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读书》2020年2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原标题《巴西的酒杯能浇谁的胸中块垒？》，作者：江晓原、穆蕴秋

本文是两位作者关于影响因子与学术评价讨论的新作。继讨论影响因子的生意经与操纵方法，这次，他们讲述了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悲伤故事”。通过种种无奈而又不得不为“自引”“互引联盟”等操作下，第三世界国家学术期刊的尴尬与困境昭然若揭。

首先声明，本文并非对影响因子指标或汤森路透或科睿唯安的声讨——我们无意声讨任何人，只是告诉读者一个悲伤的故事而已。

四家巴西医学期刊大难临头

二○一三年，巴西教育部宣布了对四家巴西医学期刊《巴西医学联合会杂志》《临床医学杂志》《巴西肺病学杂志》《巴西整形外科杂志》的严厉惩处：

一、二○一○至二○一二年间发表在该四家期刊上的所有文章，取消参评二○一三年度巴西研究项目的资格；

二、取消该四家期刊此后在教育部的参评资格，直至它们能够重新被美国的私人商业公司“科学情报研究所”（ISI）收入SCI（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为止。

如此惩处，几乎置该四家期刊于死地。这不仅意味着上述三年间发表在该四家期刊上的所有论文都形同作废，而且直接摧毁了该四家期刊的稿源——没有学者愿意向没有项目参评资格的期刊投稿，就好比中国学者通常都不会向不被行业和自己单位承认其文章为学术成果的期刊投稿一样。

《巴西肺病学杂志》（来源：issuu.com）

可是，这四家巴西科学期刊究竟犯了什么天条，要被巴西教育部如此严厉惩处？

原因是它们被美国的“科学情报研究所”惩处了——被清除出了SCI数据库。

当时“科学情报研究所”还在汤森路透旗下（二○一六年转卖给了科睿唯安），二○一三年六月汤森路透如期发布上年度期刊影响因子排名报告，但这次有六十六家通过违规操作提高自身影响因子的杂志被清除出 SCI，其中包括上述四家巴西医学期刊。

SCI（来源：baidu.com）

该四家杂志 “干犯天条 ”的案情如下：

二○一一至二○一二年间，它们由各自主编领衔发表了七篇综述文章，这些文章通过相互引用该四家杂志二○○九至二○一○年间发表的论文，达到提高各家影响因子的目的。在被“科学情报研究所”惩处之后，四家杂志知道自己要大难临头了，但它们表示了不同的态度：

《临床医学杂志》二○一三年十月将主编撤职，同时发布撤销两篇论文的通告，撤销理由是“不合格”和“非原创成果”。《巴西整形外科杂志》则在“撤销”通告中加入了作者声明：重申论文无剽窃、无研究方法缺陷、完全符合科学研究规范，被撤销只是因对其他杂志的引用不规范。

《巴西肺病学杂志》则发文解释，它在二○一三年被SCI排除，是因另两份巴西杂志的两篇文章对其过度引用所致——分别为八十次和五十二次，由于自己没有发文过度引用其他杂志的行为，所以哀求巴西教育部不要取消它二○一○至二○一二年间发表文章的研究项目评估资格。但这样的辩解不仅站不住脚，而且是卑怯的——它是此次事件中唯一未曾“付出”却“获益”了的杂志，如今东窗事发，竟企图抛弃盟友独身上岸。

四家杂志中只有《巴西医学联合会杂志》表现得比较有“骨气”——不做回应，不更换主编团队，不撤销发表论文，默默承受，特立独行。

《巴西整形外科杂志》（来源：rbcp.org.br）

然而这四家巴西期刊主编在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还是忍不住将矛头指向了巴西教育部。他们抱怨教育部近年实施的以影响因子为主导的学术量化考核标准，正在将巴西学术期刊逼上绝路，声称他们建立“互引联盟”铤而走险，实出无奈。

这些巴西期刊为何铤而走险？

其实巴西教育部的弊政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二○○九年，巴西“高等教育发展联合委员会”颁布学术考评新制度，实施“科技文献评级系统”。官方的解释称：因近年巴西研究项目水准明显提升， 50%以上成果已发表在高水平期刊，为展开更为有效的评估，有必要提高评价标准。

新的评级系统和以往学术评估制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以汤森路透的期刊引用报告（JCR）每年发布的影响因子排名为主要标准，影响因子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系统将巴西医学期刊分为二级七档（A1—A2，B1—B5），三年一次，评定受资助研究项目成果的等级。

汤森路透（来源：baidu.com）

考察一下“科技文献评级系统”医学类期刊的评级标准，拥有影响因子——也就是被美国ISI收入SCI数据库的——期刊，才能够进入上述七档中的前四档。也就是说，巴西国内及拉美数据库收录的所有非 SCI论文，全部沦入最低三档中！

这对巴西本土医学期刊意味着什么呢？

这显然意味着，在新的期刊评价导向作用之下，研究者为了在评估中列入高档，必然会将论文投向欧美高影响因子的医学期刊，这使得原本就处于天然劣势的巴西本土医学期刊集体落入了恶性循环：在分级体系中“天然”处于低档，就得不到优秀的论文稿源；没有优秀稿源，杂志自然更难提升档次。

巴西教育部则表示，他们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相应的补救措施是，设置了各档之间的换算关系：2篇 B1论文 =1.2篇 A1论文；1篇 B1+1篇 A2论文 =1.4篇 A1论文，3篇 B2论文 =1.2篇 A1论文，等等。然而这样的换算，不是在公开强调巴西本土期刊“低档刊物”的身份吗？不是对本土期刊的制度性羞辱吗？

二○○九年新政甫一颁行，当即引发期刊主编的集体抗议，他们认为教育部把影响因子奉为考评标准的做法武断粗暴，简直就是不打算给巴西国内医学期刊留活路了。例如巴西坎皮纳斯大学医学教授梅茨（Knoradin Metze）指出：在这种评级系统下，迫于官僚压力，学者只好将他们的稿件投向相关研究领域的国外高影响因子期刊。

这里可以顺便一提，梅茨还非常专业地谈到影响因子使用时存在的弊端，指出西方一些科学期刊利用分子分母规则漏洞上下其手。　　

而中国学界和媒体，对影响因子计算公式的误解长达四十余年，对公式中的分子分母规则居然一直普遍理解错误，直至二○一六年，本文作者才首次纠正了这一错误（参见穆蕴秋、江晓原：《为何中国学者和媒体对影响因子公式的表述普遍错误？》，《出版发行研究》二○一六年九期）。

穆蕴秋、江晓原：《为何中国学者和媒体对影响因子公式的表述普遍错误？》，《出版发行研究》二○一六年九期（来源：cnki.net）

巴西期刊界反对“科技文献评级系统”的声势在二○一○年达到顶点，六十家医学期刊主编联名请愿，并在各自期刊上同步发表了题为《教育部发布的期刊分级标准迫切需要改变》的文章。文章对说服教育部改变“科技文献评级系统”下的医学期刊分级标准还抱有最后一丝希望，提出八条倡议，强调对期刊的学术评价体系应重新斟酌，不应将影响因子作为唯一评判标准。

特别是其中的第八条，主张不仅要求学者在国际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发表论文，还应要求学者在一定比例的巴西期刊上发表论文。这项建议如果真能有效推行，确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巴西优秀学术成果严重外流的现状。

六十家医学期刊联名请愿倡议，应该也算声势浩大了。巴西教育部如何回应，自然非常引人关注。然而奇怪的是，查阅文献却发现巴西学界对此事的讨论至此却戛然而止了——非常大的可能是，巴西教育部将此事“捂”下去了。

既然六十家医学期刊联名请愿也无济于事，巴西教育部看来是铁了心要强制推行“科技文献评级系统”了。这个系统确实有“逼良为娼”的客观效果，而且立竿见影。影响因子的重轭就此套在了所有巴西期刊的脖子上。我们故事中的四家巴西医学期刊，眼见集体抗议请愿全归无效，不得不铤而走险，试图通过建立“互引联盟”相互推高影响因子，也是迫不得已的自救之举，却不料东窗事发被SCI清除，落得身败名裂。

巴西期刊界呼吁改变教育部发布的期刊分级标准（来源：researchgate.net）

令人浩叹不已的是，巴西教育主管部门对西方话语的盲目屈从，不仅在期刊评价标准上全力迎合西方，甚至不惜逼良为娼；而当出现负面事件时，又不反省自身制定政策的错误导向，反而强力配合一家美国私人商业公司的行动，对四家本国期刊痛下杀手，急于“杀鸡儆猴”，向西方世界表明自己“跟得上趟”。对于本国期刊多年来好不容易取得的一点成就毫无爱护之心。

还有一些巴西期刊，比如《公共健康报告杂志》和《自然保护杂志》，则忙不迭在 Nature（《自然》）上发表附和汤森路透“镇压”行动的文章，急切表白自己与被清除期刊的切割意愿。前者强调不应以偏概全抹黑所有巴西期刊，因为六十六份被清除的期刊中，巴西只有这四份。后者则宣称自己采取了“更有想象力、更道德、更有效的手段”来提高影响因子——例如向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约稿、邀请世界知名期刊的编辑为论文审稿之类。

巴西教育部弊政的后果：优秀论文全面流失

巴西圣保罗大学曾在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举行首次中国—巴西科技期刊出版交流活动，巴西代表向中国同仁介绍他们的期刊建设成效：巴西的SCI期刊从二○○三年的十七份增加到二○一三年的一百零七份，其间推行“科技文献评级系统”考核制度后，SCI期刊从二○○八年的二十八份猛增到二○○九年的六十五份、二○一○年的八十九份。

这些数据似乎表明，巴西教育部推行的“科技文献评级系统”对本国学术期刊建设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试图用上面这些数据来为“科技文献评级系统”歌功颂德，其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因为全球SCI期刊数量整体上是逐年增长的，每年会清除一些不合格的期刊，同时增补更多的新期刊进入。汤森路透宣称，他们每年会收到约三千五百份期刊的申请，而入选率为 10%~12%。在二○○六至二○一六年间，SCI期刊每年增加约两百份，但是二○○九年和二○一○年的增量却剧增为七百六十七份和六百八十八份，巴西的SCI期刊恰在这两年大幅增加，显然是全球SCI期刊数量大幅增加水涨船高的结果。从二○一一年起，全球SCI期刊每年增量重新回落至两百份左右，而巴西SCI期刊 “大跃进 ”的情形也不再出现。

我们进一步考察二○○六至二○一七年间巴西期刊影响因子的最高纪录数据，二○○九年《巴西生药学杂志》到过 3.4，二○一七年《材料研究技术杂志》到过 3.3，其余年份始终徘徊在1.8至2.6之间。由于全球期刊的影响因子数值整体也是持续增长的，所以二○○九年影响因子3.4的期刊还能在全球排名中得到第九百六十一位，到二○一七年只能排一千七百三十一位了。这样看来，巴西本土顶尖的期刊，在全球排名的地位其实处于下滑趋势中。

2016年度影响因子TOP30的中国期刊排名（来源：medsci.c.com）

更令人扼腕的是，自“科技文献评级系统”实施以来，巴西医学期刊主编们担忧的事情已经发生——巴西优秀学术论文几乎完全流失国外！

笔者对二○一七年度巴西学者发表的SCI“热点论文”和“高被引论文”做了数据统计，结果显示：该年度巴西共发表SCI论文五万三千篇，其中“热点论文”六十五篇，分布在全球四十三家刊物上，排名前四的刊物分别是：《柳叶刀》八篇，《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六篇，《自然》杂志五篇，《物理学评论通信》四篇；“高被引论文”三百五十五篇，分布在全球两百零八家刊物上，排名前四的刊物依次为：《柳叶刀》十九篇，《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十二篇，《物理学评论通信》十二篇，《自然》杂志十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年巴西的“热点论文”和“高被引论文”没有一篇发表在巴西本土期刊上！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来源：countryofpapers.com）

作为对比，中国期刊几乎也是同样情形。二○一七年《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的数据显示，二○○七至二○一六年间，中国作者发表“高被引论文”一万八千九百七十四篇，其中在中国本土期刊上发表的“高被引论文”只有四百四十七篇，仅占同期中国作者“高被引论文”的2.3%。

现在的实际情形是，发展中国家正在用本国的优秀学术论文，去提升西方科技期刊的影响因子，本国科技期刊由此堕入恶性循环中。更荒谬的是，一些第三世界学者和官员却完全看不到这一点，他们已经习惯于将西方高影响因子刊物上论文的发表数量作为本国学术研究水平提升的重要标志。

即使面对本国优秀论文大量流失的事实，有些人仍然无动于衷，他们认为这不能算“流失”，理由居然是“论文发表在国外刊物上，国内学者也一样能看到”。如果这样荒谬的理由也能成立，那流落海外的珍贵历史文物只要提供展出，本国人民去国外“也一样能看到”，就不叫“流失”了？

这类学者和官员完全没有从建设本国科学期刊的角度，认真思考这个事实导致的严重后果。优秀学术论文发表在国外顶级期刊上，客观上只会进一步提升那些本就高高在上的国外期刊的影响因子，只会让西方“顶级神刊”的影响因子更高，本土期刊的影响因子更低，长此以往，本国科技期刊在国际竞争中将永无出头之日。

席尔瓦之“杀身成仁”

在巴西期刊“互引联盟”事件中，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特殊人物。四家期刊涉事的七篇综述文章中，五篇都有《临床医学杂志》主编席尔瓦（M. R. Silva）署名。此人出身医学世家，其父老席尔瓦一九四八年发明著名降压药缓激肽，为巴西一代医学权威，青年席尔瓦克绍箕裘，投身生理医学界。二○○四年他从圣保罗大学退休，受邀出任《临床医学杂志》主编。

奇怪的是，这样一位功成名就的医学教授，何以不知爱惜羽毛，深度卷入“互引联盟”事件？他这样做动机何在？

席尔瓦莅任主编，即以提升期刊影响因子为首要任务。其常规之道，不外继续增大期刊英文论文比例，力求与英美学界接轨。他又将期刊由原来的《圣保罗医学院临床医学杂志》改为现在的刊名，意在淡化第三世界国家地域特征，以求获得更广泛的投稿。席尔瓦还曾表示，中国同行在这方面意识比较超前，喜欢把自己的期刊冠以“国际”字样。

为了追求高被引文章，席尔瓦还弄了一个主打神经行为研究论题的增刊，邀约知名学者来写综述（其中一位学者此前曾发表过获得五千余次引用的综述），席尔瓦相信，这几篇综述的引用将会使刊物次年的影响因子超过2.0。他还向记者坦承，这一做法是受另一家巴西医学期刊《记忆》的启发，该刊曾因发表一篇关于美洲锥虫病的增刊文章获得超高引用而使影响因子超过了2.0。

席尔瓦对影响因子规则的“可操弄性”相当了解。早年他曾担任一家期刊《休克》的编委，主编为让期刊尽快被SCI收录，对编委会成员下达任务，要求每位学者交稿一篇并保证未来两年内获得三至四次有效引用，结果《休克》创刊第一年影响因子就达到0.7。

席尔瓦后来回忆说：“通过这个经历我学到哪些因素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一些合乎道德，另一些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休克》主编当然是在道德框架下做这件事情的。”此事或许让影响因子的神圣性在席尔瓦心目中开始消解——相对“合乎道德”而言，“不是那么回事”指的当然就是“不合乎道德”的操弄手法。

席尔瓦回忆，他进入学界的第一天，父亲老席尔瓦给他的第一个忠告是：如果有能力把论文发表在国外杂志上，就不要用葡萄牙语在巴西期刊上发表文章，因为国外没有人会阅读葡萄牙语的学术期刊，“即使你免费赠送，人家都不会让它在图书馆上架，这样的发表就和没发表一样！”这样的忠告，既表现出对本土科学期刊赤裸裸的歧视，也道出了第三世界国家绝大多数学者的辛酸。

不过，席尔瓦后来的认识，却比乃父境界更高，他认为巴西需要建设自己高水平的科技期刊。他的想法是，随着巴西科学的发展，未来也会出现高水准论文，如果没有相对应的高水平本土期刊，它们就只能投向国外刊物，而国外编辑为了保护自己学者的利益，不一定会公正对待巴西的学者。他认为，拥有一批高档次期刊，对巴西科学的独立不可或缺。他已经对振兴巴西学术期刊有了强烈的使命感。

在巴西教育部强制推行“科技文献评级系统”后，席尔瓦连续发表文章表示反对，并给巴西教委主任写了公开信，明确指出“新的学术评价指标完全脱离巴西本土科学”，强烈敦促巴西教育部收回成命。

在二○一二年一月的一次媒体访谈中，席尔瓦曾表示：“面对新评价体系对巴西科学期刊的伤害，我的斗争方式是提升期刊影响因子。”可是谁也不会想到，他最终竟试图通过参与“互引联盟”来达成目的。如果说席尔瓦前面激烈反对教育部的“科技文献评级系统”是使命感驱使下的正常反应，那么后来他深度介入“互引联盟”，就有点急火攻心了。

席尔瓦振兴巴西科技期刊的满腔抱负，随着“互引联盟”被惩处而付诸东流，他本人黯然引退。而巴西教育部对此事冷酷的处理方式，也为这位学界知名人物提升本国期刊影响因子的努力蒙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

“互引联盟”发微

自从影响因子成为期刊权威评价手段，期刊通过各种手段增加被引次数，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二○○八年ISI首次将“自引”列为违规；二○一三年又将“互引联盟”列为惩处对象。

简单来说，“自引”就是期刊通过大量引用本刊论文来推高自身影响因子。极端的例子，如二○○七年瑞士杂志《发音障碍疗法学报》主编，利用一篇综述文章自引了该刊二○○五至二○○六年的几乎所有论文，使该刊影响因子从二○○六年的0.66直升至次年的1.44。更普遍的做法是主编间接向论文作者施压，迫使他们自引来增加期刊引用次数。

二○一二年，《科学》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对八百三十二份期刊的作者就“学术发表中的强制引用”问题做调查，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综合商科类，反馈问卷六千六百七十二份，结果表明，期刊编辑在稿件修改意见中，迫使作者在不必要情形下添加注释自引期刊文章，“比想象中普遍得多 ”。

至于“互引联盟”，已是一些期刊提升影响因子的常用招数，早在一九九九年，《科学》发表文章就用“引用卡特尔”来形容这种做法。严格说来，巴西四家医学期刊二○一一和二○一二年着手建立“互引联盟”其实还不算违规，因为“互引联盟”要到二○一三年才被ISI列为违规。

二○一三年被惩处的另外三家英美期刊：《医学科学评议杂志》《细胞移植杂志》《科学世界杂志》，做法更为夸张。二○一○年《医学科学评议杂志》发表一篇综述文章，引用文献四百九十条，其中四百四十五条来自《细胞移植杂志》杂志，另四十四条自引。

该文的四位署名作者，一位是《细胞移植杂志》创刊编辑，两位是副主编，还有一位是一家医药通讯公司的CEO。同年稍晚，该四位作者中的两位又在《科学世界杂志》发表综述文章，引用参考文献一百二十四篇，九十六篇来自《细胞移植杂志》，二十六篇来自《医学科学评议杂志》。二○一○年度这三家杂志中受益最大的《细胞移植杂志》，两篇综述文章为它贡献了五百四十一次有效引用，使期刊影响因子将从应有的4.0升到了6.2。

论文互引现象（来源：baidu.com）

从上述“互引联盟”的案情，可以看出明显的套路：

首先，用于互引的都是综述文章。因为综述文章可以借助文本特性将被引期刊上所有相关文献都引用一遍，所以“互引联盟”的论文都采用了这种做法。其次，互引联盟一般由期刊主编牵头发起，他们通常会参与多篇论文的署名，前文提到的席尔瓦署名了五篇，第二个联盟中《细胞移植杂志》创刊主编署名了四篇。

在影响因子主导期刊评判的情况下，主编最容易被认可的政绩，莫过于将刊物的影响因子提升上去，而搞“互引联盟”效果立竿见影，这是一些主编抱团铤而走险的主要动因。参与联盟的期刊互为施引方和受引方，也有利于保证联盟的保密性和隐蔽性。

我们以前曾深入讨论过影响因子如何导致期刊异化，归纳出两种典型方式：两栖捷径，综述为王（参见江晓原、穆蕴秋在《读书》二○一六年九期、二○一七年八期的文章）。而事实上，一旦期刊影响因子从评价手段变为追求目标，“自引”和“互引联盟”不过是种种异化中更加极端的表现方式而已。

本文原载《读书》2020年2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作者：江晓原、穆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