亲戚在沈阳卖汽车配件，我就去他们家的店里打工。过了几个月，他们把我介绍到北京的汽配城。

目之所及都是汽车配件。上班就是每天去认这些零件，有人要买什么货，我就去找出来。在沈阳的时候，我经常出没的库房里也堆满了这些配件，到现在都记得它们的味道。到了顺义，我就和其他打工的人在村里合租。院子里加盖的简陋的客房，很小的房间里放两张单人床，晚上还有壁虎爬来爬去。刚来的的时候不敢出去，看不懂地图，不认识路，不敢坐公交车，就一直待在汽配城附近。店里有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平时会一起逛街，但不太亲近，总有一些话是没办法分享的。偌大的城市，其实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有一天我无意中走进一家琴行，看中了一把吉他，要400块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400块钱，我就买下了它，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把吉他。

接下来就是不停地搬家。

在北京的初中同学愿意给我一个落脚的地方，我终于能离开汽配城，在东三旗村里边的幼儿园找了一份工，管吃管住，只是前两个月没有工资，后来又去天通苑的亲子园、望京的幼儿园。来北京的第一年，我辗转了四五个地方，才如愿做了一份自己不算讨厌的工作。不忙的时候，我就看吉他书，弹琴唱歌。

乐队和北京的流动儿童学校的孩子们同台演唱

2005年，有个朋友在报纸上看到“新工人艺术团”的报道，我只知道他们是打工的，也喜欢唱歌弹琴，会到处去演出。报道里有电话和地址，我就坐着公交车去了东坝。到了下半年，艺术团的成员说他们准备在皮村办一个打工子弟学校，问我要不要过去当个老师。

之前我总觉得好像这辈子就这样了，当一个幼儿老师，不过是一眼望到头的日子，知道有这样一群人以后，虽然还是在打工，但我开始思考自己的身份和位置，会观察身边的人，想表达自己生活的状态。每个周末和大家聚会，他们会鼓励我去写歌写作。

皮村的同心小学很简陋，桌椅板凳都很破旧，来村里上学的都是打工者的孩子。所以我写的第一首歌《小小的渴望》，就是关于流动儿童。一个人，一把吉他，给孩子们唱，他们学会以后，再唱给自己的父母听。

段玉和绿色蔷薇的流动儿童一起创作《带走时间的列车》

我身边的人，除了儿童，最多的就是女工。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女工”和“工人”这两个词有什么不同，只是感觉上不一样。我决定写一写身边姐妹的故事。金凤就是那时候认识的一个女工，《我的名字叫金凤》唱的是她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加班到深夜，后来去做美容，又去做服务员，无论做什么，人们永远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是叫她打工妹。

有半年的时间，我住在地下室里。这里价格低廉，离市中心又近。下班回家，我会先走过一段长长的昏暗的走廊，两边是相似的房间门，那些门背后住着是电梯工和家政工，我们有一张床，一个柜子。

高楼林立的大厦下面是我和其他姐妹居住的地方，阴暗潮湿不见天日，我总在想自己的生活状态怎么这么窘迫，怎么这么糟糕，一样都是打工，人家那么光鲜亮丽，我们就跟蚂蚁似的，每天地下室进进出出，还得到处搬家。

《地下室》写的就是那段时间的感觉，后来我常常在梦里回到那间地下室。

“在弥漫着奇怪味道的迷宫里，眩晕的寻找着通向阳光的彼岸，生活是从衣服上滑落流水的滴答声，是从远方传来亲人的问候声，就这样迷迷糊糊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依然躲在潮湿的角落里打转，看见蓝蓝的天。”

在新工人剧场跳《挣脱枷锁》

《电梯姑娘》的主角是一个待在狭小拥挤空间里的女孩，身边高大的男人女人感受不到她的气息。

“青春就消失在这上上下下的锁链中，我看不见飞鸟也看不见天空，在分不清白天和夜晚的空间里，我看不见星星也看不见太阳，站在空空荡荡的电梯里。”

我总在想象这些沉默不语的女工的内心世界。

“我们也有着一样喜欢唱的那首歌，

我们也有着一样的苦恼一样的哀伤。”

当时写了几首歌，在工友之家的夜校跟大家一起唱，我想的是我自己可以发出声音，不太在意听者是怎么样的状态，我唱给地下室里的电梯女工还有金凤听，她们没有太大的反应。我开始困惑，唱出这些故事是给谁听，歌里的人依然是沉默的。

厨房里的江河湖海

哦，妈妈无论是什么样子/我们都接纳/不要期望太多/不要牺牲也不要伟大/妈妈，拿起你的拳击手套/可以武术也可以舞蹈/从家庭的包围中走出来/尝试未曾做过的事情——《不完美的妈妈》

随着年纪增长，家里催婚了。我身边的女孩都逃不过25岁开始被催婚的命运。我在工友之家夜校认识了一个男生，他去了浙江打工，26岁那年，我离开北京去找他。

结婚两年以后就生孩子，我没想到生孩子会变成我人生那么大的转折点。

怀孕以后，我的工作基本上就停滞了，带孩子做家务，让我又回到了过去那种枯燥乏味的打工的状态里。我什么都不想做，常常很崩溃，出现抑郁的情绪。我就在寻找一个答案，为什么生了一个孩子，我无忧无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特别糟糕？

那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深圳的社工机构“绿色蔷薇”，它们关注流动女性和儿童群体，参加活动的时候，绿色蔷薇发给我一本性别平等的手册，里面写“社会性别”“刻板印象”“性别暴力”，我翻着翻着，一下就找到答案了。

在那之前，我实际的生活里没有体验过性别的压迫，所以我没觉得这个问题和我有关。因为生孩子，我才感到不公平，为什么总是女性去承担。原来我面对的这些困扰都和社会性别有关，原来妈妈的身份也会禁锢我。虽然对女性主义理论一知半解，但我开始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我之前懵懵懂懂写的歌曲，那些打工妹的自白、流动儿童的心声，其实就是女性叙事的一部分，也可以是性别平等的宣言。

2016年打工春晚，段玉和朋友们一起表演消除性别暴力的歌曲《挣脱枷锁》

2016年4月，因为打工者艺术团和其他公益组织的关系，我认识了另外两个做音乐的女生马薇和熊颖。马薇拉小提琴，和我同岁，都是东北人，以前也是女工。我们组了个乐队，叫“九野”。

5月份的母亲节，我们去了北京的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她们关注来京务工的基层流动女性的现实困境还有精神世界，给女工们开戏剧课、写作课、摄影课、舞蹈课。

我们开始用集体创作的方式写歌。姐妹们是附近的家政工、月嫂、零时工，很多是跟着丈夫来北京打工，为了照顾孩子，她们的时间被拆成碎片，很难上那种稳定的八小时工作制的班。刚好是母亲节，我们一起唱了一些关于妈妈的歌，又谈了谈自己的妈妈是什么样的人。

有姐妹说，她觉得自己的妈妈心中有江河湖海，但各种原因之下不能有所施展，一辈子被困在家庭中。有人说她从小看到妈妈受爸爸的家暴。有人说家里挂着一幅山水画，是自己和妈妈喜欢的地方，但是从未去过。有人说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做的菜都是有情绪的。

在场的人基本都生了孩子，自然而然就分享起自己做妈妈的体验。她们会说自己不太想当传统的妈妈的角色，想做一个新时代的妈妈，不能完全丢失自己。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变成了《不完美妈妈》的歌词：

“房间里的那幅山水画，是你想去的地方吗，沉默已久的连衣裙，她也向往着阳光，厨房里隐忍着江河湖海，你做的菜也是有情绪的，给自己放个假。背着行囊远行吧……哦，妈妈无论是什么样子，我们都接纳，不要期望太多。不要牺牲也不要伟大。”

段玉在木兰花开做音乐工作坊

集体创作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同感，我们不只是为了一首歌而来，写歌其实是一种发泄方式。姐妹们生活当中有太多被压抑的东西，她们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也不知道跟谁说。她有机会用歌声呐喊她的痛，能被有相同经历的人倾听。

也许问题解决不了，但说出来，就是被安抚。

后来我们一直用集体创作的方式，为各种边缘的、沉默的人群写歌，再由他们自己唱出来。比如同在北京的鸿雁社工服务中心，她们服务的主要人群是家政女工，倡导流动女性融入城市、平等发展。鸿雁有一个“百手撑家”的活动请我们去组织工作坊，很多家政姐妹都是凭这双劳动的手进入到城市雇主家庭，养活自己的家人，又照料了城市中的家庭，她们的声音理应得到尊重。

百手撑家活动中的家政工姐妹们

我先请大家坐成一圈，然后捏脚，与自我介绍一起进行。这是我从台湾的一个剧团团长那里学的，捏脚可以舒筋活血，通络热身，家政姐妹们总是站着干活，常常忽略自己的身体，这个环节也能让大家放松下来。然后我们唱了一会儿歌，分成几个小组讲述自己的故事。

《鸿雁妈妈》描述了家政工姐妹在两个“孩子”之间的爱意和伤感。她必须住在雇主家里，照顾陌生的孩子。生活所迫，为了能够创造更好的条件，很多姐妹被迫选择把孩子留在老家。给雇主孩子做饭时，她们常会想到自己的孩子在吃些什么？陪孩子玩耍时，会想到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也在玩？夜深人静时会想孩子想得流眼泪。

“我是一个妈妈，我有两个娃娃，一个长在城市，霓虹闪闪车灯亮，一个生在家乡，星星点灯蛐蛐唱……我像一只鸿雁，飞越了南方北方，漂泊在人海茫茫。”

2017年，乐队在家政工艺术节演唱

面包与玫瑰

你不要催我/不要逼我/我有信心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你不要催我，不要逼我/我有自己的想法和追逐/世界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世界也可以是我想象。——《选择一种生活》

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匆匆来找我们。

他们想做一个“全面性教育”音乐工作坊。当时公开谈论性教育普及的声音，不像现在这样多。关于“我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答案从“垃圾堆捡来的”变成了“充话费送的”，很多家长依然是羞于启齿或者找不到合适科学的回答的状态，青少年因性教育缺失而遭遇到的困境，感染艾滋、意外早孕又常常发生。

《心生》这首带有很强的科普性质的，我们在rap唱段里放入了大段的基础生理知识。心生谐音心声、新生，全面的性教育是正视人的本性，会带来新的生命体验。

“如果早点知道，平等对话才是交往最大的前提，我不会容忍骚扰欺凌，让生命崩溃凋零。如果早点知道，亲密关系要，互相尊重彼此同意，我会创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充分享受恋爱的甜蜜。”

在2019年联合国日的活动上表演

还有一年三八妇女节，我们去了绿色蔷薇做了一场反家暴的音乐工作坊。在场的姐妹先写下一些关于家暴的场景，比如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听到了什么声音，如果可以制止，你会用什么方法，还有不光是身体性的，诸如言语羞辱、精神控制是不是存在。我们把对暴力的恐惧，以及女性出走的艰难写进《黑夜中的你》。

“外面的风好大，我听到酒瓶砸碎的声音，多想离开看到他在忏悔，对我从未有过 的温柔，会变好吧，孩子的哭泣，让我无法迈开脚步，外面的风好大。”

集体创作的过程

除此之外，我们还为残障朋友写了《世界有我们不同》，写了聚焦校园欺凌的《聚光破影》，流动儿童心声的《带走时间的列车》。

但回到我自己的生计。制作歌曲是没有资金支持的。我在网上发起过众筹，筹了几万块钱，紧紧巴巴做了一张专辑出来。

后来皮村变了很多，很多地方消失了，很多人走了。曾经找我们做工作坊的公益组织也活得不容易，有的在慢慢凋零。

我们一家搬到河北生活，孩子上小学要考虑学籍问题，爸爸工作，我在家照顾孩子，偶尔写点歌。我不是主动做全职妈妈的，我这个年龄面临的性别问题就是，接近40岁的人在小城市，真的很难找一份收入尚可又不那么忙的，能让中年人兼顾家庭的工作。

你去boss直聘搜出来，大众一点的是商场销售或者服务行业，基本是别人休息的时候要工作，要么是没有休息日，要么一天工作12小时，还有类似电商主播的工作，零散不稳定，主播一天要讲几个小时的话，可我还要唱歌，不能把嗓子给毁了。

拿到手的工资最多三四千块钱，把所有的时间搭上，换取这么微薄的收入，我的孩子没有人带，又做不了自己的事，我很犹豫，有一段时间还想要不要去当月嫂，接触那么多打工姐妹，我很清楚这份工背后的牺牲掉自我的生活状态。我想有一种坚持，不想放弃做音乐，所以失业的状态一直在持续。

段玉和绿色蔷薇、重D音在一起

这些年乐队的成员也有各自的生活变动。从3个人扩展到7个人，现在又变成我一个人。很多时候是境遇使然。

我们的提琴手马薇最开始加入乐队，参加活动，就受到了很大的家庭阻力。

她家人不是太愿意她出来，更主要的是，全家的经济重担也是压在她身上。为了补贴老人，以及给孩子更好的条件，她得教很多节小提琴课。前段时间她说自己身体不行了，如果自己倒下，那上上下下怎么办，日子怎么那么难。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得不围绕她的家庭，割舍掉自己想做的事。

九是里最大的阿拉伯数字，野是田野、狂野、不受拘束意思，九野就是非常非常野，是女性的独立精神与生命力的狂野呐喊。我们想为性别平等而歌，为流动女工而歌，为儿童权利而歌，在歌声里想象和构筑一个没有歧视、没有暴力的美好世界。

我的孩子渐渐长大，我想继续为下一代写歌。内心有一种声音，舍不得放弃想做的事。可是当年的“打工妹”到了中年，似乎没有太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