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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南七道,作者:南七道(自媒体创业者、投资人),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作为一个中国人,别管在日本待多久,多有钱,日语说得多好,你也很难真正融入主流社会。”在日本旅居了 20 多年的王伟,毕业于东京和新加坡顶级名校,是东京地产金融行业DDJ JAPAN公司董事长。
日本是一个矛盾的民族,独特的文化,造就了整个日本的封闭和固化。他们与人接触,礼貌周全,敬业尽忠,但他们排斥外国人,外面的人(外国人)和文化,不可能真正往里走。他们也排斥自己人,日本等级森严,阶级固化,平民和底层想要实现阶级跃迁,比登天还难。下面的人,几乎很难往上流动。
这样的社会一方面很稳定,各安己份,各司其职,曾经创造了日本制造业的奇迹;另一方面,也杜绝了创新创业,这也注定了互联网和AI时代的落后。
日本秋叶原街头(南七道摄)
一、排外的日本
2024年6月,我通过朋友、小红书等途径,先后联系到了超过30多位旅日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他们横跨金融、地产、贸易、软件等多种职业和岗位。和他们交流在日本的工作和生活感受。
老马(化名)在日本已经超过20年,从中国东北来日本留学,然后留了下来,在日本工作买房结婚生子,他从事的是机械进出口的工作。“我有很多日本的熟人,但朋友大多还是中国人,你很难交到真心的日本朋友。日本人很友好,很客气,但没法亲近。这就像日本的榻榻米,那扇门和那堵墙很薄,就隔着一张纸,你能感觉到隔壁的身影,隐约听到他们说话,你觉得触手可及,但是你作为一个外国人,永远没法突破心中那堵墙。”
90后的哆酱(化名)来自中国台湾地区,她从事时尚行业,很善于社交,和日本人打成一片,她觉得自己已经成了日本社会的一份子,但是每次和日本朋友讨论一些工作或者生活中的情感等问题时,对方都会说:“你是外国人,你不懂我们日本的事。”一句话把她打回原形,告诉她,这里是日本,而你不是我们的一份子。
而来自美国旧金山的Mike说:“日本很干净,很安全,食物很棒。但这解决不了我和日本人之间的距离问题。在美国,我们只关心个人过得好不好,但是在日本,他们需要关心整个群体的感受。这让我很不适应。在日本,你进入一个商店,卖的几乎都是日本产品,在美国,你能看到全世界的产品。”
不仅是个人,商业上的排外性体现得更明显。仅以全球移动互联网来看,日本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市场。
2015年,我正在东京,当时看到新闻,百度宣布退出日本,尽管保留了输入法等业务,但核心业务基本已经关停。日本是百度2006年宣布国际化的第一站,我觉得可惜,但一点也不意外。
在2013年,当时正在做海外扩张的UC公司CEO俞永福说:“日本有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和商业模式,几乎都是从其本土内生的,整个互联网产业环境非常封闭,外国公司很难取得成功。所以,直到今天,虽然UC浏览器的全球用户量已经很可观,但日本依旧是我们明确阶段性放弃的市场。”
而成功的外国互联网APP——金山软件、LINE、TikTok、日本雅虎,都是做了彻底的本地化,要么是和日本公私合营,要么是完全独立的日本法人公司,与母公司做了明确切割。日本第一大聊天软件LINE是韩国公司研发的,但在维基百科词条里明确说:“LINE是韩国企业日本法人NHN JAPAN独立开发的应用,并非网络上传言的’韩国制造’,而是如假包换的‘产自日本’”。而日本百度,一直是隶属于国内总部管理。
如果不彻底本土化,外国的企业,根本进不了已经凝固成一团的日本本土市场。也正是因为排外的这种文化,日本本土APP,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几乎是全军溃败,毫无建树。
因此日本企业界还出现了一个专用名词:“拉帕戈斯综合症”(日语:ガラパゴス化、英语:Galapagosization),“在孤立的市场环境下,独自进行自我适应,而丧失和区域外的交流和互换,最终陷入被淘汰的危险的现象。”
二、排内的日本
日本的固化,不仅是针对外来文化和企业,也针对日本本土的人。他们对于试图挤进自己阶层的其他阶层的人,充满警惕、敌意,甚至不惜一切手段进行驱逐和惩罚。
2022年,日本东京的一对夫妻,带着三个小孩,搬到爱媛县的山里,准备将废弃的老屋改造后,过上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他们开了一个YouTube账号——“限界集落的生活”。用于记录乡村的点滴生活,包括改造老屋、种植采摘、邻里交流等。但是很快发现在封闭的日本乡村,这是黄粱一梦。
日本政府对于年轻人移居乡村,会有补助,前提是必须参与当地社区活动。但这些活动,是由一些本地团体把控着的,年轻人几乎没法按自己的想法来,哪怕在明显错误的情况下,也不能纠正。于是发生了冲突,这家人被不断骚扰,甚至家里被纵火。最后他们只好被迫逃走,回到东京。
日本在野党民进党主席、政界女强人齐藤莲舫,因为出生于中国台湾地区,华裔混血,一直备受各种争议。
对于本国草根崛起的打压,最著名的就是日本“活力门事件”。这个事件,给了王伟特别深刻的印象。
堀江贵文,日本百亿富豪,出身平民,白手起家,但是经历、作风和马斯克很像,被称为“日本的马斯克”,但是日本容不下这样的异类存在,最后深陷牢狱之灾。
他靠互联网发家。1995年,在东京大学就读期间,创立了互联网商业公司On the Edge 。公司不断发展,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销售额近亿人民币(以下都折算为人民币)。后来公司改名Livedoor(活力门),市值300亿。
他喜欢太空业务,收购了一家SNS株式会社,其母公司Interstellar Technologies,专门从事太空业务。这家公司发射了日本第一枚到达外层空间的私人火箭。
他个性鲜明,公开否认天皇存在的必要性,建议日本不要和中国争夺钓鱼岛、批评自民党领导人安倍晋三及其夫人。高调开私人飞机出行。在《花花公子》上拍半裸照。他反对日本的大学教育,提倡在线学习。喜欢和AV女优、女模特一起玩耍。他提倡在企业内部“能者居上”,而不是按资历来排名。这几乎每一条都与日本企业界主流文化相悖。
他很喜欢收购媒体。曾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目标是缔造一家集传媒、信息技术和金融为一体的集团。”2023年9月,收购调频广播电台CROSS FM。2004年10月,收购出版公司财富生活,2005年2月,收购日本放送公司(NHK)35%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然后试图收购富士电视台,富士联合其他传统媒体集团,甚至动用政界力量来阻止收购。他的这种挑战日本传统商业伦理的行为,甚至引发了当时日本首相的不满。这给他惹来了牢狱之灾。
2006年1月,日本警方以操纵股价、内幕交易,违反《证券交易法》等罪名,逮捕了堀江贵文及三名公司高管,判刑两年半,公司易主。此事件就是日本著名的“活力门事件”(Livedoor shock)。除了刑事指控,主流媒体对他,也开始出现了各种奇葩的指控:有媒体说他喜欢玩3P。连他曾经和E罩杯模特西村美保同居,都成了道德有缺陷的证据之一。
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中根千枝,针对日本文化,提出了“纵式社会”的概念:日本人在社会体系中,是依据一定的标准排出序列,比如上下级和长幼有序,从而导致了这种制度下对权威的绝对服从。任何试图挑战或破坏这种规则和文化的人,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三、日本民族的矛盾性
日本民族和社会阶级的固化,归根结底还是由他们的民族性和特有的文化造成的。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说:“日本文化充满了悖论,日本文化具有井然有序的社会等级制度,但社会又认可无序状态的存在;日本人生性好斗又非常温和;坚决忠贞又易于食言叛变;他们在乎社会规范的约束又会放荡不羁,注重自己外在形象又会毫无顾忌;既自傲自大又自卑自怜;既能完好地保持自己的传统又会接受外来文化。没有一种文化能像日本文化那样充满了矛盾,而这些矛盾又共生并存在同一种文化中。”
日本矛盾的文化里,有两种核心组件:一种是耻感文化,一种是等级制度。后者是整个日本社会构成的基础和粘合剂。这也是中根千枝提出的“服从权威”“服从上级”的“纵式社会”的关键点。
日本人的服从性,充斥着每一个环节。日语里许多敬语,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场合,要用不同的词汇,在使用时还要鞠躬和跪拜。这就让全民从内心深处强化认同等级秩序,各安其分。每一个日本人,在这种文化里,不是有喜怒哀乐的具体真实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一个原子,被高度的颗粒化了。这种原子化后,必然要严格按照社会规则运转,严于律己,严禁越界。
《菊与刀》里对于日本等级制度做了详细分析:“等级制在日本文化中所具有的含义。这是日本民族创造出来的,最符合其口味的幻想。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必将保持它某些固有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等级制的信仰和信赖。”“日本人的格言是:‘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
在这样的企业文化下,作为一个日本人,鼓励你自得其乐,安分守己,做好本职工作,甘于人下。作为交换,政府和企业会给到每个人一定的照顾,对教育医疗养老进行兜底。比如疫情期间,政府会不断发现金补贴大众,日本大企业提倡员工雇佣终身制,几乎不裁员。普通大众的生活,有了一个兜底,而不至于堕入极度贫困的深渊。这种文化也会造就大众被 “体制化症候群”。
所以在这种文化和环境下,社会的凝固和阶级固化就会非常明显。政治家的孩子,依然是政治家,大企业家的孩子,依然是巨富。这在日本首相上就体现的淋漓尽致,日本近10位首相,仔细分析他们的家庭背景,几乎全是政治世家和首相家庭的后代,特别是安倍晋三,一门三首相。
日本近十年首相家庭背景(南七道制图)
日本学者山田昌弘说,在过去,日本大多数人,都有社会阶层跃迁的期望,但现在成了少数人的专利。其中核心决定因素,就是父母的社会阶层。换句话说,现在的社会分化成了两大阶层,即有希望的少数人群,没有希望的大多底层人群,并且这种阶层分化呈现出固定化的趋势。
这种固态的文化,曾经为日本社会发展发挥过巨大的动能。1960~1980年代期间,震惊世界的日本经济奇迹得益于此。当时日本的产业,高度聚焦造船、钢铁、机械制造、汽车制造等制造领域,日本企业的员工等级森严、各司其职、高度协作,大军团式的作战方式,加上终身雇佣制,让日本企业竞争力横扫全球。
但是移动互联网行业,需要的是灵活、颠覆创新、快速试错、小步快跑等策略,这显然是日本文化里最缺乏的。长期的体制化,已经让日本普遍失去了创业的勇气,所以日本落伍于移动互联网和AI时代,并不奇怪。
日本人的矛盾还体现在,一方面排外,一方面在被彻底征服或者打击后,又会死心塌地地学习和跟进。当年学习美国是如此,现在面对Web 3.0也是如此。
在日本从事风险投资、Asu Capital(明日资本)合伙人李路成说:“虽然日本的初创企业市场,在过去往往会局限于国内市场,但由于地缘政治的变化和外国资金的涌入,日本初创市场正在迅速全球化,并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期。”
2014年,日本风险投资,不到美国的3%。2022年,被称为“日本创业元年”。日本公布了“新资本主义”的实行计划。5月26日,时任首相岸田文雄在众议院说:“Web3时代的到来可能会引领(日本)经济增长。随着我们进入Web3时代,我强烈认为我们必须从政治角度坚决推动这种环境。”
但尽管如此,“日本的数字货币交易所,全是本地人,外国人不会被允许。”一位在新加坡做数字货币交易所的资深人士说。目前,日本拥有超过30家获得日本金融厅牌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基本都是日本人。日本的保守和固化可见一斑。
(特别感谢DDJ JAPAN董事长王伟、Asu Capital合伙人李路成、东京陈先生、老马、哆酱、MIKE等诸多提供信息和帮助的朋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南七道,作者:南七道(自媒体创业者、投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