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又嫌贫，中国人精神分裂了吗？

来源 | 枪稿（ID：QiangGaooooo）

文 | 现代机器

策划&编辑 | 徐元

题图 | Pixabay

作者注：穷人消失了，这是今天中国电视剧的一大特征。

而相对的，却是国产电影里先天设定了“为富不仁”的主题。

一边仇富一边炫富，这是中国影视的精神分裂症，也是中国人的精神分裂症。

仇富却嫌贫，是精神分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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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今年中国电影最单薄的反派，当属《误杀》里的恶少查察。他坏得干脆也坏得干瘪，我隔着银幕都能感到编剧们的喊声：“朋友们快看！就这个人，他是大！坏！蛋！”

他们需要的不是查察，而是查察的恶。只要富人先作恶，李维杰（肖央）一家人的反抗就有道德上的正义性，观众们的情绪就开始被调动，进而产生认同。

逻辑很简单，“仇富”。

富人有原罪，他们的钱都是不义之财，而且他们总是为富不仁；而穷人则没有受到金钱的污染，用小学生作文来说：总是在“贫穷的外表下藏着一颗金子般的心。”（看！善良的喻体还是钱！）

《误杀》中警察局长的儿子强奸了女同学之后，还拿性爱视频威胁她再次就范，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毒公子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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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国产电视剧里，富人的原罪突然不见了。

如今都市生活剧的主角们，纷纷在北上广住着大房，开着豪车，而他们的孩子上的是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学，准备就读海外名校。

不仅如此，这些电视剧里鲜见穷人，而即便有不多的穷人出场，他们还要在这些富人的生活里作妖。《都挺好》中穷亲戚苏家舅舅管苏明玉（姚晨）借钱时这么说：“众邦可是你表弟，你外婆家的独苗，你们有钱给他花，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猛戳观众怒点。 

逻辑也简单，“嫌贫”。

《都挺好》里，从小就不被待见的苏明玉长大后，有了出息，还要接济家里的穷亲戚。

仇富与嫌贫，这两个词构成了当代国人金钱观的矛盾体。这种精神分裂反映到文艺作品，就是国产电影里净是“富人多作怪”，而国产电视剧总演“穷人爱作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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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评论者都指出，《少年的你》中霸凌者的动机始终是缺席的。但该片介绍魏莱（周也）背景那场戏，很明确地把观众的目光引向了贫富差距。

道德问题等价成了贫富问题，上层阶级霸凌下层阶级，在绝大多数观众眼里，已经不言而喻。

然而，无论是《少年》还是《误杀》，其叙事的完整，靠的都不是缜密的剧作，而是借助了“为富者，必不仁”的大众心理。这是电影主创的创作起点，也是电影观众追问原因的终点。

《少年的你》中的霸凌者魏莱也是富家小姐，影片如此设定，把霸凌简化成了富人欺负穷人，模糊了校园欺凌出现的真正缘由。

小成本电影也难逃窠臼。即便是广受好评的《平原上的夏洛克》，为了说明农村人是多么朴实纯真，创作者也设计了一个出轨的、虚伪的、认为有钱能解决一切的大款跟主角作对比。

如果说这些品质不错的影片借重大众心理的目的是揭露现实问题，尚且有情可原，那么在更多的国产烂片里，“为富不仁”简直就是机械降神，是编剧们绞尽脑汁后的终极大招。

比如《吹哨人》，臆造了某外国企业为了赚钱就要坑害六百万中国人的情节，主创们便声称这部电影的社会效应显著，但实际上它动作戏可笑、情感戏糟糕、演技完全不着调，全是胡编乱造。

《平原上的夏洛克》里，主角农民超英善良、诚实，对亡妻深情款款，而“反派”大款则唯利是图，背叛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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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产电影仇富心理相对立的，是国产电视剧对金钱毫不掩饰的渴慕。

《都挺好》的苏明玉是新时代都市丽人的模范样板，进可雷厉风行单枪匹马叱咤职场，退可暴露脆弱控制寂寞得意情场。她对石天冬说：“我最大的梦想是躺在钱上数钱。”

因为是丫头，明玉从小在家中不受待见。但长大后凭借着过人的努力和运气，成了最有钱的人，家里的地位因此直线上升，哥哥们和老父亲都变成了她身上的寄生虫。

另一个热播剧《小欢喜》中，三家人是妥妥的中产阶级。北京户口、有房有车，早就把2020年全民奔小康的总目标甩在身后。季家父亲是区长（厅局级），母亲是天文馆馆长，大权在握；方家母亲是财务总监，父亲是法务经理，更有钱；乔家母亲名下四套学区房，父亲是公司总裁，最有钱。

街上发传单的苏明玉也能遇到大款，改变人生——现代家庭剧版玛丽苏情节。

三家人生活上的纠结是孩子们出国留学还是国内名校、要上南艺还是北电、读清华还是复旦。

不光如此，总编剧黄磊还改动了结局，原本略带悲伤的“小欢喜”变成美梦成真的“大团圆”。与日剧中每天坐地铁上下班、在职场打拼受挫、遭受各种沮丧情绪折磨的颓废男女相比，国剧里的人生美好得不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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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电影的主流观众是职场青（she）年（chu），而电视剧的观众年龄分布更广，但实际上两者的重合远比区分大。单从受众分析的角度出发，恐怕难以解释电影仇富、国剧嫌贫的精神分裂。

媒介的区别大概才是关键：漆黑的影院为电影营造了一种仪式感，而电视剧却可以填满琐碎的通勤时间，我们看电影前要做的心理准备远远高于看电视剧。如果说电影是观众集体无意识的呈现，那么电视剧就是对现实社会的运行法则的直接描述。

两者互为表里，其实不是精神分裂，而是此间扭曲金钱观不分彼此的一体两面。

《少年派》中林大为（张嘉译）要给女儿补课，一节课就要八百。

对很多人来说，世界上有两种人最可恶：一种是比自己富的人，靠剥削赚钱；另一种恰是比自己穷的人，因为不努力不上进而没钱。前者是自古以来的嫉妒作祟，后者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阴魂不散。

总有人鄙夷在国外抢购奢饰品的中国游客，说他们“土”、“没教养”、”没素质；也有人在DG“乳滑”事件之后冷眉冷眼：“意大利都那么穷了，还敢歧视中国！”他们极有可能是同一拨人。

前阵子初代网红郭美美刑满释放，声称痛改碰瓷前非，实则重操炫富旧业。微博评论区里，各种声音嘈杂不绝，一面是众多网友怒斥其道德败坏，一面是几十万粉丝为她打抱不平。嫉妒、艳羡、愤怒、渴望，多重目光彼此交织，没有哪个可以单独存在，社会的主流就是复杂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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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常常念叨的一句话是：“我们用三十年走过了别人三百年的路。”语气中的自豪感自不必说，但背后的辛酸也不容忽视——我们比歪果仁更快地遭遇到“社会阶层的交替”和“资本抽离的真空”。

《小欢喜》的女主角乔英子（陶虹）家在北京有四套学区房。

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这两个艰涩的社会学名词：“社会阶层的交替”指的是，人们改变观念的速度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这导致当下存在着好几种不同时代的金钱观。

如果做一个简单粗暴的分类，仇富心理在年长者中更普遍，嫌贫心理则在年轻人中更流行。比如《都挺好》中父亲苏大强（倪大红）就认为明玉有钱该给亲戚长辈用，而明玉认为每一分钱是靠努力赚来的。自己富，没原罪。

“资本抽离的真空”指的是，钱往哪儿流，人就要往哪去，但钱的运转速度远远快于人的反应速度，因此总有人会掉队。

举个例子，互联网员工们不断地离职跳槽，这就是人跟着资本转。但互联网是一碗青春饭，年纪大了又拖家带口的员工跟不上资本运转的速度，就只能接受被裁员的命运，成为“资本的弃民”。

他们不止要被以老板为代表的富人剥削，还要被以老家亲戚为代表的穷人压榨。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总结道，“在这种情况下，靠向权力，希望得到权力的拯救，就成了他们最现实的希望”。

《小别离》中方圆（黄磊）和童文洁（海清）家也很有钱，他们打算送女儿朵朵（张子枫）出国读书。

这句话中的“权力”，并非我们日常理解中官员们的权力，而是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它可以是法律，可以是道德，甚至可以是审美。影视剧主流叙事是走向大团圆，坏人终被制裁、好人终有好报，观众们的期待在观影中逐步得到实现，这就是一个靠向权力、被权力拯救的过程。

电影负责仇富、负责我穷我光荣，而电视剧则负责炫富、负责传递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它们一起提供了左手右手两道出口，让生活中无奈的观众得到成倍的想象性满足。

大银幕小荧屏隔开了一真一假的两个世界，可这两个世界，都布满了中国人分裂、纠结的灵魂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