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21世纪了，为何人类依然如此脆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卫夕指北（ID：weixizhibei），作者：卫夕

首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给你一个穿越的机会，你会穿越到哪个朝代？中国的唐代？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美国的淘金时代？

知名医生宁方刚在一席的回答是——“我不会选择穿越到任何一个朝代，因为我害怕失去现代医学的保护！”

的确是这样，如果你还对现代医学的力量一无所知，那么我们来看几个简单的数据和事实——

一、1347年至1353年，黑死病夺去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占当时欧洲人口的1/3，天花在18世纪杀死了1.5亿人，80%的美洲原住民死于天花；

画作《The Triumph of Death》展示了黑死病的可怕

仅仅在100年前的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5000万-1亿人的生命在病毒肆掠中戛然而止。

然而在青霉素和疫苗量产之后，这种死亡规模超世界大战的传染病就也没有发生过。

二、在中国古代，209位生卒年可考的中国皇帝人均寿命只有39.2岁，清朝顺治帝和同治帝都死于流行病天花。

古代民间将治愈天花的希望寄托于——“痘神”

乾隆有27个孩子，其中有10个没有活过5岁，拥有整个国家最好医疗资源的皇室对抗疾病能力就是这样的水平。

从这个意义上说，能看到这篇文章的人都应该感到庆幸，仅仅在两个世纪之前，我们能活到现在的岁数从概率的角度其实并不大。

三、据学者林万孝考究，中国商朝人均寿命不超过18岁 、唐代27岁 、清代33岁 , 到民国时期也仅仅为35岁，他们人均寿命如此低是因为他们夭折和非正常死亡太多了，一个简单的伤口感染就有可能要人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现代医学的古人活的非常随机。

而今天，根据卫生部数据，2018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7.0岁。即便算上非洲地区，人类总体的平均寿命也攀升到了69岁。

四、 如果把生孩子看成一种病，那么直到18世纪这种病的死亡率依然高达10%，联想一下这次疫情的死亡率，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数字。

18世纪专属于孕妇的“手术床”——birthing chair

而更加恐怖的是，这种病几乎是每个女人必得的一种病，有人会说，那既然死亡率如此高，在那个时代我可以选择不生育。

对不起——不行，在避孕套发明之前人类并没有真正安全有效的的避孕手段，除非你选择终生单身，否则是否怀孕并不由你说了算，正在读这篇文章的女生是否感到不寒而栗？

如今，我们可以安心地在现代医院幸福地等待和迎接新生命的诞生，现代医学已经让我们的产妇死亡率已经降到了万分之二以下，而我们家庭里生育时最担心的是年长的奶奶、姥姥们，她们真正见证过那个时代生育的危险。

六、有了现代医学，我们彻底消灭了天花；我们大范围地消灭了霍乱、伤寒、肺结核、黑死病、疟疾、小儿麻痹症......

而这些过去都是人类这个族群最大的杀手——华盛顿死于风寒；但丁死于疟疾；郑成功死于登革热；黑格尔、柴可夫斯基死于霍乱；肖邦、契诃夫、卡夫卡、郁达夫死于肺结核......死于这些疾病的名人还有一串长长的名单......

中世纪用于治疗传染病的“放血疗法”

在人类文明史中，这些病加起来杀死了超过十亿人，不要认为那只是一个数字，他们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

用北野武的话说，那不是十亿人死去，那是“一个人死去”这件事发生了十亿次，如果说那些人没有因为这些疾病而死去，那么人类文明中又会多产生多少《神曲》、《变形记》、《精神现象学》这样伟大的作品呢？

如今，这些惨痛的悲剧都被伟大的现代医学几乎都阻止了。

七、你可能很难想象，没有现代医学，我们今天听到的很多耳熟能详的病都是绝症——

在没有发现胰岛素之前，糖尿病是绝症；在没有青霉素之前，严重的感染也是绝症；在没有发现维C之前，坏血病就是绝症。

用水果“治疗”坏血病

八、今天，我们的精湛的外科手术甚至可以给一个被截成整整5段的手指完全还原接上，让人叹为观止。

如果用数字来衡量，现代医学挽救的生命相当于阻止了十几次世界大战。

每当想到这里，笔者就真切地想去弗莱明、琴伦、班廷等先辈的墓前深深地鞠一躬......其他伟大的发明增加了人类的福利，而他们发明的青霉素、牛痘接种法、胰岛素则挽救了人类这个族群的整体生命。

今天，我们拥有着舒适的现代生活方式——我们乘坐飞机、我们使用空调、我们驾驶汽车、我们使用智能手机、我们刷着微信和微博......

这一切都需要归功于现代医学让我们免于那些曾经困扰我们的常见病——是疫苗拯救了我们、是青霉素拯救了我们、是胰岛素拯救了我们、是清洁的饮用水拯救了我们.......

现代医学继续大踏步向前，我们发明了听诊器、避孕套、X光、CT扫描仪、胃镜、心脏起搏器、假肢、伽马刀、手术机器人、AI制药技术......

一枚心脏起搏器

但是，人类依然是如此的脆弱。

世界依然暴露在风险之中——比尔盖茨在2015年的TED演讲中说，如果有什么力量在未来能在短期内夺走上千万人的生命，那一定不是战争或者核武器，而是某种烈性传染病。

的确，我们的现代医学曾成功打败了很多传染病，在此基础上人类前所未有地发展，但正是我们高速发展让我们对抗病毒的系统更加脆弱。

 为什么？

答案是人类建立的发展系统并不具备反脆弱的能力，而这个系统本身只会继续朝更加脆弱的方向演进。卫夕梳理了人类对抗流行病更加脆弱的六大原因——

一、人口的增长与聚集

流行病传播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人群的聚集，1900年世界人口是16.5亿，而今天世界人口高达75.8亿，短短一百年人口翻了四倍还要多，除了人口众多的中国和印度，今天印尼2.7亿人，巴基斯坦2亿人，尼日利亚居然也有1.95亿人。

除了人口总量的大幅增加，人口也变得更加聚集，越来越的人生活在人口密度大的城市，1800年全球城市化率仅为5.3%，而今天有55%的人生活在城市，而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是70%。

1990年全世界超过1000万人的城市只有10个，而今天天这个数字高达28个，这次疫情的中心武汉就有1100万人。

在巴西全国有21%的人口生活在圣保罗，韩国首都人口占比更是高达51%。

在1900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是伦敦，有648万人口，超过了排名第二的纽约200多万；而到了2019年排名第一的东京就有3826万人，每平方公里就有5736人。

全球人口最多的前20个城市

人多和聚集意味着一种流行病暴发所影响的人群会更广，人口密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流行病在局部爆发所覆盖的范围。

二、高度发达的交通网络和频繁流动

交通网络和人口流动对于疾病传播非常关键。

蒙古帝国士兵用投石机将因鼠疫而死的人的尸体投入卡法城后，由于欧洲发达的贸易，瘟疫迅速从这个小城传播到了整个欧洲；霍乱也是因为频繁的贸易从印度恒河流域传播到了欧洲。

如今，这个贸易和交通网络的发达程度和当时相比，其先进程度高了一个数量级。

全球化发展带动的高度发达交通网络促进了人类的流动，汽车行业杂志Wardsauto统计，目前全球处于使用状态的各种汽车总保有量已突破10亿辆，是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仅中国就有超过14.3万公里长的高速公路。

北京一个高速收费站

我们发明了飞机，我们建立了空前的航空体系，全球每年航空运送人次高达44亿次，占世界总人口的3/5。

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的亚特兰大机场，年运输旅客高达1.07亿次，即平均每天客流高达29万，旅客可由此机场飞向45个国家、72个城市及超过243个目的地，每天有超过1700架飞机在这里起降。

而仅仅在100年前，我们甚至还没有发明飞机。

而当今世界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要数中国的春运了，2019年春运，全国交通系统总共发送旅客高达29.9亿次，平均每个中国人出行2.2次。

其中，中国最繁忙的广州南站，只有三层的站楼日均就流通了50多万人次，中国高铁占据了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6.3%，北京到上海的1300公里的距离只需要5小时；而在农耕时代，同样的距离即便用当时最快的800里加急快马（日行400公里）也需要三天。

人类飞速迁徙的速度其实也是病毒扩散的速度，这些大规模的迁徙都大大增加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本次新冠肺炎借助春运迅速传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整个人类被极度发达的交通网络连成了一个整体，周末从香港飞到巴黎喂个鸽子再回来并不是传说。

在这次疫情中，一位英国的男子在新加坡君悦酒店开了一次100人参加的商务会议，其中有一位来自武汉的与会者，而这位英国男子随后飞往法国度假，在法国北部的滑雪胜地他至少感染了11人。

在这个鲜活的案例中，英国、新加坡、中国、法国就这样被全球网络极其密切地联系起来了。

这次疫情中英国男子的足迹

三、人类吃掉了太多的动物

人口的巨量增长带来的另一个效应就是我们为了营养要吃掉更多的动物，比如家禽和猪。

2018年中国大陆猪肉消费量为5540万吨，占全球猪肉总消费量的49.3%，当然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吃猪肉——叙利亚2017年末生猪存栏量9头，而土耳其同年生猪出栏量为零，但这个改变不了人类每年吃掉超过15亿只猪的现实。

从各大洲来看，亚洲养猪业遥遥领先于其他各洲，出栏量超过8.83亿头，分别占同期全球生猪出栏量的59.41％；若以单位人口生猪出栏占有量来看，亚洲并不是最多的，欧洲排名第一，平均每2.3人占有一头生猪，其次是美洲（4.2），亚洲（5.1），非洲平均41.5人占有一头。

世界各国猪肉总产量历史排名（1961-2013）来自：哔哩哔哩up主——我是数据哥

人类大规模吃掉的动物除了猪还有鸡，The Economist报道，全球每年被人类吃掉鸡高达230亿只，而根据英国莱斯特大学教授班奈特的研究，人类养殖鸡的总数量已经超过地球所有的鸟类，吃鸡似乎是全人类的天性。

2017全球鸡肉总产值

更重要的是，这些猪和鸡不是固定不动的，他们会随着贸易移动和传播；中国从巴西，从日本到澳洲，他们传播的除了鲜美的肉质，还有病毒——

是的，猪流感和禽流感是流感中两个最致命的分支并不是偶然——他们是人类吃掉的规模最大的两个物种，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接触他们，从当初的H1N1到后来的H7N5，是人类忍不住的肉食基因让病毒借机得以大规模传播。

人类饲养动物不仅仅用来吃，还用来穿，贪婪的人类每年要杀死超过7200万只水貂，一件完整的貂皮大衣需要30只水貂的皮。

据善待动物组织（PETA）统计，每年有超过10亿只兔子和5千万只其他动物通过皮草养殖场进行繁殖，并用于制造皮草，不只是中国，在欧盟的皮草农场中，每年超过1.2亿只兔子被杀，在美国和加拿大，每年超过7000万只动物被屠宰。

用于制作貂皮大衣的水貂

四、人类在野蛮地扩张

更多的人需要更多的土地，越来越多的雨林被砍伐掉了，雨林砍伐掉的后果就是我们更加近距离地接近了野生动物。

根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的说法，森林覆盖了地球30％以上的陆地，在过去的50年中，约有17％的亚马逊雨林被破坏。

2018年，《卫报》报道说，每秒丢失了一块相当于足球场大小的森林，在过去的25年中，乌干达已经失去了63％的森林覆盖率。

根据《国家地理杂志》的报道，在北美地区，大约在1600年代至1900年代末之间，该大陆东部的一半森林被砍伐作木材和农业。

雨林曾经覆盖了地球陆地面积的14％；现在它们仅覆盖了6％，专家估计剩下的最后雨林可以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被消耗掉。

根据联合国的说法，埃博拉病毒肆虐的塞拉利昂在1990年代之前已经丧失了96％的森林，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森林，从而迫使像蝙蝠这样的动物寻找更接近人类文明的新栖息地。

人类入侵新的环境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加大了我们和位置生物接触的机会，就像美洲的印第安人对天花无抵抗力一样，我们对一种全新的、从未接触过的病毒可能毫无抵抗力。

下面这个一分多钟的视频片段来自电影《传染病》，它生动地描述了人类活动如何让流行病爆发——人类的推土机推倒了蝙蝠的家园，蝙蝠飞到香蕉地里啃香蕉，然后飞到猪圈，猪吃了蝙蝠剩下的香蕉成为中间宿主，划破手指的厨师处理猪肉，然后和顾客热情合影，顾客再将病毒继续扩散——

我们野蛮的扩张也加速了病毒的自然选择——

为什么流行病经常会有的症状是咳嗽、打喷嚏、腹泻？因为它需要通过这种方式传播的更远，这并不是说病毒拥有智能，而是在病毒和人类长期的交往中，那些不导致咳嗽、打喷嚏、腹泻的病毒自然而然就从人类族群中消失了，因为它不能传播，自然选择留下来的都是能迅速传播的。

更让人不安的是，我们不仅野蛮地扩张，生活日益富裕的人类越来越“作”——

我们飞到东非塞伦盖蒂看狮子，忘记了那里的蚊子可能携带致命病菌；

我们到西藏和土拨鼠亲吻，全然不知他们就是鼠疫的宿主；

我们徒步走进亚马逊的丛林去冒险，忽视了那里的多数生物从未接触过人类；

我们飞到马达加斯加抚摸色彩斑斓的蜥蜴，全然不顾它们口中有无数人类未知的微生物。

和土拨鼠亲密接触的无知人类

五、人类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也是我们应对流行病能力变得脆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除了工业化的燃料碳排放之外，人类大规模动物养殖场产生的温室气体是导致全球升温的主要原因之一，没错，奶牛放屁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你可能会问，气候变化是如何加速流行病传播的呢？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首先，随着全球气温的升高，导致疟疾等传染病的蚊子（如埃及伊蚊）能活动和生长的范围和时间变得更长，这加速了疟原虫等致病微生物的繁殖。

埃及伊蚊在一年中在全球各地能生存的月数

而气候变化也会改变其他携带病菌的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逼迫他们离开自己家园进入人类的领地；同时全球升温也更容易引发森林火灾（想想澳洲大火），从而让当地的动物活动方位变得更加复杂，气候变化还会让动物迁徙范围变大（想想非洲蝗灾），传播病毒的范围也因此变大。

其次，全球变暖导致的极端天气也让物种间的聚集变得更加容易。

根据生态健康联盟的科学家Kris Murray的说法，在埃博拉疫情中，长久的干旱让几内亚的猿猴到更加偏远的地方寻找食物，而这增加了它们和果蝠接触的机会，给流行病在物种间跳跃提供了传播途径。

丛林肉出售 源自：eprescott

最后极端天气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非洲国家的粮食安全，粮食短缺和经济短缺将迫使更多的人选择替代食物，更多的野生动物成为非洲居民的餐桌，据统计，埃博拉疫情中近50％的暴发与食用森林猎物的食用直接相关。

气候变化与传染病的相关性，Sonia Altizer2013年发表于《Science》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流行病大部分都源于动物——艾滋病来源于大猩猩，鼠疫来源于锯齿类动物、SARS来源于果子狸，中东呼吸综合征来源于骆驼，新冠病毒来源于蝙蝠。

我们入侵了它们的家园，它们的病毒入则侵了我们的身体。

六、抗生素滥用产生了耐药细菌

1928年青霉素被微生物学家弗莱明发现，这个学名为盘尼西林的神药在1943年二战中量产，被称之为二战中诞生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盘尼西林另一个被中国人熟知的名字是“青霉素”

在此之前，细菌感染一直是人类最可怕的杀手之一，一个简单的伤口感染就有很大概率要一个人的命，而随着青霉素之后众多抗生素陆续量产，人类几乎已经战胜了细菌，刚发明时，青霉素的价格比黄金还贵，被称之为神药当之无愧。

到80年代，全球每年死于感染性疾病的人数下降到约为700万，很多人认为，随着我们抗生素越来越先进，这个数字会继续迅速下降，然而现实是，40年后的今天这一数字猛增至2000万。

原因是什么？答案是抗生素的滥用。

所谓抗生素滥用是指人类过度使用抗生素从而催生了大量的耐药细菌，这些细菌被称之为“超级细菌”，即抗生素对他们无作用。

以青霉素为例，它被发明的时候，一个病人一次使用200个单位就立即见效，然而到了今天，一个简单的呼吸道炎症，一袋250毫升的生理盐水中需加入的青霉素量为1000万个单位。

WHO推荐的抗生素医院使用率为30%，欧美发达国家的使用率仅为22%-25%，2011年10月18日，中国卫生部表示，我国抗生素的使用率达到70%，然而真正需要的不到20%。

各类抗生素发现时间和产生抗生素的时间（来源：视知TV）

我国每年约生产抗生素21万吨，约占全球用量的一半，人均抗生素使用量达138克，是美国的10倍。

中国的抗生素中，其中52%为兽用，养殖场使用抗生素并不是为了给动物治病，而是在饲料中全面加入预防动物生病，还有一种理论认为，抗生素杀死肠道中的细菌，就可以节省出这些细菌所消耗的能量，每年超过5万吨抗生素被排放进入水土环境中。

学者应光国的研究表明，与国外相比，中国河流平均抗生素含量303纳克/升，意大利仅为9纳克/升，德国20纳克/升。

对于抗生素滥用很多人的观点是——别人滥用我管不着，只要我不滥用就行，事实上并非如此，抗生素滥用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一个人滥用抗生素产生的超级细菌如果到另一个身上，另一个人依然无药可治，超级细菌并不长眼睛。

还有一些人认为很多流行病是由病毒引起的，抗生素并不起作用，这又是一个认知误区——抗生素尽管不能直接杀死病毒，但它可以治疗流行病引起的并发感染，很多流行病引起死亡都是并发症导致的；

在一些严格的国家，买抗生素比买枪支还难，在美国买抗生素，总共要经过医生、药店、监管三道把关，医生乱开抗生素会被吊销执照。

发达国家对“抗生素滥用”的警告

如果我们继续滥用抗生素，在未来看得见的时代，面对超级细菌，人类的所有抗生素都会失去效力，我们会无药可医，这个结论让人不寒而栗。

好了，这就是卫夕总结的人类面对流行病如此脆弱的六大因素——超大规模的密集人口、超级频繁的流动、超大规模的动物养殖、人类对环境的野蛮入侵、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以及抗生素的滥用。

而这六大因素目前看基本不可逆，在可以预见的不远未来，人类依然会处在风险之中，似乎是一个死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卫夕指北（ID：weixizhibei），作者：卫夕