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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乐天行动派(ID:letianxingdongpai),作者:李子
新冠病毒的肆虐,大概是2020年冬春之交的最惨痛记忆,或许也是近10年对我们的健康的最大挑战。让我们焦虑的,或许不是病毒有多致命,而是这种神秘的、行迹诡异的病毒,让毫无经验的人们防不胜防。它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人类曾经用了两个多世纪,似乎是“战胜”了大量致命的传染病,将人类的平均寿命大大提高;但是否又会有新的疾病出现,对人类社会发起挑战?
我们正在面临一场自然和人类自身关系的危机,而传染病,亦是其中的一个侧影。
纽约城的怪病
1999年,这个夏天对纽约人来说来得格外燥热,许久落不下一滴雨。中央公园的树荫下横七竖八地躺着乘凉的纽约市民,小孩子顶着如火的骄阳,在喷泉附近跑来跑去。
有人发现,有几只乌鸦飞着飞着,忽地从天上掉了下来,全身颤抖。“这怕是热的吧?没喝到水?真可怜。”实际上,中央公园时有死去的鸟,这并没引起太多人注意。
但随后的事情就没那么令人乐观了。皇后区的一些人,似乎是染上了怪病。他们开始发起高烧,头疼欲裂,呕吐不止,有点像是普通流感。但当病症发展到一定程度,病人会出现类似于脑膜炎的症状,脖颈动弹不得,甚至抽搐、死亡。而城外,大片大片的鸟惨死在了沙滩边、树丛里,布朗克斯动物园的火烈鸟和雪鸮也纷纷病倒、死去。纽约城陷入了恐慌,连美国网球公开赛都受了影响。
疾控部门的人急忙开始调查这种怪病。起初,他们怀疑是圣路易斯脑炎,另外一种传染病。但经过病毒的提取和比对之后发现,造成这种怪病的病毒,是西尼罗河病毒(West Nile Virus)。
1999年到2006年,西尼罗河病毒在全美的扩散变化。图源: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顾名思义,这种病毒大多流行于非洲、热带地区,也在欧亚大陆的温带地区有过局部的流行。但这却是它第一次侵袭美洲大陆,并且在纽约造成了数十人感染发病,4人死亡。从此以后,美国几乎每年都会有西尼罗河病的流行报告。2002年,美国44个州总共报告了3千3百例西尼罗河热病例,一些地方达到了局部流行(endemic)的程度。
为什么西尼罗河病毒会出现在美国?这件事,甚至惊动了 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早有传言说苏联曾经考虑过使用西尼罗河病毒作为生化武器,会不会是病毒泄露造成的?
西尼罗河病毒的生命周期 。图源: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答案其实没那么神秘。
大量的鸟成片死亡,引起了动物病理学家的注意。这种怪病,或许和鸟类死亡之间有关系。西尼罗河病毒是一种依靠蚊虫传播的病毒,而鸟是它的中间宿主,病毒很有可能是通过动物园从非洲运来的鸟类输入的。而那一年的纽约异常干燥炎热,加上缺乏雨水的冲刷,城市池塘和水坑乃至排水系统里的死水,让蚊虫大量繁殖。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研究者通过建模发现,气候的变化,特别是干旱炎热的气候,能预测一地随后一段时间西尼罗河病毒的肆虐情况。而随着气候变暖、干旱的加剧,病毒对于人类的威胁会提高——而我们现在还没有有效的针对西尼罗河病毒的疫苗。这种病毒,势必还会和人类共存下去。
气候变化与肆虐的蚊虫
其实,气候是疾病传播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而气候的变化,哪怕是全球气温微小的上涨,也会引起连锁反应——不管是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繁发生,还是大气环流带来的厄尔尼诺现象,都会导致一地的气候反常。而这种对于环境的扰动,亦会带来疫病的突然流行。而对于蚊虫和寄生虫类的疾病,合适的天气条件加上一时一地的水文、地理等状况导致的蚊虫滋生,若不及时防范,极易带来爆发。
根据《2018年世卫组织健康和气候变化调查报告》,最常见的气候敏感健康风险包括热应激、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伤害或死亡、食物、水和媒介传播疾病(如霍乱、登革热或疟疾)。图源:世界卫生组织
比如,印度旁遮普省很早之前就发现,季风的强弱与疟疾形成了此涨彼落的关系。而且,这种模式,与人类与自然的互动紧密相关。在丰沛的雨季过去之后,农业生产得到了大大提升。河流、湖泊旁的湿地纷纷被开垦成了水田,而致疟蚊的繁殖却并不是特别繁盛。一旦当季风衰退,干旱来袭,蚊虫便会在池塘和水田里疯狂繁殖;而刚刚经历了疟疾并未肆虐的湿润年景,人们还未建立起对疟疾的免疫防御,疟疾的威力更是会加倍。
相比起来,持续湿润或者干旱的地带,要么蚊虫并不多,要么人们会对疟疾有较强的防御力,疾病造成的危害都没有那么强。由此看来,疟疾的肆虐,并不是单纯气候的干湿造成的,而是无常的、极端的气候变化。最近的研究也发现,在一些地区,厄尔尼诺现象过后的年份,疟疾肆虐的风险会增长5倍之多。
包括寨卡(Zika)、登革热和黄热病在内的疾病传播,都呈现出与气候紧密相关的趋势。气候和水文条件,加剧了蚊虫的传播,而温暖的气候还会加速寨卡病毒在蚊虫体内中的复制,提高病毒的活性。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者在厄瓜多尔发现,强大的厄尔尼诺使环太平洋的海水温度升高,带来的湿润气流和雨水,会让第二年的蚊媒疾病加倍爆发。2016年,厄瓜多尔经历了一场7.7级的地震,而那一年又恰逢近几年最强的厄尔尼诺年份。由蚊虫传播的寨卡,在厄瓜多尔拥挤而混乱的城市人口中爆发,病例是前一年的12倍之多。
而当气候变化带来的疾病威胁,与其它“显性”的自然现象(例如自然灾害、洪涝或干旱带来的饥荒)等等叠加,产生的社会后果只会更加棘手。卡特里娜飓风便是一例——飓风之后的第二年,西尼罗河热的病例数在新奥尔良附近地区翻倍。被飓风毁坏的公共设施,外加流离失所的灾民在救助点的聚集,为政府的治理带来的极大的挑战。而谁又愿意在失去家园之后又遭受疾病的双重打击呢?
神秘的“疾病X”
WHO2018年公布的可能引发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八种疾病。图源:世界卫生组织
不仅仅是蚊媒传染病,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健康挑战是多方面的。从我们早已熟知的 HIV、SARS、中东急性呼吸症(MERS),到死亡率50%以上的埃博拉(Ebola),再到我们面前的这种行踪鬼魅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是动物作为宿主,而传播到人类身上的病毒。
吃野味固然不可取,但即使不吃野味,气候变化带来的人类和动物的意外接触,也是难以避免的。反常的干旱和湿润,会驱使动物们离开原本的栖息地,其中有一部分会来到人类的居住地,与人类“亲密接触”。而与动物身上的病原体接触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们对此还没有清晰的认知。因此,气候的波动与变化带来的动物的行踪,以及它们身上病原体的来龙去脉,也必须要被密切关注。
除此之外,气候变化对环境带来的其它扰动,也有可能会带来始料未及的结果。比如,全球变暖导致的冰川融化,可能会释放在冻土里封存已久的病原体。2015年,一组美国和中国的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在青藏高原的冰川中钻取了冰核的样本,通过测序和分析,他们在这个样本里一共发现了33组病毒,其中28组是新的病毒,且与几个大的微生物群有紧密联系。
这些融化冰川或者冻土里释放出来的病毒,会不会影响我们人类呢?一切还很难讲。毕竟,世界上大部分的微生物都不具有致病性。但一旦病毒变异、产生致病性,找到了宿主,或者通过蒸发、降水等过程落到我们所居住的地方,那后果就难以预测了。比如,北极圈附近冰湖内的流感病毒,会在融冰时节,搭上来往候鸟的“便车”,在候鸟迁徙的时候传播到温带地区,造成疾病的流行。
气候变化会不会给人类带来“疾病X”?我们不敢肯定,但必须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
面对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中国公众怎么看待气候变化。图源:中外对话
大量的数据能够给我们一些预测力——比如,一些组织已经开始促进各方合作,用天气和气候数据建模,预测一个地方疟疾的流行概率,让人们做好灭蚊的准备。在印度奥里萨邦(Odisha),当地政府与一个非政府组织 Malaria No More 合作,用天气数据(例如温度、风速和降水等)来计划疟疾的干预措施,在季风来临之前就开始实施阻断蚊虫繁殖的计划。过去两年间,该地的疟疾病例减少了84%。
针对人畜共患病,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对“疾病X”(Disease X)进行密切研究的倡议——这种疾病,并不是哪一种具体的疾病,而是“来源于动物、很可能会在人类中传播”的“未知疾病”。如果要保卫人类的健康不受“疾病X”的威胁,那么我们不仅要更了解动物,也需要更加了解我们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前文里提到的1999年的纽约,正是因为有动物学家对鸟类死亡的观察与研究,西尼罗河热爆发的谜题才得到解答。而参与那场病毒爆发研究的科学家,又陆续从动物身上发现了一些其它的致病线索——比如,在一个流浪猫救助站,他们在上百只流浪猫的体内发现了某种禽流感病毒,一名兽医也因此而病倒。及时的干预与隔离,避免了禽流感的一场大规模的流行。
我们每个人或许也应该认识,气候变化并不仅仅是气温的简单上升、让我们感觉“热了一点点”而已。全球气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平均气温的变暖,会对任何一个具体的地区带来怎样的扰动?这些扰动,会促成怎样的环境变化?生态环境的变化,与人类社会又会产生怎样的交集?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还没有答案。而我们要做的,是保持对自然足够敬畏,是通过努力去认识环境的重要性。人类也势必要更加团结,才能抵抗病毒无差别的攻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乐天行动派(ID:letianxingdongpai),作者: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