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乱长的西南，随遇而安的建筑

建筑师刘家琨的工作室，藏在成都玉林的一处居民楼里。在阴郁的雨天拜访，抬头就是老旧的窗户和斑驳的墙体，是老城区典型的样子。一条水渠就横在小区里，里面藻花缠绵，昏昏绿绿。水渠对岸长出了一棵树，根茎裸露蔓延，随意生长。只有转角的墙上有个牌子，指向工作室所在方向。好在门房的大爷热情，当你还不确定铁链缠着的大门能不能进的时候，他会放下水杯，冲你招手：“你往里进！你往里进嘛！”

“护住一棵树，就护住了它根系所及的泥土和地形”

最早从设计院出来的时候，刘家琨的工作室在一座茶馆的楼上。楼下是条仿古街，雕梁画栋，张牙舞爪，却只是城市画皮。而且周边停车不方便，每次有人拜访，茶馆的服务员总是会很热情地迎上去，一听不是来喝茶的，脸就会冷下来，这让访客有点尴尬。

20多年前，刘家琨搬到玉林，这个小区的业主正好也是他的朋友，物美价廉，他就这么安顿下来。其间，他也想过换个地方，但20年间，玉林附近的街区经历了从没落到重新活络的转变，以至于现在的玉林“太方便了，不想搬走”。

这确实是一个看上去有些年头的地方了，门上贴着简单的标牌“家琨建筑”，下面是已经掉色的花笔字“龙凤呈祥”“吉祥如意”。工作室里的墙上还贴着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赛程，以及签了很多名字的海报，它们来自刘家琨为人称道、受人尊敬的那些建筑项目里发生的对话和思想碰撞。

而工作室日复一日的工作无须像海报一样言明，比如现在正是白天的工作时间，做饭的阿姨正在备菜——削好的土豆、洗净的白菜和豆角。小阳台上，排解工作压力的烟味还未散去。雨如珠帘，挂在窗户上。目之所及，路上绿色的树托着居民楼橙色的阳台，城区的高楼都隐在这幅图景后面。

西村大院的夜晚。（图/被访者提供）

家琨建筑的办公室里有三只真正的“耍娃”，分别是“刘花花”“刘对对”和最晚收留的“刘小三”——三只猫咪。它们无法无天，想睡就睡，随时把持着打印机和建筑师的桌子。在一场5月举行的“家琨厨艺大赛”里，它们像是此间的美食评委，出现在海报上。这场内部的厨艺大赛的口号是“成都做建筑，先要有个香香嘴哦”。某种程度上，这很符合家琨建筑的哲学。毕竟，如果连这个地方的生活都不懂，又怎么为这个地方做建筑呢？

西南地区的文艺活动，来来去去的人的重合度很高。建筑师、艺术家、作家、设计师之间没有真正的“壁”，所以在成都吃饭，一不小心，三人饭局就变成十人饭局。“成都的筷子已经添上了，北京饭局的人可能还堵在路上。”最让刘家琨头疼的是在上海，约人吃饭，对方就会不停地问他：有什么事情吗？究竟有什么事情，竟然要吃顿饭？这让习惯“西南style”的刘家琨只能表示，吃饭就只是吃饭。

几个月前，玉林颂的一次展览结束后，又是一大帮人在玉林路路边吃大排档的时候，刘家琨说：“玉林颂可能要很久之后才能验证出是否可行。”当即就有人反驳他：“玉林颂已经成功了。”这里说的“玉林颂”，指的是刘家琨在一年前开设的空间，位于工作室隔壁的单元楼。倒霉的是最近电梯坏了，去玉林颂要一层一层地爬到六楼，也不失为一场建筑体验的醍醐之旅。

玉林颂的空间相对开阔一些，虽然还是居民楼的内部，但这里售卖酒咖和一些简单的文创产品。窗边放满了水生的绿植，俯下身看，是玉林路边树的树顶、公交车和推着轮椅过马路的老年夫妻。玉林颂本来是为了工作室空间拓展的需要而建，后来成了给从事建筑设计的人提供的一个交流空间。几次开幕，玉林颂都热热闹闹，来往者交流愉快。

最近的展览来自建筑师董功，用相关文件、近千页的建筑师驻场日志来讲述在建筑项目里是怎样保护一棵树的。“护住一棵树，就护住了它根系所及的泥土和地形，它向上延展的天空，穿过树冠的光和风，停留在树梢上的鸟和树下驻留的人。”这是建筑师的坚持。

建筑师刘家琨。（图/被访者提供）

刘家琨不知晓其他建筑师的工作方式，但想来应该差不多：勘查、了解、沟通、画图、出方案、再沟通，一次一次深化，然后得出结果。最近几年，建筑行业其实没那么好做，像刘家琨这种有名的建筑师也不会例外。许多中小型的建筑工作室能接到的最大的项目，就是一些商品店铺的装修。“行业下跌的时候，你可能没那么忙，还有些时间。恰恰好是在这样的时候，更应该做一些精神性的，甚至是天真一点的、理想主义的事情。”刘家琨说，这应该就是玉林颂的终极目的。

在西南，建筑师们需要一个阵地，躲一躲，休养生息之后，也许就有更大的天地。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传统：抗战期间，中国营造学社转战西南，刘敦桢与来到昆明的梁思成等人会合，由五人组成的中国营造学社西南分队成立，在1938—1941年间先后于云南、四川地区开展古建筑田野考察。

与河北和山西所在的华北地区不同，西南的汉代古迹丰富，仅是嘉陵江的崖壁上，汉代的墓阙就层出不穷，巴县南谌寺、资州北崖还有唐代摩崖，新津观音寺、广元武则天寺有明代壁画。西南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实例由唐宋再次向前推进。

刘敦桢他们从昆明出发，经过贵州、重庆辗转到成都，顺着古蜀道金牛道和水道行进，却在不断发现后深入了川东、宜宾等地。而那些在与中原干燥气候迥异的环境中诞生的民居，与围绕木构建筑研究写就的《营造法式》完全不同。

“不必要一切都士绅化”

在刘家琨的眼中，西南是一片不怕旁逸斜出，更无所谓杂草丛生的区域，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天然的因地制宜。所以他关注地方的气候与风土，“因为建筑是不管你怎么做，它都是要落到一个很具体的地方的，而且供当地人使用，并且在情感上要让当地人满意。当然，也有人做‘飞来物’，跟当地完全没有关系。‘飞来物’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一个地方的建筑不可能绝大部分是‘飞来物’，它肯定还要深深地植根于当地的个性之中”。

刘家琨最近落成的建筑项目位于川赣交界的二郎镇，在赤水河的崖壁上修建酒博物馆“洞仙别院”，也正是如此特殊的地形地貌才吸引到他。

建筑的理念大道至简，因此刘家琨并不做布道者。他有时候把工作室称呼为“公司”，谈谈管理，有时候又说小体量的建筑工作室如何在甲方的要求里腾挪。他说建筑师要像知识分子一样活着，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痛苦”，也要像商人一样懂谈判、懂生意，还要像社会学家那样剖析真正的问题，但最后一个“建筑师应该像什么”，却想不起来了。这是来自他学习建筑时的说法，已经说了几代人。

还有一个例子来自“再生砖计划”。如果说，存在一个物理意义上的“新西南”，刘家琨的“再生砖计划”就像一种人文视角的诠释——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一个月，用废墟材料作为骨料，掺和切断的秸秆作纤维，加入水泥等，由灾区当地原有的制砖厂做成轻质砌块，用作灾区重建材料。

实际上，这不是以废墟重建为概念的艺术生产，而是民间个人生产自救的实用指南。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展开以后，面临土地重新整理规划以及大规模快速生产建筑材料的问题，个人的手工小规模生产不能满足现实状况。地震灾区开始办厂，再生砖进入机械生产。那些如山的废墟的处理，首先是真实而具体的问题，其次才是情感浓度极高的记忆载体。再生砖作为一种便宜的基本建材，进入正规的永久性修建材料市场，使用于村落重建工程中。

再生砖的款式和功能多样，可以满足不同的建筑需求。（图/被访者提供）

建筑总是被视为现代化问题的集合体。就像如今，绿色建筑和城市更新是热门话题，但建筑永远需要先解决建筑的问题。刘家琨在接手如今火爆的东郊记忆改造时，还是“大拆大建”流行的时期，他的任务只是把一个废弃的、有些苍凉的老厂房改造成彼时名为“东区音乐公园”的地方。他没有预料到东郊记忆后来的人气，他认为功劳应该归于运营团队，但在最初的建筑策略上，刘家琨保留了工业的痕迹及其在后续功能上的通用性。

建筑师的语法没变过，但是建筑的功能可能完全不同。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是刘家琨在2001年设计建成的私人博物馆，是一个园林式的纯粹审美性空间。雨天，青苔会爬上一切时间该覆盖的地方，高古的汉代墓刻遍布角落，肥硕的锦鲤游过，惊人的美中有一丝巴蜀的凄凉和诡谲奇异。“西南有巫性。”刘家琨如此表示。

而站在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一步一景的倾斜步道上，庭院深深的景观却能找到与西村的某种相似性——西村是在2015年环绕街区沿边修建的，围合出一个公园般的超大院落。长长的步道望过去，都是黄蓝相间的外卖骑手以及来上暑期培训班的孩子和家长，而不是石刻、竹林和拍照打卡或避蚊虫的人。

“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是一首诗，西村是社会学。”刘家琨这么说。西村打破了城市中心集合体的模式，赞誉空前，采用外环内空的布局，保存的是曾经的集体记忆，赞扬的是竹林下活跃的市民生活。跑步就可以上二楼，公共空间得以自由地流通。当然也有一部分反对的声音，说西村的商业起伏不定，麻辣烫、教育培训、美蛙鱼头火锅店和理发店已经轮番换了几茬，但没有吸引更“登堂入室”的商铺。

“要以麻辣烫作为反面的例子，在成都可是不成立的”，刘家琨说，“不必要一切都士绅化。”西村附近庞大的居民区，注定了这里不会离开生活太远。一份回锅肉，变成“伊比利亚灯盏窝回锅肉”并不是真的变好吃了，也许只是变贵了。奢侈品的广告在太古里流光溢彩，城市拥有了无限可能，小红书上有玩笑说“成都的地铁都修到南半球了，地铁口出来就是悉尼歌剧院”。建筑、居所和空间，在西南如此复杂、勾连，“胡焕庸线”上的西部人口流向的变化，也许唯“包容”二字可以解释。

刘家琨在成都的一所100多年前建造的教会医院中长大，如今医院建筑大多已经拆除，只留下了很小的一部分。他想，如果这个建筑可以保留下来，可能是不输东郊记忆的场所。城市已经变得足够大，这是好是坏？刘家琨不去下这种判断。“我不会去判断‘喜不喜欢’这种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你要是不喜欢，你不是自找没趣吗？”他说，“面对无法控制的事情，能不能努力去使它变好？我觉得这样的态度会积极一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李靖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